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哲学伦理学的立场上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是道德化的存在，换言之，有德性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诉求，因而，道德评判便成为社会和个人前进的重要动因，道德批判(狭义上的批判概念)便成为扬善抑恶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将道德批判推向极端，变成了泛道德化批判①，则可能成为阻碍道德进步的消极力量。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一字之差，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自信。然而，与中国梦的美好图景和强烈自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社会上却不同程度地弥漫着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对现实和未来缺乏积极、乐观心态。出现这种现象纵然有其复杂的客观因素，然而，悄然蔓延的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方式则是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这一思维方法导致了人们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不道德现象(甚至对非道德现象)进行评价和批判时情绪化、片面化和极端化，以简单否定和消极解构为目的的泛道德化批判正在蔓延和深入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如道德审丑论、经济崩溃论、政治腐败论、文化虚无论、社会生活黑暗论等。如果任由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在精神世界中蔓延，不仅会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信心，而且对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产生阻碍。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立场分析与总结泛道德化批判的思维特点及成因，自觉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是实现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目标的迫切需要。
一、科学、理性、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观
任何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必然是各种不同思想观念产生与创新的时代，同时也是批判性思维滋生的时代。当今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批判时代的典型样态。批判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时髦的甚至是主导性的话语方式，既与我国当前客观存在的多元与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生态息息相关，更是迫切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大发展所带来的叠加呈现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的客观诉求。因此，可以说，当今中国人极其热衷于且习惯于“批判”，然而，这种批判性思维自身又是需要进行再“批判”的，因为该批判性思维主要是自发生成而非自觉养成的，这就导致了国人批判性思维更多地是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方式而非是以科学、理性、辩证的批判观呈现出来，它更多地表现出表象化、情绪化和片面化，最终难免滋生出怀疑论和悲观论的严重社会后果。要避免由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方式所导致的怀疑论、悲观论泛滥及其对国人精神健康的伤害，就必须高度重视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
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属性，批判性甚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根源和肩负的历史使命看，上述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旧世界中产生的，如果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那么，它最终只能沦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某一个流派，而不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和人类解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要完成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最艰巨最伟大的革命，其前提是这一理论必须时刻保持其科学真理性，因为科学真理性是革命性的前提和保障，革命性是真理性的必然价值诉求或价值实现。这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以及实现自身价值的必然选择。科学、辩证、理性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重要特色，虽然其他批判观并非有意与科学、辩证、理性为敌，也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些特征和优点来，然而，能够使这三者有机地统一于一身，构成相辅相成的批判观之完备整体，无疑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做得最自觉、最成功。
批判并不简单地就是对某一对象的否定性评价，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更多地表现为认识事物的哲学方法论。“批判”一词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味着为了追求科学真理和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对一切关乎人民命运的存在进行理性考量和辩证扬弃，批判是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动力机制。马克思主义批判观是科学合理的批判观，因为它实现了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内在统一，实现了科学性、辩证法与理性三者的相辅相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观最本质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点。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自诩的，而是由其自身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所赋予的理论优点和优势。任何批判观作为意识形态其背后无疑都是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任何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其意识形态无论被粉饰成具有怎样的普世性与永恒性，都无法掩盖其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和由此所决定的阶级偏私性，这一偏私性或将利于自己的视为真理，拒斥实践的客观标准；或将自己的阶级统治视为具有永远合理性的永恒存在，拒斥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科学精神与革命的辩证法的内在统一，源于无产阶级利益不再具有任何过去统治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和偏私性，而是与人类根本利益相一致，进而与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相统一。