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同学看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社会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02;O415.2 文献标识码 A
协同学是研究多组分系统整体协同变化的自组织理论。哈肯把协同学的基本原理概括为三个：不稳定性原理、支配原理和序参量原理。他指出，研究稳定性的丧失，导出支配原理，建立和求解序参量方程，这三个步骤构成了协同学处理问题的程序主线。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就是一个整体共变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一外部参量的影响下，清王朝政权的内部不稳定性逐渐增加，到辛亥革命时彻底垮台了。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系统结构，由于慢变量支配系统变化的缘故，新的政权系统始终无法实现要素的重组，因而不稳定性依然存在，中国近代社会系统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宏观有序结构。直到1921年，才形成了可以体现新的整体特征的序参量——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涨落过程中被选择放大为新的宏观有序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社会系统走上了从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历程。
1 不稳定性原理与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
协同学认为，不稳定性在系统有序演化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因为一种新模式的形成就意味着旧模式不能再维持，也就是说系统存在稳定性重建的问题。无论物理、化学系统，还是生物、社会系统，不稳定性的出现总是连接着旧结构的瓦解和新结构的产生，这样，不稳定性就充当了新旧结构演替的媒介。所以，系统的演化过程也就是不稳定性的产生，以及旧结构的瓦解和新结构的产生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的系统结构随着外部参量的连续变化，而产生一系列的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一系列性质不同的新旧模式的演替，即造成了一个不稳定性谱系，推动着系统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化。[1]
1.1 清政府系统不稳定性的产生
清政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中国封建社会本身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结构，由于它建立在系统封闭、绝对平衡和系统要素的线性相干效应下，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文化信息生产系统互相配合形成了静态稳定的系统结构。如果没有系统外部环境的变化，清政府即使垮台，也只是改朝换代重新建立一个相类似的结构而已。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中国社会系统被迫走向世界，封建社会的静态稳定性被打破了。这时清政府的统治面临着两大危机：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国家经济实力减弱和政权控制力减弱的威胁。在此内忧外患之际，新的思想要素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内部分化出洋务派，它代表着中国社会系统与西方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后的力量。洋务派兴办现代工业使中国开始有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而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又催生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建立一个如英、日一样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样，西方模式的社会发展方向的产生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系统结构被破坏的第一步。
1.2 不稳定性的增强导致了清政府系统的瓦解
不稳定性的产生意味着原有的系统结构必须进行调整，然而调整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原有的系统结构包含不稳定性所指出的社会发展方向。比如，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也尝试过系统结构的调整，1898年戊戌变法发生，维新派试图在不触动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使清政府让出一部分权力，设立议院，发展工商业，成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系统，从而走上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但是，由于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全力反扑而彻底失败。这说明中国的情况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封建大国，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支持，社会要素无法协同共变，不稳定性很难通过自稳定性消除。这样清政府丧失了系统结构调整的机会，也就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其内部熵值迅速放大，系统的不稳定性反而增强了，向着崩溃的方向加速发展。不久，新的序参量——资产阶级革命派产生了，它体现了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社会子系统形成了新的协同关系，社会涨落急剧放大。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清政府的统治彻底崩溃，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有序结构。
1.3 一个缺乏系统稳定性的社会结构
中华民国取代清政府成为中国社会系统的权力结构后，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先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后是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在外部参量——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法有效地行使统治权。按照系统科学的不稳定性原理，系统仍然存在着继续探索新的有序结构的要求。即社会系统随着控制参量的变化，从一次不稳定性到有序结构，再从二次不稳定性到新的更加有序的结构，系统将经历一系列的不稳定性，导致一系列的新旧模式的演替。当时，中华民国虽然是一个新的系统模式，但由于社会慢变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没有形成庞大的资产阶级社会基础，因而它无法实现社会有序统治，社会演化进入新的分叉点。
2 系统支配原理与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
哈肯认为，系统的有序结构是由少数几个慢变量支配的，通过对这几个慢变量的分析就可以对系统的演化过程作出描述。慢变量代表系统的不稳定模式，是推动系统离开稳定态的因素，数量少，往往只有一个或几个，阻尼小不易衰减；快变量代表系统的稳定模式，是保持系统返回稳定态的因素，数量大、阻尼大、易衰减。中国社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变量多，它又是怎样在慢变量支配下演化的呢？
2.1 中国社会系统中的慢变量
