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几点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新时期论文,文艺论文,党领导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二十年，我国文学艺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长足进步。其成就的取得，是在党领导下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结果，是新时期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的结果，也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拼搏、积极创造的结果。这一成就的取得，同我们党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关系，经受住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是分不开的。当“左”的思潮还在桎梏着人们头脑的时候，党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恢复了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使文艺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当西方腐朽文化渗透加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泛滥苗头的时候，党又及时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各种精神污染和错误思潮，使我国的文艺事业排除干扰，毫不动摇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践证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根本保证。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反对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提高理性认识，对于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反对文艺指导思想“多元化”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永远是我们事业发展和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们的号召和结论，既深刻反映了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新时期我国文艺运动和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质的规定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遭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某些人的嘲弄、奚落、讽刺和挖苦，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集中攻击和消解的对象。有的论者，竭力贬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科学性，把它描绘成“过时的”、“教条的”、“僵化的”、“极左的”东西；有的论者，故意把它说成是“百家中的一家”，肆无忌惮地企图用形形色色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取而代之；有的论者，拒绝把它作为“信仰”，不承认是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而将诋毁和批评它当成“时髦”和“能事”；有的论者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用政治法庭取代审美法庭，用政治一元论来取缔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甚至认为《讲话》是战争时期的观念，解放后，它“使文学艺术完全变质”（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有些论者，更是明目张胆地诬蔑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华民族一切灾难的最主要的内在根源”（注：袁红兵：《以新世纪的名义》，见《防‘左’备忘录》。），主张要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臭抹布”……所有这些，同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新时期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完全对立的。这些言论，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直接干扰和现实威胁。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和理论建设的指针，并不是自封的、强加的，而是客观地、历史地形成的。当五四运动过后，西方各种文艺学说涌入中国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也是“一家”。但在冲突和斗争的烈火中，其他种种学说朝生夕灭，昙花一现，成为历史的陈迹和过客，惟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其磅礴的气势，新锐的思想，明快的理性，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赢得了人民，赢得了进步作家，从而掀开中国文艺史的新页。尽管其他文艺学说对中国的文艺运动也产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有些甚至起过某种有益的、积极的作用，但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比，都远为逊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发生两次飞跃性的变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科学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新纪元，使中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谁也抹杀不了和否认不了的。
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和自由化思潮的人，无视这一点，排斥这一点。他们竟然要求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鼓吹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鼓吹要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学说中寻求什么“新的真理”，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有种意见是这样说的：“从三、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大约五十年间的文学理论，是在政治霸权与文化霸权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的产物。这种文学理论离开文学的本体，全部论述都指向一个目标，这就是文学如何去适应外在的政治权威和政治意识形态。这套理论，恰恰给文学艺术以致命的打击。它甚至使作家完全忘记文学存在的根据、文学的价值所在，也几乎忘记应该怎样写文章，甚至使作家对于人性、人道、独特语言方式等等视如洪水，而只有鼓吹互相残杀，呼唤斗争才感到安全。”（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定名为“一种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强权下生产出来的名为文学的理论而事实上则是反文学的理论”。（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他们明确提出：“这种理论如不拒绝，还有什么文学。”