【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
［栏目主持人］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江畅教授
［主持人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内含深厚的伦理意蕴和道德追求，其构建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伦理问题。本期刊发两篇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章，旨在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伦理问题提供理论论证和实践力量。向玉乔的文章从国际伦理的角度解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着力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伦理问题，要正确认识其重要的国际伦理价值。任丑、郑畅的文章则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应用伦理学体系以及应秉持的应用义利观，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应用伦理学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发展契机，而以现实伦理问题和人类共同伦理问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能够也应当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伦理问题。
国家为自贸区的建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为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构建提供了便利。国务院于201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国家应通过更为成熟的手段，加强和运用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并努力探索建立健全专门知识产权法院；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视，在知识产权核心法律体系中，法定赔偿额的提高以及相关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出台均反映了中央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重庆自贸区作为我国西部自贸区的试验基地，其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先行试验基地的成功与知识产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为以后的自由贸易区提供着重要借鉴。
价值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中一个受到持续关注的课题，第二组两篇文章即围绕该主题而展开。龚群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支配经济活动的主体从超级主体到普遍主体以及交互主体发展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支配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是超级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成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本身即普遍主体，普遍主体之间通过契约建立交互关系。这种转变与发展提升了经济活动的效率。戴茂堂、朱澳拉以中西价值哲学的兴起为视点，对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与方法论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作者指出，价值哲学当初在西方兴起是基于对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批判，然而中国当代价值哲学在兴起之初就疏于方法论批判，以至于陷入诸多困境，未来价值哲学的深度发展有待于借助审美的主客不分进行方法论重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 中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虽然它目前还是一个道德理想，但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自然界、经济全球化、新媒介、现代交通工具四种客观力量和当代人类日益增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当今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伦理整合作用，为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奠定了现实合理性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需要解决五个重大国际伦理问题：如何化解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张力，如何以正确义利观引导国际交往，如何以国际公平正义原则促进世界团结，如何以共同发展模式创造美好世界，以及如何以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明确全球治理责任和权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当今世界增添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国际伦理价值目标或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既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形成以人类或世界为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也有助于当代人类抵制鼓吹国际无伦理的错误思想。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国际伦理精神；国际道德价值
改革开放40 年，近代以来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中华民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新时代，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在谋求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发展两个维度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基于对当今世界格局、国际社会现状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理解和把握，我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这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华民族追求世界整合和全人类同生共荣的良好愿望和伦理智慧，而且彰显了当代中华民族胸怀世界大局、心系国际道义、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着眼长远理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道德态度和伦理思想境界。对此，我们需要从国际伦理的角度展开深入系统的解析。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特质
我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何种性质的共同体？这既是我们宣传和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需要解答的首要问题，也是人们了解和认知该方案时必然会追问的首要问题。
进入2018年，在经营状况大幅改善、外部环境明显好转，以及能源转型成为大趋势的环境下，国际大石油公司及时做出经营策略调整和制定转型策略，以保持行业引领地位，主要呈现“五个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8～59这段重要论述描绘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但并没有对它的性质作出明确说明。我们认为，中国方案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内容上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自然环境、伦理等多个领域，其内涵丰富而复杂，但它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共同体，主要是对中华民族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求“共同体”的伦理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
中华民族探求“共同体”的伦理思想传统源远流长，为当今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提供了历史合法性思想资源。例如，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对内强调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整体主义价值观，弘扬以国为家、天下为公的伦理精神，致力于构建以追求“大同”为核心伦理价值取向的社会共同体。《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258所谓“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一家、道德秩序良好、分配正义得到充分实现的社会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对外，传统儒家强调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和平相处的国际伦理精神。《左传》指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3]16其意指，仁爱、友好地对待邻居和邻邦是一个国家最应该做的事情。由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国际文化交流，并坚持用“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和“睦邻友好”等国际伦理原则处理国际关系，我国才有了丝绸之路联结欧亚、鉴真东渡扶桑传经、郑和七次下西洋联通亚非等历史典故，也才有了中华文化深刻影响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和民族的光荣历史。
