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的文论架构——欧阳修文论的渊源、成就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太守论文,渊源论文,架构论文,欧阳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来论文者，秦汉以后唯重唐宋。人们在欣赏唐诗宋词的同时，往往给予唐宋文章热情的礼赞。的确，以唐宋八大家为优秀代表的唐宋文章，无论就其艺术成就，还是就其文化价值而言，确实不负人们的礼赞。唐宋文章之所以能在诗词占据文坛中心地位之时异军突起，受到人们的普遍推重和赞赏，韩愈和欧阳修的作用最为重要。二人以其特殊的身分和政治地位，力倡古文，提出了各自的文学主张，形成了振臂一呼群起响应的局面。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以其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领袖中唐文坛，完成了古代散文由骈而散的历史性变革，成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1〕。 然而，进入唐季和五代，韩愈倡导的古文渐趋式微。时隔三百余年，欧阳修再次高擎革新大旗，领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把已趋衰途的古文重新引向了兴盛之路。《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称“唐之文涉及五季而弊，至修复起”〔2〕，说的应是事实。
有“文章太守”之誉的欧阳修对宋代文章振兴所起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成就卓越的散文创作，二是其自成架构的创作理论，这里，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欧阳修的文论，即散文理论，而非通常所说的文学理论。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古文革新主张，在此基础上对道、言、文及道与文的关系等，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有新的拓展，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色彩和时代意义的散文理论，对宋代古文运动和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关乎百事
道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持久而颇多歧见的话题，载道、明道、原道、畅道诸说时见。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就力主“明道”之说，明确提出了“修其辞以明其道”〔3〕。在《原道篇》等文中， 韩愈对其所明之道的具体内容作了界定：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很显然，韩愈所要明的道是所谓的先王之教，具体说来就是仁义道德、礼乐刑政、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是以六经为旨归的儒家之道。
作为韩愈古文革新理论的继承者，欧阳修在高擎古文革新大旗的同时，特别注重道对文的主导作用，提出了“道胜”说，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世者果致”〔4〕。 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进一步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的观点：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若子云、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语，此道未足而强言者也。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道胜则文胜，为求道胜，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子则是到了晚年才提笔著述。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还是没能全部流传下来。究其因，则是“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欧阳修把文章是否流传的原因归结为是否“道至”，将道对文的主导地位推到了极至，表明了他对道的作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虽然这种观点不免有失偏颇。
欧阳修既主张“道胜”说，对那些“道未至而强言”之文自然而然地抱一种批评态度。他认为，三代秦汉以来，著书之士不可胜数，但其作大多散亡磨灭，百不存一二，原因在于这些著书之士重文轻道。他们学习先贤之文，道未足而强为言，因而仅仅停留在模仿语言文辞水平上。在欧阳修看来，像杨雄、王通这样的大儒，亦是道未足而勉为模仿，《太玄》之于《易》，《法言》、《中说》之于《论语》，皆是仿体效辞，徒得其表。正是因为后之学者不致力于学道而专注于仿体效辞，模仿言语，结果才出现了“愈力愈勤而愈不至”的局面。
