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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7日在丸山昇先生《鲁迅·革命·历史》一书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并非题外话：对伊藤虎丸先生的怀念
去年我们曾开过一个座谈会，讨论也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一书。我作了一个发言，谈到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界的“三巨头”伊藤虎丸先生、丸山昇先生与木山英雄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过程时，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尽管真正进入研究界的时间有点晚，已经年过四十，但从一开始就接触到学术的高峰：不仅得到国内学科创建人王瑶、唐弢、李何林那一代前辈的直接、间接的指导与培养，而且有机会和国际汉学界进行学术的交流，得到许多教益。而在我的感觉中，我所说的“日本三巨头”是代表了国际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高水平的三大高峰。而且读他们的著作，没有读一般外国学者著作通常有的“隔”的感觉，就像读自己本国的前辈的著作一样，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以及“接着往下做”的研究冲动。——我说过，我的《野草》研究、周作人研究，都比木山英雄先生晚了将近二十年。这回读丸山昇先生的著作，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下一个研究计划，就是要研究左翼文学和晚年鲁迅，而我意识到的一些问题，丸山昇先生几十年前已经提出了。
而我更想强调的是，这三位“巨头”对我的启示与影响，不只是学术的，更是人的精神、性情、人格的吸引。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伊藤虎丸先生——在伊藤虎丸先生离开我们时，我就想写一篇文章寄托我的哀思，却始终没有写成，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到不安与内疚，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我的一点迟到的追思。
让我永远难忘的是，1989年，在我们最为困难的时刻，伊藤虎丸先生作为日本朋友的代表，来北京大学访问，带来了最及时、也最宝贵的精神支持。我当时正处在极度困惑之中，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估计相当悲观，就给伊藤虎丸先生写了一封信，就像是向自己的长辈一样倾诉了自己的苦恼与不安，却不想我的这封信吓坏了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他们为我信中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所震惊，却不知如何安慰我。很久以后我才从平原兄那里得知这一切，真为自己的孟浪而后悔不迭，但同时也为伊藤先生和日本朋友的感同身受的真切理解与关怀而感动。
就在那次访问中，伊藤先生还为我们做了《早期鲁迅的宗教观——“迷信”与“科学”之关系》的学术报告，这同样给我以很大的震动，可以说为我打开了进入鲁迅世界的一道重要门径，我后来写《与鲁迅相遇》第二章《鲁迅思想和文学的逻辑起点》就直接受到了伊藤虎丸先生的启示。伊藤虎丸先生是一直倡导中日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心的交流”的，可以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和伊藤、木山、丸山这一代的日本学者之间确实达到了心灵的交融，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特别值得珍惜的。
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交融是怎样产生的。这次读丸山先生的著作，又再次思考了这个问题。于是我注意到丸山先生谈到“1950年代前半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状况时，有一个重要分析：“曾有一段时期，日本经由那场战争的失败，落入了与亚洲各民族同样的境遇，开始了解被压迫民族的心”，“在那样的状况下，日本人才开始把美军作为占领军来认识，从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抵抗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共鸣”，甚至感到“日本成了鲁迅的中国”①。这正是我们共同的成长背景：五十年代我们这些中国中学生和丸山这一代日本大学生之间，是有着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被压迫民族”的境遇、情感、体验和共同的对现代化的追求与反思，而作为联结我们的精神纽带的，则是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魂”的鲁迅。这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共同或类似的问题意识，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我们不仅是同行，更是“朋友加同志”。
但今天的中国和日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影响到两国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心理与感情：这都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或许正因为如此，每次见到丸山昇先生、木山英雄先生，想起伊藤虎丸先生，都有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因稀缺而越加依恋的“相濡以沫”的感觉，而且会涌出许多复杂而难以言说的感慨。我在去年与“三十年代研究会”的朋友座谈会上说了一些，但也没有说清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
总之，无论是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木山英雄先生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还是我们今天要着重讨论的丸山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在我的感觉中，都不是一般的学术著作，这是一部和我们的生命相关的历史，因此我们将直面作者自身的，以及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历史。
(二) 我感悟到的丸山先生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持续关注
刚才尾崎文昭先生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受“竹内鲁迅”影响又有别于他的“丸山鲁迅”。我不了解日本的思想文化背景，因而无法对“丸山鲁迅”说些什么。我所能谈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而且是有着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发展脉络的我，对丸山先生及其学术的一些理解和感悟，也可以说是“我的丸山观”。它可能有点意思，但难免有误读，其局限性是显然的，这是首先要请丸山先生和日本朋友们谅解的。
我首先注意到丸山先生对于他自己的立场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自以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他同时解释，“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②，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的命运的关注，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又说自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近乎同时开始中国研究的人”，因此，他强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所孕育出来的文学，或者生活于其中的文学家、知识分子所做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到了今天，可能‘文革’后的一代认为这些问题不必再提，但在我是无法这般处之泰然的”③。——我以为，这是我们理解丸山先生和他的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现代精神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背景。
正是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丸山昇先生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持续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持续关注，这实际上构成了丸山昇先生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内涵与格局。
我因此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说竹内好以“沉默的十年”的鲁迅作为他的鲁迅观照的切入点，伊藤虎丸先生更关注日本留学时期和五四时期的鲁迅，木山英雄先生特别钟情于《野草》时期的鲁迅，丸山昇先生则始终如一地集中考察“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的鲁迅，即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发生了复杂关系，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晚年鲁迅：这样的不同关注重心，是显示了不同的研究路向的。而丸山昇先生正是以他的对左翼鲁迅的独到研究，既从“竹内鲁迅”的影响下脱颖而出，也与他的同代学人，例如伊藤虎丸先生、木山英雄先生区别开来，从而在日本和国际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身影。
应该说这样的学术选择，就将研究者自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因为所要面对的，是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一个极有争议的学术课题，并且具有极其尖锐的现实性。它需要极强的分寸感，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对历史的这样那样的遮蔽的陷阱：这真是一项高难度的研究。而且由于研究者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这样的“我在其中”的研究，本身就会牵动自己最隐蔽的情感，最微妙的心理，用文学的语言来形容：这是既要面对外在的血，自己的心又在淌血的研究。但这样复杂的研究，又是最需要冷静和客观的。鲁迅曾经说过，学术研究需要“冷”，而文学需要“热”，但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谈到的，丸山先生对其所关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诸多问题的研究，始终是文学性的，是一种心灵的关注，因而必然要面对鲁迅所说的“忽冷忽热，弄得头昏”的困境。④ 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大勇气和大智慧的。而丸山昇先生的研究表明，他正是有着这样的大勇气、大智慧的学人，他的研究的某种不可企及性，正是源于此。
(三) 丸山先生的研究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纠缠与冲撞
