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深层危机和德国新兴的左翼政党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民主党论文,左翼论文,政党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5年秋季号(总第108期)刊登了斯特凡·波罗斯特题为《德国左翼的崛起》的文章，针对2005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替代”党和民主社会主义党联合组成的竞选联盟“左翼党”的胜利，分析了德国左翼政党在未来可能面临的困难处境。文章认为，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一个重大的转型时代，德国社民党的经济政策从施密特政府(1974-1982)的凯恩斯主义到施罗德政府(1998-2005)的社民党版新自由主义都失败了，德国社民党由于失去可行的经济政策而陷入深层危机，此时左翼党派崛起，并提出以再分配和向富人征税为核心的新政策，这种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这将遭到资本的反对，并且如果德国向富人征税、维持福利而美国等国家继续对富人减税和维持低工资福利政策，那么将影响到德国经济的发动机--出口。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框架内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长波危机，而传统的和新兴的左翼政党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对这场危机作了无数的阐释和声明，但它们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它们也缺少解决这场长波性质危机的可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纲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危机的爆发
2005年1月1日，“哈茨IV”生效了。施罗德对于改革的主要看法是，改革将“大幅降低德国的失业率”。当2月3日德国公布最新失业数字时，施罗德的观点也就在这一天化为泡影。德国的失业人数自“二战”以来首次超过500万，占总劳动力的12.1％。这一数字释放的冲击波震动全德上下。社民党在一个月之内失掉1万名党员。在一次民意调查中，90％的人认为失业是德国的主要问题，只有17％的人相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支持社民党的大量选民转而加入弃权者阵营，致使保守的基民盟在民调中的得票领先社民党。但这一点也不足为信——70％的人觉得基民盟政府不会使问题好转。
“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替代”(WASG)这一组织继续赢得支持，它在2004年底正式建党，名为“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员已超过5000人，1万多人订阅该党发行的时事通讯，100多个分支机构相继建立。各种民调显示，如果“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参加2006年的选举，11％的选民会把选票投给它，还有32％的选民会认真考虑对该党的态度。社民党的前支持者中有58％的人打算支持“劳动与社会公正”党，57％的青年人(24岁以下)、60％的工人和70％的失业者也打算支持“劳动与社会公正”党。
主要来自冶金工业工会(IG Metall)和服务业统一工会(Verdi)的工会会员，通常是“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地方组织的骨干。该党的纲领草案实际是由供职于服务业统一工会的经济部门的工会会员起草的，草案反映了工会多年来坚持的但已遭社民党放弃的政治立场。这只会激化潜藏在工会内部的斗争。施罗德的支持者们凭借纪律手段抑制工会内部新左翼日渐强大的影响力。投身于“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工会全职工作者受到开除的威胁，并遭受挤压。然而工会官僚阶层内部的裂痕实在太深，无法阻止替代方案生根发芽。某些位列工会官员的要人，其中最突出者是服务业统一工会的首脑弗兰克·比西尔斯克，实际上鼓励替代方案的形成，以迫使社民党向左转。同情“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冶金工业工会的一些地区领导人给予他们的工会全职工作者以时间来为“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工作。
北威州——德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州，而且是社民党数十年的票仓——在5月份举行选举。社民党领导层预料到失败，而实际结果却是一次惨败。得票率仅为37.1％，这是社民党50年来最惨的失败，也标志着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在州一级最后一个执政权的丢失。特别是社民党失去了传统的支持者，在工人和工会会员中的支持率减少9个百分点，在其以往的30至44岁之间的选民中的支持率减少8％。“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得18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2％，这次是“劳动与社会公正”首次参加选举。这是“二战”以来左翼政党在北威州的最佳表演。
