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秧苗论文,水车论文,江南论文,稻田论文,清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2—0001—11
江南涝灾的防治重点在于河道水利系统维修，其次才是圩内排涝。明清时期，由于河道水系的紊乱，涝灾加剧，水利本身对稻田涝灾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因此，临时性抗灾措施——人力戽水，就显得特别重要。当然，大的水涝非戽水所能救。如道光三年南汇县水灾，“春二月苦雨，至夏五月始略止，止秋七月又苦雨，禾稼尽淹，九月亦如之，平地积水高三四尺，舟行街巷，水退地生毛，通邑大饥，米石钱六千”①。但这种构成真正绝产意义的涝灾并不多见。如明末的湖州尽管多有水患，“而淹没无收，止万历十六年、三十六年，崇祯十三年，周甲之中不过三次耳”②。与高地相比，低地的水灾更频繁一些。水灾到来时，农民所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水车戽水，戽水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乡村制度、人力与水车的聚集，同时也与圩田的形态有关。1868年大雨，刚到青浦县的新任知县陈其元频繁地接到乡民报灾，他当时还比较惊奇，但“询之父老，习见不惊”。第二年，青浦又受水灾，“区图之报灾者仍复日数十百人。询其圩岸，则云不没也；问其田畴，则云被淹也”。田畴是指圩田内的小岸，由于圩田内的小岸不修，才导致水灾的加重。之后，他又细究当地民情，发现以前有一位非常好的排涝专家孙峻，孙峻的做法是将圩田内田地修整得有序，方便水灾之年的民众排水。孙的修圩筑堤法曾于1814年在青浦全县推广，“青邑无水患者几三十载”；1849年大水以后，圩岸残破，其法废而不行。③ 由此可见，能否戽水成功，也与圩田内各级田岸的维持有关系。
一、塍岸
太湖地区的圩田与圩岸的规模与分级，历史以来长期存在。唐宋以来的变化主要与农业开发所形成的水面分割有关。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水面很广，后期则受到愈益严重的分割。宋代的太湖地区有两种圩田，大圩田往往为军队或“有力之家”所占，“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在这种水田进行排涝需要很大的组织系统和动员系统。另一种是小圩田，即“柜田”。这种圩田“似围而小”，四面俱设水洞。“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坚筑高峻，外水难入，内水则车之易涸”④，非常适合于排涝。农民平时可以随时加固加高圩岸，水灾时也很容易将水排出，适合小农生产。太湖地区的农民非常精明，他们会看着天色而防止水灾的发生，比如“一番晕添一番湖塘”，就是在立夏时期看天空有无日晕，有则要挖塘岸防水灾⑤。如果是小农个人发现这个问题，他会毫不犹豫地去挖圩岸，但大圩所涉及到的集体却很难马上行动。到清代，大圩基本上很少存在，因为经历了农业开发分圩与人为排水分圩的过程。明中叶以后，太湖流域的大圩田的确也有一个分圩过程，许多人认为与排水有关⑥。但在此以前已经有一个大圩自然瓦解的过程，这是农业开发所致。古人夸大了五代时期塘埔圩田系统的功能，因他们忽略了农业开发的作用。五代时期的大圩田，其实并没有全都种植，“昔人筑圩括田，非谓得以播殖也，将持此以狭水之所居耳”⑦。宋代的圩田实际上仍起着积水的作用，缓冲着灾期灌水。明清以降，太湖地区人口密度增加，村落发展，土地开发加强，更多水面被开发，大圩内的闲水地被辟成水稻田。水面自然被分割，水利上也没有大圩的必要，也会引起一些河道的变化，客观上就是表现为分圩。的确也存在着为了排涝而分圩的现象。明代松江府的张弼认为“分大圩益东南水田”，他所谓的大圩也并不大，“一圩之田，多或至于二三千亩，少或不及百亩”。这与民国时期差不多。说明真正的分大圩时期已经过去了。“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完，或时遇水，则车戽易遍，水潦易去。虽有巨浸，莫能为害。而大圩之田，塍岸既广，备御难全，雨潦冲激，东补西坍，皆荡然淹没矣。纵使修举令民车戽积水，然居民有远近之不同，民力有富贫之不一，地形有高下之不均。故大圩之田，遇灾不救者十居八九”。所以，他建议“较田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亩为率，因其高下，督民取土里以塍岸，则田圩之形成矣”⑧。由此可见，不但要以小圩为好，圩田也必须有塍岸，才利于排水，这种塍岸不是大圩之圩岸，而是圩内小岸。小圩田在排水方面的优越性到清代一直引人注意。乾隆年间太湖周边地区往往“溃堤决岸，顷刻沉于水底”。吴江的儒林六都却由于“皆小圩，无有合二三千亩为一圩者。圩小则人力易齐，而便于车救”。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小水难犯”⑨，受灾较轻。一般是低田遭灾而高田相对无恙。灾后农民买苗，也是从附近高地购买。在大水灾时，一般可以车戽救灾的地区往往也是高田地段。崇祯十六年，湖洲桐乡一带的许多地区遭水灾，“高阜者幸无大害，只费车戽”。其它地区往往是一片汪洋，“水势经月不消，有苗无种，百千圩岸，悉成沼池”⑩。也有少数地区因在圩岸上下工夫，低田有收而高田遭灾。在太仓县双凤里，康熙“庚申大水，高田皆湮，低田有岸者熟”；到道光年间还是这样，“庚子三月雨，大水，高乡多淹，低田有坝者熟”(11)。
