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村词的基本特色及其在南宋词坛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地位论文,特色论文,后村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后村词，主要表现出两种情调：豪壮与疏旷。豪壮中蕴含着苍凉悲慨，疏旷中又体现出旷愤的色彩。这两种基本风格特征的融合统一，便形成了后村词豪雄旷放、排宕悲慨的基本风貌。在“簸弄风月”和“寒蝉凄鸣”之风笼罩的南宋后期词坛，这样的作品能自具特色，并为宋代抒发豪情壮志的豪放词添了有力的一笔，客观上成为一个强劲得力的殿军。
关键词 后村词 豪雄旷放 排宕悲慨 豪放词
谈到后村及其词，论者皆曰“爱国词人”，曰“辛派词人”，曰“豪放”；或谓之“能以‘壮语’入词，写来豪气淋漓，不受格律束缚”；或评以“爱国激情溢于言外，词笔豪宕奔放”；或述曰“他继承了辛弃疾爱国主义传统及其豪放风格，特别是摆脱格律的桎梏，发展了词的散文化、议论化，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云云。诚然，这种评论可以说道出了后村词的“主旋律”，但仅限于此，未免显得笼统而有欠精详，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至于“缺乏深沉与精警”、“随笔一挥而就，漫不经心”之类的指责则更嫌轻率。故此，本文想就后村词的基本特色做一点粗浅的论述，并藉此阐述后村词在南宋词坛的地位。
一
刘克庄生于民族垂危的年代，作为一个有强烈的责任感且又对现实比较清醒的文人，他是自觉以词来表达思想、参与现实的。他宣称“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他赞赏那种“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如荆卿之歌、渐离之筑”，“如鲁女之啸、文姬之弹”，“如阮籍、唐衢之哭”一类慷慨悲歌的篇章（《辛稼轩词序》、《翁应星乐府序》）。在他看来，这种激昂慷慨之篇往往是作者心声的流露，他在《东轩集序》中就曾说：“自昔遗佚厄穷之士，功名顿挫，时命龃龉，往往有感时触事之作以泄其无聊不平之鸣，若虞卿之愁，韩非之愤，墨翟之悲、梁鸿之噫，唐衢之哭是已”。心中忧愤，无以发泄，于是便“欲托朱弦写悲壮”（《贺新郎·生日再用实之来韵》）。因而，一部后村词中，忧国事，议现实，写抱负，叙身世，抒悲愤的慷慨悲歌之篇章，便占了绝大之比重。
这样的词章，自然以他的代表作《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最为人们所熟知。事实上，这种忧时之作在他的词集中最为多见，举不胜举，如下面这一首：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中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贺新郎》）
这是后村写于理宗淳祐四年的一首词。当时后村58岁，任江东提举，实之为后村之挚友，词序谓实之词“有忧边之语”，查《宋史》，淳祐三年，元兵攻宋大安，淳祐四年又围攻寿春府等地，故“忧边之语”并非虚谈。此词一开始，便直呼一声“国脉微如缕”，忧虑、痛切之情跃然纸上。接着，“问长缨”二句益发显得急切，一种跃跃欲试之情喷吐欲出。“未必”数句，对时局又充满着一种乐观的自信。下片，慨叹自己“登楼揽镜”的遭际及心情，急切而慷慨地勉励友人不要对“投鞭”失去信心，末了又直呼一声：“快投笔，莫题柱”，简直要跃马扬鞭、驰骋疆场了，使得全词一下子显得慷慨激昂，令人感奋。