施罗德在选举结果公布两小时后宣布他将在秋天提前举行选举。《明镜》周刊称施罗德的这一着是“避免谋杀的自杀”。施罗德和社民党总书记弗兰茨·明特费林担忧党内抵制他们的新自由主义规划并担心党发生分裂。社民党内代表工人利益的领袖奥特马·施赖纳威胁要脱党。社民党的11名议员提出他们不会投票赞成为大公司减税。
施罗德之所以决定提前举行选举，是因为他推测“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并无资源应付提前举行的大选。施罗德的策略适得其反。提前进行选举的前景引发了“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和民社党进行合作的讨论。
最初双方都充满怀疑。但是联合的愿望是强大的。工会和左翼知识分子多次呼吁“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和民社党的领导层一致行动，向施罗德发起挑战。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以“左翼党”名义联合参加竞选。
新的左翼政治力量的出现引起一场风暴并改变了整个选战的氛围。由于社民党和基民盟均站在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因此一件本来被认为无足轻重的事情变成对新左派的竞争。社民党向左转，抨击投机资本家为“蝗虫”，承诺向富人征税并警告乔治·布什不要进攻伊朗。绿党重新给自己贴上“真正的左翼政党”的标签。甚至保守的基民盟也喧腾起来，围绕选举之前或之后是否应宣布削减福利的问题展开讨论。
民社党的角色
在东德的地方选举中，民社党总能获得不错的投票结果，但没有获得新的选民阶层的支持或改善其党员结构。在民社党拥有20％以上的选票的地方，它主要依靠退休人员的支持，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悲叹“昔日的好时光”。民社党是统一社会党(前东德执政的共产党)的继承者，这一形象是民社党很难挺入社民党的活动舞台并在西部立足的主要原因。民社党领袖人物洛塔尔·比斯基说：“我们曾以为感到失望的社民党员和绿党的左翼会加入民社党，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民社党有约5万党员，其中70％多是60岁以上的人。在农村，年龄老化已使党组织出现解体。民社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和柏林加入了政府。虽然民社党员抗议社民党的反社会政策，但民社党在这些政府中的代表却和社民党一道贯彻削减福利的政策。民社党帮助在柏林贯彻几乎所有的福利削减政策，并从政治上为这些政策进行辩护，尽管这些政策与黑森州议会这样保守的地方议会的政策很难区分开。
民社党为自己的辩解是，即使柏林没有垮台，削减福利的进程也别无替代。要不然就说：“没有我们事情会更糟。”但是社民党也如是说。即使最友好地看待民社党，也可以说该党鼓励作小恶。在2004年的欧洲选举中，尽管社民党深陷危机，民社党在柏林东部仍失掉28133张选票。
作为社民党的小伙计加入政府并伤害自己的支持者这种政策使民社党付出惨重代价，也使它不能成为人民渴望的左翼替代力量。
左翼党的成立为民社党洗刷过去、摆脱困境提供了时机。
左翼替代力量的机会和问题
民社党与“劳动与社会公正”党之间的选举联盟已发展成一场竞选运动，运动旨在反对拥有广泛的社会吸引力的福利国家的解体。这场竞选运动有哪些机会并有哪些局限呢？激进左派甚至阿塔克(Attac，争取开征托宾税援助公民协会)宣称，左翼政党的竞选成功“不会改变社会权力的关系”，它“只会导致反体制的力量融合进议会制和资产阶级国家”。
当然，我们现在无法准确预测左翼党竞选成功带来的政治结果会是什么，因为这最终取决于领导层和党员怎么做。绿党的经验值得注意。20世纪80年代初，绿党以巨大的和平运动为跳板进入议会，但后来作为政府的伙伴要为德国军队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行动负共同责任。选举运动已经影响了政治气候。给去年冬天萨克森州选举后的政治形势一直投射着阴影的德国国家民主党(NPD)和德国人民联盟(DVU)这样的纳粹阵营，突然失去了其对抗议红绿联合的那些选票的垄断。基民盟和基社盟正在讨论它们怎样能够就其福利削减政策公开面对选民，发表“左倾”宣言的社民党和绿党正在考虑废弃自己的“2010规划”。
左翼政党的竞选成功将使社会中的左翼气氛变浓。它将鼓舞千百万人进行斗争反对“2010规划”的政策的延续。不过，左翼党不应向选民承诺它事实上不能提供的东西。失望带来怀疑，怀疑导致抵制。奥斯卡·拉封丹选举前的主张——“如果建立大联合，而且我们进入联邦议会”，新政府“恐怕不敢执行瓦解福利国家的政策”——就有导致失望的危险。只有当议会反对派成为反对福利削减的街头和工厂群众运动的渠道时，保守派政府才会让步。“劳动与社会公正”必须吸取社民党和自己的大伙伴民社党的教训。
社会民主党执政：给左翼替代力量提供的教训