清代江南地区的大规模水利建设以河道水利为重点，而乡村地区关于圩田本身的水利建设则以圩内各种田岸的设置为主。实际上，早在大圩时代，大的圩田内部也有层层小圩岸阻挡外水泛滥。在嘉兴地区，北宋嘉祐三年，“转运使王纯臣，上言诏县令民作田塍，位位相接”(12)。这是令民作小岸的政治动员。在太湖以西，芙蓉圩最为有名，这个圩面积近十万亩，典型的外高内低，“形如仰釜，渐进渐低，内画纵横水岸。如遇水涨，高水不入于中，中水不入于下，下水不入于低。每年冬水既涸，春涨未来，起土挑筑”。外层的基本圩岸在明初很完备，“阔一丈八尺，高八尺，内帮子岸高四尺，界堤阔一丈二尺，高六尺。形如坦盆，四围隆起，中心极度洼下”。但圩内也有岸，“内四周作抵水岸，逐层而下，若楼梯焉”。这样的大圩，可以抵御二尺的雨水。(13) 圩内像楼梯一样的各级岸在明代一般统称为抢岸。耿橘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对抢岸的修法讲得很详细，并用城墙和院墙的关系比喻围岸与抢岸。在筑岸时，低洼地带水中筑岸，抢岸最为难修；稍低之地次难，平地筑岸；稍高之地最易。(14) 到清代，青浦县的孙峻在其《筑圩图说》中所讲的抢岸有明确的三进田结构。他将一进田称之为高塍田，田内的积水称为上塍水；中间的称为中塍田，积水称为中塍水；下洼的地区称为下塍田，其水为下塍水。排水的过程就是“撤销上塍水，倒拔中塍水，疏消下塍水”(15)。如果没有梯级的小岸，低地就会一片汪洋，而高地却可能无水。一般的戽水是外边头进田先干，然后才是中间的田，最后是圩中心的田。圩田的这种形态现在叫三进田，从四周向中间依次为一进田、二进田和三进田。圩中心的三进田或圩心之田，往往低于海平面。水流分外河与内河，外河的水位在旱季略低于一进田的田面，雨季则高于田面。每进田之间的高差现在一般约为半米，而最中间地区处与四周圩岸的高差可达1.5米到2米(16)。今日水泵和暗管协调的三进田排水可以很直接地提水出水，但传统时代却以这种分区的圩田排水为最有效率。圩周边的高塍田从阙口排水，阙口就是从头塍田圩岸上的排水口；二塍田从倒沟放水，倒沟是从二塍田通到圩外的排水口；下塍水从由圩心到圩外的娄沼放水。孙峻已经认识到大圩内三种田之间抢岸分割的必要性。他指出：“畔岸有五利：一、断上塍暗衅水（侧渗水之意），俾下塍戽救有效；二、利牧牛有草；三、有十分阔大，需泥六分，有十分工程，力劳六分；（因为这种岸低于正岸一、二尺，相比大圩岸的修护，省工省料。）五、保大岸根牢柢固，永无坍废。”他对抢岸不修的大圩田提出十分严重的警告：“大圩大分水倾泻入小圩小分内（高塍地区的水泻入低塍地区），大圩泻水一寸，小圩顿深几雨寸。若无围岸、抢岸拦截上塍内泻，天雨三、四、五寸，小圩没腿齐腰。”另外，没有内部的各种小圩岸设防，也很容易造成“走圩淹禾”。大圩内“一、二处进水，害及全圩，俗名走圩”。孙峻特别地指出在同一圩田内，高下不同的田块之间没有畔岸的五种弊端。第一种弊端他称之为“漂膏壅”。膏壅乃“肥力”之意，平日农民挖河泥，垫入田内，戽水之时则是搅动水浑，也将肥水戽出圩外。在没有畔岸的地方，“畔泄清水下田”，通过测渗和漂流的作用，将许多土壤内的肥分带到下田，下田的浑水戽出圩外，则造成肥水外流。第二个弊端是“养草脚”。水深则耘田难行，导致草长。第三个弊端是“招观望”，有了畔岸可以使各塍田的所有人充分动员劳动力戽水，但在没有畔岸的条件下，由于低塍田的戽水使高塍田的水流于下田，高田种植者产生了观望态度，因为他们可以坐等水干。第四个弊端是惹风波，水不及时排除，雨天带风，使波流揉苗，造成缺苗；低田戽水，有时越戽越多。(17)
有的圩田并不是严格地按高低划分，只是为了排水方便而简单地将圩田再细划分一次，使每个小圩可以挖一个排水沟直通大圩岸以排积水。费孝通的家乡在震泽镇附近。村里的圩大小不等，大的有900亩左右。为了排水的方便， 将大圩分成较小圩为“排水单位”。以他所描述的西长圩为例，这个圩被分成四个小圩，每个小圩都可以有直通大圩岸的排水沟，圩边与排水沟相连的地方，就是一个水车点，人们也可以在这里用戽斗排水。西长圩是一个长方形的圩，分成4 个小圩后有四个集体排水点。小圩称“墐”，各“墐”之间有较大的田埂，是农田的主要道路。但小圩内仍分有许多块小田块，那是最基本的田块(18)。这也是一种三进结构。清代有许多圩的排水系统并不像西长圩那样完全可以分割完成。在较大、较方的圩田内，很难挖多条直通圩心的排水沟。在孙峻画的结构图中，所有的圩田基本上都只有一条直通圩心的排水沟，这种排水沟在不同的圩田中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溇沼”，是一可资排水用的长条沼泽地带，时干时湿。这种沼泽面积如果较大，则称其为“内塘”，与圩外河道即“外塘”相对应。只有部分圩田存在像西长圩那样的排水沟即“长沟”。由于当时的人并不具备现代的排水设备，故低洼之处长年积水，很难耕种，只能成为排水、蓄水系统的一部分。这三种积水带都与外河直接相通。(19)
二、水车与人群
孙峻的圩田建设方案曾在青浦得到过一定程度的推广。青浦地处低洼，形如“仰孟圩”，常受涝患。他的家乡孙家圩推广之后，“始则免其赔荒，继而渐臻成熟，得丰收焉”。但圩田内筑岸，需要一个非常健全的乡村动员体制，大的圩岸和河道的修理往往还依赖国家政权的动员，可能十几年也没有一次，圩内小岸却需要年年修，所谓“田中之小岸必每年一筑，大岸则数百年如故也”(20)。长期以来，圩长体制并不完善，圩长塘长制度外受国家政府的影响，内受田主之间和主佃之间利害冲突的困扰，都会影响到修圩和排水。田主之间的冲突尤其在每进田之间产生。长期以来，外进田的常常被豪强所有，占着排水之便。如果存在着很强的乡村权势，基层的圩长、塘长是根本无法协调的。地主豪强不但不愿意为修小岸出工，甚至在水淹已田时放水于低田，嫁祸于他人。明代金匮县有魏国公的庄田，比其它人的田高2尺，“庄官恣横，旱则决塘引灌，潦则
