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语境论文,性问题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进行哲学批判必须满足两个要求：一是对公共性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进行前提考察和过程分析，这是我们立足于公共性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辩护的理论依据；二是对现代性语境下作为问题出现的公共性进行价值判断、找出社会根据，并就公共性的重建问题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对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进行哲学批判的现实基础。前者满足的是分析的要求，后者满足的是规范的要求；分析与规范的统一是我们对公共性问题进行哲学批判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辩护
在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公共性的多少和如何构成的问题。因此，如何生成一种同人的全面发展相匹配的公共性，始终是人类的一个难题。
每一个体因其需要的多样性与其生产满足其需要之生活资料的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使得每一个体必须以类的形式存在：只有借助合作与互助，生活资料的总供给量才能最大化，人的生活世界的丰富性才有可能。在重复进行的博弈中游戏规则(风俗、惯例、道德、法律)得以达成；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规则体系既承载了不同的价值，又保证了价值的存在和实现，进而使生活世界成为可能；不同个体间的共同活动不但创造了一个价值世界，更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此外，在重复进行的主体间的交往中，主体间性的逐步确立使得共同感得以生成；共同感在主体间的认同、确认、过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生成了一种可以共同分享的公共精神。
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很少思考公共性问题；正是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才要求公共性、生成公共性，同时也造成公共性问题。因此，只有在现代性语境下关注公共性问题才是有根基的，也才有针对性。关于现代性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定义和描述方式，依照本文的要求，笔者将现代性规定如下：现代性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性状——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以追求效率、公平和自由为基本价值目标，以满足欲望从而追求快乐与幸福为终极价值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有三个支点：欲望的神圣激发和最大满足，它解决的是动力问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它提供的是手段；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源配置的社会安排，它解决的是社会环境问题。当这三个要素被并置在一起并构成一个不断自我更新的社会运动时，现代化运动或市场社会便开始了。同传统社会相比，市场社会为公共性建设提供着更大的空间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经济形态的公共性 在今日社会条件下，公共性是一个“重叠式结构”：经济形态——资本(商品与货币是资本的两个重要环节)；政治形态——行政权力与制度；文化—精神形态——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事物的全面性要求于我们的是：基于经济形态之公共性的分析，以对政治形态之公共性的研究为中介，达于文化—精神形态之公共性的预设。这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如果说马克思所面对的主要是经济形态的公共性——资本、商品、货币、交换价值，政治公共性和文化—精神公共性还是尚未展开的历史逻辑的话，那么今天，公共性则以整体的形态向我们走来。经济形态的公共性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物质基础，政治形态的公共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秩序保障，文化—精神形态的公共性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意义支撑。
市场社会从根本上改变了已有的交换模式，以消费品作为交换的出发点与归宿同以货币作为交换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它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变成了相互关联的环节；正是借助这四个环节，陌生的、不相干的人走到一起，或合作或竞争或交换，于是便在基于特殊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之外的领域建立起了功利性的社会关系。而且，社会分工愈是发展，人们就愈是片面，而愈是片面就愈是依赖。“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们在反复进行的生产与交换中，确立了一个可以公度一切的根据和尺度，这就是货币。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了。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
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和经常化，在公共的意义上造成了两个后果：普遍联系和公共价值。资本的运行逻辑把若干不相干的、有着各自目的的人联结在一起，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是起自于亲友间的自然情感、思想上的共鸣，而是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的。这种以社会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作为理性行为的产物，其公共性体现在三个方面：(1)确立了用以比较商品之交换价值的尺度——货币；(2)确立了用以保证交易行为之可预期性的游戏规则；(3)创造了可供多人享用的“公共物品”。
