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德国论文,国家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研究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很多人不再赞成使用传统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学者们转而重视对国际政治中的各种“规范”(norms)、“价值”(value)、和“认同”(identities)等概念的分析，把它们作为研究国家对外政策的重 要出发点。在研究国家外交政策的取向、动机和策略时，有学者引入了分析个体行为的 角色设计(role concept)方法，并着重分析社会规范、文化和认同感对国际关系行为体 的影响。以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毛尔教授(Hanns.W.Maull)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出 了“文明国家”(Zivilmacht)和“文明国家理想类型”(der Idealtypus Zivilmacht) 的概念，力图以此解释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外交政策的异同，并指出国际关系文明化 是深刻影响“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因。“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的提出在德国的 政界和学界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本文通过分析德国的外交实践评介了“文明国家”理论 ，认为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被看作是“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但它并非仅仅是德国 独立市民社会形成和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结果，决定德国对外政策更主要的因素是相互依 存的国际政治现实。
一、“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
“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是德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并主要用于分析德国的外交政策。1990年10月3日的两德统一不仅是德国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且对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变化造成了重大影响。苏东巨变和德国统一彻底改变了联邦德国自二战以后的外交政策的内外条件，德国处于历史上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中，其外交政策走向一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德国将突破北约等国际机制对其外交安全政策的束缚，进而采取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如美国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曾经在1990年大胆预言：德国会“回到从前”，在外交上寻求更多的自主性，不断增强军事实力，逐步退出北约组织。(注：John J.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1990,pp.5—56.)然而，毛尔等人在经过对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实践作了比较研究后，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文明国家理想类型”概念。(注：Hanns W.Maull,“Zivilmach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Vierzehn Thesen fuer eine neue deutsche Aussenpolitik”,Europa Archiv,Oktober 1992,S.269—278.理想类型方法 是韦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析工具，旨在为经验现实构造出一种纯粹的形态，以此对 现实过程进行比较和分析，也就是一种对现实进行简化和纯化的方法。国内学者的有关 论述参见连玉如：“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62—70页。)他们认为，“文明国家”的外交政策 应该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摒弃传统的实力政治观点和强权政治手段。“ 文明国家”在外交政策实践中应符合以下三个原则：(1)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奉行合作 主义和多边主义；(2)“文明国家”在外交实践中尽量不使用军事手段，武力只是在最 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成为一种处理对外纷争的工具，而且这种使用还必须符合国际法规 范的要求；(3)“文明国家”应努力推动超国家机构的发展，维护集体安全并且愿意向 超国家机构让渡主权。(注：Hans W.Maull，“Germany and Japan:the new civilian powers”,Foreign Affairs,Vol.69,No.5,1990,pp.92—93.)
“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渊源是对外政策研究的“角色理论”(die Rollentheorie)。“角色理论”是一种在行为体层次上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外交政 策偏好以及行为特征的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谱系里属于建构主义学派的研究 路径。“角色理论”注重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交流、感知和学习过程，把行为体的行为首 先看作是内化了的观点的反映。该理论引入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对社会角色行为的研 究方法，认为角色意味着“对其他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诸如父亲，老师，上级在交往 中的行为期待”。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他们把国际行为体比拟为追求合理目的的 理性个体，行为体有确定的利益和思想倾向性，不仅是外部对行为体的理性期待，而且 更多的是国际行为体自身的价值体系、世界观和角色想象限定了行为体的行为。(注：Knut Kirste und Hanns W.Maull,“Zivilmacht und Rollentheorie”,Zeitschrif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Februar 1996,S.283—312.)
按照毛尔教授的看法，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实践是最接近于这个“文明国家 ”理想类型的，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角色设计和定位也应该以此理想类 型为标准。这和美国建构主义流派的国际政治学者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和达 菲尔德(John S.Duffield)等人的论述颇有类似之处。达菲尔德认为，政治文化和社会 价值观不仅可以影响国家如何定义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目标，而且也可以影响国家如何 感知和解释国际环境，在根本上甚至可以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也就是说， 如果把安全利益和国际环境等概念当作一个涵盖主客观两方面内容的范畴来理解的话， 政治文化无疑对其主观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塑造作用。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已 经在战后几十年间深深植根于德国，也必将对冷战后的德国对外政策产生影响。(注：John S.Duffield,World Power Forsaken:Political Cultur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 German Security Policy After Unific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61—66.)