水民田，大为民病”。发生了这种事情，地方乡绅无力插手，倒是当时的知府欧阳东凤让人在“庄田北筑坝抵之”(21)。小农的自私心态也使得围岸筑难废易。种高塍田的人与种低塍田的人对小岸问题有不同的利益制约。“种高丘者十之五，不筑虽减收，亦无大害”；“种低丘者亦十之五，不筑惟希冀水之不来，筑则高丘之人不肯协力，遂致力有不逮”。泥土问题也是冲突的一个来源。筑岸需要挖土，一般人都将泥土视为宝贵，农田之间共用的小岸，往往被双方在两侧挖坏。常年水不来时，他们对小岸任意铲削即“斩岸”。青浦当地的农民在种插之时的习惯“斩岸脚”，就是这种挖土行为。护岸用的杂草也是一个问题。本来，“草有护岸之益，禁人肆掠”。往往也被农民早早地铲掉以肥己田。清代是一个缺肥的时代，人们不断地挖泥涝草以壅田。春天，农民积肥时往往“连根和土”地将小岸上的杂草铲掉，同时也挖去了许多的土，“占饕岸趾”。还有许多人将小岸种上作物，“禾苗浓密油油”，但固土作用很差。总之，小岸的确筑难毁易。(22) 这种状况也因地而异，乡村风化好一点的地方就好一些。
尽管人心自私，每到大水之时，共同而紧迫的任务还是能将村民集中到一起，为免灾而共同戽水奋斗。大水淹禾之时，圩长动员村民上圩戽水的体制称为大棚车制度。顾名思义，这种制度的运行在于对人力与水车资源的管理与调动。管理水车的人称为水埠头，这种车埠头水涝时召集村人上圩戽水，迟到者罚。为了控制管理，有的地方还将水车的轴拴上绳子，这样，戽水所转的回数就可以通过绳结的多少表明出来，回数少的人会因此受到督责(23)。在圩岸的水车点上，往往有几辆水车共同工作。这种习惯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的集体化时代。昆山县石牌乡有7个大圩子，耕地面积达1万多亩，他们的集体排涝叫“车大滨”，他们的圩田一般的是3进，有的甚至达到4进，一般的圩子都有车口3—5处，“过去的每个车口，因地方狭小只能放3—5部水车”。清代的排水大致就是如此。1954年的抗涝斗争将每个车口扩大了，扩大后的车口叫做“大棚基”，可以容纳10—30部3人轴的水车一起工作。尽管如此，这么多的水车大概也只有一部抽水机的效率。(24) 劳动中有轮休。在吴县一带，“农家遇大水则集秸槔以救之，鸣金击柝以建作息，建瓴滴水以时番休，号大棚车”(25)。从更高一层上讲，大棚车制度还关系到乡村地区的安全。因为水灾一发，如不众志成城，及时救助，乡村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马上就会暴发。能够组织起来的，往往是有良好乡村秩序的地区。在盛湖一带，道光二十九年的水灾使民间发出了社会秩序败坏的叹息。“水利久不讲，恒雨辄损田。我生五十载，六度水毁年。”不但地方社会的失序导致大水利之不兴，水灾中的主佃双方关系也极其紧张。“始时田未没，佃农争筑防，费钱索田主，什佰哄满堂，众欲稍不遂，公然为寇攘。”一名可能是外乡人的新田主，被佃农们捆绑后扔到田间淹死(26)。从费孝通先生的书中所提供的照片分析，圩岸上的水车和人夫成排成行，两两踏车戽水，车上有棚(27)。水车除了排水之外还有灌水之用。灌水时不用全体动员，灌溉秩序与北方差不多，一家一户有序地灌水；排水时却要集体行动，为的是抢时间。大棚车的发起也必须是大一点的水灾才行，小水则乡民自己可以戽出圩去。在桐乡，一般的“旱入涝出”由小农自己负责，“遇大雨连绵，河水泛溢，则集合圩之车戽水以救，谓之大棚车”(28)。
许多古人将大棚车制当作一种习惯，也有的乡间士大夫将这种制度与古代村社制度相对比。陈瑚竟将这种制度与井田制相对比，“古者阡陌之世，凡圩皆有围，凡田皆有岸。即通力合作而八家而止。近世大棚车之法牵连百家，此后世权宜之计术，而非古人之制也”。尽管他的议论有点玄，但他仍认为这种制度的基础仍要以圩田建设为基本任务，“围田无论大小，中间必有稍高稍低之别，若不分彼此，各立抢岸。则高低互相观望，围岸虽筑，不能全熟”(29)。抢岸不但有利于排水，而且还有利于巩固大棚车制度，免除一部分人的投机取巧心理。前文所述的“招观望”，就是没有小岸引起的。立抢岸的确有效，但快速的乡村动员还在于人气。政府与乡村，上下运动所带来的人气也很重要。“夫水之泛滥者，筑堤障之；壅遏者，疏渠导之；而停积者，若不竭力车戽，则何从而减乎？然民之贫乏者无力。豪犷者持顽以致互相推调，坐视陆沉。在乎上之人激劝而安集之尔。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长贰，下至簿史，无不躬亲看视，奔走道路。”(30) 可见，车戽的兴起关键在于一套动员工作，这种动员与乡村的民风与凝聚力有一定的关系。在民情懒惰、上下不同心的地方，即使设有水官，也难以形成动员。与家族势力很强的乡村地区相反，一些客民新开发的地区，由于上下同心，修圩戽水却异常团结。江北和宁波的一些客民在青浦一带开发低田，虽原籍差异很大，但却有棚头作领袖，“其耕种法颇与邑民异，善筑堤，堤高寻丈，逐层用檀木捣坚，厚四五尺，遇久雨则可捍御客水倒戽。积潦戽水用人力踏车，车床甚大，非四五人不可转踏。时打锣鼓，唱田歌，悠扬赴节，声闻远近”。“或风雨溃堤，则昼夜巡视，并力抢救，其耐劳苦有如此者”(31)。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传统的水车一直在起作用。清代的水车制造成本很高，是农户最贵的农具。以民国时期宝山县的农具价格而论，一台水车价约30元，一架播种机才只有20元，最常用的铁搭才只有4—5角(32)。但却是种水田农户之必备。农民不但靠水车戽水，在种稻时各种耕作环节的放水、排水也要用着水车。