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下的另类人群——当代文学中“苏北人”形象塑造及其身份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北论文,霓虹论文,灯下论文,当代论文,人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座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作家写上海，总离不开南京路、外滩、跑马厅、百乐门、咖啡馆等等。然而，繁华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穷街”的世界，隐藏着大量胼手胝足的劳动人民，尤其是苏北人。“谁不嫌弃苏北人？在上海，苏北姑娘对象都难找。……苏北人最穷了，又粗陋又低贱……”(王小鹰《苏北姑娘》)①由于各种原因，自晚清以来上海社会长期存在对苏北人的地域歧视，现在状况虽有极大好转但也很难说已彻底消除。陆士谔《十尾龟》、朱自清《我是扬州人》、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唐海《臧大咬子传》、程乃珊《穷街》、李杭育《人间一隅》、王安忆《鸠雀一战》及《富萍》、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北国之春》、刘键屏《今年你七岁·脚下的路》、胡建伟《狂野周末·草民二题·江北女》、袁鹰《那时我是小学生》、王小鹰《苏北姑娘》、吴冠中《水乡青草育童年》、海派喜剧《老娘舅·乘龙快婿》、周立波《笑侃大上海》……从晚清到现代、当代，从小说、散文、话剧到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海派清口等，众多文化名人(无论其籍贯是否苏北)都曾多次反映过苏北人受侮辱和受损害的社会不公现象。那么究竟苏北人是怎样的一类人群？他们为何会受到歧视？在久居上海后，原籍苏北的人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苏北人这一受歧视的身份？在苏北人、上海人这两种强烈冲突的身份标记之间他们是如何取舍的？
一、谁是苏北人？
说起苏北人形象塑造，当代文学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算方方的《风景》。尽管主人公是七哥，但有一个关键角色不能不提，就是七哥的同窗契友“苏北佬”田水生。日后七哥能无情地甩掉美丽纯情的未婚妻，转而热烈追求青春不再并早已丧失生育能力的高干千金，虽然和他不堪回首的童年经验密不可分，但正是苏北佬当年的谆谆教导，成为压垮七哥男子汉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苏北佬在小说中只是昙花一现，却是七哥堕落路上的摩菲斯特。
“苏北佬”“苏北佬”“苏北佬”……《风景》对田水生“苏北佬”这个绰号的反复使用，使人在记住田水生斑斑劣迹的同时，更记住了“苏北”这个他成长的地方。但问题是，以中国幅员之辽阔，田水生这个野心家的籍贯为什么不是河北、湖北、陕北、东北、西北……偏偏就是苏北？显然，要想对苏北佬的形象塑造有较深刻的认识，首先需要搞清楚苏北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苏北人又是怎样的一类人群。
对此蔡亮在《近代闸北的苏北人(1900-1949)》中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提及苏北(或江北)，历来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上而言，苏北包括江苏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北至丰县、沛县、萧县(今属安徽省宿州市)与鲁、豫、皖接壤，南达南通及崇明岛，包括南通、崇明、仪征、泰县、泗阳、东海、丰县、宿迁、六合、海门、泰兴、高邮、东台、涟水、灌云、沛县、钢山、江浦、启东、靖江、宝应、淮安、盐城、赣榆、萧县、睢宁、如皋、江都、兴化、淮阴、阜宁、沭阳、砀山在内的34县。狭义上而言，则指的是江苏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及北岸周边的地带，泛指今江苏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安、宿迁南部一带。本文的研究视点是广义上的苏北。②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在蔡亮眼中苏北在地理方位或者说在行政区域上是确指的，只不过是涵盖的范围有大有小。
韩起澜的观点有所不同：“苏北并不是一种有着明确划界的行政建构。它既不是省份也不是县，它是一个不存在始终如一定义的地区，很像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区。”③“苏北人这个概念由于源于移民格局，因而实际先于有地名曰苏北之信念而存在。苏北人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一旦苏北人作为一个集团而存在，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以界定他们的原籍。如果说苏北被界定为一个地方主要是为描述移民人口，那么，地域只是含糊地界定，在某些方面对定义满不在乎，用一连串往往是矛盾的标准来界定苏北，或者，苏北甚至可以包括安徽或山东的一些地区，这一切就不足为怪了。”④韩起澜的界定是一种文化上的宽泛界定而不是地图上一一对应的实指，这和他发现苏北和方言使用区以及地域文化圈三者并不能重合有关——“然而，地理不是用来界定苏北的惟一标准，语言同样重要，也同样难以捉摸”，“除了地理和语言以外，文化是经常被用来界定苏北的第三个标准，多种多样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突出了江南/苏北分野的模糊性以及江苏北部的多样性”⑤。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中对苏北及苏北人的界定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界定。