这样的研究，必然要和中国的学术研究发生纠缠与冲撞。丸山先生说过，“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说更倾向于论述日本”⑤，丸山显然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他的研究中日本问题意识是强烈而明显的。但是，丸山先生的研究，还同时具有同样强烈和明显的中国问题意识：他对同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对他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看法，有着特殊的关注和敏感，构成了一个或隐或显的讨论以至论争的对象。
这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中国研究者对丸山先生特别感到亲切，对他的研究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不仅因为我们从小就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1949年我正好十岁)，因此，和丸山先生有着共同或相似的关注点，而且在面对丸山先生的思考与研究时，我们不能不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丸山先生如此这般思考与提出问题时，我们在想些什么？由此而引发的是刻骨铭心的自省与自责。坦白地说，就是在准备这个发言时，我都无法摆脱内心的沉重：我感到十分的尴尬，但也只能面对。
高起点：正视和揭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我们首先读到的是写于1960年的《鲁迅和〈宣言一篇〉》与1965年出版的《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中的一章“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先生曾经谈到，在他学生时代，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分子时，“是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而“这种‘尊敬’与‘憧憬’第一次蒙上阴影，是从反右开始的”。再加上在此前后“日本、中国所处的世界形势发生激烈变动”，我想其中也包括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开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变动，这都引发了丸山昇先生的独立思考。⑥ 这其中也包括了对战后日本研究的“初衷”——在与中国的对比中“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的反思。丸山后来这样谈到了代表这样的“初衷”的竹内好的研究的得失：由于“先存在着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其结果便是导致一种倾向：当竹内好的日本批判敏锐地击中要害时，被设定的另一极的中国所具有的特质就被尖锐地刻画出来；但另一方面，倘若竹内好的日本批判稍稍偏离要点，就那一问题描述的中国像和中国现实的偏离便十分明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已经大幅度地超出了(日本)中国研究的初衷所描绘的中国像”。⑦——“正视与努力揭示中国现实的复杂性”：这正是丸山昇先生为自己找到的在日本中国研究中的新的立足点。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起点。
“革命人鲁迅”和“革命家鲁迅”
作为丸山昇鲁迅研究的突破性标志的，自然是他在《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1965)一书中所提出的“革命人鲁迅”的命题。为便于讨论起见，我们先将他的这一命题的要点列举如下——
1，“竹内好氏将他的第一本专著《鲁迅》的中心思想概括为立于‘文学者鲁迅无限生发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处’，如果套用他的说法，可以说我的立场是探寻‘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鲁迅(倘若从他后来的话语中寻找形容这样的鲁迅最合适的词，我想应该是“革命人”吧)生发出文学者鲁迅这一无限运动’”。
2，“确实至少到1920年代中期以前，离开这一‘寂寞’将无法讨论鲁迅的文学，但是，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
3，“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的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
“对鲁迅来说，所谓辛亥革命就是那样的存在，在那儿，他押赌了自己的青春，当他意识到辛亥革命失败之时，是作为自己至那时为止的青春历程(革命征程)的一举失败来体验的”。
4，“鲁迅原本就处于政治的场中，所有问题都与政治课题相联结；或者可以进一步说，所有问题的存在方式本身都处于政治的场中”。
“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说‘灭满兴汉’之时，不单意味着要将满人的政府变为汉人的政府，而意味着要将甘愿忍受满人统治的汉民族变为奋起反抗的人种。即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
5，“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作问题的做法”。
6，“如此渴望革命的鲁迅在文章中，对于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没有一句展望。这也许表示他作为政治家是不够格的”。⑧ 面对丸山先生1960年代提出的“革命人鲁迅”，人们很容易要联想起毛泽东早在1940年代就提出的“革命家鲁迅”，毛同时提出的是“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革命家鲁迅”更是被格外突出与强调的。但“革命人鲁迅”与“革命家鲁迅”显然是不同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前者正是对后者的一个反拨。
首先，“革命人鲁迅”的“革命”具有内发性与自发性，是鲁迅内在生命的需要与欲求，这也正是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要坚持的；而“革命家鲁迅”所要强调的，是革命理论的外在灌输，而在1960年代的中国，更是要强调，鲁迅之所以成为“革命家”是他自觉接受改造的结果。人们正在试图将“革命家鲁迅”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样板。
因此，如果说在丸山先生阐释体系里，鲁迅的“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而“革命家鲁迅”的核心、要义就是对革命政党的“忠诚”，而在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1960年的中国，更是将“革命家鲁迅”解释为“党的小兵”，到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更进一步发展为“毛泽东的小兵”。
如前所说，“革命家”的鲁迅是与“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对举而言的，或者说它是外在于“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因而它的实际含义只能是“革命政治实践家”鲁迅，而在毛泽东的体系里，“党性”又是政治的最高体现，这样，“革命家鲁迅”实际上就是“党的鲁迅”，1960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塑造鲁迅的。而这样的“革命家鲁迅”、“文学家鲁迅”与“思想家鲁迅”的三元分离结构，正是“革命人鲁迅”所格格不入的：其所要强调的，正是革命、政治、思想、文学在鲁迅精神结构里的一体性，而“政治实践家”的鲁迅更是强加于鲁迅的。
质疑绝对主义历史观
丸山先生的《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1968)、《“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1972)、《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艺政策》(1972)、《关于“国防文学论战”》(1974)、《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1975)、《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1975)，都写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针对性更为明确：对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历史的重构提出质疑，实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依据的质疑。
这里不准备对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进行梳理；我感兴趣的是，所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丸山先生说：“对于文革，我的最大怀疑之一，就是它偏于将历史当成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路线克服一个个错误路线的自我实现过程”。——这是抓住了中国的文革意识形态和历史叙述的要害的。
丸山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其严重后果：“导致对历史中产生的各种课题的重要性和伴随这些课题的探索失误的意义几近于无视，并被今天的视点认作负面历史的因素全部当成异端”，⑨ 更深刻地揭示了其背后的历史观，即认定存在着一个类似绝对真理的绝对正确的绝对物(理念，路线，政党，领袖等等)，将其视为正统，历史就是其不断战胜异端的自我实现过程，由此而形成的是“正确”与“错误”，“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的斗争模式，以及先定的“正确必然战胜错误，正统必然战胜异端”的“铁的规律”。在这样的所谓“历史必然性”面前，个人除了绝对臣服之外，是别无选择的，即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仅历史的当事者是如此，作为事后的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如此：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就是阐释和证明这样的“历史必然性”、“铁的规律”，以为现实存在的绝对物(理念，路线，政党，领袖)提供历史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将其作为一个绝对标准，来评价和裁剪历史。
当丸山先生抓住了这样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观之后，他就同时揭开了中国大陆现代历史叙述和评价中反复出现的“逆转”现象的秘密。他指出，发生在1930年代的“国防文学论战”，在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论战的周扬一方，被视为绝对正确；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扬们就被加上“颠倒历史”的罪名，而要将“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评价的“逆转”，其实乃是“同一论理的两面，只是同样的论理出现变形，以扩大的形式发挥作用”：都是认定一个历史的绝对物，“只不过以‘始终正确的毛泽东路线’取代了反右斗争时的‘始终正确的党’。而作为鲁迅‘正确性’的证明，则不断重复鲁迅对毛泽东的信赖以及毛泽东路线与鲁迅的统一性”⑩，鲁迅的“正确”不过是毛泽东路线的“绝对正确性”的证明。
丸山先生还发现了这样的历史观所形成的历史逻辑对历史当事人和研究者的“心理强制力”：“这一逻辑开始自我运动时，就强调自己要贯穿历史全过程，甚至在所有问题的细节贯彻自己的性质，于是便转化成一种心理强制力：当这种逻辑看不到时，即表明当事者观点的错误或党性不足”，从而对其独立思考“起着束缚的作用”。丸山先生以为这是最大的“组织恶”，并且指出这“不是‘组织’特有的现象”。(11) 这样的所谓“一切服从党的利益”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独立的学术研究，在文革中达到了极致：丸山先生也抓住了要害。
