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社会主义的公平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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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述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目的——共同富裕，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两方面的内容。为什么这样的目的和手段就是正确的，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判断它的标准和核心依据就是公平原则。我们要坚持共同富裕而不搞两极分化，就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公平的，贫富分化是不公平的；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则既是实现公平的条件，又是公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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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理解公平这一概念？
（1）公平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它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还有政治的、法律的以及道德的等方面的意义。例如，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款，就是旨在体现和保护人们在政治上的公平。再如，保护和照顾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的原则主张，就更多地具有道德伦理色彩。
（2）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用超时代的、固定的眼光来看待公平问题。每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在解放被旧生产方式束缚的生产力的同时，都会以一种新的公平观来取代同旧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旧公平观。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也就是说，今天看来很不公平的奴隶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使生产力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因而是公平的。其后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都产生过与自身相适应的公平观。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分配方式来说，按劳分配是公平的，不劳而获、少劳多获和多劳少获都是不公平的；而到共产主义时期，按需分配才是公平的。今天被我们否定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革命战争年代的部队里，不仅没有人指责它不公平，反而极大地激发过部队的战斗力。
既然公平是一个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范畴；那么，每一个时代就都不可回避地面临一种严峻的选择——它必须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公平观，并以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政策把这种公平观凸现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当然，这种选择有时是自觉的、主动的，有时是不自觉的、被迫的。当一种既有的公平观日益丧失合理性时，新的更加进步的公平观便会应运而生；而赞同这种公平观的进步阶级或社会力量便会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让社会接受新公平观。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着重关心的是公平概念的经济含义。而在经济范畴之内，公平一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即竞争机会的均等和经济收入的合理。
竞争机会均等的含义是：它在承认竞争根据或实力不一致（如人的能力、企业的规模和资金状况等）的前提下，允许每个经济主体自主参与或退出竞争，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在竞争过程中，对所有“参赛者”运用相同的规则。这一原则不涉及结果，只重视过程和程序。
在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是找不到竞争机会均等这个概念的。甚至，竞争机会已经不是均等不均等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企业只是政府的行政附属物，自己没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只有执行国家指令和到国家的“大锅”里去盛一碗彼此一样的饭的权利。至于劳动者个人，既无择业的自由，也无换业的自由，一次分配定终身，像过去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一个企业里。在企业内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只能起到“奖懒罚勤”和培养一批又一批不思进取、怠工混饭的懒汉的作用。
排斥了市场机制，从而也排斥了平等竞争这一催人奋进的动力，经济的僵滞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当前，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我们在引进市场机制的时候，竞争规则的引进显得相对滞后；因而在纠正旧的不平等竞争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竞争。一部分国有企业竞争不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或乡镇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
何谓收入合理呢？在社会主义阶段，个人的收入同个人为社会作出的贡献成正比，既合理也公平。这里所说的贡献，主要指个人为社会付出的劳动，也包括不是由劳动构成的贡献（如金融投资等）。按劳分配是体现这种公平的基本原则；而平均分配和按需分配都是不公平的，都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生产效益日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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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模糊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
（1）把公平错误地解释为收入的均等。不少文章提出， 传统社会主义突出了公平，忽略了效率，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而传统社会主义突出公平的主要表现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
这种观点既偷换了公平的内涵，又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来不认为平均主义是公平的，也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作自己的标志。实际上，平均主义只能是小农头上的旗帜。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社会主义者是把这面旗帜同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起归入应当扫荡之列的。也就是说，搞平均主义，实际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而只把公平看作是收入或分配方面的问题，忽略公平在竞争机会问题上的要求，也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见解。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分配状况，都是某一种竞争机制的结果，是被决定的东西。置决定性的因素于不顾，只想人为地维持或改变某种结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们对不公平分配状况的抱怨，归根到底是对不公平竞争机会的抱怨。例如，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者大发横财，生产优质产品的人却步履维艰。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也有类似情况。有的人因为有某种“背景”而较容易升迁和发财，而真正有才能的却不受重视。这些表现于竞争机会上的不公平，会使全社会的工作效率大幅度降低——当然，最终要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下降；而且它还会形成一种低效率和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2）公平的“物质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 公平的实现程度是同物质财富的多寡直接成正比的。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才有了当前的片面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主张：认为只有强调并提高了效率，物质财富得到了增长，才能有条件考虑并实现公平。
“物质决定论”的漏洞在于，它不懂得公平在分配问题上关注的不是绝对量，而是份额，即一定的财富在应分配的个体之间的比例。谁能说上甘岭一个连的志愿军分享一个苹果不公平？谁又能说在物质上比抗美援朝时期富裕许多倍的今天，一个县长宁肯拖欠教师的工资也要购买进口豪华轿车是公平的？实际上，物质财富少时，未必不能做到公平；物质财富多时，也并非一定能够做到公平。
“物质决定论”者还有一个无法回答的难题，那就是，到底物质财富多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公平。可以肯定，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如果有谁自恃高明说出了一个哪怕是不准确的数字；那么，紧接着就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达到这个数字之前我们做什么，放弃公平抑或是忽略公平，或把公平放到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物质决定论”者机械地强调财富多才能做到公平，很可能是由于在社会福利同公平的关系的问题上犯了糊涂。他们不懂得，体现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平，同样是一个份额或比例问题，而不是绝对量。在50—60年代，老工人拿着30—50元的退休金感到很幸福；而在今天，他们拿着10倍于先前的退休金也还满腹哀怨。在扶危济困方面，人们关注的也主要是“心意”是否尽到了，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该做的努力是否做到了。因此，才有“千里送鹅毛”之说。
（3）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矛盾关系， 认为追求公平必然牺牲效率，追求效率必然牺牲公平，两者不能兼得。因此，只能把某一方面放在优先地位，而把另一方面放在从属地位。我们不赞成这一观点。
时下流行的向效率过分倾斜的主张，就是以这种认识为前提的。
本文的逻辑是，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是矛盾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当然，这种逻辑也有一个前提，即公平必须是真正的公平，而不是平均主义之类）。我们认为，公平对效率只有积极作用，没有消极作用。我们的公式是：没有效率不一定没有公平，但没有公平一定会降低效率。同时，我们也并不认为“有公平就一定有效率”。因为，决定效率的因素不光有公平。工具的先进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等因素，也会影响效率。效率是一定过程的结果；而公平则不仅表现在结果上，更表现在过程中。在结果产生之前，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因而必须先解决公平问题；否则，人们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竞争的预期结果也并非有利于优胜者，那就谈不上什么效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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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强调公平，以公平带动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强调效率的。其实，它并非一点也不顾及公平（如最低工资制、失业救济法、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法等的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公平；而恰恰是这种不公平，才使资本主义的效率受到了阻碍。社会主义要获得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只有在改变资本主义不公平的状况，实现更高程度的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要真心实意地想提高生产力水平，就要真心实意地做好生产关系的文章；要想尽快地提高效率，必须尽快地解决好公平的问题。这就是说，如果公平与否不是制约效率的唯一因素，也是制约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公平，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对象的拓展）就要大打折扣；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一点，已经被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17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所一再地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