(3)规划水平年(2020年、2030年)灌溉保证率50%相比75%，水资源承载能力评分较高，说明可以采用降低保证率灌溉更多耕地的方法以达到总产值的增加，提高山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老子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4]34其意为，把握古有之道，可以用于处理当今的事物；了解事情发生的历史，才算是懂得“道”的纲纪。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5]1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首先是当代中华民族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共同体思想进行传承发展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不仅高度系统化，而且具有深厚国际伦理意蕴，为当今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胸怀共同体理想的哲学家。在领导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成工人阶级国际联盟或工人阶级共同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66列宁也指出：“工人阶级需要统一”[7]204，因为“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所不能”[7]205。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无产阶级旨在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应该遵循两个国际原则，即“和平”与“团结”，而且应该“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8]417～41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真正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8]419。它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根本区别。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主张建立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有尊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3。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各国增添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国际伦理价值目标。世界发展需要正确国际伦理价值目标的导航。由于世界是由众多国家构成，每个国家对国际伦理价值目标的诉求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要形成统一的国际伦理价值目标绝非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就应该在没有正确国际伦理价值目标导航的状况下盲目发展。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国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最终也会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上消亡。这是指，国家的存在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它最终会被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中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它是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人类不能结成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总是以民族国家各自为政的方式存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永远不可能实现。从这种意义上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会变成现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华民族立足时代前沿，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和规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其实质是要为人类社会确立一个阶段性国际伦理价值目标。
第一，同舟共济的生存意识。“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9]260。地球是搭载全人类和世界各国的一艘船，人类和世界各国都是它的乘客。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称这艘船为“地球村”[10]50，它在浩瀚宇宙中显得非常渺小，但只有它才能承载人类生命之重。人类和世界各国共乘一艘地球之舟，惟有同舟共济才能并存和发展。树立同舟共济的生存意识是人类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要义的首要环节，也是人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首要环节。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人类应该成为“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应该是一个认为世界是我们共享的家乡，会产生出某种像‘地球村’这样的自我意识的人。”[11]273
第二，同甘共苦的忧乐意识。共处一个地球，彼此的命运息息相关，世界各国的甘苦是相连相通的，一国的甘苦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的甘苦。因此，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或世界人民应该培养同甘共苦的忧乐意识，即能够乐他国之乐，忧他国之苦，而不是对他国的甘苦采取漠不关心或者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
第三，同心同德的团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世界各国或人类作为成员的，因此，树立同心同德的团结意识十分必要。如果共同体成员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共同体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团结力而如同一盘散沙，我行我素、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行为就会在各个成员中间时有发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也就名不副实。
第四，同生共荣的荣辱意识。“荣辱之来，必象其德”[12]6，一切荣誉和耻辱的产生都与人的思想品德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应该具有必要的荣辱意识，不断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价值观念，并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问题。只有知荣辱、共荣辱，世界各国或世界人民才能同生共荣。一个国家自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各国光荣；一个国家置国际公平正义于不顾，世界各国羞耻。只有树立这种同生共荣的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
第五，同进同退的合作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它不否定世界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主权，但要求各国在面对世界经济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生态危机等共同问题和共同挑战的时候步调一致地行动，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有在行动上同进同退，世界各国或世界人民才能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合作精神。
