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新世纪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5420（1999）06—0043—06
随着本世纪的终结，人们不仅深切感受我国改革、开放20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对文艺及文艺理论变革、发展中凸显的中国特色与现代性特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艺理论的新拓展，既包含对百年文化思想转型及文学根本性问题的重新审思与历史总结，更凝聚着新时期以来文艺探索和论争的理论升华。因此，完全可以把世纪之交文艺理论呈现的新特征，看成其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趋势。
一
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显现出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导向的多元化趋势。
新时期文艺的现代性嬗变，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所焕发的关注个人命运和民族前途的社会政治意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既加强了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清除了“四人帮”推行的“瞒与骗”的文艺流毒；又激发了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伴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进行超越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创新。终于在80年代，涌现了富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先锋文学”和蕴含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寻根文学”的创作新潮。前者强化了文本自身的价值营造，淡化了文本与现实人生的深刻关系；后者凸现了文化意识，却往往模糊文化意识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因此，当文艺面临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逐步分化的新形势，文学迅速调整其发展格局，更展现多元化价值选择的冲突与交汇：“新写实”小说迥异于“先锋派”小说，却在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顿方面相交合；“新生代”创作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询；各种文化视角的新散文、新诗的创作，又常常与充满政治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诗文交相辉映。
新时期20年间文学实践的复杂性引发了文艺理论探索的多元化，促进不同文艺观念之间形成既冲突又互补的发展格局。从而确证了文学活动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其对象性存在是一个整体、多维和动态展开的结构，包括人与世界、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多层面交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不同的文学观念或者从整体把握中体认文学的本质规律，或者从某一方面揭示文学本质规律的构成要素，既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又容易出现片面性。比如主体性文学观的提出，使人们看到作家主体在构成文学的对象性存在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学即人学”的某种真谛；但若把作家主体这方面的作用无限膨胀，以致把文学的“根”只扎在主体性上，又必定走向谬误。况且主体性文学观所讲的“主体”，是一种脱离社会、历史实践的“精神主体”，它自身无法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不能脱离反映论而孤立存在。同样，本体论文学观虽然重视文学自身的特性、形态，有助于人们对作品（文本）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中介地位的进一步掌握；然而，它把文学本体局限于文本或语言形式，从而割断了它与作家、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整体动态的关系，又必然使自身在封闭中走向自我消解。西方现代以来文本主义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演化过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人们从多元文学观念的各自价值与局限中，重新确证了反映论及其文学观仍是把握文学本性、整合多维文学结构系统无法否弃的基础或前提。但是，反映论文学观也无法穷尽文学的本性及其多方面的规律，文艺理论研究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以宏放的视界去吸纳多元化文学观念的合理因素，通过建设性的对话，求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导向下的多元共存与发展。
事实上，不少研究者在确认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视角仍是认识文学本质规律的基本层面的同时，还强调它必须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符号学、价值学、文化学、信息学等多种视角的沟通和融合。因为文学的社会本质与审美本质、文学规律的“他律”（外部）与“自律”（内部）的对立统一，是通过不同创作主体、不同文体特征和不同写作风格实现的。历史上那些富有永恒的社会审美价值的杰作名篇，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总是经由多种多样的创作个性、文体创新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一代又一代读者共鸣而不断增值的。当年鲁迅先生在论及陶渊明诗文时，就注意到作家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的整体与多元的统一，指出陶渊明不仅写过“悠然见南山”一类的恬静、淡远的意境，还有如《咏荆轲》这样“金刚怒目”式的篇章。现代以来，那些有较高人文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更是在广阔的时代生活和学术文化视界中寻求文学的现代性嬗变，因而往往突破了文学自身视界的局限。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不应画地为牢，而应顺应时代生活、社会群体审美需求和文学自身的变化发展，在众多研究视角和层面的对话、融合中寻求新的发展。特别在社会、文化转型的世纪之交，随着人们对20世纪文化思想转型和文学根本性问题的回溯与反思，以及对各种新兴文艺学科理论方法的吸纳，研究者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既往的作家研究或文本分析的理路，转而寻求文学的多层次、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是文化视角的彰显，更为文学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沟通提供了可能，展现了新的面貌。例如以文化人类学、原型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文学的文化阐释，通过对“京派”、“海派”以及“乡土文学”等地域文学特征的透视，而引发富有独特文化意蕴的研究；以现代民俗学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民间知识分子话语为对象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历史批判和人文价值相融合为特征的新人文主义理论批评；以及在全球化催动下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注：参见国内关于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报道。）、跨文化格局中的比较诗学研究等等，正以其多元视角与方法显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活力。这类研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形态视界，突破了传统文论对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意义的发掘等既定模式或审美感悟式的一般解读，进而转向一种关涉现代人的生存、发展的文化“文本”的深入透视和思考。在研究方法上，它在文学个性的探幽烛微与文学的社会、审美的宏观审视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尤其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架起了中西文论（诗学）在同一起点上进行对话的桥梁，因而跨文化格局中的比较文论研究，便不只是对某种普泛的诗学模式的引证，而是相互阐释、互为因果的对话与交流。