（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这种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其哲学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作家进行艺术创作的现实指导意义，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完全指责为一种对社会、对作家、对创作、对文艺本身有害的东西。显然，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有意歪曲。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有史以来最进步、最科学、最有生命力的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规律的学说。它把文艺看作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审美反映的创造性产物，看作是负载着人们感情、心理、直觉、生命意识和思想认识的特殊审美意识形态形式。它是尊重宏观和微观的各种艺术规律的。它摆脱了自私、狭隘、短视、低级的功利主义。它要引导人们在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创造新的人物，描绘新的世界。它要创造比一般的“人道主义”更高、更美、更理想的审美精神境界。它要承担比其他任何文艺学说都更加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自从我们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人民由精神上的被动转入主动。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这种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不仅同各种资产阶级文艺学说严格划清了界限，而且深深地激励和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为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奋斗。这样的学说，怎么能说成是“反文学”、“反艺术”、“忘记文艺存在根据、文艺价值所在”的理论呢？
有人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宗教，也没有纯粹的哲学，‘政教合一’应当说是早就‘古已有之’。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代包装下‘如今为烈’罢了。”并且说，“在文学领域，过去确实用国家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性’来扼杀生命感觉，扼杀偶然和个体”（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说成是“社会政治权威与文化权威一体化”的论调，把作家艺术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说成是“天才被庸才所骗”的谎言，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诚然，对一部分作家来说，马克思主义同他的创作思路和习惯是有一定抵触的。为其如此，我们党才历来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号召。为了解决作家、艺术家“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的普遍问题，主张“大家学它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注：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毛泽东还颇有新意地指出：“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注：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实践证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调整作家创作心态，端正作家创作立场，提升审美把握境界，统一创作动机与创作效果、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克服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低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贵族式的以及各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创作情绪的清醒剂和洗涤剂。这样的理论，我们是没有理由不把它作为“文艺繁荣的精神动力”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赞成一些人“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不赞成一些人“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邓小平反复对新、老干部提出一个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江泽民同志继承这一传统，多次申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认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的干部的战略意义，认为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一环。江泽民同志严正表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学派’等论调，反对在‘发展’、‘创新’的幌子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种种错误言行。”（注：江泽民：《关于加强党校建设的几个问题》，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于文艺界说来，这一精神同样是适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尽量吸收世界文艺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艺事业的性质和方向。
冷静、客观地分析文艺界的现状，不能不清楚地发现，确实存在着相当数量否定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消解文艺社会主义性质的噪音。它鼓吹20世纪的一大遗产“正是理想主义的碰壁”，千方百计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指导地位；它鼓吹“思想中立”、“价值中立”、“观念中立”，主张站在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注：有些人不便直说，就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主流意识形态”或“官方意识形态”，其实质是一样的。——引者注）；它鼓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文化”要处于同“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对抗”和“对立”的位置，明确强调其对后者的“批判功能”；它鼓吹“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拒绝壮烈”、“渴望堕落”、“游戏人生”、“回归自我”，着意涣散和瓦解人们的斗志、理想和信念；它鼓吹当代中国“不但要在经济上和西方接轨，走全球一体化之路”，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也要和西方去接轨，也要去实现全球一体化”，直接对抗党要求我们“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号召；它鼓吹文艺离政治越远越好，把政治设定为文艺新的“禁区”，同时又唯西方政治观念和文艺学说马首是瞻，散布种种屈膝、妥协、膜拜和投降的奇谈怪论；它把马克思主义诬蔑为“全知全能的神话”，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历史的早产儿”，把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嘲笑为不过是一场“光明梦”，把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没有精神自由、探索自由、言论自由的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凡此种种，都应该引起警惕，应该予以驳斥。