当代中华民族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国际伦理共同体。它由世界各国构成，但并不要求各国抛弃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而只是呼吁世界各国弘扬以“人类命运与共”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国际伦理精神，培养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的国际伦理意识，其目的是要将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为一个国际伦理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是其自身内含的国际伦理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试图构建的“世界共同体”是具有根本区别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企图“统一”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美国试图将世界各国纳入它的国家意志支配之下，并构建一种以美国担任世界领导、由美国说了算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为世界绝对权威的单极统一性，具有霸权主义本质，其道德合理性常常在国际社会遭到质疑和批评，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道德影响力也常常因此而受损。我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追求“单极统一性”具有截然不同的伦理特质。它以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伦理底色，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国际地位，主张世界各国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结成命运与共的国际伦理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多极的统一，旨在体现世界各国追求平等相处、协同进步、同生共荣等国际道德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之后，我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道德影响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它不仅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与霸权主义相抗衡以及增进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而且让世界各国更多、更深地了解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其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世界发展的善良愿望和国际道德价值诉求。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合理性
世界总是在整合和分裂的张力中发展。一部世界发展史就是整合和分裂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在当今世界，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依然很激烈，但总体来看，整合的力量显得更加强劲，这不仅为“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且为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和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依据。我们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两种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力量：一种是客观的力量，另一种是主观的力量。对此，我们需要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展开分析。
经济全球化是对当今世界发挥整合作用的另一种客观力量。“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15]4。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类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高度国际化，整个世界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尤其重要的是，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交往不仅推动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而且极大地加强了人类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流。经济全球化导致全球化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出现，并且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庞大的市场，这既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与前经济全球化时代有着根本区别，也意味着全球化的经济基础会对国际社会发挥着强有力的整合作用。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人类共享的一种生存条件。它由人类自身所创造，但它一旦被人类创造出来，就开始作为一种强大的客观力量推动着世界各国朝着“整合”的方向发展。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将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无法摆脱它的整合性影响而置身事外。因此，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强调：“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拥挤在一起。”[16]7
当今世界的存在状况错综复杂，但其中贯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主线，这就是世界的整合性呈现出日益增强的态势。这不仅意味着世界的分裂性在减弱，而且意味着人类的精神或意识目前在朝着有利于世界整合的方向汇聚。我们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集中体现了当代人类强烈期盼“世界整合”的世界精神或世界意识，它是适应当今世界趋向整合的客观趋势而出台的。目前有四种客观力量在对世界发挥着强有力的伦理整合作用。它们形成的合力正将世界各国整合成一个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其强大之势不容忽视：一是自然界的力量，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三是新媒介的力量，四是现代交通工具的力量。
文化遗产保护也要把握辩证否定观的实质——“扬弃”，即新事物对旧事物既批判又继承，既克服其消极因素又保留其积极因素。 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文化遗产。 2017年2月，习近平视察了玉河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作展览和河堤遗址，指出：“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只有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才能在冬奥会举办之际向世界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根据历史唯物论观点，“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3]524。这意味着，每一种精神性产品的生产都是由人类的存在状况决定的。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是一种国际伦理理念或国际道德价值观念，属于精神性产品的范围，因此，它也是由当今世界的存在状况决定的。
“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10]6。人类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变化在媒介的变迁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因为“媒介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变革的动因，是我们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也是我们如何使用感知的动因”[10] 特伦斯·戈登序5。媒介不仅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被人们熟知的传播形式，而且涵盖一切能够延伸人类意识的技术产品。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1967 年就指出：“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会在群体中和在总体上得到延伸，并进入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正像我们的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凭借各种媒介而得到延伸一样。”[10]4这是指，各种电力技术产品的问世，不仅带来了媒介的更新，而且推动当代人类随着媒介的快速发展而不断缩小彼此之间的距离。QQ、微信等新媒介的出现让地球变得很小，人类则因此而变成了同住“地球村”的“村民”。
现代交通工具的力量不容忽视。飞机、地铁、高铁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不仅让现代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而且极大地拉近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在当今世界，似乎没有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也没有我们缩小不了的人际距离。作为一种客观的物质性力量而存在，现代交通工具向现代生活世界广泛渗透，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容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对现代人类社会发挥着有力的整合作用。“无论什么事物，一旦和人的生命发生沾染或形成比较持久的关系，就会产生作为人的某种生存条件的特性”[17]3。现代交通工具作为现代人特别倚重的客观生存条件而存在，不仅让人类更强烈地体会到“世界变小”的感觉，而且推动人类不断增强“命运休戚相关”的存在意识。