赫尔穆特·施密特内阁(1974—1982)和格哈德·施罗德(1998—2005)内阁，因各自独特而又同样失败的经济政策而联系在一起。施密特的经济政策奉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古典理论，这套理论的出发点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凯恩斯认为危机源于需求相对于供给的结构性不足。在这里凯恩斯不同于他的“左翼凯恩斯学派”的学生(例如琼·罗宾逊)，因为凯恩斯认为，在这场危机导致的矛盾中，关键因素是过低的利润率。与之相反，左翼凯恩斯学派认为过高的利润率才是引起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解决危机的方法因对问题的分析不同而不同。在1975—1976年和1978—1980年，施密特政府通过实施政府投资规划走上刺激需求的道路，资金来源通过政府借贷，同时降低工资成本。包括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内的混合政策在1975年大获成功。工资成本的降低加强了德国雇主的国际竞争力，而政府对资本货物的需求的增加又防止了国内市场的萧条。跟1973年相比，政府的总债务增加6.2％，拉动经济增长达5.4％，这一增长引人注目。但是，面对国际性的经济增长缓慢，寄希望于不断借贷而产生的政府需求的短期拉动能够一直持续下去而保持经济繁荣，其实是一种幻觉。1977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又滑落到3％，失业率一直在非同一般的高水平上，即失业人口超过100万。
1978—1980年，施密特政府推行类似于1975年的新的中央投资计划，但这次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工资成本再次降低(1979年的工资增长甚至低于3％的通货膨胀率)，政府对商品货物的需求再次膨胀。实际的经济增长又达到4.2％。两年间创造了90多万份工作。1978—1980年再度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这些成就付诸东流。在战后历史上，德国的进口首次大幅度超过出口。“出口疗法”不再起作用了。政府陷入德国出口工业集团的巨大压力之中，放弃了中央投资计划，一道被放弃的还有作为政府工具的凯恩斯危机政策。在短时间的犹疑之后，政府又效仿其他工业大国，在经济危机期间减少政府借贷，大力削减用于自己的无产阶级选民身上的社会开支。因此，跟凯恩斯主义的教科书相反，政府加剧了1981年冬季的危机。失业人数首次超过200万。
社会民主党人告别凯恩斯不是依任何现成的理论，而是在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压力和急剧强化的竞争压力下作出的行动。拒绝凯恩斯纲领的不限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法国密特朗的社会党，甚至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的相似经历导致了相似的结论。
严酷的现实是，凯恩斯学派的税收政策不再生效，政府借贷由于其引发通货膨胀的效应而突然被视为是对经济增长的威胁。弗里茨·沙尔普夫(Fritz Scharpf)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政治》(1987年出版)为施密特失败后社民党的“现代化派”提供了理论基础。沙尔普夫在结论中写道：“跟战后头30年不同，现在根本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可以在一国的范围内实现而又不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性需要的看似合理的凯恩斯主义战略。”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角度看，这一正确分析带来的是自杀性结果。沙尔普夫要求社会民主主义提出“旨在增加雇主利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经济学”。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经济学一定总是有助于提高资本家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
施密特内阁时期的官方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从凯恩斯的学说后退的预兆。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整个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左翼和右翼都遵循着沙尔普夫指出的道路前进。“2010规划”中的政策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最合乎逻辑的表达。按沙尔普夫的教导，工资的削减、福利国家的解体和自下而上的再分配，成为社民党中现代化派的理论基石。
施罗德及其政府在2003年曾希望他的再分配政策带来高投资和高就业。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04—2005年降至1.3％，失业数不降反而再次升高。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供给经济学(不如说是施密特和施罗德的社民党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失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垮台背后的真正原因。
“新凯恩斯主义”和“劳动与社会公正”党