二、正确对待文学艺术的历史，反对假借“重评”开历史倒车
在文学艺术领域，如何正确地对待作家、作品，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一直是两种思潮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党一贯重视历史，因为真理总是具体的，离开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态度，也就离开了真理本身。我们党十分重视历史对人们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旧版，第1卷。）。恩格斯的这句话，在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论中占有重要份量。
早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就颇有针对性地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1990年，邓小平又提出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可以说，正确对待历史，是党振奋民族精神，培养“四有”新人，抵制腐朽文化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江泽民同志同样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国情教育。他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斗争史、创业史。我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一九九○年五月三日），见《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这是历史交给我们的一项任务。在文艺领域，他相当明确地指出：“无比丰厚的精神遗产，与先驱们的英名连在一起的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革命文艺传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宝藏。”（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些指示应该说是语重心长的。
二十年来，我们党正是始终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历史人物，才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航船，沿着正确航线前进。
西方文化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基于唯心主义历史观，出于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扭转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目的，总是在历史和人物评价上做文章，篡改历史，贬损和诬蔑进步作家艺术家，攻击左翼革命文艺运动，谣言惑众，制造许多混乱，制造不少新的冤假错案，企图将本已清正的历史颠倒过来。这股思潮一度相当“走红”，现在在某些层面仍有蔓延趋势，严重妨害着人们对现、当代文艺史的正确认识，妨害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未来走向。对此，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这股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二是把政治与艺术明显划为“二元”对立。本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认识的发展，资料的丰富，方法的更新，不断“重写文学史”是正常的现象，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科学研究深入的必然结果。但是，“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不再使用文艺从属政治的口号，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实践同样证明，“‘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政治具体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中。特别是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所谓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是不可能的。”（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和研究态度，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反对“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旗帜鲜明地鼓舞人们为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发进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对文艺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可是，近些年来，文学艺术中偏离正确对待历史这一轨道的现象并不鲜见。
有些言论，不仅否定了解放后文艺，否定了“十七年”文艺，而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起，认为都是“激进主义”，都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其中，对革命文学、进步文学的否定就更加彻底、更加激烈。有种意见是这样说的：“我对这个世纪文学，特别是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延安的农民文学以及解放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了一些反省和重评”，认为“就整体上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性太强，文学等同于政治，文学创作转达政治意识形态，这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式写作。”“政治压倒一切，也压倒了文学”（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这就系统地否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积极意义和文学价值。
有的文章，干脆把“十七年”的文学说成“一切都公式化概念化，也平庸化了”，“生活，在十七年的文学中基本是以虚假、扭曲、倒立的政治形式反映出来的”，“十七年文学……就整体而言，随着政策的改变，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文字垃圾”（注：《反思过去那样的“深入生活”》，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有的文章甚至把号召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看作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命令，是“悬在作家头上的”政治指令，是把作家当作敌人加以惩罚的做法。这就把初期的社会主义文学涂抹得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了。