强调存在对精神或意识的决定作用是历史唯物论的精髓。上述四种客观力量对当今世界的整合作用是客观的。自然界的力量推动当代人类结成生态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并且将当代人类推上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使当代人类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世界各国推上了共同发展轨道；新媒介的力量拓展了人类的意识和能力，并且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现代交通工具的力量让跨国交往、交流和合作变得更加便利，并且使地球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小。这些力量都是客观的物质性力量。它们的存在和增长为当代中华民族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和当代人类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四种客观力量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主观力量对当代人类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巨大推动作用。这就是当代人类日益增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冷战结束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战略平衡被打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资本主义似乎对社会主义形成了比较优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开始“庆祝”资本主义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失败”。例如，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1991 年在《平等与不公》一书中用近乎“欣喜若狂”的口吻说：“共产主义已经在欧洲失败。我们还可以在有生之年庆祝它在亚洲的崩溃。”[18]1082
自然界的力量是能够整合世界的最原始、最持久、最强大的客观力量。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它的存在和进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仅仅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作为自然界的灵长动物，人类在自然界中显得出类拔萃，但我们永远只能以“自然之子”的身份存在。我们可以开发利用自然，但不能控制、支配和统治自然。事实上，我们在自然界中的生存空间主要局限于以地球为中心的生物圈；地球生物圈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提供栖息之地，因而是所有生物的家园；它庇护所有生物，同时也作为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对生物的存在进行制约和限制。正如康芒纳所说：“任何希望在地球上生存的生物都必须适应这个生物圈，否则就得毁灭。”[14]7他还强调：“为了在地球上幸存下来，人类要求一个稳定的、持续存在的、相宜的环境。”[14]10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界既是限制和制约人类生存的客观力量，也是保护人类和在生物圈将人类整合成命运共同体的客观力量。
应该承认，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让社会主义阵营元气大伤。正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冷战之后普遍笼罩着“欢庆胜利”的氛围。尤其明显的是，由于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充当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领，而且试图充当“世界霸主”——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霸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通过强权政治、贸易保护主义、侵略战争、文化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外交等形式表现出来，其根源是隐藏于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活动背后的民族利己主义国际伦理观。受到这种国际伦理观的驱动，美国在冷战之后的国际舞台上常常以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方式行事，有时甚至对自己的私欲不做任何掩饰。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不喜欢的国家列入“邪恶国家名单”，拒绝签署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国际公约，甚至公然不顾联合国的权威而对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在美国霸权主义面前，许多国家敢怒而不敢言。
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和平、安定，美国一超独大更没有将世界变成统一的“共同体”；相反，在美国试图独霸天下、颐指气使、我行我素的国际格局中，当今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惟其如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恨与日俱增，这从许多西方学者对美国的看法和态度中可见一斑。加拿大学者阿查亚说：“美国治下的单极秩序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秩序。”[19]中文版序言1他呼吁以“复合的世界”取代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在复合世界中，秩序的建立和管理更为多样化和去中心化，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他国家、全球和地区实体以及跨国非国家行为体都会参与其中。”[19]11另一位加拿大学者斯坦恩更是强调美国的衰落已经成为事实，因为“美国已经将其主导的单极世界变成了世界上最为昂贵的自杀性局面”[20]14。美国是否真的已经衰落，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些西方学者的评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的不满。
燃煤电厂是节能减排和污染控制的重中之重。超超临界机组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1]，在污染控制和节能节排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本文以潮州电厂环保验收为例，浅谈其环保效益。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100。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方式，物极必反更是事物存在的规律。当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发展到极致的时候，也就是它到达由强转弱的“断裂界限”① 它是指一个系统突变为另一个系统的界限。参阅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53 页。 的时候，同时也是当代人类转而追求世界整合的时候。我们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带给世界的不是整合性和统一性，而是分裂性和分散性。美国试图构建的“世界统一体”不具有道德合理性基础，因为它建立在强调美国优先、美国权威的国际伦理观基础上，它最终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分裂只会给世界带来动荡、冲突和不幸，惟有整合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安全和福祉。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解决的重大国际伦理问题
第五，如何以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明确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和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基于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以构建。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协商性不够——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不平等，国际事务的决定权主要被大国、强国、富国操控；（2）共建性不够——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和投入度参差不齐，有些国家片面强调本国发展，对世界的整体发展漠不关心；（3）共享性不够——世界发展成果分配不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悬殊。这种全球治理体系是西方发达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和固守强权政治理念的产物，既不利于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增进国际社会的团结，也不利于明确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和权利，因此，不能适应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需要，需要进行深度改革。我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倡议，呼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