虽然欧阳修与韩愈一样重视道对文的主导作用，但欧阳修所言之道与韩愈所言之道，却有很大不同。韩愈以正统的儒家之道为道统，不仅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树起了一面大旗，而且具有维护中央集权、反对释老等现实政治意义。欧阳修主张“道胜”说，则是为了革除宋初杨亿、刘筠时文之弊。杨、刘皆弱宋初大臣，杨亿官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刘筠官翰林承旨兼龙图阁直学士。二人和钱惟演等17人相唱和，辑为《西昆酬唱集》，影响了宋初文风，出现了“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的局面〔5〕。欧阳修为求禄仕，也曾随波逐流，习作时文。 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当初不得已而为时文的尴尬，有过深刻的反省：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才。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欧阳修写作“穿蠹经传，移此俪彼”的时文，屡屡受到有司的奖掖，而其一反时文欲有所立之时，却“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欧阳修为彼获誉，为此受祸的亲身经历，不仅表明时文之势力披靡一世，而且也为欧阳修革除时文之弊树立了明确的矢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提出了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道胜”说。
为革除时文“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之弊，欧阳修将韩愈倡导的儒家之道大而广之，提出了以社会实践性为主要特色的道，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也。”〔6 〕强调的就是道的实践性。他认为“六经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7〕孟子是孔子之后最懂得道的人，然而， 孟子眼中的道是什么呢？欧阳修以为是教人树桑麻，畜鸡豚，养生送死，这就把道扩大到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范畴，走出了韩愈所说的儒家之道的框范。既然种桑植麻、畜养禽畜等皆属于道的范畴，那么，欧阳修理解的道，无疑是相当宽泛了。在《答吴充秀才书》中，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道关乎百事的主张：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学者为道而至道者鲜，原因就在于他们溺于文而“弃百事而不关心”。反推过去，倘能关心百事，则就不难至道。如此，则欧阳修所言之道，就不仅仅是儒家之道了，而是关乎百事之道。欧阳修这一文学主张，较韩愈有了新的进步。他把道从儒家的纲常伦理框范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具有社会实践性的内容，为宋代文章切近社会现实扫清了理论障碍。宋代文章，尤其是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富于现实内容的优秀散文的出现，与欧阳修道关乎百事的文学主张的深刻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文：充中发外
若仅就字面而言，道胜文至说确有以道代文之嫌。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是说只要以道胜，文也就不难实现了。如此说来，道学先生之文岂非天下之至文？其实并非如此。欧阳修的道胜文至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欧阳修一再申明的充中发外的文学主张。
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详尽阐述了他的充中发外的主张：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靡饰染濯之所为，而由于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谓也。道充于中，倘能实而足，发而为文，就会恢宏光采，如同金玉之光发乎自然，而非人工磨砺洗濯一样。内中之道实而足之，发而为文，不仅自然而有华采，而且历久弥新，可以传之久远。
道充于中文发于外，同样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文学主张。结合欧阳修对道的理解，可以认为，所谓道充于中，实际上可理解为文化知识与社会生活的积累与学习。文化知识需向前贤学习，社会生活应从现实中积累。有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积累，然后再从事散文创作，自然可以达到“发为文者辉光”的境界。这种观点，重视文化生活知识的积累，颇有些厚积薄发的意味。
重视文化生活知识的学习和积累，使之达到充于中的境界，然后发而为文，如此则自然文采斐然，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欧阳修将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作一对比：
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今之学者或不然，不务深讲而笃信之，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为辞不规模于前人，早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为宏扬古文，革除时文之弊，欧阳修在推崇前贤务道为文的同时，指出了今之学者不务求道，而是“徒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他们为辞既不规模前人，又俯仰时俗之所好，结果自然是很难有所立。所以如此，则是“充于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文化生活知识积累不够，创作素养不足，不知道如何突出个性，也不知道如何求得突破，只是投世俗之所好，结果可想而知。
如何才能达到充中发外的创作境界呢？欧修独独拈出了一个“学”字。他说：“某闻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迁。”〔8 〕要学道就应严格择师，择何为师呢？欧阳修提出了“师经”的主张：