另外，戽水时使用的水车状态与灌溉时稍有区别，除了车尾的地点不同外，由于排涝时的戽水往往阴天有雨，故一般要有车棚。青浦县民国时期的一份水灾战时农具损失的调查表明，水车（车盘）和车棚对农家都很重要。农家第一位重要的是犁，第二位是耙，水车和车棚大约排第五位和第六位左右(33)。造车集中的地区往往也是低洼易涝地区。青浦就是这样一个水车的集中产区，“车为田家戽水必需之具，或以人力或以牛力，形式不一，制作必秘。而他处皆不擅此”(34)。明代松江地区水车使用有低地和高地的差异。被称为龙骨水车的往往被用之于高乡，“风车不常用”(35)。也有人认为风车更用之于防涝。《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认为，风车一般是为救潦，“欲去泽水，以便栽种。盖去水非取水也，不适济旱”(36)。牛转的水车形制更复杂一些，由于明清时期牛本来就少，人力水车多，牛力水车也少。松江的脚踏水车可以三人直接踏车戽水。既可用人亦可用牛的水车有一个车盘，车盘与上水的车板子之间有轴连接。车扳子的部分一般称为车棚(37)。在石门县，“农人戽水，全资人力，不若他邑之借力于牛。其耕作悉是丁男，不若他邑杂以妇女”(38)。但大户人家还是要用牛拉车。在吴县有人认为数十亩以上的农户排灌均用牛车以代人力(39)。
戽水的劳动力主要是男人，但与其它农活相比，有更多的妇女参加。在那些平日妇女不参加大田劳动的地区，戽水时也会走出来，因为时间紧急。她们会直接踏水车或作别的什么工作。在费孝通的家乡开弦弓村，一般也像石门县一样，妇女不参加耕作劳动，只在遇涝时上田车水(40)。但在许多地方，妇女什么农活都干，松江府的女子在明代就已经“耘获车戽率与男子共事”了。无论如何，妇女加入戽水行列，的确为劳动场面增加了不少特色，许多文人也非常敏感地观察到这一点，为此写了许多诗。比如：“妾生田舍家，自小能踏车。”讲的是妇女从小就参加戽水劳动。平日的施粉打扮到戽水时一扫而光，“一方青布齐裹头，赤脚踏车争卷水”(41)。旧式水车都是木和铁做的，润滑功能很差，声音很大，由于众多的水车一同戽水，水车的响声也是远处可闻，“脚痛腰酸晓夜忙，田头车戽响浪浪”(42)。不但水车响浪浪，人的歌声也会播扬于远方。在枯燥艰辛的工作中，人们唱歌助兴。稻田地区自宋代以来就有薅鼓，这种鼓摆于田头，薅草耘田时击打助兴(43)。田歌也有类似的作用，戽水时人群的聚集甚于其它田间工作，唱歌是少不了的。“种田唱歌最妙。盖田众群聚，人多口杂，非闲话即互谑，虽严禁之不可止。惟歌声一发，则群嚣寂然，应节赴工，力齐事速。”(44) 江浙一带的文人也有戽水之歌， 元人张庸的戽水歌不但注意到了戽水场面，还通过对个别女子的关注反映了当时的乡村劳役苦情。“高田水，低田水，田田积水车不起。去年有水民薄收，今年又水朝廷忧。岸圩自是农夫事，工程赖有官催修。东家妇，西家妇，唤郎去劚荒田土。车沟里昨日里外平，断塍紧待新泥补，踏车正忙儿又啼，抱儿踏车力不齐。车捩轴轴转，横牙伤妇足，妇忘嗟怨抚儿哭。水深未易干，怕郎受笞辱，愿天晴怯雨阴，入夏无苦旱，至秋无苦霖。上宽天子忧民心，吾农饱暖长讴吟。”(45) 这首诗有政治意义，戽水时农民不会唱这个，因太过文雅，又太过于苦情。顾颉刚先生对太湖地区的民歌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内有许多田歌，字句不像戽水的诗词那样文雅，却是直观简单。江阴的民歌有：“啥个圆圆在天边，啥个圆圆在地面……太阳圆圆在天边，水车盘圆圆在地面。”(46) 天晴是农民心中的盼望，眼前看的水车盘。天一直下雨，戽水的前景不定。
久雨不晴，形成灾情，戽水肯定失败。但一般而言，不同的田块有不同的情景，救与不救不一样。一些戽水失败的地区往往“菜麦不及收矣，秧苗不及栽矣，即栽腐烂矣”。如果一个地区大部分戽水失败，少数胜利者是非常劳苦的，“间有可救者，皆数十百人共踏大朋水车。男罢耕，女罢织，甚则皮穿脚肿矣”(47)。这不是一天、二天就可以结束的战斗，这时往往有决战悲壮之情，悠然自得的歌声可能不会有，但失败的经历往往也出现诗歌中。在震泽，嘉庆九年大水，文人张萼写水车叹一词记叙戽水的失败：“低田已连湖，高田多漏穴。穴水冲急堤防崩，阡陌依然浪头白，浪头白，雨云黑，愁肠饥，车轴折。”(48) 水车都坏了，也不见水退， 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失败。
三、水与苗
在踏车戽水过程中，农民们会不时地抬头看天，盼着天晴。长期以来，人们对水灾产生着恐惧，不断地观察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天色以判断是否有雨。娄元礼是元末人，他的家乡是吴江县。他记载的当地农谚中，有“水年只怕北江红”。北江是太湖，这种“红”像霞又不是霞，预兆以后每天都是阴雨(49)。踏水车的农民看见太湖上空出现这种天象时，不禁增加了失望与焦急。他们也不断地看着田面，希望能尽快地从一片水汪汪的水面中看到秧苗。在农村用语中，出现了许多禾苗与水关系的词汇，这些词很直观，比现代科学用语更直接。后者往往是地面积水多少毫米、降水多少毫米，农民如果听了这样的新闻报道可能还不知道稻苗被水淹的状态。但清代的太湖农民如果听到了人说“水里苗”，就知道水已淹苗了。这并不是说江南农民对水和秧苗有特别的观察力，只是传统社会有哪一方面的生产与生活的侧重点，就有哪一方面的词汇。草原社会的游牧民有更多的关于草地和牲畜的专业词汇，农业社会当然有关注于农业的专业词汇，传统中国是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社会，长期以来就有丰富的关于作物和土壤方面的词汇。就水灾问题本身，有一系列的包括观测天气、预测水涝的词汇。当然，许多词汇也集中在稻苗方面。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之多，但大部分藏于民间，且不为农书所记。20世纪50年代，松江的老农陈永康对看苗施肥有一套，他的“三黑三黄”，就是看稻苗在生长过程中所产生的苗色变化来掌握施肥和灌水、烤田的时机，方法非常有效，一度推广全国。在与水涝的长期应对中，农民也形成了许多关于秧苗的词汇与常用语。