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及其开阔眼界和诉求正是以解放全人类这一崇高境界为动力和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明确地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真正“发现”新世界和创造新世界，既要克服主观论和教条主义，使理论服从实践和服务于实践；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避免表象化、情绪化；同时更要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做世界进步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②此论充分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观求真的科学精神、无私的道德品质和冷静的理性态度三者的辩证统一。
与资产阶级学者习惯于用所谓普世性话语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以达到丑化和否定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马克思当年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时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辩证思维和理性态度三者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发展的层面给予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以极高的评价——显然这是一个社会制度合法性的最主要根据，还从经济全球化、文化世界化等若干层面全面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功绩。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剥削、压迫和人性异化等严重缺陷，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对实现自己利益不可遏制的追求，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被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替代。这一批判及其结果的得出，既不是出于单纯道义上的愤怒，更不是出于个人或阶级的恩怨，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人民创造历史的体现，这充分彰显出其批判观中的理性精神。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批判观，必须避免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割裂，特别要防止脱离科学精神而将马克思主义批判观蜕变为泛道德化的批判。马克思曾告诫说：“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③科学赋予批判以理性，道义赋予批判以激情。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科学精神与人道情怀的辩证统一要求“批判”既要有“激情”即道德情怀，更要有“头脑”即理性精神，缺乏理性的激情不过是有害无益的情绪化的宣泄。由于道德具有广泛的渗透性，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显现的窗口，道德批判便成为其他批判的重要先导；然而，由于道德主要是以良心等情感的形式存在着，因此，道德批判也很容易滑向泛道德化批判之误区。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施蒂纳的“意识创造历史”的诡辩时曾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④“不进行道德说教”、“不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不是其字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否定道德的功能，而是反对道德万能论。如果离开了唯物史观，把道德抬高到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那么，这与其说是对道德的尊崇与敬畏，毋宁说是从根本上取消了道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时曾讥讽道：“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⑤同样，我们别天真地以为对现实中的不道德现象发些牢骚或谩骂几句，就能使恶者“改恶从善”，从而实现社会道德风尚的彻底改善，也就是说，扭过头背对着不道德现象“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因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⑥
对不道德现象的批判需要超越道德领域进入到产生它的利益关系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⑦马克思在此并不是为个人品德败坏推脱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从普遍意义和本质上看，人们的道德精神世界是被决定的世界，归根到底它们是环境的产物，尤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仅仅诉诸道德考量，是难以真正把握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恰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所述：“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⑧那种单纯诉诸道德精神来改造世界的想法也许只是无害的幻想，然而如果演变成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则会导致非常有害的后果。
二、非伦理问题伦理化、特称判断全称化：泛道德化批判的认识论误区
人类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对不同的人类社会现象有不同的评价方式，马克思曾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划分为科学、艺术、道德、宗教等方式，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从伦理角度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为伦理现象(或道德现象)和非伦理现象(或非道德现象)，伦理评判或道德评判的对象只能是具有道德意义的现象，即道德现象是指行为主体自知、自愿且产生实际利害结果进而可以对其进行善恶评价的现象，自知性、自愿性和利害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伦理现象的基本要素，缺一都不能构成伦理现象。