但基于经济依赖性之上的公共交往之能够原始发生且可持续地进行，必须有足够的社会秩序作保障，而作为“公共物品”的公共秩序通常是在经济联合体以外提供的，其提供者是拥有公共权力的政府。进一步地说，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造成的公共性必须以政治形态的公共性作保障，经济形态的公共性不但要求着而且促成着政治形态之公共性的产生。
政治形态的公共性 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政治上的一个后果是，对政治形态之公共性的价值诉求。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既是资本运行逻辑的基本价值，也是它的基本特征。这些价值和特征必然要求同时也必然造成公平地分割政治权力并有效率地使用政治权力的后果。由于市场的开放性是有边界的，它要借助商品和货币以外的力量以保证和约束它的开放性，这种力量就是政治资本。政治资本是被嵌入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资源投入，这种投入既给政治权力所及的公民、人群和组织带来收益，也给政治权力机关以及行使行政权力的官吏带来收益。政治权力被视为最大的、最有效力的“公共物品”，但政治权力有着与资本(经济权力)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它是公民和社会之根本利益的构成与运行理念及其规范化形式，简约地说，政治是关于根本利益的理念和体制；政治还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但必须指出，将政治定义为有关根本利益的理念和体制也不完全是理性的、技术的要求，它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定义。求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然是追求政治合理性的首要任务，最大化地体现和实现公民意志或意愿仍然是政治的首要价值。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是这种价值得以显现和实现的两个重要领域。
“公共领域”中的“领域”既指一个由相对有效的边界构成的物理空间，更指由若干基于自然感情、特殊需求、经济依赖、精神通感的人构成的共同体，以及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公共领域”指以公民身份表达其意志的社会空间。在各自表达其意志的“公共领域”中，每一个表达者一定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即便是以公意的名义也一定是合于自己意愿的公意，因此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直接动因。然而当若干个“由己性”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势必发生矛盾以至冲突。消解冲突的唯一途径不是逃避，而是于殊多性中构造出某个统一性来，这个“统一性”可称之为“公共性”、“公意”；它是去掉不能相融的主观性之后的客观性，作为一种“剩余”，“统一性”、“公共性”、“公意”、“客观性”的表现形式就是“公共舆论”。
“公共舆论”是置于私人领域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社会空间，以及通过这个空间呈现出来的公共性(公意、统一性、客观性)。公共舆论在两种意义上构造并体现了公共性：其一，个别意见与绝对普遍的东西。公共舆论虽起于公民的个人意志、意愿，但绝不是各种意见的杂拌；相反，它要在诸多意见、意志的冲突与博弈中见出真理来。黑格尔指出：“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的方式。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因为主观自由这一原则已获得了这种重要性和意义。现时应使有效的东西，不再是通过权力，也很少是通过习惯和风尚，而确是通过判断和理由，才成为有效的。因此，公共舆论不仅包含着现实界的真正需要和正确趋向，而且包含着永恒的实体性的正义原则，以及整个国家制度、立法和国家普遍情况的真实内容和结果。”(黑格尔，1979年，第332页)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善于发现并表达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合乎理性的意志，而能够言说历史必然性的人才能够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形成是形成政治形态之公共性的条件和环境：只有当公民既考虑自己的个人意志、更考虑人民的普遍意志、并表达这种普遍意志时，真正的政治公共性才会形成。其二，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公共性。确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确认有一种实体性的正义原则，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预设，而是人类在其演变中向自己提出的历史任务。我们将政治权力视为最大的公共物品，并非意味着它像一般的商品那样可以进入市场，供人们合理分配和分享；相反，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借助于一种组织化的形式，这就是国家。尽管从理论和原则上说，国家由于具有最大的公共性，因而必须向全体公民开放，国家的合理性程度在于它满足人民普遍意志、亦即体现历史合理性的程度；尽管个人、集团以及国家都力图借助公共舆论表达其自身的意志，操控公共舆论，但是，只有符合历史合理性、满足人民普遍意志的治理才是有效的。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便是国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尊重并体现公共舆论，设置平等分配权力、机会和收益的社会秩序，乃是政治形态之公共性的第一种要求，也就是国家的责任伦理。政治权力不再仅仅是一种能够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不问其基础为何的力量；相反，既合法又合理的政治权力才是合乎理性的，这是一种不但能够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而且必问其基础为何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在关于政治权力的这种陈述中已经蕴涵着对政治权力的规范性要求，这就有可能超越对政治权力的技术理性的狭隘理解。