第一，如何化解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张力。中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以消灭民族国家为前提，因此，在推进该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将遭遇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存的局面。这一方面说明两种共同体意识都具有不容否定的道德合理性，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协调二者关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协调二者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张力就会演变为尖锐的矛盾。要化解这种张力，关键是要推动世界人民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普遍强于其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弱，在认识和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问题时，世界各国通常难以形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采取一致行动，整个世界也因此而处于严重分裂状态。
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代人类应该打破“有界存在”观念，树立“关系性存在”意识② “有界存在”和“关系性存在”是美国心理学家洛根使用的两个概念，前者意指有些人认为存在者具有边界或存在者之间隔着空间的假设，后者意指世界万事万物彼此联系的事实。参阅肯尼思·J·格根《关系性存在：超越自我与共同体》，杨莉萍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 年版，第19、398 页。 ，因为“将人类视为独立或有界单元——无论是个体自我、共同体、政党、国家还是宗教——威胁着我们未来的命运”[21]402。如果我们将世界各国视为相互隔绝的“有界存在”者，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难以弥合的心理距离，并且容易对彼此的存在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这不仅会给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交流和合作造成障碍，而且很容易导致国际矛盾和冲突。只有树立“关系性存在”意识，世界各国才能看到彼此之间命运与共的事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空间也才会被打开。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深厚国际伦理意蕴的“关系性存在”意识。它不仅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立为一种伦理关系，而且要求当代人类正确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情操与国际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命运与共，但我们属于不同民族国家的事实并不会改变。爱国主义情操表达我们对祖国的道德情感，国际主义精神则反映我们对世界或国际社会的道德情感。由于爱国主义情操和国际主义精神都具有道德合理性基础，我们不能仅仅执于一端而弃另一端于不顾。如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最终成为一个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世界性方案，它必定会从国际伦理的角度要求当代人类自觉化解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张力，做兼有爱国主义情操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长期以来，人类更多地倾向于强调民族国家的伦理精神和存在价值，对国际社会或世界的伦理精神和存在价值缺少关注的问题非常突出，从而很容易形成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在狭隘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极端膨胀的情况下，许多人变成民族中心主义者，片面夸大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犯以民族国家凌驾于国际社会或世界的错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大势的今天，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国家融入世界大家庭必须具备的资格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推动世界各国超越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形成以强调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和平相处、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二，如何以正确的义利观引导国际交往。“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22]330。义利关系问题是人类在每个生活领域都会遭遇的基本伦理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建立在合乎伦理的国际交往基础上，但这种国际交往只有在正确的义利观的价值引领下才能形成。如果没有正确的义利观的引导，世界各国往往会用民族利己主义义利观认识和处理国际交往问题。受民族利己主义义利观驱动的国家在认识和处理民族利益和国际道义的关系问题时往往会采取重利轻义、先利后义的片面义利观，甚至采取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错误义利观。克服民族利己主义义利观的根本途径是以正确的义利观取而代之。我们认为，以正确的义利观引导国际交往具有语境性特征，并且至少有四重伦理境界：
一是反对民族利己主义的底线伦理境界。墨子曾经说过：“义，利；不义，害。”[23]376其意指，义利关系问题本质上是利害问题；义就是利，不义就是害。正确的义利观反对任何国家为了本国的一己私利而置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于不顾，坚决反对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方式来谋取一国私利。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利己主义义利观，而不是千方百计维护它。
二是义利兼顾或见利思义的伦理境界。国际交往应该秉承“兼相爱、交相利”[23]149① 这是墨子倡导的人际交往和国际交往伦理原则，其意在强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相互友爱、不轻易采用武力手段解决矛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的伦理原则，既重视建立友好关系，也注重体现互爱互利的伦理精神，而不是动不动就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矛盾。只有义利兼顾或见利思义，世界各国才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也才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你们不要插话！不要嫌我唠唠叨叨老走题，这不，很快就到正题了。就在西山还没有出事的前一分钟，我确实是做了一个梦，信不信由你。我梦到了我的一只羊掉进了一个墓穴里，对，就是那种曾经埋过死人后来被活人起走了尸骨的那种老墓穴。你们知道吗？听我姥姥在我小的时候讲过，人如果梦到了死人什么的那可是好兆头，是要发财了。可是我那天没有梦到死人，只是梦到了一个埋过死人的空墓穴，空的。你们说怪不怪？我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不过这个梦还是纠缠着我不放。我就死劲地拽住一只羊的腿想把它往回了拉。可我就是拽不动它。我折腾出了一身的臭汗，后来我还是失败了。
三是重义轻利或先义后利的伦理境界。正确的义利观应该着重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当今世界发展的水平不是由发达国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发达国家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采取重利轻义或先利后义的做法，后者对世界发展成果的获得感就难以得到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也会被遮蔽。
四是舍利取义的伦理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时需要世界各国发扬舍利取义的仁爱精神。具体地说，有时为了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世界各国需要适当牺牲本国利益。例如，在解决贫困、环境保护、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时，所有国家都应该积极承担国际道德责任，而不是讨价还价或推卸责任。舍利取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一种国际主义仁爱精神。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发扬这种仁爱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充满大仁大爱的国际伦理精神，当今世界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
中华民族具有维护天下大利和大义的伦理思想传统。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23]134正确看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注重突出国际道义与国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既是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习近平说：“我们要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更多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利益。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24]501总书记意在强调，中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应该致力于推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增进者。中国坚持的正确义利观能够为当代人类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启示。
