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现实透视——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胡代光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西方经济论文,博士生论文,导师论文,透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代光，1915年5月生，四川新都人，194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任湖南大学经济系讲师，1950年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科长，1953年起在北京大学任职，曾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等职。主要论著有：《经济计量学》（合编）、《米尔顿·费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合著）等。
改革开放20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1世纪即将到来，如何切实研究和解决我国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和长远经济发展问题，同时逐步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是企业界和理论界众多有识之士热切关注的问题。学习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洋为中用”，对于我们研究发展完善中国经济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近日，本刊记者有幸见到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胡教授就记者提出的有关当代西方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
30-70年代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
国际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年）于1971年12月27日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第八十四届年会的理查德·T、艾黎讲座上，做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讲演。
她说，她一生中遇到了经济理论的两次危机，即本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经济理论界居于正统地位的“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因为面临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传统经济理论既无法作出根本原因的解释，也提不出解决当时经济困境的政策措施，所谓“新古典派”正统理论就不能不陷入危机。由于这次危机，便“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凯恩斯革命”。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轮到凯恩斯成为正统派了”。但琼·罗宾逊却指出：“不幸的是，凯恩斯正统派，当其确立时，就忽略了问题的本质”。这里，琼·罗宾逊所说的“凯恩斯正统派”，指的是在美国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她认为，那些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是曲解或违背了凯恩斯的基本原理，忽视或抛弃了凯恩斯的一些较“激进”的思想，把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变成了“军事化凯恩斯主义”，借此来维持收入和就业的高水平。琼·罗宾逊断言：“当凯恩斯成为正统派时，他们忘记讨论就业所必需的去向”。所以，琼·罗宾逊特别指出：本世纪西方经济理论方面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是由那种不能解释就业水平的理论的破产而产生的。第二次危机则是由这种不能解释就业内容的理论而产生的”。她大声疾呼积极发动在西方经济理论方面必须进行“凯恩斯第二次革命”。这是琼·罗宾逊在70年代初对西方经济理论所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其论断引起了很大反响。
标准经济学存在的困难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揭示：“1970年以来，大量内容严肃、观念不一的文章和书籍宣称，经济学陷入了严重的或许是致命的危机。”他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这样一来，罗伯特·库特纳认为，那就会产生如下困难问题：