“一个政治系统如果仅靠赤裸裸的技术来保住权力，它甚至过不了一个时代就会崩溃。这种观念是政治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施米特，第58页)“权威”被看作是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显现。政治权力决非仅是通过技术理性而完成的责任伦理，它还有信念伦理的要求。信念伦理的核心在于，国家的首要价值在于对个体之尊严与人格的尊重与确认，其次才是技术理性支配之下的社会设置。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把国家视为“伦理理念”的现实的深刻原因：“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作为显示出来的、自知的实体性意志的伦理精神，这种伦理精神思考自身和知道自身，并完成它所知道的，而且只是完成它所知道的。”(黑格尔，1979年，第253页)国家所知道的东西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合理性，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一定和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格和权利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权威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在技术理性的意义上，国家就是要造成一个公民表达其意见与意志的公共领域，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各种意见、意愿、意志就会借助公共舆论表现出真理来。于责任伦理或操作伦理之中而出现的真理，作为始基和真理也就是信念伦理。作为内容，信念伦理表达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和人民的共同意志；作为形式，信念伦理是合法与合理之社会设置的设计；作为目的，信念伦理在于最大化地实现人民的普遍意志与意愿；作为愿望，信念伦理在于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支撑。以此观之，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就有两种形态：体现工具理性的社会设置和具体操作；体现价值理性的终极价值的设定。后者构成了文化—精神形态之公共性的核心问题。
在公共性的构成方式上，三种形态的公共性是有区别的。在共同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每个参与者都是为着自身的利益的，其终极目的不是创造公共利益，只存在可供分享的共同利益。然而个人利益的实现必须以共同利益的形式出现。每个参与者都同时出场，他看见、听见若干他者站在与他不同的立场上、以不同的角度做着相似的事情。于是，并非出于首先考虑但却客观地生成了公共性：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可供分享的共同利益。从性质上说，经济形态的公共性是自利-竞争的公共性，却产生了公共价值和公共规则。而政治形态的公共性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种场景，在一个由各种传媒所构成的公共领域里，公共权力被公民置于共同讨论或批判的位置之上：只有首先给公共权力以正当性基础，并找寻到有效运行的模式，每个公民才能获得公共的善，继而分享这种公共的善。文化—精神形态的公共性则集中表现为集体活动或公共活动，其主旨不是获得作为手段的善，而是活动本身，活动本身的善就是目的。
因此，建基于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公共性之上的文化—精神形态的公共性要求，不但是政治发展的逻辑，也是人类需要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市场社会的发展并未促进公共性的全面提升；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科学技术在更广阔的时空内的发展，都未能像进步主义者所期许的那样，带给人们心志力量的提升和幸福生活的来临；相反，却引发了公共性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二、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批判
对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性问题进行哲学批判，要求从终极价值的高度亦即从人性的意义上进行这项工作，具体而言就是从合理性或正当性意义上对作为问题的公共性进行分析。对公共性之正当性基础进行考察可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价值层次，一个是意义层次。从价值的层次看，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性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完备的形态；而从意义的层次审视，它又是存在问题的公共性。对人的生存、生活而言，价值构成了使人们过上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意义才是好生活本身。这说明我们既需要价值，又需要将价值提升为意义。因此，价值与意义是我们分析现代性语境下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基础。
人们都会承认，建立市场社会以来，人们的生产总值、生活资料的数量与质量、活动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前市场社会，因此理应过着一种追求更高的善的生活。然而，人们的幸福感指数并未随着财富的积累和物品的消费而提升到相应的高度。这着实令人费解。所以，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借用价值与意义概念，对公共性问题本身以及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性进行哲学批判。