在西方，许多学者热衷于谈论日益扩大的全球市民社会，认为全球市民社会是人类现代文化理想的前景。西方赢得冷战，首先被认为是民主价值观的胜利。“文明国家理想类型”正是在此种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类比国内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将市民社会的价值观移植到国际政治中去。这种思路在西方其实由来已久，康德曾设想一个“普遍的法治的公民社会”，和平的保障是“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力的观念”的支持。(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7— 144页；这本书的译者的何兆武先生把Buerger译作“公民”，而没有按通常译法译为“ 市民”，他在译序中指出这样更能符合作者的原意。的确，德语中的“市民社会”是一 个颇为麻烦的概念，人们有时使用英文的表达方式“Civil Society”，有时使用“die Buergerliche Gesellschaft”，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Zivilgesellschaft”。德文中“文明国家”的“文明(Zivil)”和“市民社会”的“市民(Zivil)”是相同的 词，西方主要语言中的这两个词都来源于拉丁文的“Civilis”。)与此不同的是，“文 明国家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现实还远不能让人满意，“文明国家”应该致力于推动国际 关系的文明化，在多边机制中从制度和观念等不同层面塑造国际关系。
“文明国家”理论在德国的政界和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对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中曾多次提到，德国将坚持“文明国家”的外交政策。社民党和绿党在其联合执政协议中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理念。(注：Koalitionsvereinbarung zwische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und Buendnis 90/Die Gruenen,unterzeichnet am 20.Oktober 1998,Internationale Politik,Dezember 1998,S.71.)德国的一些“欧洲主义”者甚至认为，未来的联合欧 洲应是一个扩大的“文明国家”。
在出现了很多“文明国家”理论赞同者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以 《南德意志报》国际版主笔姚弗(Josef Joffe)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德国推行 合作主义和多边主义外交战略有两个现实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因为惟有如 此，德国才能消除邻国对德国强大实力的恐惧；(注：约瑟夫·乔非：“德国：从菲特 列大帝到联邦共和国”，罗伯特·A·帕斯特主编：《世界之旅：七大国外交风云》， 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9—146页。)另一方面，德国成为欧 盟及北约扩大的积极支持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了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只有把东欧 国家纳入联盟之内，“德国的东部边界”才不是“欧盟的东部边界”。(注：Gregor Schoellgen，“Zehn Jahre als europaeische Grossmacht:Eine Bilanz deutscher Aussenpolitik seit der Vereinigung”,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No.24,Jahrgang 2000,S.2.)图宾根大学的里特贝格教授(Volker Rittberger)提出一种修正新 现实主义理论(Modified Neorealism)来解释德国的外交政策。他认为，随着内外条件 的变化，德国会选择在国际制度中发挥影响力的外交战略，目前德国之所以会采取多边 主义的合作战略，一方面是由于德国的实力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独来独往，另一方面也因 为国际环境给它造成的安全压力并不是很大。(注：Volker Rittberger ed.,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Theories and Case Stud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65.)从新自由主义思路出发的学者们则认为，“文明国家” 理论关于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大公无私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另外，作为一种外交 政策理论模式，“文明国家”模型只有原则性概念，无法解释德国具体的外交决策实践 。在对德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后，有学者指出，“文明国家”类型对解 释德国外交政策只有部分说服力。(注：Christina Schrader，“Machtstaat,Handelstaat oder Zivilstaat?Deutsche Entwicklungspolitik nach dem Endedes Ost-West-Konflikts”,in Zeitschrift Fuer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Februar 1997,S.255—294.)
