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中的“实践”：一个“后市民”意义上的概念——兼谈马克思哲学的话语言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巴黎论文,手稿论文,话语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1)8-0005-06
一
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什么是《手稿》的核心概念问题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立足于只有在马克思谈到譬如人性、异化等哲学概念的地方才有他的哲学思想的观点，那么，整个《手稿》的核心概念就显然是“异化”。由此，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整体哲学思路就是与费尔巴哈的观点处于同一理论层面的抽象人本主义，只是在对“人本”的含义的理解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而已。我以为，这种解释模式尽管与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提到了对费尔巴哈的理论成就的赞美的话相一致，但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基础上的：马克思当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定位是准确和全面的。而我们知道，早年的马克思是简单地延续着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哲学含义的理解来定位哲学的，后来的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哲学恰恰是建立在对这样一种关于哲学的理解的超越之上的。这样，我们沿着早年马克思对自己哲学思想的说明的线索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成长过程，自然就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如果借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的话，那么，这样的分析方法也是不符合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原则的。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手稿》。马克思《手稿》中的哲学思想应该包括经验历史主义与抽象人本主义的双重线索，它是一种复调式的哲学思想格局。立足于这一视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手稿》的核心概念恰恰是“实践”而不是“异化”。马克思只是在“第一笔记本”中，在谈完了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经验实证式的分析之后，才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从“第二笔记本”开始，正像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的结尾处所提到的，他主要是在研究人是怎么使自己的劳动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在后两个笔记本中，马克思展开的主要是以历史性话语为基础的“异化”的生成过程。“第二笔记本”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这种异化的生成过程的。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把经济学的观点提升到哲学的话语层面，实际上又得出了这样的思想：人恰恰是在对象化劳动，即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经历并扬弃异化，从而达成自己的类本质的。从“第二笔记本”开始，马克思论述的重点不在于人的类本质的具体内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实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异化特征，而是人通过对象化劳动的实践经历并扬弃劳动异化关系的过程。因此，从整个《手稿》的完整内容来看，马克思“异化”的逻辑只是其中的一个子内容，而主导的内容则是建立在“实践”的逻辑的基础上扬弃“异化”的理论思路。
我以为，“第一笔记本”在马克思整个《手稿》的理论思路中只是一个前奏，它是隶属于由后两个笔记本所阐发出的“实践”性的扬弃异化的理论思路的。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当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中使用实践概念时，他更多地是站在与异化劳动相并列，或者说不交叉的思想层面上的。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他首先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对象化劳动的本真内容，“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指植物、动物、石头、空气等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物——本文作者注）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在这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实践”遭到异化后的状态，这就是他对异化劳动四种表现形式的说明。在这一笔记本中，尽管马克思谈到像“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这样的话，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句话中说的是人通过对他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出自我异化的关系。这踉后面所讲的人正是在对象化劳动的实践活动中扬弃自我异化的关系还是两码事，它基本上还是处在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两者并列的理论线索之中。仅把实践理解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还不够，还要认识到实践是异化借以扬弃的途径。我以为，这是区别《手稿》“第一笔记本”和后两个笔记本的重要理论质点。