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说它抽象，是因为它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说它具体，是因为它具有我们可以经验的现实性，而非可欲而不可求的幻象。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理论理性把握世界的抽象性，同时可以借助自己的实践理性把握世界的具体性。我们的实践理性一旦进入国际治理领域，它就会导致国际伦理的产生。国际治理必须涵盖国际道德治理的维度，因此，国际伦理必须是现实的善。要成为现实的善，国际伦理不仅需要依托“国际社会”或“世界”这一伦理实体来发挥作用，而且需要转化为人类的国际道德修养。从事国际伦理研究就是要探究国际伦理成为“现实的善”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现实性。
当今国际关系存在严重缺乏公平正义的问题，其具体表现是：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之间明显处于不平等状态；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明显处于强势和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则明显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的硬实力决定的，现有国际关系格局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公平性。这种国际关系状况非常不利于世界团结，是导致世界严重分裂的重要原因。它不仅导致了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分野，而且常常是国际矛盾的导火索。
国际公平正义原则的核心内容是“平等”和“民主”，其要义是肯定世界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并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世界各国不仅应该被视为平等成员，而且应该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平等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伦理原则，国际公平正义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义原则，它的贯彻落实既有助于拉近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距离，也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形成团结美德。
文化是素质、三观的基础，对于文化的学习，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文化教学中做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够确保学生在学习文化与进步的过程中明确政治导向，逐渐成长为符合国家人才需求，具备正确三观及价值取向的优秀人才。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离不开对于文化教学的探究。
墨颜在火焰热浪的冲击下晕了过去。而收回的真火在我体内逆行翻滚，五脏六腑仿似刀割一般。我忍住剧痛，掷下一团白色真气袭向天南星妖，借真气掩护，抱起墨颜飞身离去，随后寻了处安静山洞，运气给墨颜疗伤。
以国际公平正义原则促进世界团结，必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与固守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军事霸权主义等错误做法相抗衡的道德合力，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正能量；其次，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尊重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再次，应该强化国际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成员国的约束力，遵守国际法应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各国的美德要求而被提倡。
中考试题阅读理解题目篇幅较大，阅读量大，学生需要在短时间内高质量阅读材料。因此，教师还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而这就需要教师经常展开限时阅读教学，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阅读、获取信息。限时阅读可促使学生全神贯注阅读，提高阅读质量及速度。
第四，如何以共同发展模式创造美好世界。美国学者沃德和杜博斯说：“追求一个生活得较好的人类社会，这是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又来自人类生活经验的本身。人类深信他们能够得到幸福。”[9]3纳斯鲍姆强调：“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追求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5]1世界人民具有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也具有向往和追求美好世界的共同愿望。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交往和合作总体上呈现出日益强化之势，但“人类绝大多数的现实生活却并不幸福”[9]3，因为世界并没有因经济全球化而形成共同发展模式，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缺乏包容、协商和合作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正因为如此，在解决贫困、环境保护、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时，世界各国往往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各行其是，联合国的权威性也难以得到很好的维护。这种世界现实显然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必须改变现有的世界发展模式，转而采取中国倡导的共同发展模式。
共同发展模式不是以一个国家的繁荣作为最高伦理价值目标的发展模式，而是以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作为最高伦理价值目标的发展模式。它主张世界各国应该协同发展，并要求最大限度地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伦理意蕴的世界发展模式，共同发展模式至少具有五个主要特征：（1）和平性——共同发展模式是一种和平发展模式，它要求世界各国以和平的方式谋求自身的发展；（2）包容性——共同发展模式是一种包容发展模式，它允许世界各国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制度和发展文化；（3）普惠性——共同发展模式是一种普惠发展模式，它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惠及其他国家；（4）平衡性——共同发展模式是一种平衡发展模式，它主张最大限度地缩小国与国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5）共赢性——共同发展模式是一种共赢发展模式，它认为世界各国在参与和推进世界发展的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强烈的获得感。
世界是众多民族国家共同活动的舞台。由于没有权威的导演，很多国家是任性的演员，世界舞台常常是群国乱舞、众声喧哗、我行我素的状态。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人类无疑会遭遇错综复杂的国际伦理问题。我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全人类或世界各国形成命运与共的国际道德价值观念，并在它的引领下将世界建设成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至少需要着力解决五个重大国际伦理问题。
“共商”、“共建”、“共享”既是世界各国应该为全球治理承担的同等责任，也是世界各国在推进全球治理过程中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共商”意指世界各国为全球治理出谋划策的责任是同等的，同时应该在全球治理中享有平等代表权和发言权。“共建”意指世界各国建设美好世界的责任是同等的，同时应该享有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理念、思路、规划的平等权利。“共享”意指世界各国推进世界发展的责任是同等的，同时应该具有共享全球治理成果的平等权利。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反对把全球治理看成是某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事情，而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
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平等主义的，它主张将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世界各国共同协商、共同推进、共同担当的基础上，强调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分享全球治理成果的平等权利，维护所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后者是等级主义的，它将全球治理体系建立在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基础之上，强调大国、强国、富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先权，维护大国、强国、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体系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本质区别集中体现在它们的国际伦理价值取向上。由于代表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国际伦理价值取向，它们的本质内涵也具有根本区别。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价值