“十七年”的文学，诚然有“左”的东西的干扰，但邓小平说得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怎么能够不顾事实，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呢？难道抓住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加以渲染夸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好吗？难道像个别人所惊喜的近年“先锋小说”变化的那样，已开始嘲笑诗情，嘲弄悲情，嘲讽崇高，其审美兴趣从英雄王国转向侏儒王国，痞子王国，其精神格调从健康向上转向龌龊颓废，就一定是进步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于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盲目“反传统”，错误地总结以往经验教训，使有些文艺创作触目惊心地走到斜路上去。仅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为例，1996年11月总政文化部组织人对其审读后的意见是：“作者观点偏狭，情绪低沉，没有能够以唯物史观看待历史。作者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其调子大多是灰冷的，混淆了我党、我军和人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区别；作品以偏概全，没有客观、积极地反映生活，作品中的劳动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且几乎所有人物命运都是不幸的，结局都是悲惨的；伟大的革命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在作者笔下成了一场场闹剧，党员干部的形象被扭曲，土匪头子都成了讲人性，重义气的‘好男人’……”（注：此言引自苏策：《直言〈大家〉评奖》一文，见1997年10月号《云南当代文学》。）“实在吃惊，现在文学圣坛到这种地步，真是可悲。”（陈荒煤）（注：引自李龙山：《春天的思索》一文，见《中流》杂志1997年第6期。）《丰乳肥臀》的出现，以及类似《丰乳肥臀》的一些作品问世，标示错误的历史观已在部分作家头脑中泛滥到何种程度！
文艺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对待过去，对待历史，对待传统，是关乎全局的大问题。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走弯路的。
胡适是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注：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40页。），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注：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第42页；南京大学历史系编《历史名人辞典》，第624页。），学界这些年对他总是一捧再捧，甚或把他抬到同鲁迅先生一样的高度。有人这样说：“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党，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座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并说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为何一定要拉出一些人来“平衡”鲁迅呢？为何对这位“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典型情有独钟呢？“树立另一价值座标”，其背后目的又是什么呢？这是很令人深思的。
说到鲁迅，问题就更多了。可以这样讲，近些年玷污，贬抑、嘲讽、排击鲁迅的言论一浪接着一浪，大有搬倒、推翻而舒心、后快之势。这股思潮，同文艺界流行的“告别革命”、“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思潮是相互配合、呼应一致的。
有的人对鲁迅被人们尊敬、学习很不舒服，认为这是“被庸人和政客捧坏了”，认为“鲁迅被抬得那么高，是在解放后，解放前只有一部分人崇敬他，但不是解放后的捧法”（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认为鲁迅“解放后他被当成历史的傀儡，被利用得很惨”（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认为“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之后……思想理念就压倒艺术感觉”（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
有人从另一角度论述毛泽东一辈子都不理解鲁迅，有人申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鲁迅精神截然相反，有人把鲁迅捏塑成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有人认为鲁迅这种人多了是坏事，会闹“地震”……总之，对鲁迅精神和形象的否定创了有史以来的纪录，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更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在鲁迅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优秀传统。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使他的思想和艺术得到升华，获得了全新的性质和时代内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斗争也最坚决。“鲁迅岩石般的革命坚定性和韧的战斗精神，来自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来自与人民群众和先进社会力量的血肉联系。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智大勇，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具有的高风亮节，什么人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注：江泽民：《在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见199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党号召文艺工作者向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学习，使我们的文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使“我们的文艺，在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在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侵蚀方面，在以自己的优秀成果丰富人类文明方面，应该作出更大的成绩。”（注：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是历史的呼唤，现实的呼唤，是广大文艺界人士共同的心愿。为此，人们不能不对那些有意攻击和贬损鲁迅的言行表示气愤和遗憾。
许多情况表明，对鲁迅的攻击和贬损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文学界、学术界有些人自觉地尝试把“五四”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传统、美学观念以及作品评价体系，一点一点地加以彻底推翻企图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有些人正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以便打碎革命文艺赖以存在的基石，让它名声扫地、彻底垮台。例如，不断地大量推出现代文学史上右翼作家的作品，并加以无原则的颂扬、美化和吹捧，把这类作家和作品看成是理想的新时代的文化典范，相反，对这一时期革命文学家、文艺家的艺术功绩、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加以无端而放肆的挑剔、攻毁和否定，将各个阶段进步的革命文艺运动都说得一无是处，把“正”变成“负”，把“负”变成“正”，表面上是“艺术挂帅”、“审美领先”，主张一切都要“过审美筛子”，实际上，来一个历史“大掉换”，这种所谓“重新解读”的做法，正是借“重评”开历史倒车的突出表现。
郭沫若已被有些人骂得狗血喷头。茅盾已被踢出文学“大师”的行列，认为“茅盾的《子夜》正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达”（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丁玲被说成“政治式写作”，“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把一时的政策作为叙述前提，是革命文学的通病，这种通病发展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更极端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具体化的清算意识，鼓动仇恨。文学到了这个地步，离开文学的本性就很远了。”何其芳、赵树理、艾青、田间等许多作家、诗人，都在被贬斥之列。有人甚至一言以蔽之地声称“‘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现象，是我国当代作家的普遍现象”（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企图从根本上否认新中国的文艺进步和文学成就。