首先看“没稻眼”一词。在费先生的家乡开弦弓村，当时的人认为“如果水太多，淹过‘稻眼’时，稻就会淹死”。稻眼位置是在水稻上方叶与茎的连接点。在大多数时期内，这就是孕育幼穗的部位。当地人认为这部分被淹了，六七天之内稻就会枯萎。费先生怀疑村民的观点(50)。但从栽培学上讲，村民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因正在分化的幼穗往往处于花粉母细胞的减数分裂期，这时的细胞对呼吸作用极为敏感，被淹到六七天，生殖生长基本上就会停止。即使水退后成颗长穗。也是不结实的空穗。夏秋之季，从稻穗分化期开始，水稻对水淹的敏感期就开始了。穗分化期淹水10天，颖花分化受到抑制，稻穗虽可伸长，但不能出穗结实；在孕穗期，淹水6天即可使大部分水稻不能出穗；到出穗期，淹水2—4天， 出水后尚能开花结实，6天以上，因花粉、花药死亡，出水后虽开花不能授粉， 最后使穗子枯干不实。所以，愈到后期，水稻对水灾愈敏感，灾后的排水也愈加重要。(51) 松江浦泖一带的农民对没稻眼有更深刻的认识：“日禾长成未秀也，先有三眼，盖最上之三叶。其根皆有紫晕耳。于是乡人谓之做身份，又云做堂肚。此时不可遇风潮，一遇风潮，则稻穗之胎蕴于中者受伤不浅，及其秀出，遂多瘪谷白穗。又遇大水之年，水没第一眼者，逾三日不退，稻根即浮烂，没第二眼者，可二日；没第三眼者，一日不退堂，肚中之嫩穗皆烂矣。但没第一眼，虽当日即退，而秀时往往苞谷不开穗，分旁茁，俗谓三丫枪，其穗尤短，瘪者尤多。”(52) 这种堂肚的概念非常直观， 且拟人化，用眼、肚来描述水稻，是传统社会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
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水稻有“稻怕秋水”之说，就是这个道理。不但是淹水，淋了雨都有空穗的危险。“稻花见日则吐，遇雨则收”，在白露以后，“当盛吐之时，暴雨忽至，卒收不及，遂至有白飒之患。圣人所谓秀而不实者，有矣夫”(53)。江南的水稻一般都是晚稻，且只有一季，“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穗分化期之后是水稻成熟期，籽粒灌浆。成熟期水灾结果也很严重，早期的水灾容易形成半浆之禾。道光十三年，“值风雨阴寒，遂多秀而不实”。巡抚林则徐认为当年的收成差不多应达到“中稔”水平。九月以后，天气仍是晴少雨多，昼则雾气迷蒙，夜则霜威寒重，难结颗粒，仅得“半浆”。“浆”与栽培学上“灌浆”一致，“半浆”指达到一半的水平籽粒灌浆。乡农认为荒年将到，林则徐不信，“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发现“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浆之禾，变成焦黑，实先前所不及料，然犹盼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砻”。到十月，又出现了“滂沱不止”的大雨，“在田未割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割者，欲晒无从，亦多发芽霉烂”(54)。后熟期后期的水稻遭遇一般水平的水涝之害，并不能被淹没，但因稻穗下沉，与水接触，易发芽霉烂。农民对抽穗以后稻穗与水的关系也很关注。由于传统时代的稻苗较高，水稻的支持能力比1949年以后的矮秆水稻品种要差得多，故结实过程中稻穗的下垂程度会很大，很容易着水而生谷芽。宝山的月浦一带，“当稻实之时，秋水涨溢，稻穗下垂，即生谷芽”(55)。乾隆五十二年七月底，“连雨四昼夜，田中积水五、六尺，花铃腐，稻生芽”(56)。这就是排水之后还生芽的水稻。由于此时正值成熟之时，故可以水中收割，农民甚至乘船捞穗。钱邦彦记载了发生于昆山一带的灾后状态：“深者四五尺，浅者二三尺，亦间有露岸者，其禾用镰割取，倒于田者随水东西，或沉或浮，望如野凫。”(57) 捞穗往往还能有些收成。光绪十五年昆新一带“低田尽没于水”，但由于“稻已成熟”，一些人捞穗，“用力虽多，取谷不少”(58)。在昆山，“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大雨兼旬，成熟之稻沉浸水中，仅露芒穗，农人置舟于田，没股以刈”(59)。但在许多情况下，低乡在稻熟又遭遇水灾时，往往用竹制稻签，“缚驾水面，用以承稻，令干以便收载”(60)。