丸山在中国文革时期的研究，所提出的另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关系”。他这样概括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将自己整个投入其中，也不是相反地全部拒绝，而且他的接受方式也没有陷入浅薄的折衷主义，而是成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他特意强调，“就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原来就不是作为权威出现的”，并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给知识分子们带来的不同意义，产生这些差异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状况，以及其体现的意义，是使我们最终充分领会‘鲁迅精神’的最好途径”。——这三十多年前提出的研究思路，在今天依然具有吸引力，足见丸山研究的超前性。
丸山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们不仅要研究鲁迅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更要讨论：“马克思主义如何接受鲁迅，或者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足够的框架和宏大来容纳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提出的问题？”这样，他对发生在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在丸山看来，这是“从与马克思不同的想法从事中国革命，又与马克思接近的鲁迅”，和“在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思想和文学中成长的青年们”之间，所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合作，有时甚至还有摩擦和冲突”。而无论是鲁迅，还是马克思主义自身，都从中获得了许多东西；丸山认为，这“大概对中国文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精神财富。(12)——可惜，对这样的精神财富的总结，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
我们不难注意到，丸山先生在观察与论述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始终怀有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的‘科学’和‘世界观’”，绝对“权威”，从而将马克思主义自身绝对化的倾向的警惕。据丸山说，这种倾向不仅中国有，也同样存在于日本。(13)——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丸山在透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界的绝对主义历史观时，也在紧张地反省日本自己。
我们强调这里存在着一种紧张，是因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丸山看来，这是关系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命运的。因此，在经过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丸山先生在新世纪初所写的文章里(我们在下文还要详尽讨论)，就更加明确地谈到了这样的绝对主义的危害。他回忆说：“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意味着把它看成最完整、崇高的真理，而且承认体现这真理的是共产党这个组织，还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就是苏联，苏联的方向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示的方向等等”，于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苏联，都成了体现了绝对真理的绝对物。在丸山看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有它的“理由”(如他指出，“在当时的日本，批判天皇制的思想，可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思想情况下，站在反体制立场的人的思想往往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近于‘归依’的心理，是几乎不可免的”)，但不能回避的是其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伤害。(14) 如丸山在最近的一篇演说里所说，为了保持自身的所谓“进步性、科学性、体系性”和绝对纯洁性，因而将“自由”这类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简单地看作“资产阶级思想”，并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现象提出的新见解一律视为“异端”，这就堵塞了马克思主义自我发展、更新之路，思想“僵化”而导致了自身的危机，并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15)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丸山先生在1972年首次提出，又于三十多年以后的2005年，重新提出“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提醒我们注意：在鲁迅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里，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消化、吸收的“非常宝贵”的思想遗产。(16)
作为中国学者，面对丸山先生对绝对主义历史观持续数十年的批判，以及他的一再提醒，我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在我们这里，除了将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化之外，是不是还将别的什么主义、理念也绝对真理化了呢？也就是说，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似乎始终存在着一个“绝对物”崇拜，我们总是不断地将各种理论、体系、制度、国家、组织……赋予绝对真理性，视为“历史必然性”或其当代体现。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是独立思考、自主性的缺失？还是鲁迅说的，其实是没有真正的“信”，不过是“利用”？是不是正是这些导致我们对“不依靠现成概念思考”，不能纳入任何理论、体系、制度、组织、结构……中的鲁迅，事实上的忽视？而对自己民族最可贵的思想遗产的这种事实上的忽视，又意味着什么呢？
警惕反历史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学术独立自主性的丧失
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上。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当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以及整个学术研究，开始了对历史的所谓“再评价、再检讨”时，丸山先生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鲁迅的“第三种人”观》(1984)、《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1988)，在我看来，是对中国同行提出了清醒而及时的提醒。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检讨过去的时候，往往在无意之中，预先设定出应有的‘正确理论’、‘正确路线’，然后再用这个尺度去议论过去的‘错误’和‘弱点’，而未充分论证这些‘正确理论’、‘正确路线’是否‘真能存在’。其结果就会削弱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的弱点、局限的认识，进而也就很难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真正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领会它。即使能尖锐地指出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弱点’、‘缺陷’，但对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各种框框的认识却变得薄弱，这样就难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内在发展的契机”。(17)——这一提醒里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
首先，对历史的反思应从历史的真实“存在”出发，还是从预先设定的“正确理论”出发？这涉及的正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把我们的研究对象看作是“历史的存在”，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其次，先定的所谓“正确理论”和“正确路线”，其实就是一个绝对存在物，以此作为评价历史的尺度，其所坚持的就依然是文革时期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观，这就是说，被批判者的历史观和历史逻辑依然在支配着批判者的批判。
其三，人们在破除了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迷信之后，却又陷入了“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框框的新的束缚中。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学者总是不能摆脱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的依附，保持必要的距离，对历史与现实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这就必然失去了发现和发展思想理论的独立创造的契机。——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被丸山先生不幸而言中了。
2，针对八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盛行一时的“根据后来的变化结果来‘倒推’对当时情况的判断”的研究方法，丸山先生提醒人们注意：“鲁迅是为了1930年代的‘现在’而活着的，不可能为1950年以后，或者是1980年代的我们思考问题”，因此，绝不能“要求1930年代的鲁迅预知1930年代描绘的未来像并未在日后的历史中得到实现，具有经历马克思主义此后的一系列曲折才能达到的见识，更具体地说，就是要他那时就具备经历斯大林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才可能达到的见识”。
还有所谓“如果历史的发展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式的假设：“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视为必然而加以接受。我也无意否定讨论过去各种时刻里其他有实现可能的选项这一工作的意义。只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可能性是否不单理论上成立，而且还具备现实性？这些可能性即使具备现实性，但实际中却作出了其他选择，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凡此种种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话，那议论就将流于无意义的结论。我想所谓历史学没有‘如果’，就是这个道理”。(18)