这股思潮的显著特点是张扬资产阶级文学价值观和审美观，拒绝和攻讦文学表现革命政治内容，如有表现，即使是艺术上成功的表现，也一律斥为非艺术的政治宣传品。比如，指责《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这样的优秀作品，凭借的是“符咒般的社会魔力”，就是一例。这种价值观、审美观实际上操持着双重标准，它并不一般地反对文学表现政治，只是对革命的政治仅“刺”不“美”，对那种宣扬资产阶级政治观、人生观的作品，对那种“嘲笑革命”、“丑化群众”、鼓吹“人性论”的所谓“正宗”的作品，则是呵护倍至、吹捧有加的。这股思潮启动的是一个寻求革命文艺方向和道路演化和改变的逻辑链条。
毫无疑问，打着“重评”旗号，对中国现代以来革命文学和革命作家大张挞伐，把“革命”二字决意从褒词变成贬词，把资产阶级右翼和改良的作家、作品捧上天，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历史的是非、曲直“颠倒过来”，进而否定产生革命作家、作品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社会制度。这是一种迷惑人们灵魂的腐蚀剂，是扭转文艺方向的烟雾弹。在这样的问题上，是麻木不得、含糊不得的。
恩格斯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社会革命是这样，文学上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鲁迅先生曾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如今，有些人专门扼杀“萌芽”，专门吹捧“腐烂”的东西，且专门用“诬蔑”和“压迫”来抵制革命文艺作家、作品，这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事情已经很清楚，非难革命文学、革命作家，正是文艺史研究领域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些人名为“从事实出发”，实际是以割裂、孤立、歪曲的事实来印证自己的奇谈怪论，以求达到瓦解和冲淡人们在理智上抵御谬误的能力。“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2-373页。）。这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要坚持在党内和各族人民中，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国情教育，进行近代史、现代史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倡正确的理想、信念，提倡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我们要给各种优秀的文艺作品提供阵地，给历史上的作家、作品以科学的评价，抵制各种腐朽、丑恶东西的侵蚀，警惕篡改历史思潮的影响，并努力在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更优秀的作品。这样，社会主义文艺就会在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三、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反对错误思潮要一以贯之、旗帜鲜明
开展积极、健康、科学的文艺批评，是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一条重要经验。新时期以来的情况表明，这方面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放弃。
1999年1月21日，江泽民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再次强调，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对错误的东西要头脑清醒，心中有数，沉着处理。不能把错误的东西炒热，更不能让错误的东西干扰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在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不能听之任之。”（注：见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1版。）这实际上也是文艺界如何正确开展批评的指针。
面对大量涌入的各种西方文艺学说、思潮，必须进行科学的鉴别、分析和引导，去其糟粕因素，取其有用成分，绝不能让那些低级、腐朽、反动、伪科学的东西自由泛滥。对国内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界已经出现的一些明显带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倾向的文章、著述和作品，要及时发现，指出错误，给予恰如其分、认真严肃的批评，绝不能采取熟视无睹，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对那些黄色、黑色、灰色、淫秽、凶杀、色情、暴力、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东西，也要从净化文化环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精神产品社会效益第一的高度，予以有力的制止，绝不能置若罔闻，让其畅行无阻。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的大问题。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为了尊重艺术规律，创造良好条件，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艺术生产力发展起来，使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起来。这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文艺政策。坚持“双百”方针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无论从国家的安定团结考虑，还是从培养下一代考虑；无论从端正文艺方向考虑，还是从爱护作家艺术家考虑，批评的武器都一定不能丢掉。开展积极的健康的文艺批评，同新时期以来我们党一直倡导文艺批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完全是一致的，相辅相成的。
对文艺批评的状况，邓小平于1981年曾作过一个分析。他一方面指出文艺批评中确乎存在某些粗暴和简单化的倾向，一方面指出，目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在他看来，文艺批评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是文艺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一则是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者被围攻，被批评者反而受到保护和同情。邓小平把这种状况称作是“一定要彻底扭转”的“不正常的局面”（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扭转了没有呢？实事求是地说，非但没有扭转，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从根本上来讲，则是正确的批评舆论还没能占上风，还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的结果。近些年，文艺界有一种说法，叫作“不搞争论”，不管什么问题，甚至重大的是非原则问题，也不去辩论。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不搞争论”提法的歪曲，实际上变成了压制民主、窒息理论探讨和文艺争鸣的“盾牌”。这同党的“双百”方针是不一致的。