在“第二笔记本”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从地产到“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的发展历程作了梳理之后，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实践概念的运用显然有了明显的不同。尽管此时的“实践”依然不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客观性社会实践，依然是单方面地处在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线索上的对象化劳动的含义，但它却已经包含了人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扬弃异化、不断获得自身之本质内涵的意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尽管对已经扬弃私有财产的条件下人的类本质的内涵作了不少阐述，但从这一小节的整个内容的前后联系来看，主导的线索是人通过“历史的全部运动”达到“共产主义”的过程。他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这段极具黑格尔哲学“味道”的话所表达的实际上跟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史同时是它的自我认识史的观点是相类似的。马克思的意思是说，人的对象化劳动过程，即实践的过程，既是它作为经验存在的生成过程，又是它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本质的过程。这跟在这段话之前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观点是一致的。“共产主义”正是建立在人通过对象化劳动而扬弃自我异化的基础之上的。为了强调这种“过程性”，马克思还强调指出，“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在“经济的运动”中为共产主义运动找到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当然不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矛盾运动的基础上的，他此时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他是从异化劳动的运动的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的运动的。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必然不断剥离和扬弃自我异化的关系，并进而达到“共产主义”的状态。
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思才说，“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作为最终的结束状态，理论的对立的确只有在符合人的类本质的“社会状态”中才可能消失，但马克思指出的是，这是必须要建立“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实践”就是贯穿《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已经不再把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当作两条并列的线索，而是把它们交合在了一起，把异化劳动的扬弃放在了对象化劳动即实践的线索之上。我以为，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格局的改变，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才对“工业的历史”和“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的问题付诸了较大的理论注意力。马克思是想说明，工业将通过自己的运动剥离在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
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的核心概念事实上已经牢固地确立在”实践”之上，这种思路实际上跟费尔巴哈的立足于人性的异化式批判思路是有区别的。因而，仔细分析这一笔记本的内容，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处理”费尔巴哈的问题上是有矛盾的。他一方面把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原则抬得很高，说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并说“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目标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是一项“伟大功绩”，但另一方面，在他自己的理论思路中却经常把人通过“实践”达到感性存在状态的过程当作论述的重点。譬如，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说，“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这句话中的“可见”一词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马克思前面一段话说的是科学必须从感性存在出发，可后面一段话说的是历史是使人这种感性存在得以实现的发展的过程。这是两个思维层面的东西。一个强调感性存在，一个强调感性活动和感性过程。再譬如，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马克思一方面强调费尔巴哈从自身出发的实证性方法的科学性，可另一方面却又说黑格尔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基础上的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的观点是“伟大”的。我以为，马克思在这里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路与费尔巴哈的思路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区别，没有意识到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的思路在他的整个思路中实际上只是一个子内容，而不是一个主导的内容。立足于对“第三笔记本”的文本学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第三笔记本”写作的后期，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实践”的思路与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的思路之间的不同。在一个没有标题的小节（新版的《手稿》编辑者以“增补”作为该书的标题）中，马克思说，“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实践”成了“现实的和实证理论的条件”。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是把费尔巴哈的以感性存在为基础的哲学当作“实证的”和“实在的”的理论来看待的，这样，上述这段话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自己在基本哲学思路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立足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手稿》中的实践概念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只是停留在人已经实现自己的类本质的前提下的自我运动的理论层面，而在于它在面对人的现实实践发展过程时，不能准确地概括这种现实实践过程。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任何对象化劳动，即实践活动都是“浸透”在现实社会关系之中的。没有游离于现实社会关系之外的抽象的实践活动。因此，要想理解人通过实践而获得发展的过程，就必须深刻地把握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如果套用《手稿》中的话语的话，那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私有制社会阶段，任何对象化劳动都是“浸透”在异化的劳动关系之中的，要想理解人通过劳动而获得发展的过程，就必须要研究异化的劳动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建立在这种内在矛盾基础上的自身发展过程。而马克思在《手稿》中显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过分地依赖对象化劳动，即脱离了具体社会关系内容的人对自然界的实践改造活动，因而，走向了对实践概念的抽象化理解。