“为‘现在’活着”，这本是鲁迅的著名命题，(19) 也是理解鲁迅的关键；而丸山将其引申到鲁迅研究中，就是提醒我们：历史研究必须有历史感，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当时”(即历史中的“现在”)情境、语境中作历史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历史人物的“现在”与历史研究者的“现在”的关系。这是存在着两重不同方向的运动的：历史当事人的行为是“从因到果”的正向运动，因此，在历史中的“现在”，作出这样、那样的选择是不可能预知“以后”的发展的结果的。而历史研究则是一个“由果到因”的逆向运动，研究者正是面对“结果”而追溯“原因”。这就需要警惕“事后诸葛亮”，以历史人物不可预知的结果来苛责前人，或以今天的认识来要求前人，更不能以我们今天的认识与愿望来“假设”历史的发展。
3，在人们忙于质疑现代文学的“主流”，发掘“非主流”文学的资源时，丸山先生在充分肯定这样的努力的价值的同时，又提醒中国同行：万不可因此而忽略或模糊，以至放弃中国现代文学自己的“独特之处”。他引用几位日本思想和文学前辈的意见，指出：文学和中国现实的密切联系，文学成为“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现实‘苦斗’”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中国和中国的文学家所处的严酷环境，赋予了中国文学这样的特色”，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其中就“蕴含着纠正日本文学弱点的力量”。(20)——这样，丸山先生就敏锐地抓住了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反思“主流文学”、发掘“非主流文学”时的两大致命问题。
首先，我们的再审视，脱离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因而也就不可能抓住主流文学的真正弱点，也不可能揭示非主流文学的真正价值。我们看不清主流文学的问题，并不在它对文学和现实关系的强调，而在于它把自己和现实结合的方式绝对化，唯一化，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绝对主义思维逻辑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非主流文学的价值，也并不在于它脱离了现实，恰恰相反，它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和中国现实结合的，而正是这样的“自己的方式”，对主流文学形成互补与制约，提供了文学和现实结合的多种可能性，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现实的结合，呈现出一种丰富性与复杂性：而这也是其真正魅力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放弃了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点这一出发点，我们事实上就是以另一个标准来引领我们的再审视。这就不能不提到八十年代最为流行的“走向世界”的文学思潮，而正像我自己在有关反省里所说的那样，当时我们理解的“世界”就是西方世界，并且完全忽视了丸山先生当时就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世界性”。因此，正如丸山先生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我们当时对现代文学中的非主流文学的发掘与阐释，“只是在中国文学中寻找与外国文学流派相当的部分”。也正如丸山先生所说，“这种研究还是不能够抓住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规律，只不过是与外国之说相契合，去套用实际上并非各国通用的架空的‘世界文学规律’”。丸山先生含蓄地指出：“这样观察中国文学实在是一种皮相的做法”。(21) 这实际上是研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丧失，这一问题我们今天才开始反省，距离丸山先生提出忠告的1989年，已是十多年之后。
4，丸山先生还敏锐地抓住了八十年代中国现实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思潮。而丸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思想文化学术思潮面前，一个严肃的历史学者，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什么事？——问题提出本身，就显示了丸山先生的高瞻远瞩，却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未曾觉悟到的。
丸山先生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他首先感到困惑的是，尽管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有许多公开或私下的激烈而不免是情绪化的批判，但“有关其弱点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分析似乎尚未出现”，“虽然有对于文革时期被过分夸张因而形象受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有对于和‘百家争鸣’的政策相违背的事实的批判，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却几乎没有人进行批判反思的工作”。
这又是抓住了要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道德的义愤是不能代替科学的批判的；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中的失误，进行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对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进行认真的辨析和清理，依据实践中发生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自身进行检验、检讨与反思，这本来都是严肃的学者，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但正如丸山先生所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也包括我在内)却把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而去关心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通过接受这些东西，而扩大旧有的研究方法的内涵，从而一点一点使其发生变化”，事实上放弃了科学批判的职责。尽管如丸山先生所说，这里有政治环境不允许，不得不悬置的苦衷，但中国知识界、学术界的严重失职，却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而其后果更是严重。丸山先生一再说，没有了这样的批判性的工作，就不可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不可能“增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22) 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或许更严重的后果是，科学批判的缺失，就不可能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造成历史失误的理念与体制未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历史的延续与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一直到现在，在未能完成科学批判这一历史使命上，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还是欠了债的。
八十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有一个说法：“应该大胆地剔除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多少含有要“回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的意思。丸山先生表示，他虽无意反对，但他觉得其中或许会隐含着某些问题：“当发生新的情况、产生新的问题时，如果囿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的定见与之对应，不仅会导致重大的理论、思想上的迟滞，而且其结果也会产生重大的错误，反而会损害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因此，在他看来，“为了使马克思主义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大胆地进行理论上的再探讨，实在是当务之急”。(23) 这里明确提出的根据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就与当时在中国思想学术界还有着重大影响的教条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而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掀起了一股根本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思潮，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一些人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前人的选择，一些对历史缺乏了解的年轻人也不能理解这种选择，这自然引起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丸山先生的警惕与忧虑。他向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怀疑论、否定论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内心驱动着他们？果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呢？再则，如果说人活着不光是为了面包，而是有所需要，那又是什么呢？”(24)
这样的逆向思考，这样的追问与反问，是有力的。它坚持的正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对前人的历史选择，一定要有“理解的同情”。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对革命理想、信念，牺牲精神的坚守。历史虚无主义的背后，是价值伦理的虚无。
拒绝、反抗“历史终结论”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丸山先生写于新世纪的《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和他最新提供的报告《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这里还要作一点更进一步的讨论。
如丸山先生所说，当二十世纪结束，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面对的现实是空前的严峻：“二十世纪是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其大部分又崩坏、瓦解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以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而且有的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来就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引发人的力量的社会”。于是有人宣布，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就是人类找到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形态”，而“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25)——这就是所谓“历史终结论”。它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都是相当有市场的。