“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戏呈林节推乡兄》）后村终其一生也未曾放弃他的抱负，所以，度宗咸淳二年，80高龄的他在一首《沁园春》词中仍这样写道：“安得奇材，系颈单于，首提子璋。便做些功业，胜穷措大……榆塞外，恰枣红时候，想羽书忙。”渴望为国立功之情，溢于言表。然而，现实中的刘后村，一生中只是早年（嘉定十一年）在金陵幕府做过一段录事参军。当时他察边防，草檄文，颇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便因持论与主谋不合而被迫辞职。此后几十年中，这种可以报效国家的机会从未再有过。而当时的现实即使有点起色，也不过是一缕死水微澜而已。摆在词人面前的，是如此严峻冷酷的局面：“浙河西面边声悄，淮河北去炊烟少，炊烟少。宣和宫殿，聪烟衰草。”（∮蚁秦娥·梅谢了》）。大势已去，江山不可复回矣！于是，词人垂首喟叹，沉痛不已，看到当年盛开于洛阳的牡丹花，也不由得想到沦陷的故都：“一自京华隔，问姚魏，竟何如？多应是，彩云散，劫灰余”（《六州歌头·客赠牡丹》），“旧日王侯园圃，今日榛荆狐兔。君莫说中州，怕花愁”（《昭君怨·牡丹》）。这些，真可以让人联想到老杜“感时花溅泪”的名句。但是，词人除了“梦绕汉唐都”之外，便只有“欷歔”之分了。
抱负不得伸展，豪情屡遭压抑，“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贺新郎·九日》）于是，词人也就只有“托朱弦写悲壮”了。
这类作品在后村词里还有不少，如《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上片回忆“一卷阴符，二石硬弓，百斤宝刀”，“曾请缨系粤，草檄征辽”，下片“怅燕然未勒，南归草草，长安不见，北望迢迢。老去胸中，有些磊块，歌罢犹须着酒浇”；《忆秦娥·春酲薄》上片写“月明横笛，晓寒吹角”的梦境，下片写“铁衣犹在，不堪重着”的现实；《沁园春·七和林卿韵》先写从戎的抱负，再叹“防身一剑，壮图濩落；建侯万里，老境相将”，末叹“吾衰矣，虽尚存右臂，不解擎苍”，都是喟叹抱负难伸的慷慨顿挫之作。
然而，“边尘未靖王师老，宝剑虽埋愤岂平”（《梦丰宅之》）。这种建立功名的豪情壮气一再被压抑、使作者难以忍受，于是所作之词就不只是苍凉顿挫，而是沉痛、慷慨而激烈了。《贺新郎·吾少多奇节》就是这样的词，词上片写自己昔日“颇揶揄玉关定远”、“一剑防身行万里”、“管城君亦自无勍敌”的壮举豪情；下片就写今日“酒肠诗胆新来窄”的凄清状况，“向西风登高望远，乱山斜日”，远望无以遣闷，亦自知玉关定远一类的事已经无望，但还是希望“安得良弓并快马，聊与诸公角力”，这一愿望仍是泡影，奔腾澎湃、喷薄欲出的激情不得抒泄，于是便不由得“漫醉把阑干频拍”，不可谓不沉痛矣。又如《沁园春·梦孚若》，全词沉痛激烈，感人肺腑。这种沉痛激烈的情调，有时又借写别人而渗透出来，《沁园春·送孙季蕃吊方漕西归》就是极典型的一首。孙季蕃，名惟信，号花翁，据后村《孙花翁墓志铭》载：“长身温袍，意度疏旷，见者疑为侠客异人……孚苦葬，徒步赴义。”方漕即方孚若，据《宋史》本传载：性豪爽，开禧北伐失败后使金而不辱使命，“以口舌折强敌”，北还后告权相韩侂胄金人欲取其首级事，韩怒，夺三秩。起复后又因事降三秩。死时颇落寞。此词一开始，便在一片肃杀苍阔的背景中赫然推出孙季蕃这位“侠客异人”的形象，着力渲染、烘托其“意度疏旷”的神态及其“尤重气义”的性格，并指出其怀才不遇，“中年犹未建节封侯”。下片具体写孙季蕃的吊丧，在一片凄凉的氛围中，“平生客，独羊昙一个，泪洒西州”，突然振起。这里，突出了孙季蕃的重义，也更加衬托出方漕身后的凄凉，亦更进一步酿成一种凄凉悲壮的气氛。这里的泪，是义士的泪，壮士的泪，当然同样地混合着后村自己的泪。这种泪，是为千古英雄的凄凉结局而洒落。这样的情调，与前词《沁园春·梦孚若》中的“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同样的慷慨悲壮、沉痛激烈！这样的词，与他抒发豪情壮志的词一样，壮语足以立懦（杨慎《词品》卷5）、“雄力足以排奡”（毛晋《后村别调跋》）。而正是这类作品，构成了后村词“豪壮”的基本特色。