如果说蔡亮提出的是“地理苏北”，那么韩起澜眼中的苏北则算是“文化苏北”，它不仅跟移民格局相关，而且跟文化相关。若仅界定苏北，地理和文化两个角度确已很全面，但用来界定苏北人那还不够，因为苏北人并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成生活在苏北地区或来自苏北地区的人士，尤其是在上海。在上海，苏北人一般泛指来自长江以北，特别是因为逃荒、“跑反”而来到上海及江南地区讨生活的社会底层人士，尤以江苏北部的人士为主。苏北人一词不仅与地理、文化因素相关，更与经济地位相连。
低三下四的职业身份、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拗口难懂的江北方音……各种因素叠加起来，使苏北人自晚清以来在上海这座“魔都”常被贬斥为“江北佬”，更有甚者斥之为“江北猪猡”。在上海，“江北佬”就如“巴子”(乡巴佬)“阿乡”一样，是反面形象的标记和骂人时的常用语，无论对方是否来自苏北。有谁一旦被这样称呼，就如额上被刺上金印。苏北人意味着贫穷、愚蠢、野蛮，而他们的聚居地闸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被视为贫困、落后的“下只角”，甚至不被认同是上海的一部分。更可怕的是，非但“上只角”的居民抱有这样的成见，就连闸北人士自己也认为闸北是上海以外的蛮荒之地，自己是化外之民。以王安忆《富萍》为例，对在淮海路上当保姆的奶奶而言，“在上海三十年，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在淮海路上做的。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做是荒凉的乡下。”⑥而在苏州河上做垃圾船工的舅妈看来，“他们向来称市中心为‘上海’，好像他们依然是住在外省乡下。”⑦“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间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道：到上海去！”⑧尽管奶奶和舅妈两人之间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但观点却是一致的。
这种对于苏北人及其居住地闸北的地域歧视现象在解放后虽有极大改善，但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也很难说业已彻底杜绝，而且受侮辱和受损害的还不仅仅局限于生活在上海或江南地区的苏北人，生活在外省市的人也同样遭此厄运，如在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北国之春》中，“我”就曾为上海籍同学在北京可以昂首阔步而外省籍尤其是苏北籍同学却受到冷遇而这样抱怨：“同是江浙地区，江北人就要被列入‘另册’。”⑨而有意识地将苏北人而且还是在上海以外地区的苏北人写成反面人物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风景》。尽管故事的发生地不是在上海，而是武汉和北京，苏北佬的身份还是北大的学生党员，但他作为反面人物的特点依然十分鲜明——在苏北乡下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到了北大则演戏作秀、沽名钓誉，这只能说明苏北人已沦为超出地域界限的负面文化符号，或者说已成为文化意义上通用的替罪羔羊。
二、心怀故土还是改换门庭？
苏北人被侮辱、丑化固然让人愤愤不平，但问题是，作为受害者，在久居上海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对待自己作为苏北人这一受歧视的身份？是心怀故土还是改换门庭？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出现了危机。
在奶奶眼中只有像淮海路这样的繁华之地才是上海。然而翻查起她的来历，原来也不是什么金枝玉叶，她和王安忆《鸠雀一战》中的小妹阿姨一样，都是从外地来上海的保姆而已。但小妹阿姨毕竟原来还是富庶的浙江余杭某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的丫环，是随大小姐陪嫁而来到上海，而奶奶则不过是个夫亡、无子，被迫来上海帮佣的扬州乡下女人。不过正因如此，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尽管奶奶也是个如假包换的苏北人、穷苦人，但因久居淮海路，奶奶早已经“上海化”了。淮海路上的繁华和优雅，不仅使奶奶在身体上上海化——回到扬州老家反而水土不服，而且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上海化——“在那边缘的地方，比如闸北、普陀，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⑩因此，很难再说奶奶是一个苏北人，从户口到气质都不是；但她同样不是上海人——“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11)