价值本质上是问题，而意义则是难题。问题可以靠着科学技术来解决，如价值物问题，而难题则关涉到人的全部智慧。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是对某一领域的事情(包括价值物)不知或知之甚少，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怎么样和应当怎样，实质是某些知识的匮乏和技术的缺乏。而难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域的困惑。在这里，困扰人们的不是疑惑、疑问，因为他对事物或事情是什么、怎么样是清楚明了的；而是因价值理念和生活旨趣无法实现甚至严重缺失所产生的苦恼，是由于意义的迷失而导致的无意义感，是痛苦的体验；简言之，是难题而不是问题。难题是与人的情感、意志和意义直接相关的，因此难题是生活形态的，是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一旦人的生活丰富性的对象化的通道被堵塞或失去对象，难题就在所难免。问题表现为疑问，难题呈现为追问，但难题常常又以知识的形态出现：“一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少而极欲知道得太多；一个难题的产生是由于我们知道得太多，而各种知识却相互矛盾冲突。问题是好奇心的产物，难题则反映了知识的困境。”(赫舍尔，第1页)
意义与价值有着内在关联。意义所描述的不是那些个别的、偶然的意义事项，如享用美食、欣赏衣装、研读作品、观赏自然，等等；它们都有可能造成意义的瞬间生成，从而带来某种愉悦和幸福，但它们均无法承担起支撑整个人生意义的重任。意义总体所描述的是那些在一个共同体中经常而普遍进行的创设意义和体悟意义的集体行动，包括血缘共同体活动、宗教共同体活动和政治共同体活动；创设意义和体悟意义构成了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经济合作和政治合作也是集体行动，但它们本质上不是创设意义和体悟意义，而是制造公共物品，包括物品、规则、价值观和精神，等等。就意义的原始发生看，它不是从占有或享用某个价值物中产生的，而是在相互交流、共同进行的仪式中产生的；本质上是行动和过程，是某种信仰、信念和信任。这种集体行动虽然不是时时进行的，却产生时时而普遍的意义，这些意义构成了生活的根基和信仰的支点。这些意义仅靠个体是不能产生的，它们必须在集体行动中产生；但又必须通过个体的分享来实现，倘若没有任何个体进行分享，它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自现代化以来，这样一种颠倒的逻辑值得深入研究：依照人的生活逻辑，追求快乐与幸福是其全部活动的意识起点，同时也是其一切活动所趋向的终极目的。然而，这样一种生活逻辑若是缺少了那个能够给人带来快乐与幸福的创造活动，即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是难以为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才认为，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的全部活动中的首要活动。如此一来，生活实践的逻辑必须转换成生产实践的逻辑，否则便无法实现其自身。而生活实践的逻辑与生产实践的逻辑则是刚好相反的两件事情：生活实践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终极目的，这是一个通过享用价值物而生成意义的过程；生产实践则以追求“庞大的商品堆积”为目的；于是，以追求意义为根本目的的生活实践和以追求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实践就会发生严重分离。我们直观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除了物质力量之外，尚有心志力量；除了衣食住行用等物质需要之外，尚有信知情意等精神需要。人的这种二元结构决定了人必须进行两种生产、交往和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但人类很少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忽略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只有当这些后果明明白白地摆在人类面前的时候，他才会去考虑。如今这些问题似乎已经降临了。市场社会以来，仿佛一切价值都要得到货币的衡量与评估，一切高尚的东西、一切乌托邦构想似乎都得通过激发人们原始的欲望才能被人问津。价值与意义的分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重建公共性的任务已经相当迫切。
三、重建公共性的诸种谋划
对我们来说，重建公共性具有双重任务：价值形态的公共性建设和意义形态的公共性建设。从历史逻辑着眼，价值形态的公共性建设具有优先性，因为一个经济上没效率、政治上没民主、文化上没自由的社会，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较好的社会。但如果把价值形态的公共性建设推至极端而完全忽视了意义形态的公共性建设，其结果就是我们造就了一个生活资料极大丰富的世界，却没有带来意义饱满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可以借鉴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将两种形态之公共性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正是构建这种有机结合的一种努力。
价值形态的公共性建设 价值形态的公共性建设包括物品生产、规则生成和精神养成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恰好对应经济形态的公共性、政治形态的公共性和文化—精神形态的公共性。其实，现代性语境下诸种形态公共性的生成似乎都得益于被称之为“现代精神”的那种东西。我们可以从外部特征上描述这种精神，如主体精神、理性精神、法律与伦理精神，等等。对这种精神的哲学沉思可称之为“精神哲学”。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精神哲学之研究对象的“精神”有其特殊的内涵和边界。黑格尔在论“精神的概念”部分集中阐释了精神的本质：“精神是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黑格尔，2006年，第10页)而理念借以成为精神的规定性就在于它既不同于逻辑理念，也不同于自然。精神作为观念性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类似于物那样的实体，“作为哲学的思维，精神由于认识到构成事物的共同原则的永恒理念在其中呈现自己的种种确定的方式而完成了对事物的观念化”。(同上，第15页)通过观念化，精神将自身以及与自己有别的自然包含于自身；精神与自然的区别不是自然力量的结果，而是精神自己设定自己为自然以作自己的他物。“属于精神概念的这种对外在性的扬弃，就是我们曾称之为精神的观念性的东西。精神的一切活动都无非是外在东西回复到内在性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而这种内在性就是精神本身，并且只有通过这种回复，通过这种外在东西的观念化或同化，精神才成为精神。——如果我们稍微更仔细地考察精神，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精神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就是：精神是自我。