总之，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研究，已从80年代各种新观念与方法的探索、论争，转向马克思主义导引下多元化观念与研究模式的互补、综合，以及多种学科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这样，就能避免在世界观、历史观上丧失清醒的科学态度，避免文艺的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悖立，避免文艺的社会审美价值为多元无序的理论批评所淹没。
二
思维方式的转变，进一步体现了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趋势。
近代以降，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深受西方“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提高了中国文论的科学分析的明晰与逻辑性，又造成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流弊。及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其负面影响仍不断表现出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形而上学特征是，只知非此即彼，不知亦此亦彼；最常见的话语形式是设置一系列的诸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主观／客观等二元性存在，在两极的对立之中寻找事物的规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形而上学的负面影响也同其正面影响交错在一起，如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把传统与现代理解为处于对立的两个实体性的存在，似乎传统中不包含属于现在和未来的成分，因此，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以致形成了近代以来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争论，人为造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紧张，甚至导致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在中西方的关系上，也是首先设定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似乎我与“他者”是水火不相容的，以致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文论）的冲突、交融简单理解为“全盘西化”或对“全盘西化”的抵制的线性关系，而看不到文化（文论）演进过程中多种因素的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直至建国后美学、文艺学的论争，仍然陷入“美在客观”或“美在主观”的二元对立的怪圈。新时期的文学论争，也存在着形而上学思维定势的影响。比如在文艺表现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坚持表现自我的论者往往淡化时代，而主张表现时代的论者则常常否定自我。以致对这个富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命题，作出了“二元对立”的偏激、片面的阐释。在此后关于反映论和主体性的论争中，有的学者将反映论和主体性视为对立的两极，以为坚持反映论就必须反对主体性，从而抹煞了能动反映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
随着新时期文艺实践的深化、拓展，以及西方现代以来新潮哲学、美学对文学研究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在逐渐体悟现象学的审美“意向性结构”理论和存在主义哲学关于“存在先于本质”命题旨在超越“主客二分”的呼声的同时，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范畴引入其中，认为实践是人的有目的、合规律的活动，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以实践为中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就得到有机的统一，从而弥合了主客二分的对立或人与世界的分离。不少研究者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西方古典哲学、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所贯穿的辩证思维，力求运用辩证思维去考察分析文艺理论批评所面临的新问题。
例如，进入90年代，文艺研究中的“文化热”逐渐取代了80年代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美学热”。原因之一，是文艺生态环境起了变化。随着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的迅速发展，文艺愈来愈依赖于电影、电视、电脑传真和国际互联网等以高科技为手段的大众传媒，甚至出现多媒体或超媒体等新的大众审美文化样式。对于大众文化、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精英文化、严肃艺术的关系，如果缺乏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就不能适应文艺理论学科体系及其批评模式的现代发展要求。一些学者从社会、文化转型与发展中，首先阐释了文艺生态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文艺的审美精神及其传达方式的多元化格局。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悄然兴起，表明了它比精英文化与高雅艺术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日常审美经验，更加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需要，具有商品属性与审美精神属性并存的特征。因此，对大众文化、影视艺术的现代审美文化价值的探讨，必须打破传统的“雅”、“俗”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把它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中，分析大众文化（艺术）的生产、流通及其意义生成的过程，揭示大众“文本”的特点和读者（观众）的接受状态，以及与西方大众文化迥异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文化传统。与此同时，学者们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大众文化（艺术）的世俗化的本质特征，也应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切不可忽视其疏离精英文化（艺术）的深刻审美意蕴的根本缺陷，以及由此而出现感性欲望的膨胀、享乐主义的泛滥、追求低级趣味等不良倾向。于是，现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的雅、俗之辨，便不再停留在孰是孰非的判断上，而是立足于大众文化与现代传媒和市场化社会的关系，深刻揭示“随着文艺的作用已经迁移到当代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媒介上，文艺已不再是以前的那样文化范例”（注：伊塞尔.走向文学人类学，见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76.），认识其多元与主导的结构系统出现了新的调整，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具有其特殊的创造（生产）规律与衡量标准，但文艺作为人类审美创造的文化品格及其提升人的指归，则是它们的普遍特性。因而一些学者认为，文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应加以拓展，以促进中国大众文化（艺术）的理论建设，使之获得应有的审美层次和文化品格，并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互补、共存，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