小妹阿姨之所以死活都要住在上海，是因为“从那里出来了几十年，她早已是上海人了，她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12)但奶奶并不如此。尽管已获取上海户口，但奶奶始终想着有可能还是得回扬州乡下养老，否则她不会过继孙子李天华，不会急于操办孙子和富萍的婚事，也不会三天两头借钱、送钱给老家的人。可见，奶奶并没有像小妹阿姨那样，形成完整、坚定的“上海人”身份意识，这正如她的外表——“一半对一半”。
表面上，奶奶要比死活都要留沪的小妹阿姨要高明，懂得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但这也正好说明奶奶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两难困境。可以说，《富萍》中的奶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所产生出的过渡性人物的典型代表，而奶奶身上的归属问题也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陷于身份认同困境的不仅仅是奶奶，光明(《富萍》)等在棚户区中成长的第二代苏北人同样也遇到这个问题。奶奶倾向于叶落归根，而年轻人们则更多地选择入乡随俗，只不过问题是，上海这个“乡”是你想入就能入的吗？
光明这个年轻人，穿得很摩登。虽然在船上，还是穿了皮鞋。腕上戴手表，笔挺的西装裤，不穿棉袄，在毛线衣外头套一件橘红色的橡皮水手背心。他不说苏北话，而是说上海话，但他的上海话，却有着一股子苏北腔。原因在于，一些轻轻带过的语音，他都一律作着重的处理，反露馅了。也是说得过于认真的缘故。他人其实不坏，但这样的外表却多少给人一种轻浮的印象。在他们圈子里的女孩，大都看他不上眼，骂他“烧不酥”，没人肯嫁他。圈子外的女孩，除了有成见，也觉着他酸，更不搭理他。他自己呢？眼界还很高。就这样，拖到了二十三岁。
他的牙很白，也很整齐，脸也称得上英俊，只是风里来，日里去，皮肤比较黑。黑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梳了一个大大的飞机头，上了厚厚一层发蜡，衬着黑脸，恶狠狠的，像旧上海的一个流氓。(13)
显而易见，光明尽管出身于贫苦的苏北人家庭，但却努力“与上海接轨”，这首先就表现在他在穿着上追求摩登。在专门运输建筑垃圾的垃圾船上工作，偏偏还要打扮得衣冠楚楚，俨然不是垃圾船工而是写字楼里的白领。如此“拗造型”，若是在外滩“荡马路”倒也很正常，但在上班时间则是矫揉造作了。从符号学上看，光明是在刻意将自己标出——“我”和你们这些人，这些苏北人、乡下人是不一样的。“我”堂堂一个副驾驶，怎么可能还是乡下人？而他不仅努力在外表上标出，更希望在精神气质上标出，最明显的举动就是他主动放弃掉自己的母语苏北话这一所谓的“低级语言”，而刻意使用自己并不擅长但却被认为是“高级语言”的上海话，以显示自己是货真价实的“上海阿拉”而不是低三下四的“江北佬”。众所周知，一种语言(方言)是一个民族、一个地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一切“地方性知识”的集合与浓缩，是维系个人与地方、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认同的物理载体和精神纽带，是判断个人身份归属的重要标志。掌握一种语言(方言)则意味着拿到了可以在该语言(方言)的使用区域内通行无阻，被接纳为自家人的通行证；而自己也将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对该类人群和地域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判断你是哪里人，首先就是看你操何种语言(方言)。反过来，放弃一种语言(方言)则意味着割断与该地的一切精神联系。光明身为苏北人，不仅在苏北人聚居的棚户区生活，而且也在以苏北同乡为主的垃圾船上工作，但却在没有实际交流需要的情况下不讲作为母语的苏北话而讲上海话，表明他刻意要“漂白”自己身上的“苏北色”，斩断自己身上的“穷根”——不仅是物质上的贫乏，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受歧视。在久居上海之后，奶奶和光明从口音、举止到气质都发生了变化。但奶奶的变，是因为在雍容华贵的淮海路上耳濡目染，是潜移默化的变；而光明的变则是过犹不及的变：精心打扮，却最终打扮成旧上海的“流氓”；咬文嚼字，却更暴露出他的苏北口音。光明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管是苏北还是非苏北，哪边的女孩子都不认可他。在无(女)人问津的背后实际隐含着的不仅是求偶的困境而是光明同样遭遇到身份认同的危机，无论是上海的都市文明还是苏北的乡村文化都不接受他，尽管他自己未必意识到。无原则地全盘上海化，最终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年东施效颦，被后人引为笑谈；今天光明模仿上海人，结果里外不是人。对于光明固然可以冷嘲热讽，但更应给予理解之同情，真正应该批判的并不是光明，而是迫使光明举手投降的外来力量。光明追求摩登，当然可以说是受到上海“文明”“进步”的感召，但他主动放弃自己的母语，则更多的是因为做苏北人、讲苏北话在社会上容易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本来应该是“谁不说俺家乡好”“月是故乡明”，现在却成了“上海的月亮比苏北的圆”“上只角的月亮比下只角的圆”。过去国人常常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论调口诛笔伐，那么现在面对这种“上海的月亮比苏北的圆”的地域歧视现象，上海各界有识人士又是不是该做点什么呢？