对伦理现象能够且应该进行道德评价；相反，对非伦理现象则不能也不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否则，就会产生误判和误导。如果将非道德现象道德化，就会犯泛道德化评价或道德评价泛化的错误，就像“文革”期间出现的泛政治化或泛意识形态化评价一样。当今非主流舆论中，一方面普遍存在着去政治化或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泛道德化(这不过是泛意识形态化的具体表现)，即把原本不属于道德现象的问题道德化。如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闯红灯被指责为人的公德素质低下，在经济领域中的诚信缺失和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也被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品质问题。其实，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根本原因和非根本原因，进而也应当有主次责任之分，一旦主次倒置，就会因为路径错误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假如只有个别人闯红灯也许是其公德素质问题，但倘若有相当数量的人明知应当遵守红绿灯而事实上又不愿意遵守，那就可能说明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之外，如信号灯设置不合理尤其是对行人权益尊重不够等。经济领域中的诚信缺失现象同样不应当简单化地归责为经济主体自身的道德问题，如果对严重违法得利现象不惩治或全社会把虚假信息视为常态、诚信缺失已成为整个社会默认的潜规划，那么守德经营便无以为继，因为道德行为具有从众性，需要一定的社会氛围。不道德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道德的人，更不可能培养出有道德的经济人。同样，政治生活中为何有些人对工作没有热情，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而热衷走上层路线?主要原因恐怕不能归结为他们品德恶劣。如果个人职位升迁不是靠实干和群众基础，而主要是依靠“背景”和上司的“赏识”，那么守德奉献就可能成为政治生态中的奢侈品或虚伪的欺骗。2013年3月王胜俊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时列举了如下数字：自党的十七大到2012年6月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万余人；贪污、贿赂、渎职犯罪被判刑达14.3万人；各类职务犯罪21.8万人。⑨如此大量和高比例的出事率，仅从个人道德品质上来解读显然是乏力的，也无助于腐败问题的有效解决。把非伦理问题伦理化，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思考问题方法的片面性和由片面性产生的消极悲观，它还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道德领域，试图从道德上解决一切问题，最终却由于未能真正找准问题的主要原因和症结而难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上述诸现象不过是道德的表象，它们归根到底或是制度的缺失或不科学，或是制度缺乏权威性和执行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但这二者之间并非不分主次或没有序列，从“依法治国”中的“依”与“以德治国”中的“以”这两个词意义的差别便可看出“依法治国”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辅助和提升。泛道德化批判的思维方式把非伦理问题伦理化，其实是颠倒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主从关系。
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及伦理外延泛化之普遍存在与盛行，一方面与当前我国正处于变革的激荡期和转型期，伦理道德问题成为显性问题有关。道德问题是反映社会问题的敏感窗口，人们感受与思考社会问题时总是习惯于从伦理开始，即道德批判是其他批判的始点。另一方面，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还与我国传统文化泛伦理化思维有关，它是传统德治思想和道德万能论的现代版。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具有鲜明的文化传承性。我国传统文化信仰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文化道德化和道德理想化，不仅精神文化多以道德为旨归，甚至像经济生活这样的物质文化也是道德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伦理评价为中心，在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社会里，这种伦理化的文化评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分化，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日益分化和精细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规则和范式，再以伦理为中心和尺度来评价所有社会生活，不仅将使其逐渐失去原有的效力和权威性，甚至还会产生误导，如上世纪末我国经济伦理界有的人曾经试图以利他性的德性来匡正经济人的利己心，这种试图将经济人角色慈善化的努力，因为潜含着过时的道德万能论和重义轻利论而注定是不可能有效的。正如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所述：“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⑩正如将道德现象非道德化有害于道德一样，同样，将非道德现象道德化同样不利于道德的发展。不仅道德现象与非道德现象有其各自明确的边界，进而各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而且不同道德现象也有其特殊的道德评判尺度。泛道德化批判思维不过是儒家“以德立人极”的德性论和德治思维传统的惯性力的当下折射。要使道德批判真正发挥其积极的引领功能，泛道德化批判倾向和道德批判简单化倾向都是应当避免的。
任何伦理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具体地发生的，有其具体的行为主体与客体。因而，道德评价尤其是其中的道德批判也应当是具体的，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可是，在各种道德舆论中，我们都不难见到由个别无条件地推论出一般、将特称判断全称化的现象。事实上是某个人的某一具体的、偶发的不道德行为，批判者却不仅要无条件地将其上升到当事人道德人格的高度，还要武断地将其视为普遍现象。例如，有学者断论：“中国人什么都不缺，就缺德。”可是，究竟谁是缺德者?他又无法具体地指认，这一判断不过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的虚假判断。小悦悦事件(11)发生后，举国愤慨，很多地方以及刊物报纸为此还展开激烈争论，有人说：“小悦悦事件充分证明当今国人良心泯灭，社会道德沦丧。”由小悦悦事件得出中国人道德沦丧、良心泯灭的结论是典型的以特称判断指代全称判断或以全称判断偷换特称判断的逻辑错误。在这里有几点值得深入思考，首先，十八位路人所谓“见死不救”这一判断是否客观?当时的周围环境怎样?十八位路人是否都看见了这一惨祸?他们即使看到了，是否内心充满疑虑，担心会不会有诈?这些具体情况都被简单地抽象掉了，变成极其简单的“见死不救”的结论。因此，这一结论的可靠性自然值得怀疑。其次，再退一步说，即使这十八位路人确实是道德极度冷漠，那也不能由此推断出所有中国人都已经丧失了良知的结论来，十八人如何能够代表十三亿中国人?也许有人会说，上述现象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吗?准确地说，那只是“事例”而不是“事实”，事例不同于事实，事实是具有普遍性的因而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现象，因此，并非抓住个别事例就意味着自己是在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这一原则的遵循是有其科学标准和价值立场要求的。列宁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2)再次，类似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在国内所引起的巨大道德震动与反省不正是表明国人良知仍在?如果真的如评价者所论，良心已经泯灭，那么，一个已经泯灭了良知的民族应当视这种情况为常态，又怎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良知反省和巨大的社会反响?