与水稻的后期发育相比，稻田早期的淹水相对并不太危险。但淹水总会使呼吸作用受阻，进而危害稻苗。分蘖期的早稻由于稻苗矮，极易形成水灾，但恢复能力很强。水淹2—4天后排水使稻苗出水，基本上不影响生长；淹水6—10天， 地上部分均腐烂，但茎生长点和分蘖节组织仍未死亡，出水后分蘖节仍可重新发叶，只是淹水愈长，生长愈慢。(61) 清代太湖地区的早稻种植很少，一般的水稻夏天种植。这时正值梅雨，降水量处于高峰状态，但排水时间相对充裕，即使在水灾很严重的情况下也有解救的办法。以松江府为例，在徐光启时代的一次水灾中，“农田表里弥漫，巨浸茫茫，不浃旬而水底之苗尽为韮茹”。他鼓励低田重灾区的乡亲让已坏烂的稻田复生稻苗，“近日水灾低田淹没，今水势退去，禾已坏烂。我农人切勿任其抛荒，若寻种下秧，时又无及，六十日乌可种，收成亦少”。他提出两套解决方案，一种是从邻近乡里那里买苗种稻。由于高乡稻苗价高，贫穷人家常常无力购买。所以他又大胆地提出第二套方案，即利用旧有烂苗田地，令旧稻复发分蘖。“无力买稻苗者，亦要车去积水，略令湿润，稻苗虽烂，稻根在土，尚能发生培养起来”(62)。这种方法要求人在水退之后继续排水，将田戽干，而那些买苗的人稻田之中却要留余水以插秧。据张履祥记载，他家乡桐乡在崇祯年间的一次水灾中，一些早插秧的人其秧苗在水退后还是有砂复生的。那一年“正月十三日大雨雪，至十八日乃霁。五月初六日雨始大，勤农急种插，惰者观望。种未三之一，大雨连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行于陆。旬余，稍退。田畴始复见，秧苗尺死，早稻者复生。秋熟大少”(63)。秧苗在水中的时间15天左右，早插者因秧苗已经有根系的生长，水退后才能发生分蘖。
在积水落干的过程中，低田与高田的干田不同步。同一时间内高田与低田有不同的苗色。孙峻将一个有着良好的围岸与抢岸，“水淹易施戽救”的圩田，在同一时间里分出多种苗情。外塍田处于“青绿依然”、“蚂蝗搭”、“露梢”、“没稻眼”，内塍田是“游青”和“水里苗”。所谓“青绿依然”，就是一片青绿，这是不受害的秧苗；第二种为“没稻眼”，“没稻眼”前文已有所述；“蚂蝗搭”是指这种苗在水退之后的状态，由于“苗叶粘苔，水退随苔而落，如蚂蝗之搭于泥上，为“蚂蝗搭”；第四种苗情叫“露梢”，这是已经没过稻眼，只留一梢在水面上。孙峻认为，即使如此，也很难得。因为露梢的稻苗往往是早种之苗，由于生长得力，在水浸虽深的状态下，“其梢挺露无恙”。由于水稻品种和不同的播种时期，同是外塍田，出现四种不同的状态。与外塍田相比，内塍田的苗情就很严重。“游青”是一种水大漂苗的状态。由于苗小叶嫩，青苗在水退之时漂浮于水面，这种状态为游青，这比那种“蚂蝗搭”严重多了。还有一种苗情为“水里苗”，顾名思义，这是一种彻底被淹的苗，也有称之为“水底耗”的。还有一种叫“杳没无踪”，往往不是指一小块田，而是指一大片田的苗情，内塍田的各块田同时处于“水里苗”，内塍田就是“杳没无踪”。农民对稻苗对水的反应也有记录，诸如“新苗遭水三、四寸即白”。指淹水后不见光，失去光合作用所应有的叶绿素而变白。(64)
在排水过程中，农民往往是盼着天晴，盯着田面，“桔槔勤所务，转运使水出，滑滑无停注，但愁云叶繁。未见秧针露，如彼中酒人，沉湎不能吐”(65)。这是以人为状态来分析稻田，将淹水的田形容为醉汉。刚露出的稻梢，称其为秧针。多少时候，辛勤的戽水换来的是失望：“水车日轧轧，溃堤日潺潺。下有垂死苗，根烂叶色殷。老农犹自慰，日蘖芽其间。水固［涸］始分明，什一无余残。”这种灾情比徐光启所述的还要严重，田间的苗已经没有分蘖能力了。有的地方官为了不让乡民免赋，往往也会标语口号式地提倡一下补秧，但在秧苗烂死、民力不济的状态下，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里正率乡老、入城纷报灾。报灾官不信，谓俟亲勘来。俟之日复日，忽布条告催。大书时雨后，农时毋迟回。低区暂淹没，水退堪补栽，呜呼田中水，已迫灭顶危。新秧尽已烂死，不识当补谁。”这是道光三年盛湖水灾的情形(66)。许多时候，农民尽管费尽了力气，也没有效果。康熙年间的一次水灾中，桐乡有的地方的村民“老幼男女群聚而戽救者历六十余昼夜”，最后还是失败(67)。
在一般性的灾情中，如果能及时地退了水，补秧还是普遍现象。在道光三年的水灾中，嘉定大部分地区被水浸淹，“冈身西稻田水深至膝，农人筑堤抒水，竭二三日之功，秧梢才出水，淹死者三之一；其尤洼下者，水几及腰以上，抒之无可抒。及六月初沟塍能辨时，则已插者方谋补莳，未插者急欲立苗，然多苦于无秧”(68)。这些已插者，应该就是那些早已插秧的人。他们的田可能较早地排了水，但仍然放弃旧秧苗而重插秧，等水彻底退了以后补插。他们早就不对秧苗的复生抱希望。买苗是到附近的高地买苗，因为那里没有水灾。在湖州和桐乡一带，有经验的人“买苗必须到山中燥田内黄色老苗为上”，山区的苗往往经过旱情锻炼，最好。“切不可买翠色细嫩之苗，尤不可买东乡水田之苗，种下不易活。生发即迟，卒遇霜早，终成秕穗耳”。运苗也比较讲究，“下船不令蒸坏，入土易发生”(69)。补插的时机应该是很紧迫的，紫堤村村民在道光二十九年的水灾中到西乡去“买秧翻种稻”，必须赶早，“早尚有收，晚则不及”。一些人拖到七月份还未插上秧，只好翻种绿豆(70)。有的人在立秋之时还插秧，但这时不能下肥了，下肥则会使苗贪青晚熟，“枝多穗晚，有稻无谷”(71)。什么叫“有稻无谷”，就是因种植时间晚，遇上霜冷，稻不结实。特别的时候，立秋后八、九天插秧仍有收。在嘉定的望仙桥乡，“嘉庆甲子岁大水，淡南一图沈虎官于七月十三日插秧，前初四日已立秋矣，每亩计收七八斗”(72)。如果不买苗的话，必须在大水时提前预备，浸种生秧，水退后补种。在道光三年的水灾中，嘉定钱门塘的农民“有力者纷纷重为浸种，重为落秧”。当然，许多有力者“棹舟远出，买秧买稻”。无力买苗者的选择很有限，他们老实本分，只能在水干之后补种“赤绿二小豆”(73)。种稻与种绿豆差异很大。在湖洲和桐乡一带，崇祯十三年的水灾中，“田禾尚未下籽，而低洼处甘心委弃不救，间有高田先种而后没，被水久浸，苗根腐烂，直至六月廿日立秋之后买秧补种，上农所收一石六斗，中户数斗，无力种秧者全白”(74)。全白意味着无收，当时米价大涨，无米是很吃亏的。一些不老实的无力者有偷苗的举动，“更为乡里无籍小夫，夤夜揠近处稻苗，偷插己田，或私售邻右，得钱醵赌为乐，如是者迄六月梢才止”(75)。在嘉庆九年的水灾过后，盛湖一带的低地戽水失败，只好买苗，“东北地势高，苗长可易钱。向前问价值，一亩钱十千，悉索倒筐箧，且缓计米盐。非轻钱十千，侥幸秋有年”。有钱者以如此高的价格购苗，那是迫不得已，在高价格驱动下，整个地区出现了偷苗群体：“东家有良苗，西家起强暴。夜来星月黑，田间走虎豹，青青卷一空，望望但泥淖。”(76)