与此同时，则是虚无主义的弥漫：“(二十世纪的)历史悲剧不仅破坏了人们的‘幻想’，使他们知道‘理想’本来往往有化为‘幻想’的危险，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结果。那就是人们找不到代替的新的‘理想’‘理论’，似乎丧失了对‘理想’、‘理论’本身的信赖”，“这样，二十一世纪是在不能相信任何‘理想’、‘理论’的情况下开始的”。(26)
这是一个世纪难题。每一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着选择的艰难。
而丸山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拒绝与反抗。
而且他引述了鲁迅的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吗？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
这是具有震撼力的。
这不仅是显示了信念、信仰的坚定，而且是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精神与态度。
丸山先生说：“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组’与‘败北组’那样的社会)绝不是和不能是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浅薄”。——这样，他就坚持了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彻底的科学批判精神，这背后是对人类智慧，人性的信赖，对人类理想的坚守。
丸山先生说：“我看看世界之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时，还不能相信现在的情况就是人类找到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形态”——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将现实、现状绝对化、终结化：他任何时候都对绝对主义的历史观保持高度的警惕。美化现状的实质，就是对现存世界秩序及其维护者、统治者(他们被戴上了“绝对者”的王冠)的屈从。
丸山先生说：“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要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显示其本性”，(27) 如果根据一时的成功、胜利，作出永远的终结性的历史结论，那是危险的。——这样，他也就从根本上拒绝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
正因为丸山先生始终坚持了科学的态度，就没有因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走向对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失误的着意遮蔽：这本是一个极容易落入的陷阱。可以说，丸山先生十分小心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之间的关系，既将二者做了必要的区分，又并不回避其间的复杂关系，做到了在坚持中批判，在批判中坚持。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具有示范和启示意义。
考察丸山先生新时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中国和日本，而有一个世界的眼光，或者用刚才赵京华先生的发言中的说法，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倾向”；这显然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大背景有关。而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丸山先生重新发现和突现了鲁迅的意义，一再提出“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命题，反复强调：“二十一世纪刚过了二十分之一，曾经发表了胜利宣言的资本主义开始暴露其弱点，人类面前出现了没有经验的复杂的问题群，在这样的时候，鲁迅的经历和思想，尤其是他的不依靠现成概念的思考方法中，保留着我们还没有充分消化和吸收的、非常宝贵的遗产”(28)，“在人们好像对一切思想、理论失掉了信仰似的现在，鲁迅在常觉得‘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情况下，‘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反抗’的足迹，使我们感到它们带有新的分量、新的内容”(29)。这些论述都是高屋建瓴，极具冲击力的。至少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的挑战：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必须站在新的高度、以新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和观照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研究。我们研究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及鲁迅的遗产，都必须放到“二十世纪全球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思考：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背后都有一个以追求社会平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而晚年的鲁迅更是和中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成为“科学地总结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丸山先生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就已经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收入这本论文集中的《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在我看来，都具有典范的意义。
(四) 构建“能够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以上，可以说是对丸山先生的研究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并着重于他的研究对中国学者同时期的研究的冲击和启示。在纵向研究之后，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横向的综合讨论。但这篇读后心得已经拖得太长，只能就其中我所感觉到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一个简要的梳理。
“理解的同情”和“科学的批判”
丸山先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他因此提出：要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30)——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丸山先生是最善于在纷繁的问题中抓住要害的；这又是他所把握的一个关节点，而且是关系全局，具有战略性的。
首先是敢于正视“实际历史重负”，这也是丸山一再强调的，对中国“历史之重”要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和充分的认识。(31)
丸山先生认为，在考察中国问题时，必须面对中国两个基本国情，一是“中国是一个历史长达三千年的大帝国，拥有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那种厚重，是俄罗斯、欧洲、日本都无可比拟的”，要在如此巨大的传统文化面前寻找并站稳新的立足点，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不用非常的努力，以至于“拼命”，是做不到的；另一是中国“承载着七亿人口”，“这一方面造成的困难，只要想想义务教育的人数就能明白”，“不要说消除知识分子和民众间的文化差距，就是缩小，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丸山先生说，这都是“其他旧殖民地国家所没有的问题”，当然，更是前殖民国家、今天的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在丸山看来，由此而造成了“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双重性格或不均等性”，而且“这种双重性、不均等性，不仅反映在文学、艺术，它存在于都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大工业与小工业等一切领域，是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丸山是1972年说这一番话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也依然为这些“不均等性”所困扰。
重要的是，丸山由此而强调，正是因为“直面的问题的困难和沉重”，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试验，包括文化建设，文学艺术的发展，就不能不“步履蹒跚”，甚至可以称作“恶战苦斗”。(32)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种种犹豫，反复，矛盾，争论，失误，曲折，……都是应该给予“理解的同情”，并加以具体、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居高临下的，不能深入其内的，“事后诸葛亮”式的谴责、审判，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至于轻浮的“嘲笑和嫌恶”更是不可取的。科学分析是要花大力气，要有“承担”的；谴责和嘲笑毫不费力，毫无承担，却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的空前曲折中的严重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且有的还在现实生活中延续。这些失误和后果本身，就构成了今天人们所必须面对的“实际历史重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丸山先生所强调的对“实际历史重负”的“承担”，就包括了对历史和实际生活中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验中的失误的正视和批判责任。在丸山所提出的“能够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里，对历史当事人的选择的“同情的理解”和对历史失误的“正视和批判”，是相辅相成的。
丸山反复强调，要借鉴或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其前提就是要对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失误，进行科学的批判。如前所说，早在八十年代末，丸山先生就指出，只有对自身的错误和弱点大胆地进行科学的批判，“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才能增强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赖”。(33)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当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成为一种潮流，丸山先生觉得有必要起来重申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时候，却更加坚定、明确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纪，如果社会主义要恢复应该葆有的活力，重新实现它的理想，就不能避开严格地回顾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和弱点”。(34) 他自己提供的我们一再提及的两篇论文，也依然是着重于对失误的检讨。