三、自强不息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尊重是求不来的。一味责怪人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呼吁社会各界一视同仁的同时，苏北人自己首先要自立自强，程乃珊用生动的笔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在《穷街》中一方面塑造出姐姐这样的反面形象，另一方面更刻画出张祥麟和刘国良这对正面典型，还原出真实的苏北人群体。
和《富萍》中的光明一心想要摆脱苏北人的身份标签类似，《穷街》中的姐姐一心要摆脱下只角的家庭出身，但他们都没有成功。不过光明充其量只是无(女)人问津，而姐姐的结局却是服安眠药自尽，险些丧命。
尽管生长在又脏又臭的“尼罗河”畔，但姐姐不甘心简单重复到工厂、菜场里“顶岗”的人生轨迹，于是她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但上了大学，出身贫寒的她并没有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所谓的“重新设计自我”(14)，成果却是设计成“皇后娘娘样”(15)，要在物质享受上而不是在学业上向上只角的同学看齐。与此同时，她有意识地与“穷街”拉开距离，甚至连儿时好友的婚礼也借故不参加。姐姐一心想吊一个上只角的金龟婿，然而当恋人——一位教授的儿子最后因彼此门户不当弃她而去，万念俱灰的姐姐走上了自寻短见的不归路。姐姐铁了心要飞上枝头变凤凰，到头来却依然是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竹篮打水一场空。她的遭遇当然让人哀其不幸，但也无法不令人怒其不争。这血的教训为那些与姐姐出身相仿、好高骛远的女孩子敲响了警钟！
和姐姐形成反差的是，张祥麟尽管只是用人、车夫的后代，“小江北”的身份更使他在学校受尽欺凌，但他并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努力考上了复旦大学，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更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就嫌贫爱富，反而还主动到苏北人子弟居多的浩光中学任教。他现身说法，鼓励浑浑噩噩的学生们奋发图强：“……大学报到时，我在籍贯栏里，写上大大的江苏盐城几个字。我虽说一次也没去过那里，但那里贫瘠的土地养活了我的父母，祖父母，我的祖先……尽管社会上有人看不起我们的籍贯，我偏偏要为我们的祖先争气，堵堵那帮俗人的嘴……”(16)张祥麟老师顶天立地，而学生刘国良同样不甘人后。他虽家境贫寒却并不随波逐流，不仅挑起生活的重担而且刻苦学习，立志成才。张祥麟和刘国良这对师生成为《穷街》中最大的亮点。他们的出现对于苏北人形象的塑造是有突破性意义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传统价值观中，“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他们也有意识地与劳动人民保持距离以体现身份，例如孔乙己尽管穷困潦倒，但死活也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却是读书人身份象征的长衫。苏北人受歧视，固然与他们过去生活困顿，多数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尤其是充当江湖艺人、保姆、垃圾船工、理发师、车夫、服务员、产业工人等低端行业的从业人员密切相关。在讲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等级社会中，以“伺候人”为职业特点的苏北人是难以逃脱被欺凌的悲惨命运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衣少食直接导致大多数苏北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每日都在为生计发愁的苏北人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显然是不现实的。文化、教育水平的缺失是造成了苏北人被歧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精神上的缺憾还并不是改革开放后生活改善，有了钱就能自然弥补的。正如“穷街”让文习绣感到困惑：“说这条街穷，也真冤枉！几乎每个低矮简陋的住房内，都飞出流行的立体声音乐，让人担心那薄薄的板壁会不会被强烈的‘倍斯’震塌了！许多敞开着的大门内，都显露出一角很现代化的居室，满置着各种洋娃娃之类小摆设的玻璃橱，或者有一盏鲜亮的乔其纱灯罩的落地灯！但文习绣还是感到，这一切遮障不住那种一言难尽的穷相！”(17)这充分说明，苏北人受到歧视，并不简单的是因为物质生活上的贫困，更在于精神上、文化上的贫困，因此张祥麒要对学生们循循善诱——“你们呀，这些穷街上的孩子，共产党的枪炮让你们的上一辈在政治上翻了身，可要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翻身，那得靠你们自己！”(18)只有提高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被歧视的现状。苏北人要雄起，关键是要在文化上雄起！