二
马克思的这种“实践”观本质上是一种“后市民”意义上的实践观点。“后市民”当然是相对于“市民”而言的，那么，什么是“市民”意义上的实践观点？我以为，由近代英、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阐明的主体性实践就是市民意义上的实践。在中世纪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的实践在社会的主导文化中是缺失的，理性是从无主体的角度来理解的异在性理性。英、法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最大贡献就在于把社会理性与主体的实践层面联系了起来。理性成了主体的实践理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启蒙思想家那里，主体是既定的、已经客观存在着的主体，因而，主体的实践也是直接隶属于这种主体的既定的实践活动。在这种实践观中，不存在一个主体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认识自己和展现自己的思路。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主体性实践实际上就是英国市民社会中的工业资本家的实践，即工业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生产实践，在法国则体现为“第三等级”的政治性实践。我们以英国的市民实践为例来继续对这一问题的说明。以普遍性的主体解放为宗旨的英国启蒙运动最后却走向了对市民这一独特主体的实践的维护，这不能不说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悲剧性结果。在主体方面从普遍主体向独特的市民主体的转变，也带来了在实践方面从人的解放实践向人对外部自然的统治实践的转变。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民主体来说，其实践的全部内容就在于通过征服自然界来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主体的解放成了主体的物化。面对先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市民实践的内在困境，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思想家便提出了对启蒙运动进行启蒙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家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康德看来，社会主体根本不是一个既定的主体，就当下的情况而言，市民主体是处在懒惰、怯懦的危险之中的，他们缺乏道德力量，缺乏运用自己的理智的能力。只有通过道德的呼唤，提醒他们把潜在的各种力量都释放出来，他们才能从“未成年状态”的主体转变成“成年状态”的主体。黑格尔从历史性生成的角度对康德的这种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黑格尔看来，主体的实践根本不是已经成熟的、已经处于成年状态的主体的一种实践活动，而是主体把自身生成出来的实践活动，即主体的诞生活动。同时，主体也不是物化的市民主体，而是扬弃了物化性的国家主体。从一定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这种主体实践观点的确克服了英、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实践观中的经验实证性的理论局限，但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其实并没有真正找到导致英、法市民实践的困惑的真正原因。这种原因事实上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的。黑格尔不明白这一点，他在撇开现实社会关系线索的前提下，用另一个抽象的主体，即抽象的国家主体来代替了英、法市民实践理论中的抽象的市民主体。尽管他揭示了国家主体通过对象化的活动自我展现自己、自我认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但由于他不从作为国家之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国家的本质，不从内在矛盾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因而，他只能依靠神秘的逻辑力量来使国家主体完成自己的运动过程。黑格尔的这种实践观就是一种“后市民”意义上的实践观点。之所以把它称为“后市民”的实践观，是因为黑格尔尽管想克服“市民”实践的局限性，但他事实上是站在与“市民”实践同样抽象的一条理论线索上来克服“市民”实践的。他没有跳出“市民”实践的抽象理论平台，只是用抽象的国家取代了抽象的市民而已。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他的这种实践观称为“后市民”意义上的实践观。
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手稿》中的实践概念也具有这种“后市民”的性质。马克思此时尽管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理论面向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他事实上并没有从工人之所以为工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对社会实践的本质内容作出说明，而是简单地沿用了抽象的人的对象化劳动的线索。这样一来，马克思走的实际上是跟黑格尔同样的道路，尽管他用“人”代替了黑格尔的“国家精神”。从《手稿》的完整内容来看，马克思一开始就把经验实证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实践观点，但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物化性劳动观点的批判其实就是对他们的主体实践观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主体的实践，不管是工人的实践，还是资本家的实践，都是异化的实践，要想消除这种异化，就必须经历一个在对象化劳动过程中不断消解异化劳动关系的过程。人只有在经历了这种发展过程之后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体。因此，真正的实践应该是这种对象化劳动的过程。马克思这里在消除英、法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中“市民”实践的内在困境时，同样也是采用了一条抽象的理论线索，即抽象人性的线索。他的这条线索实际上并不跟他的面向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目标直接相一致，因为，如果换了一个思想家的话，那么，他从这条线索中同样可以得出有利于资本家的结论，事实上，当初英、法资产阶级正是从这种抽象人性的线索来得出与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市民”实践的结论的。因此，马克思实际上是站在与他的批判对象的理论线索一脉相承的一条线索上来进行理论批判活动的。他想批判“市民”实践，可又不知道导致资本主义市民实践困境的真实原因，即现实社会关系原因，因而，只能站在与“市民”实践的理论线索同样抽象的逻辑线索上来展开理论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看作一个“后市民”意义上的概念。