1、新古典经济理论提出的假定不仅是脱离现实的一种“完全竞争”的经济体制，而且还“在大多数模式中，假定技术水平是恒定的，文化和体制背景也同样不变。但实际上，技术文化和体制等方面的变革不断发生，这是因为个人在不断调整他们的边际优先项目。如果个人出于文化方面的原因而有所偏爱，并抱着最大限度扩大效用以外的其它动机，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见，“标准经济学精心编制的世界模式便不免流于虚妄”。
2、既然经济学仅从原理出发，用演绎法推出结论，那么其结果便把理论与实际混淆起来了。于是，“这种理论先验地认为，完全竞争既是对完美世界的描述，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模拟。但人们指出，高失业率、分裂的劳动力市场、寡头垄断公司、国家经济发展方针、大型政府部门、受控制的银行或受保护的农业市场（总的来说就是社会组织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个与教科书所描绘的完全竞争和自动调节的市场全然不同的世界。”
3、在经济学中，演绎法排斥对经验的重视。所以，经济学学生不再需要去深入探讨人类的复杂动机、经济体制中的紊乱状况和技术变革的真正动力。据此，罗伯特·库特纳宣称：“经济学系培养了一代白痴学者作为接班人。这些白痴学者精通深奥的数学，却对实际的经济生活一无所知”。
4、经济计量检验技术会带来多方面的问题。在经济生活中，因果关系不会即刻显示出来，它存在着“时滞”(Time lag)影响问题。因此，经济计量学家可以凭着对“时滞”的操纵来“证明”他遇到任何事情。此外，“虽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检验一种理论的适宜办法是明确规定前提，并运算一次回归方程式，但人们往往乱造方程式，操纵‘时滞’、准备期和其它变数，直到方程式多少证实了前提为止。一些相互关系可能只是巧合，有些明显的相互关系也许还会掩盖被人们忽略的真正原因。”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罗伯特·库特纳便断言：“标准经济学不能解释或不予考虑的问题远比经过正式论证‘解决了的’那些问题重要。”他提示：“人们可以设想一种全然不同的经济学，它以经验为依据来探讨标准模式的假设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技术和体制变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体制方面出现的哪些情况应由政府出面干预？经济状况与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联系何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利弊权衡何时才真正势在必行，何时只是为了使特权合理化？哪些市场象教科书上的市场那样运作？在哪些文化、技术和体制条件下，对资本投资的市场划分进行干预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技术成就如此悬殊的真正原因何在？在不同的再分配形式下，实际成本是多少，对动态效率又会带来哪些好处？人的行为的真正动机何在，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合作的，利他的；又在哪些环境下，人们是利己的？经济刊物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即使偶尔涉及，也只是费解的抽象概念和假设”。
经济学可分为虚构的和非虚构的两类
美国《挑战》杂志1996年5-6月号发表的M、E、夏普(M、E、Sharpe)的一篇书评文章，指出根据经济思想中视觉的不同，经济学分为虚构和非虚构的两类。“具有虚构才能的经济学家，设想自动调节的市场机制的继续存在，在各种可能的用途中，最佳地分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金、生产消费者所喜爱的各类商品和服务。经济学家以眼前这种视觉，深刻地关心资源的有效利用，收入的合理分配，消费者的最大满足，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动调节的市场运转的结果。他们随时准备对政府改进私方事情的倾向发出警告。结果，什么事情也改进不了；政府只能把事情办得更糟。”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要义，它成为现代保守主义了。
另一类，对经济的非虚构的观点是：“我们生活在高度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种经济是以对疾病的应答祈祷为特征，我们大多数人在睡梦中能够背诵，包括极度的富有和贫困，高失业率，从属的劳动力，缓慢的增长，大量无人照顾的儿童，以及拥有力量去追求短期利润而损害他人的巨大公司”。然而，“现在新闻媒介天天问有声望的经济学家能作些什么，报道中的答复一直是同样的话：‘再没有什么可作的’。”其实，这不过是在保持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充分联系上和以经验为根据的广度上，有意回避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关系罢了。
正统经济理论处于混乱状态中
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已指出，当代经济学中的正统派或主流支持者所谓的“纯理论”或“经济理论”似乎普遍地处于有些混乱的状态中。特别是近些年由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有逐渐显露出来，已引起该理论的支持者对正统理论能够解释现实世界的活动或有助于政策制定，表示了怀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批评者总是否定了经济系统的封闭性质，而强调经济过程的开放性质，尤其是批评者已向经济自动调节趋势的信念者发出挑战。