拉封丹和社民党的左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社民党的分裂，并非意味着他们一下子告别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仍然相信：通过“正确的”政府政策能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纲领说：“必须抑制资本的权力”。相信通过去除虎爪来驯服老虎，这在以前的智利(1973年)和法国(1982年)，其实已经证明是一个致命错误。社会党人的政府因招致政治反抗(智利的军事政变)或经济抵制(法国资本外逃)而垮台。资产阶级国家不允许部分地剥夺资本的权力或驯服它。
根据“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纲领，资本全球化，以及相应的国家经济政策力量的减弱，是源于政治家的决策，就像大量失业也是由于决策一样：“掌权的政党的政治”导致了这样一种形势：“500万人正式失业”。但是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而是这种危机的结果。政治家们的新自由主义决策反映了已经改变了的经济进程。危机和大量失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产物，而不是错误政治的结果。当然，政治行为也有灵活性的空间，这可以带来积极的或消极的经济后果，但这些政治战略本身具有局限。施密特政府在1978年通过“中央投资规划”创造了几乎100万个工作岗位，但它未能阻止1980—1981年世界危机的爆发，这场危机瓦解了施密特政府的成就，造成200万人失业。
“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出现是工会团体对新自由主义危机作出的反应。这个组织完全正确地指出，施罗德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以及有利于富人的单方面的降低工资，这个政策如果用他自己提出的目标——明显减少失业——来衡量，是失败。“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纲领也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事实：降低成本的逻辑自身带有危险，就是使工资和社会福利呈螺旋式下降，永无休止，从而导致通货紧缩，这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危机。
所以，要求维护福利国家的成就，要求政党的集体一致，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和普遍提高群众的购买力——“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纲领中强调的所有这些因素——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从工薪阶层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劳动与社会公正”党也认识到老式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它的竞选宣言没有回到凯恩斯，它的未来投资规划中关于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反对失业的斗争，是通过增加中产阶级(通过政府保险基金)和富人(通过增税)的金融负担而不是通过政府借贷来进行融资的。虽然在卡尔·席勒(1966—1972年任社民党财政部长)和一直持续到1982年的施密特内阁时期，老式的“古典”凯恩斯主义总是与降低成本旨在增加利润的政策并肩而行，但“劳动与社会公正”党要求提高群众的购买力：“工资构成……需求的最大部分，必须增加工资”，因此商品供给就能得到相应的需求。
与凯恩斯和马克思不同(两者都认为发生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需求危机的主因在于过低的利润率)，左翼“新凯恩斯主义”的学生们认为过低的工资才是导致危机的原因。由此出现了这种倾向：只是把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生危机的原因在于过高的工资成本”)倒过来。但是，“消费不足论”并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左派政治不能在长时期内以此为基础。自上而下指导再分配并通过向富人增税来执行国家的需求计划的政府，很快就会面临整个雇主阶级的激烈反对，更不用说德国传统上出口作为国内繁荣的发动机占有主导地位。
消费不足论者相信资本家不得不采取某种政策，因为他们认为雇主在增加购买力上具有“普遍”利益。然而，作为个人的雇主的商业逻辑推翻了从国民经济方面看似合理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竞争体系并不承认实际的“集体资本家”的利益，即可以让他们超越竞争着的个体资本并通过持续增加民众的购买力来克服危机的利益。
资本家彼此间为争夺市场份额进行着永恒的竞争，并且把竞争的代价转嫁到工人身上。在资本主义制度内运作的左翼政府不可能无视这一逻辑。要补充的是，当竞争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际竞争，而且并非所有竞争者都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时，情况就更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拉封丹和其他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应建立国际“社会标准”。