第三，如何以国际公平正义原则促进世界团结。团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一个重要标志。世界各国只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形成；如果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不能团结在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团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一种基本美德。它要求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同德，和平相处，相互扶持，相互促进。没有团结，就没有任何形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一个具有深厚国际伦理意蕴的方案，它的国际影响迄今为止也主要是伦理性的。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该方案的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选择目前还处于构建阶段，因此，我们还不能对它的国际伦理影响力作出准确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不能对它的国际伦理价值进行理论分析。我们认为，解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价值是进一步认知该方案的必要环节。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法宝，当然也是当代中华民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的科学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框架内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绝对不能丢失其中的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5]5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是当代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而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它由胡锦涛同志2012 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正式提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先后100 多次论及该方案。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2017 年被写进了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等国际机构的会议决议，这一事实说明方案与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普遍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选择高度契合，具有强大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虽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还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前景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因而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道义支持和价值认同。中国倡议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能够被世界各国或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国际伦理精神。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五种国际伦理意识。
由图3计算可得卫星相对于地面站的运动速度均值为9.5 cm/s，将计算得到的多普勒系数k代入式（8）中就可以计算得到卫星本振频率值。图5为测量的通信卫星本振频率变化曲线，图6为卫星本振频率相对于标称值的偏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缓解当今世界因为缺乏正确国际伦理价值目标导航而导致的价值困惑和悲观主义情绪。自20 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人在“欢庆”冷战的结束，但更多的人在为世界的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英国学者科克尔说：“历史并没有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道德不断提高、进步越来越大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更像是一个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不停摇晃的钟摆，而这个钟摆未来可能再次摆动。”[26]序言12 另一位英国学者吉登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迷惑、变化无常、非理性而且脱离了人类控制的世界，生活在越来越难以理解，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的21 世纪。”[15]3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则强调大国政治的悲剧不会因为冷战结束而终结。他明确反对一些人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变成了永久和平的“国际共同体”的看法。他说：“许多证据表明，对大国间永久和平的许诺如同胎死腹中的婴儿。”[27]1事实上，他不仅作出了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仍然危机四伏”的判断，而且宣称中国必定“要走强军路学美国统治西半球来称霸东亚”[27]英文修订版前言Ⅻ。可见，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或多或少弥漫着价值困惑的氛围和悲观主义情绪。表面上看，这种困惑和情绪源自人们对国际政治的不信任；深层地看，它的根源是当今世界缺乏正确国际伦理价值目标的导航，许多人因此而对世界的现状和前途感到困惑和失望。
缺乏正确国际伦理价值目标导航的世界必定陷入迷乱，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也必定因此而迷茫。由于缺乏共同的国际伦理价值目标，当今世界犹如大洋中的一个大旋涡，它裹挟着世界各国，漫无目的地搅动，而世界各国仅仅在它的涡流中盲目地转动。这种世界格局不仅容易让世界人民产生随波逐流、生命无常、世事难料的感觉，而且容易滋生悲观主义情绪。在很多人对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抱持悲观主义的背景下，当今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这一方面宣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善良愿望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代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当前局势和发展前景的乐观主义道德态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彰显了当代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自信，同时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形成乐观主义道德态度。它至少向世界各国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风云变化，但人类向善、求善和行善的总体趋势不会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旨在推动当代人类共同步入命运与共、平等相处、协同发展、同生共荣的发展轨道；虽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还仅仅是一个道德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还是可以期待的。
湖北华贵地处江汉平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16.6℃，气候适宜，日照充足，且境内湖泊众多，被称为“百湖之市”。另经国家权威机构测定，洪湖水质达到有机种养的水质标准，有机质含量高，生产条件得天独厚，水产资源极其丰富。洪湖的特色农产品以水产品为主，包括鱼类以及各类水生蔬菜，藕带的栽培基本不使用农药，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绿色农产品的追求。在地理位置上，洪湖市紧邻九省通衢的武汉，南靠长江黄金水道，北连荆州，交通运输便利，并与湖北仙桃、监利建成了新农村建设试验区[3]，集聚产业优势和发展潜力。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推动当代人类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转而形成以人类或世界为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人类道德生活是以道德思维作为起点的。所谓道德思维，是指人类运用善、恶、正当、公正等伦理概念反映其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选择的思维方式。在被运用到国际道德生活领域的时候，人类的道德思维就具体表现为国际道德思维，它反映人类对国际交往、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治理等的道德价值认识、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价值选择。