鉴于水灾出现的危险，许多知识分子倡导早种。早插秧，早长苗，苗长大了，防涝容易一些。北方的作物季节紧，要抢收抢种。南方却不是这样，如果只种一季水稻，播种时间很充裕。由于肥力的限制，明清时期麦稻两熟的地区并不多，大多数地区只种一季水稻，然后稻田放水冬沤，或种一季绿肥养地。水稻可以早春播种插秧，也可以夏季插秧，甚至可以秋天插秧，有一个较大的弹性时间。早插秧，早成苗，苗高于水面，战胜梅雨期普通涝灾的可能性就大一些。如果在梅雨期秧苗嫩小，太容易遭灾了。在杭嘉湖地区，不怎么提倡早种，却提倡施足底肥，为的是促苗长而避水，“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紧要，垫底多，则虽遭大水，而苗肯渗长浮面，不至淹没”(77)。19世纪中期的潘曾沂讲得更仔细，他提倡的早种、不插秧，就是为抗水灾：“才发的苗，是吃不起风浪的。所以要赶紧忙早种，种得早，到底省多少惊赫。下种后不用拔秧，自然根底牢硬，耐得水旱。后首恶雾风潮等变卦，往往在八月中。若这时候，已经收割，是不怕的了。所以劝你们要赶忙早种。”同时，他还批评了那些贪二熟的人，“今吴人贪有小麦以为接济，直待刈麦毕后蒔秧。近年有迟延至六月内方得蒔秧者。正当吃紧之时，旱涝难必。苗嫩根浅，极易受伤”(78)。以此来看，太湖地区麦稻两熟之不兴，除了与肥力有关外，涝灾也是一个原因，因为种了麦易致水稻遭灾。同时期的李彦章也有相同的看法：“麦毕刈，田始除，秧于夏，委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但种麦却是灾后恢复的办法，如果水稻因水不收，排水后种麦，以期明年麦收，也是减灾和恢复生产的好办法。如果水大到“冬田积水，不能种麦”的地步，那实在是水灾年了，影响要拖很长一段时间。(79) 在一般的条件下， 农家一般可以通过麦收达到减灾。“谁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娱。上年虽遭水，禾黍多荒芜，今年小麦熟，妇子尽足哺。”(80)
四、情怀
乡村社会的大棚车之制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集体化和人民公社时代更加兴旺，因为连基本农活都变成了集体出工，何况戽水。丁颖在《中国水稻栽培学》中总结的排水经验代表着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排涝规范。他提倡群众运动，组织人力、物力，集中一切排水工具，大力抢救。排水的顺序是先排高田、再排低田，必要时也可以舍低救高，先排青苗田，后排白水田(81)。水泵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引入，但因其推广程度慢，一时难以替代水车。1957年，青浦县在涝灾时仍然有戽水工具不足的矛盾。同时，也有部分的圩田因“圩内高低田间，未做隔堤，而后积水流入低田，增加了低田排水负担”，传统的问题仍然存在(82)。在松江县的低洼地区，1966年排涝工具缺乏，“机械数量不足，‘三车’（风车、牛车、脚踏车）越来越少。一九六三年九月，两、三天中降雨二百四十七毫米，有十八万亩土地严重受涝，积水五十公分到一米，其中，有一部分排了七天七夜才脱险。对水稻有一定影响。还有许多地方由于高田低田之间不做隔岸，每逢暴雨，高田的积水都汇积低田，不能做到分级排水，因此低田的涝情就更加严重”(83)。传统农田的戽水景观的真正改变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使江南稻田实现了平整与方格化，再加上机电与暗管，排涝不再集人群于田边踏车戽水了。现今的江南更是发生了大变化，工业化的扩展使上海的青浦、松江很少见到农田，更不用说看到人力水车与戽水。一个传统的人文景观尽管在农田中消失了，但不会那么快地从人们的感情中失去，那些住在都市圈内的人，又在现代化的居住小区内制造水车与流水的景观。
［收稿日期］2005—10—15
注释：
①⑩(69)(71)(74)(77) 民国《南汇县志》杂志，祥异。
② 张履祥：《补农书》。 见陈恒力、王达：《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第170页；第72—73页；第169页；第72—73页；第29—30页。
③(15)(17)(19)(22)(64) 孙峻：《筑圩图说》。
④ 王祯撰、缪启愉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农器图谱集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
⑤ 江苏省建湖县《田家五行》选释小组：《〈田家五行〉选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7页。
⑥(23) 森田明：《清代水利社会制度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90年版，第225—226页；第227—228页。
⑦ 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
⑧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八。
⑨ 乾隆《儒林六都志》土田。
(11) 道光《双凤里志》卷六，杂缀志。