这样的“越要借鉴、坚守就越要坚持批判”的立场和研究实践，也是极具警示性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总是把“坚守或借鉴”与“批判”对立起来：仿佛要批判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错误，就必然抛弃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要坚守、张扬社会主义理想或借鉴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必须将社会主义运动也理想化，对其实际存在的失误采取回避，以至有意遮蔽的态度。
在我看来，丸山先生的“批判为先”的立场，是出于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学者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其合理的价值理想是与其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误胶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对历史上实际存在，而在现实中仍然发生作用的错误，进行彻底的科学批判和清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剥离出其中能够为今天的“价值重建”提供借鉴的合理的内核与因素。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科学理性批判的缺席，才造成了今天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的混乱，陷入了情绪化的妖魔化与同样非理性的美化、理想化的两个极端，如我们在前面所强调，也是丸山先生所指出的，这本身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的重大失误之一。
这真是一个重要启示：你要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或对其有所借鉴吗？那么，就从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失误进行科学批判开始吧。——但愿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新的醒悟。
敏锐的时间感
丸山先生在1994年的文章里，就提出：“回顾历史时要有敏锐的时间感”。(35) 在十年以后最近发表的论文里，他又重新提出了历史研究中的“时间”意识问题。(36)——这里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据我的考察和理解，或许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这是指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将对象置于具体的历史时间、空间中来考察，作为研究者更要有“敏锐的时间感”——我们通常说，要进入“历史现场”，其实就是要进入具体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设身处地地、敏锐地感受历史中人的具体体验、感受与心情：这里所谈的，都是我们前面一再论及的历史主义的研究原则与方法的问题。
其次，这里还包含了一个历史评价的时间长度的问题。这也是丸山先生所强调的：“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它的时间尺度需要长的”。(37) 对丸山先生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历史学的理论问题，首先是现实观察与判断的问题，而且也是从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的。丸山一再谈到，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即鲁迅的时代)，以至五、六十年代(也就是丸山先生自己，以及我这个年龄的中国学者的时代)，也就是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个最完美、最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因而对它在全世界的全面“胜利”是充满信心的；但只有经过了以后几十年的时间检验，社会主义才逐渐暴露了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人们才认识到自己原先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很大的幻想成分。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得出的认识。如果据此而宣布社会主义已经过时，历史已经终结，那同样也是危险的：也许还需要经过更长时间的检验，社会主义的价值又会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得到显现。也就是说，历史评价必须是“长时段”的，甚至可以说，时间越长，评价越客观，越准确，越具有科学性，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历史的发展，还是历史的评价，是永远不可能“终结”的。
在我看来，丸山先生的“时间观”里，还包含了一种“时间”背后的“强韧”精神。“强韧”本是鲁迅所提倡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在丸山所说的长期“苦斗恶战”中所形成的精神。因此，丸山先生认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就必须具有与其对象特点相应的“强韧”性，他提出“能够承担实际的历史重负”的历史观，必须是“强韧”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强韧”，鲁迅有一个经典式的概括，就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38) 这“缓”与“急”，就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说，研究如此复杂、曲折，又如此丰富的中国历史与文学，就不能逞一时之快，求一时之功，而是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时间的研究：有的问题过于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就不妨搁一搁，冷却一下，不要急于做结论；有的问题，重大的复杂的问题的研究是需要用十数年、数十年的功夫的，甚至是需要几代人持续努力才能解决的。丸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是这样的“缓而韧”的典范，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像“鲁迅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样的课题，他是持续关注了几十年的。
关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当事人的内心”
我们一再强调，丸山先生的研究，是有一个大的关怀的，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作出自己的观察与总结。但我有点担心：这个说法不一定能够得到丸山先生的同意，因为它太“宏大”了。或许丸山先生考虑得更多的是，即使有一个大的目标，也需要具体落实为可操作的研究，找到自己的关注点，自己的进入方式。
因此，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丸山先生的这一表白：他进入历史时，关注的重心始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当事人的内心”。(39) 因此他强调自己的研究兴趣更在“精神史”，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之所以使用‘精神史’一词，而不用文学史、学术史等词，是想避免文学史、学术史等词容易给人的既成印象。现在我主要的关心点，与其说是已经成形的作品，毋宁说更倾向于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作家的内心世界。若从广义来考虑思想一词，也许可以称之为作家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思想一词每每易于使人联想到既有的、已完成的体系。为了避免这一点，我想更多地从属于作者个人的领域——包括个人在现实际遇中的思考、选择、行动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样式——来探讨”。(40) 他把自己的鲁迅研究也归结为“试图贴近鲁迅独自的精神本体”的研究。(41)
这里的关键词是：在大的历史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而且是有着具体小环境，有着独特个性的“个人”——他的“内心”：情感，心理，思考，思维方式，等等。
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人，特别是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的方式。
这其实也是作家进入历史，参与历史创造的方式。如丸山先生所指出的，“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42)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鲁迅这样的研究对象启发了、决定了丸山先生的学术选择。而且说到底，人文学者的本职就是对人的精神的关注与研究，只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离开了这样的本职。
这背后也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只注意历史事件，而忽略历史中的“人”；只注意历史大人物，而忽略历史中的“普通人”；只注意人的群体的社会运动，而忽视社会群体中的“个体”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只注意人的行为，而忽视人的“内心”。这形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叙述中的四大遮蔽。应该说，在这方面，文学的研究，文学史的研究，本应是有它的特殊优势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文学史的研究区别于哲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政治史……研究，得以独立存在的依据之一(文学与文学史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与优势是对“审美”的研究与关注)。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放弃了这样的优势与立足点，其实我们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