国际道德思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当今世界是个人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主导的世界。绝大多数人过多地关注个人的福祉，很少考虑他们所在国家和世界的总体发展和长远发展问题；绝大多数民族过多地重视本民族的利益，很少考虑世界或人类整体利益。在民族中心主义思维主导的世界里，一些国家或者不能很好地处理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或者不能用正确义利观对待国际交往，或者不能通过自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方式促进世界团结，或者不能走共同发展之路，或者不能以合理的理念参与全球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国际伦理昭示作用。它有助于推动世界各国改变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道德思维方式，转而从人类或世界的中心来看待国际交往、国际关系、国际事务、国际治理等问题，形成世界性或全球性道德思维方式。拥有这种国际道德思维的民族国家不容易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深渊，能够更多地关注、关心和维护世界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当代人类抵制鼓吹国际无伦理的错误思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伦理“是现实的善或活的善”[28]76，但它必须依托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三种实体才能成为现实或活的善。在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中，家庭是一种以“爱”为基本规定性和核心伦理原则的直接的伦理精神。在市民社会，人的伦理精神通过“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得到表现，前者是指“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都以自身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其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存在”[28]90，而后者是指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发生关系，并且都必须通过满足其他人的需要来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目的。因此，人的特殊目的在市民社会必须具有普遍的形式。国家是“实现了的伦理理念和伦理精神”[28]113，对个人具有最高权力，个人的所有欲望、思想和行动都必须以维护国家的伦理精神为出发点和归属点。黑格尔正确地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界定为伦理实体，但他否认世界或国际社会成为伦理实体的可能性。他坚信：“福利是国家间关系的最高法律，也是国家间交往的最高原则。”[28]154黑格尔所说的“福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利益”。在他的道德信念中，国与国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纯粹是利益关系；世界精神能够通过国际法得到体现，但它并不是作为比国家伦理精神更高的伦理精神形态而存在。
黑格尔认为国际无伦理的思想只不过延续了西方社会主张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伦理思想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29]27的著名论断。该论断为西方社会形成崇尚武力和战争的伦理思想传统奠定了基础。进入近代以后，很多西方哲学家提出五花八门的人性自私理论，并且将它延伸到国家关系领域，从而形成了民族利己主义伦理思想传统。所谓民族利己主义，就是以自私人性来诠释国家本质的一种国际伦理观，其核心思想是将国家视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实体。
3)周边存在旅游景点。由于大部分森林古道周边自然景观优美，当地政府利用周边优势开发了部分旅游景点。如果利用协调好这些景点，可将其作为周边森林古道的连接枢纽，将单一割裂的森林古道形成体系，增加人流量，唤起森林古道活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目前都呈现出日益增强的态势，其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但它并不具备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格局的能力。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但还不足以改变贸易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主义猖獗的世界现实。当代中华民族目前所能做的主要是用正确的国际伦理观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方案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出台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以崇尚武力和战争的国际伦理观主导世界的格局，同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国际伦理观。这种新的国际伦理观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出来，它的形成至少让世界人民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诉诸武力和战争并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在2022年冬奥会成功申办之后，我国政府的相关部门特别注重冬奥会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申办城市进行场地规模建设，对规范我国冰雪运动项目的场馆建设标准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不仅能够确保冰雪项目的有效开展，还能满足人们对冰雪运动场馆的需求，从而增强人们的体魄，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58总书记说的这段话强调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了它对当代人类和当今世界的价值引领作用。国际道德是当代人类维护国际秩序最基本、最广泛的实践理性。在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和交流越来越密切，但世界各国并没有因此而结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军事共同体。国际竞争和博弈主要围绕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而展开，贸易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主义此起彼伏，联合国和国际法对国际关系仅仅具有非常有限的调节作用。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当代人类只能主要依靠“国际伦理”这种软性力量对国际关系的建构发挥基础性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有助于消解贸易保护主义、强权政治和军事霸权主义，但不可能根除它们。只要国家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就在所难免，世界各国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就存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主要是一种伦理方案，其核心伦理价值取向是推动世界各国形成命运与共的国际道德价值观念，并在它的引导下以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的方式追求发展、谋划发展和实现发展。
五、结语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经指出：“创造一个人类共同体是有可能性的。”[30]30人类是现实的，同时为超越现实的目的而生存。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是一种道德理想，但它为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未来发展指明了价值目标。在逆全球化势力试图主导世界发展局势的今天，倡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国际伦理观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际道德价值昭示意义。
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不能没有国际伦理的正确引导。国际社会不是一个无伦理的场域。一个国家的存在价值也不是通过从根本上否定其他国家得到体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反映当代中华民族对国际伦理的深刻认知，体现当代中华民族参与全球治理的伦理智慧。它的提出和推进具有不容忽视的国际伦理价值，是当代中华民族为国际道德治理贡献的最重要道德理念和道德实践模式，能够为国际社会的合理整合、和谐发展和长远进步发挥强有力的伦理引领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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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3－0001－12
［收稿日期］ 2019-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7AZD008
［作者简介］ 向玉乔（1967-），男，湖南麻阳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伦理学、政治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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