后村词所表现出的又一基本特色，可以“疏旷”一词来概括。由于作者久遭废退、抱负难伸，“只了年年作逐臣，衣冠褴缕面埃尘”（《丁酉重九宿顺昌步云阁绝句七首呈味道明府》其五），“潦倒弹长铗，荒凉宿短亭”（《松溪驿》），便不由得愤从中来，悔从中来，却又无可奈何。这样，形诸于词作，便屡屡出现一些回顾、感慨身世的作品。而在这些作品中，除过那些今昔对比、自叹自哀的身世之慨外，更多的是表现平日闲散疏放的生活及其情趣，其内容与情调，一言以蔽之，便可谓之“疏旷”。当然，若细而分之，可以说有彼此关联的两种：一是闲逸，一是疏狂，而这二者又常常融为一体，表现在同一首词作之中。
隐逸之趣是这类作品所表现的一个基本主题：“自隐括山歌送酒”（《汉宫春·癸亥生日》），“作一个物外闲人”，（《解连环·乙丑生日》）“嬉到昏钟，睡到斋钟，不消提岳与知宫，唤作山翁，唤作溪翁”（《一剪梅·袁州解印》），“把东篱掩定，北窗开了，悠然酌，颓然睡”（《水龙吟·乙亥自寿》），真可谓超然矣。这样作品还有很多，如《摸鱼儿·用实之韵》、《水龙吟·行藏自决于心》等。这些词，或言行，或表心，词中的人物都是隐士、仙人、酒徒、不守礼法之士；所表现的情趣都是摆脱尘俗，以酒为伴，或清旷或闲逸的高情雅致，因而使词风表现出一种疏旷的特色。
不过，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类词中大都有一种愤懑情绪，这当然是因为作者的遭际及心情所致。而正是这种愤懑情绪，才使作品更具力度。如：“拂袖归来也。懒追陪竹林嵇阮、兰亭王谢。谁与此翁相暖热，赖有平生伯雅。且放意高吟闲话。山鸟山花皆上客，又何须胜似公荣者？胸磊块，总浇下。”（《贺新郎》）词中表示要以酒为挚友，以山鸟山花为上客，比嵇、阮、王、谢等古代名士还要洒脱，还要旷达，然而却遮藏不住另一种情绪：“拂袖归来也”，口气十分决绝，然而何以要“拂袖归来”？其中必有难以言述的隐衷；既已“拂袖归来”，醉心于一种闲逸高雅的生活之中，却希望“胸磊块，总浇下”，这胸中的磊块又从何而来，因何而起？所以说，其中的愤懑与苦闷还是十分强烈的，而且愈加掩饰则愈加明显，作品则愈有力度。
这种愤懑之气，在有些作品中表现的还相当明显。如淳祐元年，后村自广东解任，主崇禧观时所作的《贺新郎·主判茅君洞》便这样写道：“除却醴泉中太乙，拣个名山自奉。那捷径输他藏用。有耳不曾闻黜陟，免教人贬徂徕颂。服兰佩，结茅栋”。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载：“徂徕先生姓石，名介，……作为文章，……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祸中伤大臣者，尤指先生以起事”。后村此次罢职而主崇禧观，就是因待御史金渊以“清望自拟”所疏罢，想起徂徕先生的遭际，颇有同病相怜之感，于是决意“拣个名山自奉”，但决不走那“终南捷径”，如此，不闻黜陟，免遭诬陷，“纫秋兰以为佩”，保持自己高洁的节操。
在另外一些词作中，其主题与情调则更偏向于“狂”。上引《水龙吟·先生避谤山栖》就有这种意味，还有许多词表现得更为明显、强烈。而这种“狂”，说到底便是一种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嘉熙三年，作者写的《水龙吟·已亥自寿》其二云：“起舞非狂，行吟非怨，高眠非傲。叹终南捷径，太行盘谷，用卿法，从吾好”。这里连用数典，本来都是出自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或是对现实的摒弃，但却偏要说“非狂”、“非怨”、“非傲”，要真的隐居终南，真可谓煞费苦心了。
如果说上面这首词还表现出一种忧馋畏讥的苦衷的话，那么，另一些词则全然无所顾忌了。与上首词同年所作的一首《一剪梅·余赴广东实之夜饯于风亭》云：“酒酣耳热说文章，惊倒邻墙，推倒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疏又何妨，狂又何妨！”这里，不再是闪烁其辞，犹抱琵琶半遮面，对现实强烈的不满与反抗，以一种极为直接的方式迸发出来。