众所周知，邓小平讲“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这句话，是在南巡讲话中谈论特区建设、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时说的。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很显然，这和科学与文化界开展“双百”方针是不同的两回事。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在涉及到事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搞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要搞争论，从来没有说过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时不要与他们展开争论，从来没有说过当思想文化战线出现错误思潮时不要去争论。相反，对于来自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错误思潮的观点，他总是毫不含糊、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意见，决不允许听任其自由地去占领社会主义舆论阵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二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上，这些年来党的确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这段话，用来分析和评估当前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文化界的状况，仍然是很有针对性、很贴切、很符合实际的。放弃批评，在文艺理论思想和观念上也主张“不搞争论”，对一些散布错误观点、违反党的宗旨和纪律、违背党的文艺方向的党员作家、艺术家，也不作认真的组织处理，甚至还有包庇纵容之嫌，这种麻木、软弱、涣散的状态，是极其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
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作家、艺术家用“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这是“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而它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带有“精神污染”性质的言论和作品，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越来越多了呢？为什么连“精神污染”这一提法也逐渐在思想文化界和报刊舆论上消失了呢？难道属于“精神污染”性质的理论和创作真的不存在了吗？难道采取“不争论”、“不批评”的态度，事情就会向好的方面转化吗？显然，这是自欺欺人的。当年，小平同志曾讲道：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如不讳疾忌医，用这个判断来评价目前文艺界的实况，应该说依然是恰当的。诚如邓小平所讲，文艺界的主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这是症结的关键，是这些年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和坏作品屡禁不止甚至数量上越来越多的根本原因。一旦忽视甚或放弃了批评的武器，不能正常执行“双百”方针，畏首畏尾，怎么能不失去战斗力，变得无是无非，你好我好，实际上对各种错误思潮容忍、手软呢？不难发现，有些人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立场，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创作繁荣”的体现；有些人明知不对，但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有些人信奉不承认、不正视的“鸵鸟”政策，以为不去争论就可以得过且过，其结果则是造成正确意见很难发出来，而那些错误的意见则铺天盖地、满处扩散……鲁迅说过：“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先生的话可谓振聋发聩。
只要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涣散软弱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文艺战线上的种种问题是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的。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支持和鼓励“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就是支持和鼓励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支持和鼓励开展积极科学的批评、自我批评，支持和鼓励维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要给马克思主义者提供“站出来”的条件，要给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提供发出来的场所，防止用所谓“不搞争论”这种曲解小平同志原意的口号，去否定邓小平关于在思想文化战线要开展正常批评和争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防止把开展必要的批评和争鸣同“双百”方针的贯彻人为的对立起来，堵塞言路。邓小平说过：“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邓小平的所有著作可以作证，他从未提出过要在文艺界抑或学术界废止争论的意见，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规则和传统。近些年，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告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划清是非界限。如果什么都不讨论、不争论（当然讨论、争论是在内部进行还是公开进行应有区别，应视不同情况和问题性质而定），什么都采取“相对主义”的态度，甚至实行“双重标准”，那就会挫伤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与批评家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就会形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尤其是，当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错误观点已经蔓延开来的时候，以“不争论”为借口，不让别人讲话，不让别人对之进行批评，这无论对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还是对文艺创作的进步和繁荣，都是十分不利的。
提倡不提倡讨论，允许不允许争鸣，坚持不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质上是要不要贯彻“双百”方针，要不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实行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的问题。
以往，在开展文艺思想、理论批评的时候，有过缺乏对对方观点做全面而科学研究分析，常常认为立场和方向错了就一切皆错，看不到吸收其合理成分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看不到思想认识甚至学术见解同政治问题的区分，思想上长期被机械论和形而上学所统治的毛病。如今，有些人又消极地汲取历史教训，把一些重大的原则的是非分歧，也以“不搞无谓的争论”为由而轻轻放过，泰然处之，使由此造成的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混乱长时间得不到澄清。这种倾向同样也是不利于文艺事业的进展和文艺队伍的团结的。陈云同志说过：“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定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出一些条条来；同时，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有些同志对批评、自我批评很敏感，以为某某人一受批评就大事不好了。其实，批评也罢，自我批评也罢，都是我们党解决思想性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老方法。我们在文艺界也要提倡这个方法，使它形成风气，逐渐为人们所习惯。应当相信，只要是充分说理、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注：陈云：《文艺界要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1984年2月2日）。）陈云同志的这一意见是多么中肯阿！