夫世无师矣，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受台阁词臣杨亿、刘筠等人的影响，当时文坛“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盛行，学者欲学文，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老师来指导。鉴于这种情况，欧阳修不无愤激地说“世无师矣”！也正是因此，欧阳修提出了“学者当师经”的见解，并以层递式推论论述了师经与道充于中的关系，即师经→意得→心定→道纯→中充实。显而易见，欧阳修把师经视作通往道充于中的有效途径。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欧阳修强调了深入学习的重要性：
夫欲充其中，由讲之深，至其深，然后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师经无疑是通往道充于中的有效途径，但师经决非浅尝辄止，泛泛而论，而是要深入其中，认真研习。只有深入其中，得其精奥，才能有所悟，有所得，然后才能知道如何突出个性，由何处求得突破。倘能如此，即可“言出其口而皆文”。所谓充中发外，就是十分自然之事了。
充中发外是一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创作命题。这一命题虽由欧阳修首倡，但与韩愈的古文革新理论同样有某种渊源。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述了他学文的三个阶段：其一是专心致志研读三代两汉之文；经过若干时间的认真研读，学识增长，认识加深，进而可以识别真伪，明辨是非，信心增强，此时便可文思泉涌，汩汩不绝，此为第二阶段；工夫加深，文思沛然，平心静气地再加省察，然后放笔去写，此为第三阶段。韩愈学文的前两个阶段，与欧阳修所说的“师经”、“深讲”异曲同工，都是道充于中的必要过程。韩愈把这一过程称作“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成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答李翊书》）韩愈形象地将道充于中的过程称作“养根”“加膏”，认为“养根”的目的是为了得其果实，“加膏”的目的则是为了取其光亮；通过“养根”使其根深叶茂，然后才能获得硕果；油脂充足，灯火才能光芒四射。韩愈用这两个比喻说明，只有通过认真学习并进行丰富的积累、充足的准备，才能进入他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即挥洒自如的创作阶段。不过，韩愈所说的“养根”和“加膏”，是指对儒家之道的学习，所谓“行之乎仁义之答途，游之乎《诗》、《书》之源”〔9〕。 在这里欧阳修虽然继承了韩愈的主张，但还是有所区别，这就是二人对道的理解和界定的不同。韩愈强调的是正统的儒家之道，欧阳修主张的道则包括了较多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其散文创作因而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丰富的实践意义。
言：质俚尽理
重视语言的功能和价值，是欧阳修文论的一个显著特色。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语言的传世功能，表意达理功能，以及欧阳修所提倡的质实简约、平易畅达的语言风格。
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和传世之作，其语言大多形象生动，文采斐然。欧阳修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对散文语言给予特别的重视，提出了“事信言文”的主张：
某闻传曰：“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君之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诗》、《书》、《易》、《春秋》皆善载事而尤文者，故其传尤远。荀卿、孟轲之徒亦善为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书或传或不传，尤系之于时之好恶而兴废之。……甚矣言之难行也，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语言是用来记载事情的，如果文章的语言缺少文采，就很难传之久远。文章倘能传之久远，就应“事信言文”。欧阳修在这里提出了“事信言文”的主张，认为只有记载的事件真实可信，而记载事件的语言又富有文采，其文方能传于后世。这是一种既重道重事、又重言重文的文学主张，对宋初石介的重道和宋祁的重文，是一种有力的矫正，对宋代文章循着事信言文的道路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对先秦以迄唐代文章的深刻反省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欧阳修对“事信言文”的主张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文章至与不至、传与不传，取决于事是否信，言是否文，事之信否大小与言之文或不文，决定了文章能否传之久远。他说：“《书》载尧、舜，《诗》载商、周，《易》载九圣，《春秋》载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载《诗》、《书》、《易》、《春秋》者，楚之辞载风雅，汉之徒各载其时主声名文物之盛以为辞。后之学者荡然无所载，则其言不纯信，其传之不久远，势使然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10〕文章所载之事真实可信，关乎道义时事，其语言富有文采，符合“大且文”的要求，就可以流传久远；倘其所载之事小，语言又质木无文，这样的文章即使能够流传，也不会有多大市场。这种文学主张是欧阳修文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论的精华所在。它辩证地说明了“事信言文”与文章传世的关系，表明了欧阳修论文的最终标准，为宋代古文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
传世之作理应事信言文，但“言文”并不是欧阳修对散文语言的唯一要求。语言富有文采，具有可读性，仅是欧阳修对散文语言的基本要求。在《试笔》一文中，欧阳修对散文语言表达了进一步的看法，他说：“汉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时事，质而俚，兹所以为难。”欧阳修推崇汉代文章，原因之一是其语言“质而俚”。所谓质是指质实简约，凝炼厚重；所谓俚，是指通俗畅达，易于为人接受。在散文创作上，欧阳修自觉地实践着这一主张。《朱子语类》载有欧阳修修改《醉翁亭记》事，说该文初稿为人买去，开篇是“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后来欧阳修对此文又加修改，改定后开篇仅“环滁皆山也”五个字。欧阳修追求语言的质实简约，于此可见一斑。
