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正确认识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与之相联系的主要矛盾，是我们党正确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建国四十五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当我们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各个历史阶段所确定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社会主义事业就能胜利发展；当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时，党所确定的任务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就脱离实际，走偏方向，社会主义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都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基础上的，因而正确认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贡献，从总体上为社会主义的完善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也存在着缺陷和偏颇，主要表现在：过分地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对发展生产力注意不够；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只强调了旧社会遣留下来的资本主义残余影响，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自身也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没有在确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正确找出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来。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为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忽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留下了缺口。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他在正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借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重大的创新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不但表现在他的著作言论上，而且贯穿于他的决策实践之中。因此我们认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不能像学习一般哲学教科书那样，只从概念和原理中去领会，而应当着重从邓小平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来分析解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来深刻领会和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
第一,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重新摆正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
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矛盾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1958年以后，在实践中我们未能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处理好，存在着两个缺点：第一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斯大林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不存在着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毛泽东在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他在实践探索中突破了斯大林的传统观念，想用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却过分夸大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以为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能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重大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是在承认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产生的，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在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条件下，才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如果不适合，而是落后于或超越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会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离开这些条件，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陷入主观随意性。第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本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116页。以下只注）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过去的着眼点不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上，而是放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并把变革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这就势必造成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改善不显著，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把着眼点放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上。他一方面肯定和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第二卷，第181-182页）另一方面邓小平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缺点。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第三卷，第116页）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诸要素中，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决定力量。“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第三卷，第136页）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目的也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也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第三卷，第134页）“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第三卷，第108页）这样，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就深刻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再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摆正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并不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话，而是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强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上，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继续解放生产力，把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目的确定为解放生产力，并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这些都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所作出的新贡献。
第二,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起来。
邓小平在肯定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第二卷，第182页）邓小平根据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他多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三卷，第264页。）这个根本任务，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提出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邓小平这一创新和发展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造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互相脱节的情况。毛泽东也提出过社会主义的任务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56年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1957年他又提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同上，第770页）但是这些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后来就被“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这与上述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显然是脱节分离的。这个脱节，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形成了理论上的难题：既然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那就势必要集中力量去搞政治运动，这样怎样去完成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呢？毛泽东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想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弥合这种脱节，可是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在实践上纠正了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解放了这个难题。他在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后他又从理论上肯定了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一伟大思想和实践，完全是按照唯物辨证法来办事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这个主要矛盾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表现。两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其共同点都是要求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一定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由该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规定的。既然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水平很低，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那么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样，邓小平就把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统一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上来了，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思想，构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观的科学性和彻底性。
第三,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并从自身体制的弊端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从而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
邓小平在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以后，接着他说：“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第二卷，第182页。）毛泽东创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未能对此作出“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毛泽东虽然总结了实践经验，但他主要是从矛盾的普遍性来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至于这一基础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哪些特殊的表现，毛泽东囿于历史条件，认识不够全面。他只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之所以还存在着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矛盾，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是因为还存在着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残余及其影响，比如在工商业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在城乡部分合作社中，所有制“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毛泽东看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主要是来自资本主义残余及其影响；至于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本身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也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矛盾，是否也会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回答。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加上后来“左”的思想的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朝着“一大二公三纯”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首先，邓小平把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社会制度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不同的层次。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第三卷，第161页）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第二卷，第250页）邓小平这里讲的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做法就是指具体制度或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相对稳定的，而体现基本制度的具体体制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基本制度好不等于具体制度也好，具体制度有弊端并不等于基本制度不好；有了社会主义好的基本制度，没有实现基本制度的好体制，则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就不能发挥出来。其次，邓小平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具体制度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弊端，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我国“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第二卷，第327页）邓小平还指出了我国具体制度的主要弊端：一是“权力过于集中”，二是“机构臃肿”，三是“无人负责”，四是“平均主义”。
这样邓小平就以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列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冲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某些原则教条式的理解，冲破了认为指出社会主义自身体制有弊端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传统观念。他在肯定基本制度是好的基础上，指出了具体制度的种种弊端，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在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具体制度的弊端。这样，邓小平就为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第四,邓小平找到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办法，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开展了“第二次革命”，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经历了几次曲折和失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准确地找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在我国的具体表现，没有找到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不知道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在哪里，因而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正确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照搬苏联那套计划经济模式，结果带来很多问题。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他想探索自己的独创道路，但是由于没有找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对主要矛盾又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因而他未能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错误地采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结果是开错了药方，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可见，仅仅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等于就能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办法，才能找到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邓小平准确地找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并从自身体制的弊端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特殊表现，找到了束缚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因而也就找到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正确途径和办法。这就是改革。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第三卷，第138页）“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三卷，第237页）我国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都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主要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我们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第三卷，第370页）
邓小平不仅指明了改革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办法，同时也指明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他把改革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就概括了他的这种深刻的思想。为什么邓小平把改革定性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首先，从改革的性质来看，改革同过去的革命一样，实质是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第三卷，第110页）其次，从改革的深刻性来看，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是经济体制一次质的飞跃。改革不是原有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要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重新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第三卷，第156页）再次，从改革的广泛性来看，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第三卷，第142页）因此，改革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第一次革命”一样，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
改革十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和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这种历史性的伟大变化充分证明，改革是解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办法，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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