在泛道德化批判中普遍存在着的将特称判断全称化的现象是对逻辑常识的背离，也是典型的以偏概全。诚然，个案能够表明问题的局部，但不能代表问题本身；典型能够部分地“说明”普遍，但不能完全“证明”普遍。上述片面化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首先，特称判断全称化与当今这个仍由资本主义掌控的世界普遍地流行着的抽象性话语有关。一般地说，从意识形态发展史视角看，一种意识形态对与其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总是蓄意用全称判断，借以否定对手存在的价值。进而言之，满足于抽象性话语原本是失去创新能力的意识形态的特点，当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总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态势，因而更容易满足于抽象话语。同时，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目前仍暂时处于强势地位，意识形态“西弱东强”的态势没有改变。西方霸权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推进意识形态外交，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化为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推进全球化意识形态”。(13)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包围的世界大环境下，满足抽象性话语的特称判断全称化的抽象批判在中国必然有其市场。其次，从难易度和效果看，特称判断是有具体指向的，而全称判断则是抽象的，其指向对象是模糊的。凡模糊的指向总是不需要针对具体人和事，因而不需要为此承担证据不足的具体责任；凡模糊的指向都不需要提供证据，因而也是最容易的事，同时还能显现批判者的超凡脱俗和对宏观世界高屋建瓴式解读的哲学智慧；凡模糊的指向又总是更能吸引眼球进而产生更大的效应，这就是社会学和传播学所说的“社会流瀑”现象，即当我们对与自身利益极其相关的传言性信息的内容一无所知时，更容易倾向于相信之。再次，特称判断全称化与当今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焦虑心态有关。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为加速赶超发达国家，许多意料之中和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超时空地叠加在一起呈现出来，困惑和不安全感交织，于是人们对社会不良现象、丑恶现象既不满，同时又感到无能为力，这时便滋生出群体性焦虑，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人们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左右，强化负面情绪和加速其社会传染。最后，特称判断全称化与信息时代人的意识世界存在媒介化倾向密切相关。在媒介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记录者，同时也是社会变化的晴雨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扩大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媒介的市场化、网络化、开放化和隐匿化，使得不良信息和失真信息随意传播，信息传播失范问题大量滋生。尤其是媒介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和经济效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或热衷于负面道德报道，以新、奇、特甚至是夸大其词来吸引读者。而在信息时代里，人们的信息接收主要来自媒体世界，因此，人的思想认识媒介化倾向严重，真实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世界中总是被矮化甚至被丑化。这就是说，在媒介时代，人们要避免对真实世界道德现状的消极解读和误读，既要回到真实的道德世界中来，努力将我们头脑中媒介化的道德世界还原为真实道德世界的全景，同时还应当对道德生活培养理性平和的心态和辩证思维。
三、理想化与双重化：泛道德化批判的道德评价标准问题
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方式不仅将伦理的外延无限扩大，陷入泛道德主义，而且在对伦理现象进行评价时不自觉地陷入理想主义以及双重标准化。道德是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与科学、文艺和宗教相比，其把握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以“应然”这一理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存在，道德律令的要求总是超越当下现状而指向未来，也就是说，任何具有现实性的道德都是既基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和引领现实，质言之，道德是以理想而又合理化的标准给人性的完善发展以动力，憧憬人类美好的未来。倘若缺失了道德理想的憧憬与引领，就会丧失克服困难的信心，迷失社会和人性未来的发展方向。然而，如果完全以道德理想化的标准来严格规范道德生活，把它作为不折不扣的铁律，又不免流于浪漫主义化和理想主义化。生活要有道德理想，但不能固守道德理想主义来生活。正如人自身一样，完美的不具体、具体的不完美，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理想的不尽现实，现实的不尽理想。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要保持一定的张力，二者之间张力适度，道德理想就能够成为道德前进的动力，张力过度则会导致现实与理想相互否证，道德理想就会成为道德前进的阻力。
按理说，任何有效的评价都是可以量化的，可是，道德评价却有其特殊性，在通常情况下，道德要求的目标不一定是精确化的目标，因此，它往往是不可量化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具有模糊性和无极限性，下有底线，上不封顶。所以，道德批判是理想性的批判，不过，具有理想性的道德批判要成为积极的正能量的前提是以科学批判为基础，一旦脱离了科学批判这一基础，就难免陷入理想主义化的批判，这正是泛道德化批判的特征之一。道德理想主义化的批判将德性或道德境界的外延狭隘地理解为无我利他(突出地表现在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的字面化解读)，将道德的最高层次的表现视为道德的唯一存在样态，忽视道德复杂的层次性，追求道德的圣化而非大众化，因而不承认低层次道德的存在及其价值。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由擦桌子所引发的争论就具有鲜明的代表性，一位大学生在擦自己的桌子时也把其他同学的桌子都擦干净了，这一行为被有的同学评价为是在道德作秀(14)。这里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就是道德的层次性和复杂性问题。在擦桌子问题上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A.