批评者认为，在正统经济理论的实质性思想中，集中注视的事物是个人而不是集体；是交换活动而不是生产或分配；是最优化（最大化或最小化）行为而不是满意或习惯遵从；是完全竞争状况而不是寡头垄断或垄断；是促进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结构而不是收益递增的结构；是完全认识和预见或“理性预期”的假定而不是不正确性或无知；是最终状态、固定点或均衡而不是时间过程；是功能（效用、成本、偏好、利润等）而不是其他方面等等。
以上是经常与“经济理论”有关联的各种名义上的特征。但有的经济学者如哈恩(Frak Hahn)则明确地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作为本质特征的可列举出三个方面：(1)个人主义的观点，即唯一地从个人出发来表达所要解释的必需条件；(2)接受某一具有理性公理；(3)赞成均衡状态的研究。
哈恩等迄今强调了多少要唯一地注视有理性个人的决策，注视均衡状态，或许最重要地要注视简明的、高度综合的理论。然而，另些学者则认为，一方面，为代替有理性个人，存在着随机的、固定的（即独立关系）准则遵循，自动化，或粒子；另一方面，群体或团体以某种方式协调配合，以便扮演单个有理性个人角色。为代替均衡状态，任何各种体制解答概念似乎是合适的。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代替简单的、一般的前提以及单一“精炼”的定理，正给予潜在的“理论家们”的忠告是，更集中注视复杂的、特定的前提和接受电子计算机模拟的方法。这就确实预示着，“经济理论”将正好需要致力于生态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理由根据。
西方不少学者断定，“如果情况到了这样程度，即正统‘理论家们’的目的在于预告或解释现实活动，或者旨在影响政策制定，那么这样的答案正未促成”，因为“在标准的正统经济理论说明中，没有显著的机制以保证经济可能成功”。诚如索罗(R、E、Solow)论证说，经济理论必须加以修改来适应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各个人的决策受着特定关系的评价和习惯等的制约。正是这股思潮导致这种结论，即经济学家必须更多注意历史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的理由根据。正统经济理论在方法上依恋于演绎主义，视其为基本原则，无需加以辩护或证明。于是认为，“经济理论”的原则已势必在很普遍标准上被假设。诚然，这种倾向经常促进这样的论断：在“经济学的推理”方面，后果或事变的范围常是可能的。但是，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任何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并未被认为表示现实存在活动的特征；它不是本体论的，而只不过是当代经济理论的现时局限性状况的结果。因此，正统理论的基本演绎的特性在分歧方面并未和解。
根据上面的论断，西方有些经济学者便认为，虽然正统理论的原则是在较高的普遍性标准上加以表达的，但是这些普遍性断言却不过通常被解释为我们的现实社会世界的活动规律性。这样，“企业使利润机能达到最大化”这种方式的原则，尽管有其明显的普遍性，却被看成是假定的现实世界的活动规律性。正如哈恩所指出的，理论家并未提出要回答企业为何应这样做的问题，但是，这不是从空气中或由梦中采摘的，这是省略了许多实事求是的人们和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资本家的本性的一种经验现象。
所以，根据经验证据，好些低水平规范说明或“特殊理论”，例如特定利润函数、生产函数或偏好函数，便被视为更可怀疑的。在正统的推理中所利用的更特定的或低水平假定的活动规律性，通常不完全称为公理或原则，而称为假定。正如哈恩断言的：
经理们具有偏好，这是公理；这种偏好是特殊形式，例如它们是预期利润的线性形式，这就是假定。
人们具有偏好并力图满足其偏好，我们看作为公理，然而，例如普遍存在完全竞争，这就必须认为是假定。
如果您想要更多产出，你就必须更多投入，即是你必须补充具有假定的公理，例如生产函数是科布——道格拉斯形式。
大体说来，大量的“经济推理”的较高普遍性标准是十分符合演绎的解释概念的。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演绎的解释的必要组成部分需要有批判地表示怀疑。
科学观察世界的哲学观点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托尼·劳松(Tony Lawson)认为，在很普遍意义上，任何见解可能被标明一种哲学上的实在论，即宣称某种有争论的实体的存在。例如，某些人致志于夸克的存在、太空中的黑洞、阶级关系、效用函数、利润函数、经济均衡状态、等等。显然，根据这个概念，我们都是徒有其名的实在论者，而有非常多的可想像的实在论。于是，在争论中的实在论这个概念就与本体论的概念有密切关系，即是与探究的存在性质、包括研究对象的性质在内有着紧密的关系。
劳松断言，科学的概念是植根于哲学观点，这里，将称之为实证主义。一旦或假如实证主义者观点及其相联系的经验实在论的本体论都被承认，那么“每当这样，于是就那样”的科学概念（这是演绎主义的基本的一个概念）就必然随之产生。因此，“如果我打算为赞成选择的另一种科学概念（知名的某类的活动规律性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还是科学的非必要的一种概念）而辩论，那么显然对我乐于概括和维护实证主义的另一种哲学观点，即是引起经验实在论的另一种本体论，它不论怎样都允许对争议中的活动规律性观点的不同的科学的可能性”。