又如，在中西文论的冲突与交融的研究中，对话意识正获得了越来越普遍的重视。对话，不仅是一种言说方式，更是处理主体间性的一种生存性策略。它可以激活彼此的文艺理论传统，丰富、发展本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巴赫金提出过对话复调的理论来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文论研究，那就是接受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充分肯定对方的价值方面，择优而取，在诘难对方中发现不足，予以扬弃；用宏放的目光看待外国文论中的异质性部分，显示其自身价值，尊重其在理论整体中的积累，同时也不忌讳接受一方——对话者的价值判断与观点”（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4.）。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20年，凡取得一定成就的文艺理论，大体是在发现中西文论差异之后，用西方文论中有用的异质性部分激活我国文论，并通过自身的调整、创新而实现的。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学说虽然名目繁多，但由于缺乏形成中西文论的真正对话关系，以致进展不大。后来，倒是那些“发现本土文论与西方文论误差，并使它们对话，有所比较，用西方文论中的有用成分激活本国的文论，进而使之融化一体，进行对话探索的文论，显出了理论的生机，而有所更新与前进，为本国文论的繁荣和文学理论不同学派的出现开辟了良性发展的前景。”（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6.）可见，正是这种对话的思维方式克服了中西方文论研究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怪圈，避免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边倒”和照搬西方文论的现象，或者一味独白、拒斥西方文论等不良倾向。中国百年文论史的经验教训正在充分证明，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将不是“以一种新文化中心论去替代老的文化中心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开放的本土文化，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一种鼓励多元对话的战略”（注：周宪.中国审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9.）。所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走向对话与交往的新境界。
那么，走向中西文论对话的跨文化研究，又将如何看待“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它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文化价值标准的相对性，反对用某种单一的标准去理解和评价不同的文化（注：佛克马·布思.二十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8，8.）。因而既超越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深化对中西方差异性文化方面的探究，又诱导我们对本土文化加以同一与差异的比较研究，从而启示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文论）的发展中，“反传统”的文化（文论）资源也是传统的一部分，而且是引发传统发展中更有价值的成分。但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又往往陷入文化隔绝主义，因为它把文化设定为相对静止的存在，在承认文化的独立性的同时，忘却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的动力学的过程。而且文化还体现了合目的性和规律性的人类行为，所以无法回避依据价值的评判和取舍，去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尤其在当今全球化的国际语境中，承认文化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并不必然得出一个“价值无涉”的结论；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也不等于本体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正是有鉴于文化相对主义存在的缺陷，有的学者才根据中国文化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提倡立足本土文化的现代发展，对异质文化予以批判的借鉴，通过对话实现以我为主的理论融汇与意义重构。这种深层性的对话与交往，必将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
三
寻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度融合，更显现出面向新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趋势。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变革面临新的选择，即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不变革传统文学观念与理论范式，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而完全照搬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及其发展模式，又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与发展的实际。人们正是从文学探索和理论嬗变的实践中认识到，需要在两个“超越”（超越传统文学与文论、超越西方文学与文论）中找到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崭新形态的坐标。