三
自西方近代的学科分工之后，哲学话语大多是直接被置放在哲学的思想平台上来加以解读的。毋庸置疑，哲学的这种言说方式对张扬和凸显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来说是极其有用的。但与此同时，我以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哲学的这种阅读方式无形中受到了这种哲学所用语言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可把这称之为哲学的“语言”病（注：汪丁丁先生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时也曾用过这个词，参见其论文集：《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1页。）。具体地说就是，由于“语言”的本性就在于用概念的一般性来指称此概念所涵盖的丰富具体性，譬如“人”这一概念，它就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社会”这一概念，它能涵盖各种各样具体的社会形态，因此，如果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学科分工以来的哲学概念的这一特点，一味地站在这种概念的直接层面上来进行哲学之“思”，那么，作为“思”之主体的语言使用者的思考过程就必然会被他所使用的语言的“枷锁”套牢，以至于无法使“思”者真实地面向现实生活过程。这种多少带有抽象性的哲学言说方式不仅使它即使是在意识到自己的学理困境的时候也无法真正走出他自己所设下的“思”之“枷锁”，而且也使它无法真正读懂那些从对真实社会过程的分析出发的新哲学思路之内涵。对它来说，这些新哲学只不过是另类哲学，它不属于所谓的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如果它硬要挤进来，那就必须经过以西方近现代哲学“语言”为基础的解释学加工。于是，所有的哲学重又回归到了同一种“语言”的言说方式之中，所不同的只在于用这种“语言”所说的话的内容之不尽相同。如果把这种分析思路拉到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去，那么，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马克思哲学中的任何概念其实都是与丰富的现实社会历史内容相联接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并不是从一般性的概念，而是从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现实社会内容出发来构建其自身的内容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本来就是超越于西方近代哲学的语言束缚的。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置放在西万近代哲学的思维平台上来加以理解，那么，它本身所具有的那些真正代表其独特理论品格的东西就很容易被忽略。譬如，立足于一般性的人的概念，我们怎能领略马克思建构在由现实的、历史性的人所体现出来的具体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哲学理论？法国著名哲学家巴什拉尔有一句名言：“人们不从数学上去理解数学是无法谈数学的。”（注：巴什拉尔：《应用理性主义》。转引自安德列·巴利诺著：《巴什拉传》，顾嘉琛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41页。）对于马克思哲学，我们也可以说，人们不从马克思的哲学语言入手去理解马克思哲学是无法真正把握它的。而即使是从表面上看，我们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哲学语言是其他西方近代哲学家所不曾使用过的一些独特语言，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事实上是用这些语言来凸显一种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主流哲学不同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言说方式的。这种言说方式由于所依托的是与近代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不同的、以面向“市民”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宗旨的一种以分析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矛盾为基本内容的新的文化观念，因此，当西方资产阶级主流哲学以一般性的概念，如“人”、“社会”、“自由”等为理论的主导概念时，马克思哲学把自己的理论立足点置放在被这些一般性的概念所遮蔽的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之上。马克思哲学一点也不怀疑“人道”、“自由”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但由于它把自己的理论关注点投放在达到这些理想目标的现实社会历史途径上，而不是一味地建构一种所谓的人的本体论或生存论状态，或者一味地致力于对客观现实的外在批判，因而，它并没有因此成为一种人道主义或自由主义。相反，它走向的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再进一步，由于对现实社会历史关系的分析不可能离开经济学的理论视域，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无疑是其社会历史活动的基础和本质，因此，我以为，我们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时，应该把解读思路推进到这样的层次：尽管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的确是从西方近代主流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中承继而来的，但真正代表他成熟时期的观点的，或者说，那些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实是从分析以经济关系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得出的。也就是说，成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从基本的方面来说，其实就是他研究经济问题时的哲学思想。当然，无需多言，这里的“经济”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是社会历史性思维背景中的经济，而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意识到，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应该从经济学的视域中来加以阅读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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