(12) 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十九，水利。
(13)(21)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水利。
(14) 张芳：《明清农田水利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第75—88页。
(16) 李庆逵主编：《中国水稻土》，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8)(27)(40)(50)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1—144页；书前照片；第152页；第141页。
(20)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三。
(24) 江苏省昆山县人民委员会：抓住圩田特点，采取多种多样的排涝方法：石牌乡基本上取得了防涝斗争胜利。1957年9月。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第二集，水利出版社1958年版，第525—533页。
(25)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风俗一。
(26)(66)(76) 光绪《盛湖志》卷三，灾异。
(28) 光绪：《桐乡县志》卷七，食货志下，农桑。
(29) 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水利。
(30)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一，治水。
(31)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二十四，遗事。
(32) 民国《宝山县再续志》卷六，农业。
(33) 《农具损失情形调查》1946年8月26日。青浦县档案馆，82—2—544。
(34)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二，风俗。
(35)(41)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
(36) 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37) 满铁上海事务所：《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第104—112页。
(38) 道光《石门县志》卷四。
(39) 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风俗一。
(42) 邝璠：《便民图纂》农务之图。
(43)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水书房， 1981年12月，第247—249页。
(44) 陈世仪：《思辨录辑要》卷十一，修齐类。
(45) 光绪《宝山县志》卷四。
(46) 顾颉刚等辑：《吴歌·吴歌小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3页。
(47)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三。
(48) 道光《震泽镇志》卷三，灾异。
(49) 江苏省建湖县《田家五行》选释小组：《〈田家五行〉选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页。
(51)(61)(81) 丁颖主编：《中国水稻栽培学》，农业出版社1961年版，第471页；第471页；第473页。
(52) （清）姜皋：《浦泖农咨》。
(53) （元）娄元礼撰、（明）茅樗增编：《田家五行》，八月类。
(54) 光绪《青浦县志》卷八，荒政。
(55) 民国五年《洞庭东山物产考》卷二。
(56)(80) 光绪《月浦志》卷十，天人志，祥异。
(57)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十八，集文。
(58) 民国《昆新两县续补合志》卷二十二，杂记。
(59) 光绪《信义志》卷十九，灾疫。
(60) ［清］ 周厚地纂：《干山志》卷之五。
(62)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七。
(63) 光绪《桐乡县志》卷二十，祥异，“张杨园桐乡灾异记”。
(65) ［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之五。
(67) 光绪：《桐乡县志》卷七，食货志下，农桑。
(68)(72) 民国《望仙桥乡志稿》，灾异。
(70) 咸丰《紫堤村志》灾异。
(73)(75) 民国《钱门塘乡志》杂录志。
(78) 潘曾沂《潘丰豫庄本书》，潘丰豫庄课农区种法直讲。
(79) 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
(82) 青浦县农村农林水利局：《青浦县泖荡乡泖淀农田水利规划》，1957年9月26日。青浦县档案馆，23—1—17。
(83) 松江县人民委员会：《松江县改造低洼地规划说明》，1966年9月28日。松江县档案馆，6—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