不过，只要有某种经济体实行较低的工资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从而具有国际竞争的优势，这些标准就不会存在。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来之所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原因不仅在于政府增加了对军火的需求(“右翼”凯恩斯主义)，还在于工会力量的削弱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剥削率的增加(较低的工资、较长的工作时间，等等)。美国只有在国际社会条约将当前的形势固定下来时才会加入这些社会条约。政府企图通过“2010规划”把工资和社会标准强压至美国的水平来克服德国危机的诸种努力必然也要失败，因为这些办法只能导致所有主要的国民经济体呈螺旋式下降，正像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样。拉封丹正确地反驳说，这种政策的结局只能是像在电影院里那样：一部分人站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因而迫使其他人也跟着站起来。最后每个人看到的跟以前看到的一模一样，但现在所有人都站着。
不取决于政府……
作为左翼政党主要人物的拉封丹和居西长期抱有参与政府的打算，以便能够影响经济趋势、增长和社会政策。然而，德国福利国家的历史表明，福利国家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政府而是有赖于反对派，更确切地说有赖于反对派的类型。1918—1919年的革命争取到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改革(八小时工作日、工厂委员会法案和集体谈判的法律保障)，德国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是右翼保守派政治家如俾斯麦和阿登纳。大体来说，长期的社会改革不是由左翼政府而是由保守政府进行的，这些改革甚至违反了雇主的特殊利益(俾斯麦在1881—1887年的改革，阿登纳在1957—1961年的改革)。
社会进步总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俾斯麦时期，社民党发展成危险的左翼反对派，与此同时工会也成长为战斗性群众组织，由此造成的压力大幅度增加。阿登纳时期，工会再次加强了力量。1956年10月，冶金工业工会促成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到45小时。同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的34000名冶金工人举行罢工，争取跟公务员一样的享受医疗补贴的权利。持续不断的斗争几乎持续了4个月，1957年2月14日结束。9天后，一项著名的广泛的津贴改革在联邦议会通过。议会外的压力带来了改革的气候。甚至在维利·勃兰特时期，也需要形成强大的压力促成改革——当时压力主要是通过学生和青年工人运动以及高涨的工厂罢工形成的。
当我们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陷入长期萧条的趋势的时候，左翼党在这个时期加入政府会很快使自己与其选民和支持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并不是这种或那种错误的政府政策的结果，而是源于这一事实：每届政府的政策必然为资本主义服务。换言之，“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纲领——还有民社党的纲领——与资本家阶级的实际利益形成尖锐矛盾。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这些条件不同于从1949至1974年间的长期繁荣年代)，为维护甚或扩大福利国家的每一场严重斗争将导致与统治阶级的激烈冲突。不再有可能返回到“社会伙伴关系”了。
艰难的历程等待着“劳动与社会公正”党以及其众多的支持者。拉封丹在他的新书《所有人的政治》的最后这样大胆预言：他在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只有“当人民起义时”才能实现。当他写下这句话时，他也许并不清楚这句话的充分意义。
附言：对新自由主义的又一击
德国大选的头条新闻是默克尔的基民盟未能获得民意预测的压倒多数。基民盟这次得到其历史上第三差结果，与2002年相比得票减少1891500。但最有意义的是哪个党也未获得进行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资格。
按最近的标准看，社民党也遭到惨败，尽管该党34.3％的得票率高于6月中旬民调时该党27.5％的得票率。与2002年的大选相比，社民党丢掉200多万张选票，与1978年相比，丢掉400万张选票。社民党的盟党绿党则丢掉30万张选票。
左翼党的表现相当出色，获得408600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8.7％多，位于绿党之前，仅落后于基民盟的亲密伙伴自由民主党(FDP)(自民党的票数增至4619000，这也许损害了基民盟的票数)。左翼党的得票比民社党在2002年的得票多出200多万张，几乎是在6月新党达成协议前不久进行的民调得票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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