这个新坐标的选择与建构，必然是自觉的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深度融合的产物。因为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文论，想在自我封闭中求得大发展是愈来愈不可能了。开放、对话与交往，已成为全球化的趋势。而在开放、交往的条件下，文学与文学理论又避免不了来自外国的冲击和影响，异质性的文论良莠杂糅，其中那些有意义的理论则可以激活我国文论传统的变革、创新。但另一方面，借鉴与激活仍替代不了中国文论自身的创造，创新的根基毕竟脱离不了本民族的社会土壤与文化母体。因为，文学作为一种负载人类文化精神的“人学”，总是与人的自我意识和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血肉相联的。但处于不同社会、历史语境的中西方文化，现代以来对人的发现却颇不一样。现代西方所谓“人的发现”，主要是发现人在现代文明中的失落或异化，因而他们所谓“人的解放”也主要是在克服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使个体自身得到肯定和提升。而当今中国所谓“人的发现”和“人的解放”，主要的仍是发现人在古老文明中的愚昧、落后，以便用科学与民主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影响，改变落后的社会面貌，实现人和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当今中国文论所凸显的“人学”特性与人文关怀的现代意蕴，就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但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景来看，西方现代文学所张扬的个体的自由创造精神，及文论中包含人的本体之思的现代审美意识，则是我国传统文学与文论新缺乏而值得积极借鉴的。然而，现代审美意识的形成，又总是通过民族审美传统的自我调整和革新去实现的，这样才能保持和提升民族文艺的审美特色。中国文学的审美传统表现在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追求内在美的审美心理，具有内涵丰盈的文化心态，因而超出了一般的审美享受，对人格精神的建构激发有独特的价值。如果现代的文论建设，能对传统审美意识中的封建性成分加以扬弃，注入现代以来形成的新人文理想，并使之与西方文学与文论的自由开放精神相结合，就有可能实现两个“超越”，形成中国文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中国文论的现代特质。从而解决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中现实主义深化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矛盾，以及“寻根文学”两极之间和“雅”、“俗”文学之间相互对立的冲突，使文学理论建设走向自觉与成熟。
当然，要实现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深度融合，关键仍在于从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实际出发，重构现代审美意识中的个体意识与社会群体意识、自我价值与社会、群体价值的关系及所隐含的民族文化特性。由于具有封建宗法群体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忽视个体生命与价值；因此，近代以降，特别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体现现代意识的新文学主张，始终以唤起人们的个体意识、解放和张扬个性为契机。因为不从个性解放入手，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与文论就难以建立。但是，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又显然有别于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独特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必然导向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和生存环境、即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关注，从而把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和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这个导向，既内含着对个体、自我的肯定，又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变革中使个体、自我升华到一种崇高宽广的境界；既可以避免个性解放向“自我中心主义”的极端倾斜，又引领着每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追求。因此，现代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审美意识的构建，不能停留在“自我表现”、“自我实现”的层次，而应当通过自我的提升与超越，使之具有宽广、丰富的更高层次。从新时期文学的嬗变和文论探索的发展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文学的拓展，显然不应该停留于那种以自慰自娱、自我精神补偿调适为取向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实现”派文学上。虽然补偿调适是文学的价值功能的一种，但它毕竟缺乏深广的文化蕴含和更积极向上的人生追求，因而不宜作为建构现代文学的主导价值、形态。文学理论也应在寻求文学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互动关系中，不断完善主导与多元文学价值、功能相互协调的发展机制。如果我们确认文学活动不是和人自身的解放和生存发展需求无关的话，那么，就应当肯定地说，在当今中国人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仍需艰苦奋斗、广大群众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亟待提高之际，文学和文论新构的立足点，也许还不能脱离人们的现实境况而漂游得太远。虽然现代人对文学的审美期待不会是单一的，但在多种多样的审美需求中，毕竟有主导的取向。比如说，人民既需要娱乐、更需要启蒙；既需要慰藉，更需要向上的力量；既需要调适，更需要激励，等等。所以，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正是从民族审美意识的现代嬗变中，把追求个性、自我的现代提升及文学的审美文化品格，视为多元的、多层次的价值构建的主导形态。
文学价值体系的重构，既蕴含百年文论史的经验教训，又体现对新时期文学变革的反思。新时期文学变革从反叛“工具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束缚开始，愈来愈走向重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而且作为对以往文学偏向的一种反拨，又愈来愈向文学的审美自由一端倾斜，在取得文学自身解放的同时，造成一些作家、学者的文学探索有意无意地疏远社会，淡化现实，即便是对人本身的思考，也往往是对其原初意义或终极意义上的所谓“本体之思”，缺少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忧患和对人的现实解放的关注，以致愈来愈忽视文学的社会、文化特性，而追求空灵、淡远的意境，或荒诞离奇的艺术畸变。针对这种情况，文学理论在反思中重新认识到文学并不全等于审美，并不止具有审美本质，它为人类文化的大系统所涵盖，内含诸如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现实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等非审美的成分，因而应当形成文学审美与非审美的复合结构和动态、开放的系统。比如，文学当然不能等同于哲学思考，但文学的意义又不能不包含着对人的哲学沉思，而且这种思考还不仅仅是本体意义上的玄思，还需要充满人生的体悟，关注人的现实生存与时代的精神。同样，文学不应是政治或道德说教的工具，但文学又不可能摆脱现实的政治和道德的时代要求，当然这种政治道德要求不能是以往那种外在于主体需要的东西，而应当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和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并且时代的要求已内化为主体自身的自觉要求。总之，作为人类文化意义的载体的文学，作为关注人的生命与价值提升的“人学”，它一方面不能失却自身的审美、文化特性，另一方面又实际上不可能超越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并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时代社会意识对文学的审美意识的渗透和作用，才使文学获得了深邃、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社会主义文学与文论的现代新构，应循着时代发展要求和文艺自身的规律去深化对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探索与开掘，才能充分体现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与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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