有时，这种“狂”又以一种极为诙谐的笔调表现出来，如也是淳祐元年被劾自广东解任后所作的另一首《贺新郎》上片作者以诙谐不羁的笔调写自己被贬奉祠的现实及无视世俗、不与其同流合污的强硬态度。下片末了又宣称：“醉与老农同击壤，莫随人投献嘉禾颂。在陋巷，胜华栋”。对现实、对官场深深的不满与愤懑毕现无遗。无疑，在这种“狂”里面，饱蕴着作者深深的忧愤与悲哀。淳祐四年，作者在“五黜”之后写的《贺新郎·放逐身褴褛》就称“管甚是非并礼法，顿足低昂起舞”，然而紧接着就说“欲托朱弦写悲壮，这琴心脉脉谁堪许！”这种世无知音的倾诉，不可谓不沉痛，不可谓不悲怆！
从上文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后村词，由于其抒写作者忧怀国事、抒写抱负及抱负难伸之愤懑的思想内蕴，由于其表现作者投闲置散、闲逸疏放的生活及其情趣，因而在风格特征上也大致表现出与之相适应的两种请调：豪壮与疏旷。这一点，已被不少研究者所论及，只是有欠精详，而且似乎忽略了一点，即后村的豪壮之词并不只是一味地豪迈或雄壮，而大都带有一种浓郁的愤慨而又苍凉的情调，故而显示出一种“悲慨”的特色。后村的豪壮之词大都与他爱国的激情与报国的抱负有关，由于这种激情、这种抱负极为强烈，但屡遭压抑，因而使得这类作品大都显示出苍凉悲慨的特征。而他的疏旷之词大都写他抱负难伸、被当政者弃置不用的一种不得已的闲散旷达的生活，因而作品便不免掺进了愤懑的的情调而使作品显示旷愤的色彩。这两种基本风格特征融合统一，便形成了后村词豪雄旷放、排宕悲慨的基本风貌。
自然，一部后村词中，还有着不少其他风格特色的作品，如《八声甘州·雁》写得沉郁顿挫、委婉曲折；《贺新郎·寄题聂侍郎郁孤台》以及两首《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写得豪放超逸，令人神往；另外，几首悼亡词、别离词又写得相当“婉约”；而一首《满庭芳·记梦》则写得奇特瑰丽，清旷之极，奇绝之甚；此外，隐括词《哨遍》则又写的层次井然、酣畅淋漓；至于表现寿星们刚健、快活之生活及其愉悦心情的寿词则可谓之“健快”了。但这样一些作品，都只能说是后村词中的“别调”了，或者说是其风格多样化的表现，而不是其“主体风格”。
二
后村词的基本风貌大致如上所述。他的词没有软媚纤弱之作，没有艳冶之语，这正体现了他“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春情闺怨”的精神（《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其作品或切近时事，或“发骚人墨客之豪”，或“哀而不愠微而婉”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刘叔盎感秋八词跋》），更有效稼轩词作的特色，这在南宋后期存坛独树一帜。
清代词论家冯煦评论后村词说：“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擅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兹域，似稼轩”（《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不管他们三人词的成就是否相当，但后村与稼轩、放翁一样，“拳拳君国”，“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其实，这正是后村继承了以稼轩词为代表的豪放词之优良传统的体现。