正因如此，张祥麟和刘国良的出现说明了苏北人中并非只出产“扬州三把刀”(剃头刀、切菜刀、刮脚刀)，苏北人并非只是些胸无点墨，只会给别人当牛做马的大老粗。张祥麟和刘国良这类自强不息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出现，打破了苏北人过去单一、扁平的人物形象桎梏，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苏北人群体。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江北贱民与被遗弃的下只角，这是苏北人及其聚居地闸北在当代文学中的常见形象。苏北人已沦为被妖魔化、符号化的替罪羔羊和超越地域界限的负面形象标签，尤其在上海更是如此。尽管饱受歧视，然而在久居上海后，苏北人当中同样出现了到底是心怀故土还是改换门庭的身份归属难题。上海社会对苏北人的地域歧视不彻底清除，苏北人的身份归属就难免处于困境之中。
常言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苏北人不见得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但也肯定不会都是不法之徒。《穷街》中自尊自爱、自强不息的知识型苏北人形象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苏北人不仅不是青面獠牙，而且也并非只是些胸无点墨，只会给别人当牛做马的大老粗。因此，苏北人作为负面形象频频出现，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就在各路学人眉飞色舞地讨论海派文化是如何海纳百川，为大上海的五方杂处、兼容并蓄津津乐道，为海派文化的振兴献计献策的时候，同样也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海派文化对苏北人及其他弱势族群及其文化究竟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坊间会一直流传着“上海人看全国人民都是乡下人”这样苦涩的段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背井离乡来上海及国内各大城市打工讨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是曾经的苏北人。他们不仅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而且在就业、养老、子女入学等多个方面都难以像本地居民那样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不仅如此，还经常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制造者。“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和谐相处。如何实现作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公平正义，使如苏北人、外来工这样的弱势群体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尊重，如何使“中国梦”真正成为不分贫富贵贱，所有人共同的梦，这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也是今天重提苏北人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
①王小鹰：《苏北姑娘》，《解放日报》1980年11月2日。
②蔡亮：《近代闸北的苏北人(1900-1949)》，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28页。(“沛县”在原文中重复出现了两次，应该是作者的笔误。)
③④⑤[美]韩起澜著，卢明华译：《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第31页，第24页。
⑥⑦⑧(10)(11)(13)王安忆：《富萍》，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第91页，第125页，第4页，第3页，第106-107页。
⑨张曼菱：《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张曼菱小说集·北国之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140页。
(12)王安忆：《鸠雀一战》，《上海文学》编辑部选编：《归去来——〈上海文学〉小说选(1979-1986.6)》，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页。
(14)(15)(16)(17)(18)程乃珊：《穷街》，《小说家》1984年第2期，第22页，第11页，第25页，第10页，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