然而无论研究范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有何不同，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多边主义策略。如果按照毛尔教授在1990年阐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 策的三个标准来衡量，那么德国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上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的。
二、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第三帝国的痛苦经历使德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德国成为一片废墟，国家制度瓦解，国家主权丧失，德国的命运悬于战胜国之手，德国的历史连续性突然中断了。这一次，德国人民不可能再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逃避现实了，很多德国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开始反思“为什么偏偏是德国?”。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 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从历史的教训中意识到，德国的政治文化以及外交政策都需要规定新 的方向，德国必须告别“德意志特殊道路”而采取“西方一体化”的政策。作为东西方 冷战的“前线国家”，德国除了走与西方联盟的道路以外，没有别的前途。“西方一体 化”可以使德国重新成为西方国家中的一员，而且能够重新赢得国家主权和获得外交活 动空间。(注：Michael Staak,Handelsstaat Deutschland: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Paderborn 2000,S.34.)因此，在西德建立 之初，其政治领导者们首先确认了联邦德国在政治价值上对西方的无条件皈依。阿登纳 等人领导的德国西部占领区制宪委员会制定了于1949年5月23日公布的《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基本法》，作为联邦德国的根本大法，它明确规范了战后新德国的政治生活和外交 原则。《基本法》除了在前言中阐明“决心维护自己民族的和国家的统一并作为在统一 的欧洲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以外，还在第25条专门规定：“国际法 的一般规则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它们优先于各项法律，并直接产生联邦领土上的居 民的权利和义务。”第26条条款是禁止侵略战争，明文规定“凡扰乱各国人民和平的共 同生活和具有此种意图的行动，特别是准备进行战争的行动，都是违反宪法的。”(注 ：《基本法》的译文引自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第316页。)显然，这些条款都表明联邦德国的和平和自我约束的外交取向。《基本 法》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工具意义。作为工具，它是 集体学习的文本；作为象征符号，它是用以昭示世人的原则和理念的载体。
《基本法》对一系列公民权利的保障使得二战以后德国独立市民社会的发展有了可能。战后长期困惑德国知识界的一个问题是，德国社会和德国人的社会行为并未充分民主地结合起来，德国人的政治参与性并不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学者阿尔蒙德(G.Almond)和维尔巴(S.Verba)对几个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作过一个比较研究。按他们的看法，西德的民主体制十分脆弱，缺乏可信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基础，在德国建立稳定的西方民主可能需要一百年。然而后来人们惊异地发现，自六十年代以来，德国人民的 政治态度和社会价值观与其历史传统相比竟有了巨大改变。(注：Uwe Andersen und Wichard Woyke Hrsg,Handwoerterbuch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Bonn,1995,S.482—483.)德国市民社会的基础已变得十 分稳固。
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所谓知识精英。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他们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联系着不同的社会阶级。他们承担着对市民社会的领导和教育的任务。战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对“西方一体化”的坚持正是有赖于精英们的引导和支持。学习认知理论表明，“集体学习的组织(指政府或机构)不会向个人那样的学习。他们只能通过个体学习的指示和经验被解码成为组织的惯例以被广泛接受。”(注：Jack S.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p.279—312.)战后联邦德国经历过了一个这样的集体学习过程，德国的精英阶层在实践中体认到，皈依西方的政策能为联邦德国带来更大的收益。联邦德国的政治民主精英和由其主导而形成的政治文化是德国实行“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外交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是战后长时间以来，德国人不愿谈论国家利益， 人们认为国家利益的概念和自私的实力强权政策有关。而“文明国家”的角色设计并不 讳言德国的国家利益，“文明国家”论者认为，德国的国家利益和西方文明以及市民社 会价值观紧密相连，德国的外交是有“道德”的外交。他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利益 ”概念进行了“扬弃”，想要把国家利益定义为与人无害的利益追求。但是，如同任何 把国家利益描述为罪恶之源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一样，把国家利益过于理想化的想象也是 不现实的。撇开任何主观认识分歧，就客观现实来看，德国的国家利益有两个重要先决 条件：一方面它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它的军事安全有赖于北约保护。 至于说市民社会对它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市民社会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要严重依赖市场和 贸易，成熟的市民社会关注其文明和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恰恰可以成为它积极维 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现实性因素。
康德曾经认为，和平的观念需要人们的传播，人类社会可以达到更高和更文明的交往方式，人类理性的文明交往方式可以成为避免战争的原由。这种崇高的带有政治启蒙意味的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政治文化，“文明国家”的角色设计无疑也得益于康德的思想源泉。针对长期以来现实主义政治家对这种理想主义蓝图的批评，“文明国家”理论努力把这种主观性非常强的理念同行为体的实际行为结合起来考虑，把它的角色设计不仅建立在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认同上，而且考虑现实的国家利益、历史因素和地缘影响。理想类型的角色设计事实上已经包含了人们对文明和理性外交政策在现阶段的所有期待。
三、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实践
自阿登纳时期以来，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显现出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作为“文明国家”的重要元素。首先，德国的外交方向始终表现为“西方一体化”。 具体说来，就是坚定地站在北约之内和大力推动欧洲的一体化建设，在几乎所有的外交 实践中都坚持了多边主义的原则。其次，德国的外交正如《基本法》所规定的那样，长 时间以来保持了克制的和非暴力的倾向，合作地和民主地解决分歧；最后，德国的政治 文化认同于西方，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德国新型政治文化对其国家利益的解读与国 家权威主义的传统迥然不同。