不擦自己的，也不擦别人的；B.只擦自己的，不擦别人的；C.既擦自己的，又擦别人的；D.不擦自己的，只擦别人的。在通常的道德评价中，D种选择总是被认为是最高尚的，而B种选择被指责为是最自私的。其实，B种选择并没有损害谁的利益，它不属于伦理行为(假如身边的同学没有能力擦桌子但又特别需要且已请求他帮忙，而他是有能力帮忙却拒绝帮忙，那才是不道德的)。D类这种绝对无我的极端性选择并不是常态，在同一个主体身上也不可能无限持续，因为一个始终绝对无我的人，他本身就不可能存在，既然“我”都不存在了，成为有道德的“我”还有可能、还有意义吗?有人批评擦桌子同学是在道德作秀。如果从“越界做好事并非无条件的善”的角度看，是有一定道理的，道德也是一种秩序，道德的目的也是实现秩序的和谐，虽然愈是忘我为他，向所有的人奉献自己，愈是具有道德的崇高性，但事实上，利益关系和道德关系总是具体的，利益关系愈近，彼此的道德责任就愈大和愈直接，进而履行的义务性就愈强，纵然这种道德责任的履行并非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但它却更能够带来秩序的和谐。“老吾老”虽然不是最崇高的，可是，假如连“老吾老”都做不到或不愿意做，那么，“以及人之老”的可行性便值得怀疑了。A类的选择才是所有四种选择中最无效益进而也是最不应该的选择，应当受到道德的谴责，然而，我们通常却只会认为那不过是个人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而予以理解和宽容。而B类的选择并没有主动损害什么人的利益，它比A类选择要好得多，但我们却习惯地将B类定性为自私，显然这是将道德的不公正视为公正了。
当前，由于现实道德生活出现了问题和危机，这些问题和危机愈是难以解决，其负面影响就愈大，这时，人们就愈是容易迷信于道德武器，走向道德理想主义、幻想主义王国，以此来求得虚幻的慰藉。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革命时期那种基于个体对集体的绝对依赖和依从关系正在向平等的契约关系变化，而在道德舆论中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革命道德要求来审视生活道德关系，把个体对他者(集体组织)最高层次的道德表现视为道德的唯一存在样态，今天各类“最美”道德典范的找寻便是其当代呈现。道德理想是需要的，它能够起到感召与引领作用，可是，若按照理想化的道德标准来评价社会道德生活，必然会对后者形成否定性的评价。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如果以道德理想主义来考量现实的道德生活，必然会对现实的道德生活产生怀疑态度，进而得出悲观主义的结论。
泛道德化批判的标准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而且还是双重化的，即对别人是批判的态度，对自己则是非批判的态度；对别人是高标准，对自己则是低要求。他们往往以道德圣人自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他人与社会评头论足，很少反省自我，检视自己的内心。综观国民意识演进历程可以看出，我们大致经历了漫长的有义务而无权利的臣民时代，到义务是具体的、权利却是抽象的人民时代，再到今天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公民时代。公民角色意识因为历史之短暂而还未能真正形成，因此，道德批判者普遍存在着道德指导欲望有余、自觉行动意识不足的问题，即自觉的主体道德责任感缺位或错位。因此，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些人把自己定位为道德善恶的审判员，他似乎永远都能居于德性的顶峰，仿佛拥有进行道德终审判决的权威，其实，这不过是自我幻象中的道德权威。一个人倘若没有道德担当意识，不能从自我做起，不论他的道德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充其量也不过是道德口号的巨人、道德行动的矮子，其道德批判必定也是软弱无力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人不仅是道德评价的主体，更应当是道德行动的主体；不仅要当道德生活的裁判员，更要当道德生活的运动员。
泛道德化批判标准的双重化有其复杂的心理原因，这就是人的自我保护心理所可能产生的归因偏差。人们总是希望得到正面的肯定，这种自我保护原本是较为正常的心理反应机制，但如果缺乏自我反省和校正能力，任其自发发展，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归因偏差效应，即违背最基本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对自我的成绩强调内因，较为忽视外因，对自我的缺点更强调外因而较为忽视内因；而对他人的评价则正好相反，他人取得成绩我们极容易强调其外因，他人犯错误我们则不自觉地强调其内因。这样一来，人们便形成了这样的认知，他人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道德问题，而这些道德问题与自己无关，或者说自己不可能犯这样的道德错误。这就是说，人们总是对自己的道德评价偏高，而对他人的道德评价偏低。其实，他人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样糟糕，我们自己也没有自己想像得那么完美。
总之，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虽然不是某种独立的社会思潮或流派，但已广泛地弥漫于社会生活中，愈来愈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它所引发的怀疑论与悲观论已构成了实现中国梦的巨大精神阻力，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思维现象，探寻校正的有效方法。
注释：
①关于什么是泛道德化批判，目前并无共识性界定，笔者认为，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主义化的、甚至是双重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
②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5页。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⑧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⑨http：//www.hq.xinhuanet.com/news/2013-03/11/c_114972038.htm。
⑩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2页。
(11)http：//baike.baidu.com/view/4682882.htm。
(12)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页。
(13)王永贵：《马克思主义视阈中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功能阐释》，《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
(14)易中天：《“擦桌子的主义”之排列组合》，《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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