欧阳修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质实简约、通俗畅达，从其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在《与渑池徐宰》一文中，欧阳修这样总结其散文创作经验：
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欧阳修虽然有意识地追求质实简约，但从不勉强为之，因为一旦强为简约，就会有伤自然流畅。所以文之简约不可勉强，而应“须待自然之至”。对其散文创作，欧阳修用12个字作了概括，这就是“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11〕。“文字简略”，是语言特色，“止记大节”是记事特色，“期于久远”则是欧阳修对这种语言特色和记事特色的一种期待。
在追求语言的质实简约、通俗畅达的同时，欧阳修十分重视语言的表意达理的功能。他把“以文言道时事”作为散文的基本功能之一，主张言简意深，认为“妙说精言不以多为贵”〔12〕。文章之优劣不在于篇幅长短，而在于能否用质实简约通俗畅达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意达理，记述时事。为此，他提出了“书不尽言之烦而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的看法〔13〕，对人们常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表示了异议。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应该把最重要的内容表达出来；语言不可能将想要表达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但应该将其蕴含的道理完整地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尽要”、“尽理”，也是欧阳修对散文语言的又一要求。欧阳修这一文学主张，对宋代议论派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欧阳修关于文章语言的见解，与其关于道和文的见解一样，既是对韩愈古文革新理论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韩愈主张师古，但在语言上，他强调“师其意不师其辞”，主张创新，提出了“辞必己出”和“惟陈言之务去”的见解。欧阳修继承了韩愈的文学主张，对文章语言提出了质实简约、通俗畅达的要求，与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一脉相承。与此相一致，欧阳修极力反对言之无物、缺少事实依据的“空言”，主张“事信言文”，发展了韩愈的古文革新理论，为宋代古文运动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对宋代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道、言、文的见解，构成了欧阳修文论的主体框架。这一框架以道为基，以文为体，以言为饰，三者浑然一体，构成了一座完整而巍峨的理论建筑。道是欧阳修文论的基础和支柱，而欧阳修对道的理解则是“关乎百事”，具有明显的社会实践性。因此可以说，欧阳修的文论是以社会实践性为基础的。欧阳修自觉地把道的理解贯穿于他的全部文论中，提出了充中发外而为文的主张，强调道的基础作用。所谓“充中”，强调的就是道的积累，也就是社会文化生活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有了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知识积累，然后发而为文，其文自然辉光。欧阳修把这种“充中发外”的过程概括为“道胜文至”，突出了道对文的主导作用。为此，欧阳修提出了“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的主张。欧阳修虽然重视道的实践性和主导作用，但并不以道废文或以道害文，而是文道并重，主张“事信言文”，认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与此同时，欧阳修主张言之有物，对“舍近取远，务空言而鲜事实”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主张革除“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的时文之弊。至此，欧阳修的文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这一理论架构，既是对韩愈古文革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宋代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旗帜。正是在这一理论和旗帜的引导下，宋代古文运动较唐代取得了更为彻底而全面的胜利。
注释：
〔1〕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二期。
〔2〕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附录。 下引欧阳修文俱见该书。
〔3〕韩愈：《争臣论》。
〔4〕〔8〕欧阳修：《答祖择之书》。
〔5〕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
〔6〕〔7〕欧阳修：《与张秀才第二书》。
〔9〕韩愈：《答李翊书》。
〔10〕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
〔11〕欧阳修：《与杜论祁公墓志铭》。
〔12〕〔13〕欧阳修：《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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