1990年9月12日，西德和东德以及法、英、苏、美四国在莫斯科共同签订了《最终解决 德国问题的条约》，又称“2 + 4条约”。“2 + 4条约”解决了东西德合并后的外交政 策的问题。即统一后的德国重申了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有关和平外交政策方向的保证，并 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 + 4条约”的第二条郑重宣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重申它们所作出的关于德国土地上只会出现和平的声明。根据统 一后的德国宪法，已经采取的和想要采取的破坏人民和平相处的行动，特别是为进行侵 略战争作准备的行动都是违宪的，而且是应当受到惩罚的。”(注：条约译文引自世界 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第295页。)除此之外，统一德国还承诺放弃制造、 拥有和控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并且把统一后的德国武装部队人员限制到37 万人。“2 + 4条约”和《基本法》一起构成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理念的规范性文本。
(一)内容与原则的“不变”
对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保证，已经有学者指出：“首先，在对外关系上继续奉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已成为统一德国的普遍共识；第二，经过40年来发展，西德社会已经演变成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立的市民社会。这是德国代议民主制度稳定性与可靠性的根本保证，也是统一德国西方一体化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保证；第三，新联邦州居民普遍存在的不满与对立情绪，已经受到重视，德国正在加大力度克服和解决统一以后出现的新困难和新问题。”(注：连玉如：“统一德国21世纪外交政策连续性刍议”，顾俊礼、刘立群主编：《迈入21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3页。)可以这么说，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了看起来“愿意”延续传统的取向，这在此前的实践中基本上已经得到证实。
德国在统一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与西方一体化的政策，德国甚至比以前更加起劲地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事业。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以个人名义发表演讲，提出建立欧洲联邦的设想，即建立只有一部宪法，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名直选总统的欧洲。菲舍尔的讲话在德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德国的领导精英们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一体化”最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 的背景下，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不只是为德国自己而且也可以为他人。特别是对于经 历了“文明化”过程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已经开始互相交织。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最 早产生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之间。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一方面它 们科技经济发展水平高，另一方面它们普遍实行西方民主制，认同西方市民社会的普遍 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只有让德国的公民认识到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是“乐善好施” 的，才能在德国形成有利的政治文化以适合变化的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形成相应的对 外政策。
现在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问题已不再是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原则的变化与 否。因为，不管是新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建构主义者，都认为“西方一体化 ”的多边外交政策是现阶段毋庸置疑的选择。但是，如何实现德国的外交目标，究竟应 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手段和策略，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二)手段和策略的“变化”
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角色设计的大国定位和有条件的使用军事手段两个方面。十多年来，德国外交渐进地呈现出“大国定位”的角色设计特征。德国越来越强调自己要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它就开始呼吁建立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并把实施合作性“世界秩序政策”作为其全球战略目 标。在成功推行“西方一体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德国进一步倡导在全球范围内扩展 不同层次的“一体化”模式。(注：引自德国外交部计划司司长Georg Dick先生于2003 年10月2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讲演。)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作为世界政治 大国的抱负；另一方面说明，德国要在全球范围承担政治责任，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德国在多边机制内部开始积极努力发挥大国政治作用。比如1999年7月，德 国两次公开抵制欧盟非正式部长级会议；2000年11月欧盟尼斯会议中，德国坚持要增加 理事会席位并在此问题上和法国针锋相对，这显示出德国不再认同法国主导欧洲政治事 务的格局。施罗德政府在2003年坚决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它的坚定反战立场更是 和它的大国角色定位有关。
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也很能说明统一德国外交手段的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动议就引起过辩论。1987年，美国要求联邦德国支持在波斯湾的扫雷行动；1988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曾要求德国参加在中美洲的维和行动。这两次德国都没有回应。但是，德国统一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德国虽然拒绝了直接派人员参加军事行动，但 是德国空军参加了在土耳其的预防行动。1992年至1993年，有150名德国医生和护士参 加了在柬埔寨的行动；1993年至1994年，1700名德国士兵被派往索马里参加维和行动， 在这次任务中，德国士兵在二战后首次在海外射杀外国人。以上的行动还都是在联合国 的授权范围以内，并且因1994年7月12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而被认为是符合《基本法 》精神的。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确认了德国可以向北约防区外派遣联邦国防军，但是行 动必须是在一个多边机制的框架之中，而且一定得经联邦议院的多数通过。
1995年以后，德国积极参加北约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行动。1999年，德国空军参加北约发动的对南联盟的科索沃战争。“9·11”事件之后，德国军队第一次在北约防区外 参加军事行动。显然，德国军队的海外军事行动是逐渐突破禁区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联 系到1992年德国单方面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迫使欧共体伙伴集体承认这两国独 立的行为，人们的确可以看到统一德国外交手段的变化。