实证主义的观点意指什么？劳松认为，实证主义的具体说法来源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著作。明确地说来，就是断定，人的知识取感觉经验或印象的形式。休谟称赞这种观点，因他企图对任何哲学上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性予以批评，他否定证实独立的事物存在的可能性，特别是否定自然必要性作用的可能性。当然，要完全分解任何存在的（研究对象的）概念形成，这是决不可能的。因为知识的任何理论必须假定（即使仅为暗含假定）可知世界是这样的：它可能是所需要的或指定的那种知识的对象。休谟理论显然地预先假定原子论的活动的本体论，包括实际或可能的经验的对象在内。确实，因为现实基本上确定为经验在那时所提供的，为注视把经验领域称为经验主义的这种实际，劳松追随布哈斯卡(R、A、Bhaskar)等学者，将这种看法认为是经验主义实在论。
劳松断言：“一旦假定可知的现实仅由实际的或可能的经验的原子论的活动所组成，这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未解决的唯一任务就是寻找上面所注意的那种活动规律性”。简言之，“每当这样，于是就那样”这一表述“就必须遵从来自于经验主义实在论的认可，仅仅视承认科学或普遍知识为真实的（即可达到的）可能性而定。确实地，科学成功是普遍的这种事后认可依次需要（凭这种概念）休谟的恒常活动同时发生是普遍存在的。”
但劳松认为，遵循布哈斯卡的贡献，需要主张另一种看法，即是科学所考察的世界，与经验主义实在论的主张完全不同，不仅是由活动和我们对那些活动的经验或感觉所组成，而且还由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所组成。这些组成要素虽说不可能直接看得见的，可是却构成现实活动的基础，并支配或促进那些现实活动。例如，不仅我们感觉到秋叶落地，而且支撑这样的运动则是真实机制，如地球引力。同样地，世界不仅由这样一些“表面现象”（如皮肤色点、养小狗长成大狗、英国相对缓慢的生产率增长等等）所组成，而且还由支撑和支配结构或机制（分别而言，如病毒、遗传密码、英国劳资关系制度等等）所组成。简言之，按照先验的实在论观点，现实的三个领域是有区别的，即是经验主义的（经验和印象），非经验主义的实际的（活动和事态），以及非实际的或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趋势）。
劳松概括地指出：“根据先验的实在论，世界是部分地由构造为和不及物的（意指存在和行动与其识别无关）构造为的物体所组成。相反，根据经验主义实在论，世界仅仅由经验和经验的活动所组成。由这两种下同本体论的理论涌出科学和解说的不同概念。明确说来，根据经验主义实在论的看法，科学和解说必然限制于或植根于对恒常活动同时发生的寻找，而根据先验的实在论看法，原有科学的和解说的关心不是全然与活动现象联系在一起，而是与识别那些支撑和支配活动现象的结构和机制联系在一起。”在劳松看来，当然，这种先验的现实主义“解答”需要进一步详尽阐述。
通过分析研究，劳松的结论是：在当代正统经济学内，适应性的缺乏是在重要方面由于对特有解释方式即演绎主义的无批判的接受，及其伴随的科学的概念，即强调用公式表述为恒常活动同时发生的答案的需要。直至认识到这样一种概念在我们生活的基本上开放社会世界里，仅仅可能是有限的利用，传统上理解的纯推理，即作为演绎主义方法的普遍应用，才似乎注定经受种种分析上的曲解、演习和回归，而没有实际上解决任何问题。然而，一旦科学的恒常活动同时发生的观点和实证论的其他答案被否决，以及先验的现实主义看法被接受，经济学就可能容易地被改变成这样的议题：潜在地正在启发，随之产生政策构想，甚至获得思想解放。
我们的思考
综上所述，对于我们如何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合乎科学的东西，摒弃其非现实的、错误的东西，确实值得注意和思考，我们要切忌“食洋不化”，生搬硬套。
党的十五大作出了具有世纪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决策：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则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由是可见，我们必须准确地掌握和全面地认清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它是具有九个方面的特色和任务的历史阶段，只有从这样的国情出发，既不照抄书本，也不照搬别国模式，通过不断实践，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才能做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应坚定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切实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和长远经济发展问题，从而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社会经济学”。“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