自我完全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我们说自我时，我们想到的大致是一个个别的东西；但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我，从而我们只是说出了某种完全普遍的东西。自我的普遍性使得它能够从一切事物、甚至从它的生命抽象出来。但是，精神不仅是这种同光一样的抽象简单的东西，精神是一个不顾其简单性而自身内有别的东西；因为自我把自己本身与自己对置起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并从这个起初诚然是抽象的、还不具体的区别回复到与自身的统一。自我在其自相区别中的这种在自己本身中存在，就是自我的无限性或观念性。但这种观念性只有在自我与它面对的无限多样材料的关系中才得到证实。”(同上)通过黑格尔这些思辨的语言，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呢？实际上，黑格尔通过哲学的概念和语言呈现给我们的恰是现代性语境下的观念总体性，或称之为“现代精神”。现代社会是一个通过一套复杂的社会设置使“自我”成为一个不断显示着的本体。它从一个简单而普遍的规定出发，将自己区别为与自己不同的他物——身外的物和若干与自己相似的他者，然后扬弃他者而回到自身。自我不断地流动，不断地转换自己的样式，但始终保持自己的内在性，这就是精神；自我不断地从主观性经由客观性然后回到绝对性，这种不断流动的内在逻辑就是精神。更为要紧的是，自我不但客观地这样显示着，而且自觉到、知道这种显示。作为个体，自我的精神表现为由简单的自我的同一，到自我的分离，再到自我的统一；作为类，自我的精神表现为整个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不断地超出自己而面向自然，然后回到自身。这种现代精神表现为个体的思维方式便是原子主义，表现为伦理实体就是功利主义，表现为终极目的就是欲望的神圣激发和极大满足。这种现代精神表现在社会形态上便是经济上的极大丰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文化上的自由与个性。现代精神作为总体性的观念，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支撑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又如何变成了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从当下大量的、正在发生着的经验材料可以看得出来。然而，二百多年后的今天，现代精神逐渐暴露出它的诸多缺陷，人们开始从全身心地拥抱现代性走向对现代性的怀疑、反思和批判；重构后现代性的诸种谋划都表明，人们开始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高度超越现代性的各种缺陷。然而，在现代精神中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要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构建现代精神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意义形态的公共性建设。价值形态的公共性表现为相对固定的善，而意义形态的公共性则表现为流动的善。
意义形态的公共性建设 这种形态的公共性建设包括共同体建设和集体行动的安排。意义的瞬间生成尽管表现为个体对意义总体的领会和体悟，但它必须植根于共同体之上和发生于集体的行动之中。经济合作与政治合作可以产生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合体，但它们与人的生活的关系是间接的，只是为生活提供物质基础和秩序安排，因此本质上是价值性的。在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社会实践中，重建社会信仰是重建意义总体的重要道路。社会信仰则表现为由政党或政府所设计的对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这种向往范导下所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群众实践。因此，须要考虑集体行动的逻辑。促使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可能有经济的(金钱)、政治的(权力)，这是现代性语境下人们采取集体行动的主要逻辑。但还有一种创设意义和体悟意义的集体行动，这就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生产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是重建意义形态的公共性的重要途径。精神活动是为着满足人的信仰、情感、意志、审美、伦理的需要而进行的活动，目的是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净化和愉悦。无论是精神产品还是精神活动，其终极目的都是满足心理-精神需要，获得终极关怀，产生理智感、审美感和道德感。终极关怀和上述诸种感觉会给人造成愉悦的心情，它们是超越物的满足之上的快乐与幸福。
人们借助于精神生产和精神活动所得到是心情的愉悦和幸福的体验，是人的心志力量的提高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从外部看，这是社会和他人对个体自我的尊严、自由、个性和权利的尊重与确证；从内部看，这是个体自我对终极价值的执着追求，对理智感、审美感、道德感、愉悦和幸福的体验，这种体验使个体自我感受到了生活意义的存在，使其超越了生产的疲惫和物欲的牵累，这是一种心境、一种和谐。创设意义和体悟意义的集体行动表现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人类、组织和个体是这种精神气质的体现者和承担者。这种“精神气质”代表特定时代的文化类型，它有两个方向：一是其他价值需得到最高价值的规定和确认；二是构成了人们看待和对待事物之方式的文化原点。
意义形态的公共性的重建需落实在政府的作为和个体的努力之上。政府要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引导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基础上去从事精神产品的生活和集体精神活动的进行。个体要在重塑健康心态的基础上，加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的修为。可以说，重建意义形态的公共性现在已经变成了整个人类的事情，而中国将在自身的社会实践中为世界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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