(三)仍然是“文明国家”
然而，统一德国的外交依旧可以被认为是“文明国家”的“角色设计”。因为，首先德国的外交依然是建立在其西方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基础上；其次，德国外交持续地奉行多边主义，它表明了自己永不单干的意愿；最后，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只不过德国在塑造国际关系秩序的行动上更加主动，运用自己的实力更加明显而已。那些认为德国因使用武力而偏离了“文明国家”方向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所谓“文明 国家”还有“权力(Macht)”的一面。毛尔曾明白无误地解释过，“文明国家”不是“和平主义”。在我们看来，西方学者所宣称的“文明国家”更象中国古代的“内王外圣”和“外儒内法”，即所有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在现实社会的推行都和现实政治手段互为表里。德国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三次不同的举措就反映了德国外交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徘徊。
自1998年下半年始，科索沃愈演愈烈的种族仇杀刺激了德国人的道义神经。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人道主义灾难，德国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加以阻止。德国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就此曾发表看法说，“相比一个维护现存世界政治秩 序的目的而言，德国出兵科索沃更多是为了确立未来世界市民社会的原则”。(注：Juergen Habermas，“Braucht Europa eine Verfassung?”,Zeit der Uebergaenge,Frankfurt a.M.2001,S.106.)当然也有反对者认为，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德国 参加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干预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然而， 德国政府认为，在确实没有其他手段制止大规模种族屠杀的情况下，此次未经授权的行 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特例，其道德上的依据乃是高于一切的人权价值观。
德国参加阿富汗反恐战争也有其捍卫文明国家价值观的目的。德国国防部长沙尔平在200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德国政府的立场。他认为，“9·11”事件威胁到了西方民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和欧洲在共同历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成就的基础上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注：Rudolf Scharping,Rede des deutschen Verteidigungsministers,anlaesslich der Eroeffnung des Potsdamer Zentrum fuer translantische Sicherheit und militaerische Fragen am 4.Maerz 2002 in Potsdam (Auszuege),Internationale Politik,Juli 2002,S.83.)毛尔教授就此撰文阐 述道，德国参加阿富汗战争也有利于德国通过多边机制来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也是自阿 登纳以来德国外交的一个传统手段，即通过提供军事方面的贡献来影响西方盟国的政策 。(注：Hanns W.Maull，“The Guns of November? German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Aftermath of 9/11”,in Newsletter-Issue 05,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S.26.)
在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上，德国政府虽然也认为萨达姆政权是既不自由也不民主的暴政，但是德国认为对于伊拉克还没有到需要动用武力的时候，即国际社会尚没有穷尽和平解决伊拉克危机的手段。(注：Gemeinsame Erkl
rung Russlands,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zu Irak vom 10.Februar 2003,Auswrtiges Amt(Berlin),http:/ /www.auswaertigesamt.de/www/de/aussenpolitik/vn/vereinte-nationen/dim.sicherheitsrat/erklaerung-html.)绕过联合国的解决方案，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甚至有可能引起新的人道主义灾难。更重要的是，作为以“文明国家”对外政策为导向 的德国无法允许美国一意孤行地推行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美国的行为是和德国力图实现 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的，德国对美国的抵制在很大意义上是理念之争。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在还不具备世界市民社会的前提条件下，“文明国家”的价值观和规范的普及，不可避免的要使用现实政治的手段，而如此以来如何避免滥用权力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冷战以后，德国的国家实力和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德国国内社会对德国地位的认知和变化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集体学习过程。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在加速这个学习过程。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德国爆发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示威游行，这无疑显示了民众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渴求。然而，在具体外交政策实践上，德国的“文明国家”价值观更多反映的是理念的诉求。德国无论从安全需要上还是经济发展上对外部环境的依赖都要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从而使其地位具有一定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国际政治现实决定了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有其发展的限度。
四、结语
以上对“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作了简单介绍，并对战后以来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从“文明国家”的角色设计的角度作了简单分析。笔者认为，统一德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可以被看作是“文明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德国的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策略正在经历缓慢的变化。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可以成为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规范和价值观更多的是作为集体学习的象征而发生作用。在现阶段的国际关系条件下，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现实是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条件，这是德国战后和统一后的历史所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