赋予词以广阔的背景及刚劲豪爽之气，这样的“豪放词”远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文人的作品中，如韦应物的《调笑》（胡马），牛峤的《定西蕃》（紫塞月明千里），孙光宪的《定西蕃》（鸡禄山前游骑）等。到了宋代，寇准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都具有开先河的地位。不过真正开启后人的还要算苏轼。苏轼以其文坛盟主的身份，以其开阔旷达的襟怀写抱负、抒豪情，写出了一首首具有豪迈、清旷特色的“豪放词”，从而为豪放词在词坛争得了一席之地，只是还未占主导地位。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国难家仇，使得词坛创作之风也随之巨变，不再有歌唱生活的明亮欢畅的调子，不仅武将们“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岳飞《满江红》），文人们亦“愁生故国，气吞骄虏”，慨叹“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张元干《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张孝祥《浣溪沙》）。随后，稼轩一出，将这种慷慨豪迈奔放的忧国愤世之词推上顶峰。在他的前后周围，又有放翁、龙川、龙洲诸人羽翼之，词作写国难，写抱负，抒悲愤。于是，慷慨激昂而又悲愤抑塞的铿鞳镗鍧之音形成一股巨流，激荡于当时词坛，豪放词遂蔚为大国。
然而，稼轩诸公之后，由于统治阶层苟且偷安，不思进取，词坛亢奋之音也随之渐趋微弱。当时文人的时尚是“凡勤政事者，即目为俗吏；固也圉者，即目为粗才。甚至读书作文者，亦目之以玩物丧志焉”（《续宋宰辅编年录》）。一时，文人们大都钻进象牙之塔。他们自欺欺人，自我麻痹，追求一种超尘脱俗的“雅趣”。于是，随着姜夔，继而吴文英等人的出现，一种投合文人情趣的“雅词”逐渐笼罩了词坛。他们句琢字炼，表现一种骚雅清空、或典雅幽微的风格，内容或表现文人士大夫“风雅清脱”的生活情致，或“簸弄风月，陶冶性情”，只是表现形式上“屏去浮艳，乐而不淫”（张炎《词源》卷下），如果有些伤时忧世的情调，也是“流莺哀啭，寒蝉凄鸣”，流于一种哀婉的悲吟。在这种情况下，刘克庄挺身而起，继承前贤，树豪放之旗，谱忧国愤世之曲，其创作不仅不类于风雅词人，而且作品之数量与质量也远远超出与他同时代同类型的其他词人，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在我们看来，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一个优秀的作家，就不应该去一味地吟咏性情，更不应该去留连光景、吟风弄月，而应该去表现国家、民族的灾难，发出慷慨激昂的振聋发聩之音，以唤起睡意蒙眬的人们。后村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承担了这样的使命。这正是他区别于雅词人的地方，也正是他词作的现实意义及其价值之所在。
总之，后村继承了前代词人爱国、报国的思想传统及豪放的词风，他的词既具有苏词之“旷”，又具有辛词之“豪”。当然，由于时代环境、自身经历以及襟怀等缘由，他的旷词从总体上不如苏词之旷逸，他的豪词亦不如辛词声之宏，而且整体上真气也不如辛词那么充沛。尽管如此，毕竟自具特色，独立于当时词坛，也为宋代抒发豪情壮志的豪放词添了有力的一笔。所以有人说：“他的词的豪宕，宋、元之交，能特立于玉田、碧山之外，隐然为一敌国，故毛晋称之云‘其雄力足以排奡’，李调元云‘南渡诸贤皆不及’”（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中卷）；“如刘克庄诸作，磊落抑塞，真气百倍，非白石、玉田辈所能到。可知南宋人词，不尽草窗一派也”（焦循《雕菰楼词话》）。这样的评说，大致还是允当的。
收稿日期：1994-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