正是在这一点上，丸山先生的研究显示了他的特殊意义。我们知道，丸山先生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论争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如“革命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第三种人’论争”、“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等等，都成为他的主要讨论对象。和大多数研究，只关注论战双方的分歧，热衷于作出这样那样的评价不同，丸山关注点始终在论战中的“个人”：“在当时的状况下，各位文学家，以何为目标，为何而动，如何行动，写什么，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想法和理论在各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到各人个性深度的层次，去发掘、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43) 他强调要“把历史作为有时联合，有时对立相争的人们的一切行为的总和来把握”，“为此，我想听清由各种人物和集团潮流构成的交响乐本来的声音，并准确地听清楚其中每个人的音调”。(44) 正是这样的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对“个性深度”的发掘，就使得丸山的研究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强烈的历史可触感：在他的字里行间，完全可以感觉到历史的一呼一吸，脉搏的一跳一动，那样的细致入微，丝丝入扣：这是真正体现了文学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的。
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处理历史运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动因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理论问题，也是丸山的研究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一方面反对“把各式各样的个人的思想理论问题”全部还原为政治“路线问题”，把“个性和思考方法的差异”“直线式”地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动因相连接，那会忽视历史运动是“由活生生的人来担当，存在着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这是不能完全还原、简化为路线这类政治问题的。(45) 但同时也要追问“个人动机”背后的“思想和政治根据”，(46) 也不能把问题还原为与社会、政治因素“割离的个人的恶的秉性、意图”，“那么就既不能实现对问题的批判，也无法把握中国变化的法则，只能浅薄地终于对取代‘恶’的良善‘本质’这一幻想的追求的不断幻灭”。(47)——这样的思考与总结都是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
“逼近生动的历史现实”
这是一个常识：现实是无限丰富与生动的；而理论就不免是苍白的。那么，处于两者之间的历史研究与叙述，是否有可能“逼近生动的历史现实”呢？——这正是丸山先生和一切有追求的历史学家所要探讨的。(48)
于是，我从丸山先生的以下思考中得到了很大启示。
丸山先生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一时间点上仅是毫厘之差的事物，却意外地具有深刻的含义，从而可在另外一种状态下导致重大的差异”。他又说：“我想把晚年的鲁迅的思想文学，用其整个人格，用包罗了他想法的细枝末节的生存形态来把握”。(49) 丸山先生还谈到：“对于人来说，除了大环境之外，小至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无数的小环境。将小环境下作出的选择累积起来，在某种方面就会具有决定大环境下选择的力量。倘若只讨论大环境下的选择，无视小环境中的犹疑，或至少前者为得到后者的充分铺垫的话，文学就会变得粗糙”。(50)——这里，对“细小差别”、“细枝末节”、“小环境”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意义的重视与强调，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背后其实是隐含着对人的琐细而具体的“日常生活”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的看重：这里也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我从中还感悟到日本学者的特殊优势：他们对人性和历史的精微处的细腻把握，是我十分感佩的。因此，我特别注意丸山先生的这一批评：如果忽略了历史细节，文学及其历史叙述，就太“粗糙”了。这是击中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的要害的。诚如丸山先生所说，我们太热衷于宏大叙事，“往往把作家在大环境下的选择密封于‘历史必然性’中”。——“宏大叙事”，对大环境的关注，本身都自有其意义，我们的问题是太“热衷”，并且因此而忽略了小环境与历史细节。丸山先生正是期待，在这两者的张力中来实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更深更广”的把握与描述，这样“才会明确地呈现出自身立体的构造，而不再是中国革命史的翻版，或反过来，仅作为现象的作品和流派的罗列”。(51)
丸山先生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觉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丸山先生说他因此而常感到“困惑”。(52) 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这样的人治国家里，人事关系对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的中国问题，最后都会转化为非常复杂、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这正是一般外国学者所难以把握的。不过中国学者(比如我自己)虽然深知于此，却也见怪不怪，并不去深思其背后的学术问题。丸山先生却把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提了出来，强调把握这样的“人际关系”，以及处在人事纠葛中的人的心理状态，是进入历史现场，理解历史当事人的思想、选择与彼此论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53)——这都是非常独到而有启发性的。
学术研究中的边界意识
在最后结束我们的讨论时，有一个问题，是不能不提及的，就是丸山先生学术研究的边界意识，即对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包括他自己倡导的研究方法)，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对它的适用范围、程度，可能存在的问题，以至陷阱，都有一个清醒的分析。
比如，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一再说及丸山先生的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很强的问题意识：无论是日本的问题意识，还是中国的问题意识。但他自己却这样提醒人们注意：“现实的问题意识，固然是视‘史’如生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过于先行，如果只在这样的框架里看待历史，还是会忽视具有复杂面貌的历史的其中的一部分”，他说：“这是一个看待历史的视点”问题。(54) 他显然主张多角度的视点，对“历史复杂面貌”的任何遮蔽，都是他所担心的：他追求的是现实感与历史感的统一。
再比如，在论及日本左翼学者的鲁迅研究时，丸山先生谈到了“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等所具有的优点和危险的两面性”，(5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它不仅可能反映了同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丸山的自我警戒，或许还有更普遍的意义：实际上任何研究和研究方法，都是具有“优点和危险的两面性”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任何独特性，同时也是一种局限，一切意义和价值都是在一定限度中得到呈现。一个学者，能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念、方法，独特的研究个性，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又能清醒地认识自身的局限，就更不容易，应该说，这是学术研究的更高境界。或许这是丸山先生的研究和学术追求，对我们最具启发性之处。
2005年12月23日、24日，2006年5月2日-6日整理、补充
附录一：
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与中日文化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年9月7日)
今天到会的都是一些老朋友、老前辈了。每回见到这些真诚的朋友，这些非常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学，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中国的这样一些老朋友，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经常感到非常惭愧。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国家搞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的日本朋友感到失望。刚才丸山先生讲到文革让他们失望了，八九年让他们失望了，最近这些年中国的这些事儿，我想也让他们失望了。这样就使得他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我能理解这点，而且我很惭愧，就是我们没有把事情搞好。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应该不要使中国弄得这个样子，让很多真正的朋友失望。这是我本来不想讲的话，但忍不住要表达这么一个意思。
正像刚才乐黛云老师所讲的，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且我也感觉到包括中日关系，也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且还很难预计将来会怎么样发展。在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是中国，无论是日本，都有一些很真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正在促进中日之间友好的知识分子。这次“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朋友来，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也是表示一个态度。不管将来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管将来中日关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是可以感觉到彼此之间，用我非常喜欢用的话来说，是相濡以沫的。虽然我们的力量很有限，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一起面对已经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就说这些。
附录二：
在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4年10月29日)
我的研究是跟着木山先生，跟又跟不上，整个都差二十年。他研究《野草》，我跟他差二十年；他研究周作人，我也跟他差二十年。这里有年龄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这二十年，不仅是时间的，还是空间的。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差距在研究思路，这个问题说起来颇为复杂，今天不谈，我想谈谈对他的学术的理解。