除了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之外，正确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也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十年新时期的文艺运动，是在马列主义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指引下，不断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前进的。我们党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既反“左”也反右，始终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当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时，党总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毫不含糊；当“左”的错误思潮出现时，党同样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绝不因为是来自习惯势力就默然置之。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不是只反“左”，也不是只反右，这才保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文艺方针路线上的正确性和连贯性。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也是新时期邓小平文艺理论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一条精髓。
目前，有些人出于自己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党的新时期文艺方针、邓小平文艺理论描绘成只反“左”，不反右，只问艺术，不问政治，只要“创作自由”，不要“党的领导”，只讲“繁荣”，不讲“管理”的样子，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在文艺的反倾向斗争中，存在着几种值得注意的偏差。有人提出，在文艺界要像坚持基本路线那样，坚持主要反“左”一百年不变，这是把不断变动着的事物绝对化了。有些人，不看实际情况，一味反“左”，就是不反右，明明右的文艺思潮在某一时期成为主要问题，也还是讲反“左”是主线，这就犯了认识论上的片面性。有些人，忘记“左”和右两种倾向是可以转化的，有的意见过去“左”的可怕，往后又可能右得出奇，长期只反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就会滋长漫延，这是不懂得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辩证法。有些人批“左”，实际上变成了批不带引号的左。用邓小平的话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以上这几种反倾向斗争中的偏差，都是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从历史上看，一般说来，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作用错误的比较少，特别是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时候，这方面问题不突出。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界，更多地犯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貌似革命，但脱离实际的错误。这就使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路线过程中，“左”的倾向实际上成为主要危险。我们党多次强调要防止“左”，指出“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近十几年，应该说，犯否定马列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指导作用，而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奉为圭臬，当作效法、信奉教条错误的比较多了起来，它们貌似“批‘左’”，貌似“创新”，貌似“改革”，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当成要搞掉的东西。这种情况，我们从邓小平历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从党中央1987年关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党中央指出，作协四代会是一次“既不符合中国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又不符合思想文化战线的客观实际”、“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反对和摆脱党的领导”，“客观上助长了文化界主张搞自由化的人的气焰，造成了思想混乱”（注：转引自《中流》杂志1997年1期，第33页。）的会议。一次全国性的作家代表大会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不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
一段时间来，人们对文艺上“左”的表现特征、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具体危害和防范措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取得了明显效果。相比之下，对文艺上右的错误、右的表现，右的根源和危害，分析和研究得就很不够。有人甚至拒绝承认和拒绝分析研究这方面问题，认为只有批评“左”是解放思想，而批评右不是解放思想。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教条主义的作风。
综观《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收1982年9月至1992年2月十年间谈话、文章共计119篇。其中，自1983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首次提出“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注：《邓小平文选》二卷、三卷。）概念开始，到1992年南巡讲话止，一共有48篇文章中谈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问题，就是说，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新时期党的重要理论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不能随意抹杀和任意篡改的。研究新时期文艺状况，研究邓小平文艺理论，主观上回避这些问题，或者根本不予提及，在理论上不可取，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为什么在以往的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一反“左”就右，一反右又“左”，摆动极大的现象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在反倾向斗争中，往往不从实际出发地下一个空洞的结论，而没有实实在在地具体指明，在什么范围内，在什么问题和什么程度上“左”或者右。结论空空洞洞，下面就在各个领域一切问题上照办，这样势必“一刀切”，再加上错误舆论的鼓噪，偏差就可能会更大。这种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靠空洞曲解的结论而“左”右摇摆的状况，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应当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这样，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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