我觉得木山先生的研究，是以周氏兄弟为中心，向上追根溯源到章太炎，向下研究到周作人、鲁迅后面所谓继承人那一批，研究聂绀弩这些人。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废名。所以我以前私下建议，在这里又公开建议，希望木山先生能把废名的研究写出来。我曾经跟他说过，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我们都读不懂，大概只有你能够对废名这两部著作做一个解读。木山先生把这个完成以后，可能我们对他的研究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我对木山先生的著作很有兴趣，实在说，我是关注著作中的人。木山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从生活到学术，都是性情中人。从生活上他是性情中人，从学术上他是性情中人做学术，我理解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他凭性情写作，他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很缠绕的关系，我很感兴趣的就是这一点。他实际上研究的是鲁迅、周作人、章太炎三者之间的缠绕关系。其实木山和鲁迅、周作人、章太炎之间也有这种缠绕关系。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木山先生是很容易被别人误会的，因为他思想的独特性和他的独特的表达。比如，人们很容易觉得木山和周作人比较亲近，和鲁迅就好像有一点不那么亲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至少没有这么简单明快。他跟周氏兄弟，还有章太炎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意味的。我读他的文章其实是一边读其文一边想其人，一个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这几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是最有魅力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对我们的研究，最有启发的也是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越来越技术化的时候，他的这种“背后有人”的研究，对我来说，有更大的触动。关于木山和三个很不简单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有些想法，可以开一个专题。不过今天时间不多，我就不说了，而且当着他面讲也不大好。
注释：
①《战后五十年》，《鲁迅·革命·历史》，第390、385、3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第3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③《战后五十年》，《鲁迅·革命·历史》，第3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3卷，4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⑤《日本的鲁迅研究》，《革命·鲁迅·历史》，第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⑥《后记》，《革命·鲁迅·历史》，第3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⑦《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革命·鲁迅·历史》，第187-188页，2005年出版。
⑧《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第30、29、39、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⑨《关于“国防文学论战”》，《鲁迅·革命·历史》，第14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⑩《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第1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1)《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鲁迅·革命·历史》，第44、45、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3)《“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鲁迅·革命·历史》，第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
(15)《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学术会议报告稿)。
(16)参看《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学术会议报告稿)。
(17)《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8)《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96、298、297、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在鲁迅的《杂感》里说过：“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出世去罢！想上天的，上天去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见《鲁迅全集》3卷，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第364、3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1)《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第3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2)《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第367、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第3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4)《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5)《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会议论文稿)，《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
(26)《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
(27)以上本节引文均见《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和《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二文。
(28)《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会议论文稿)。
(29)《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12期)。
(30)《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1)《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2)《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艺政策》，《鲁迅·革命·历史》，第92、94、91、9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367-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会议报告稿)。
(35)《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鲁迅·革命·历史》，第3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6)《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会议论文稿)。
(37)《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二十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会议论文稿)。
(38)《两地书·二九》，《鲁迅全集》11卷，9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9)《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鲁迅·革命·历史》，第3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0)《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第2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1)《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第25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2)《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3)《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第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4)《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275-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5)《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第1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6)《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鲁迅·革命·历史》，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7)《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鲁迅·革命·历史》，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8)《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
(49)《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鲁迅·革命·历史》，第275、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0)(51)《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鲁迅·革命·历史》，第229、2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2)《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鲁迅·革命·历史》，第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3)参看《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中“晚年鲁迅与冯雪峰的作用”一节的有关分析，《鲁迅·革命·历史》，第272-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4)《鲁迅的“第三种人”观》，《鲁迅·革命·历史》，第2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5)《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革命·历史》，第3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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