中国社会系统包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由大量多层次的要素组成，每个要素都可能是社会演化中的变量。在多个变量中，什么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系统的宏观发展变化呢？是社会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其中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的物质根基，生产力的发展规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这说明包含生产力在内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其他要素的发展变化。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非常缓慢，它支配着、制约着其它要素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协同共变的局面。社会政治文化都受这一慢变量的支配。所以，一个政党要使自己适合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主要的就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样才能找到最根本的立足点和生长点，从而也才能为自己的力量找到物质来源。
2.2 慢变量与快变量的不断竞争
快变量与慢变量在系统演化中的作用是不平衡的，前者昙花一现，后者长驱直入，前者不能左右系统的演化进程，后者则主宰着系统的演化进程。在远离临界点时，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得不明显；在逼近临界点时，这种不平衡性则会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来看，鸦片战争后各种政治派别作为快变量纷纷提出自己的变革方案，此消彼长、后浪推前浪，社会快速地试验着各种变革方案，此时经济基础的作用不突出。但随着社会演化的深入，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建立，但不能有效地行使统治权时，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已经明显地左右着社会演化的总体过程。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形成有效统治。然而中国共产党从这个社会经济基础出发，从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入手，最终在几个序参量的合作与竞争中获得了胜利。这说明快变量受慢变量的支配，谁代表慢变量，谁就体现系统演化的方向，就会在系统涨落中被放大成为新的社会结构的主体。
2.3 控制参量对社会系统的影响
控制参量亦叫外部参量，是指环境对系统的影响要素，包括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输入。协同学认为，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合作方式受控制参量的影响，控制参量的变化驱使系统经历一系列临界点，导致序参量的出现、竞争和合作，从而形成各类不稳定模和有序结构。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同样受控制参量的影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开始向西方模式的方向演化；又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出现，中国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都是控制参量影响的结果，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进程与世界环境密切相关。当代社会，世界经济全球化，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摆脱不了世界环境的影响。
3 序参量原理与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
不论什么系统，如果某个参量能在系统演化中从无到有地变化，并能指示出新结构的形成，它就是序参量。序参量是宏观参量，是微观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是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序参量支配子系统的行为，主宰整个系统的演化过程。
3.1 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演化中的序参量
在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中，曾出现过多个序参量。比如，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不同的序参量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趋近临界点时，一个或少数几个序参量在竞争中获胜，从而支配着整个社会子系统的行为，造成了相应的宏观有序结构。清政府政权的瓦解，是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演化的第一个临界点。在趋近临界点时，同盟会出现，并在与维新派、洋务派的斗争中获胜，于是在社会子系统之间发生了非线性的长程关联，同盟会与其它社会子系统密切合作，集中反清的主要力量，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社会系统内，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成为相互竞争与合作的两个序参量，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并在趋近第二个临界点时，形成了社会子系统的合作行动，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3.2 中国共产党与序参量支配原理
序参量是在子系统的合作中产生的，它产生后又会反过来命令子系统参与到整体性的合作行为中。这样，各个子系统都似乎是按照序参量的“命令”而被组织到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行为之中。这一过程也可以简明地被称为“随模协动”。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过程也是符合这个原理的。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中国社会系统的控制参量发生了很大变化，系统的内参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一个新的序参量，它经过与国民党几十年的合作与竞争，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首先是两党合作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其次是十年土地革命，国民党试图通过“剿共”来建立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来达到子系统的“随模协动”，建立新的社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共同对付侵略者；抗战结束后，两党再次发生激烈斗争，形成内战局面。此时已接近临界点，中国共产党吸引了亿万人民群众参与到一个统一的整体性行动中，共同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序结构而奋斗，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涨落中被放大为新的有序结构的支配力量。
国共两党的竞争与合作最终以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而结束，其原因是两党之间所要建立和维护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社会结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国民党所要建立的社会结构是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前者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人的生活状态入手，使人民在自由平等状态下，共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推动社会的发展；后者所维持的社会结构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资本的原始积累受到限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因此，不可能长期存在。这与慢变量支配原理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慢变量的序参量，即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入手，改变社会结构，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最终获得了胜利。国民党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慢变量，长期剿共，以武力维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遭到人民的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发展的序参量，植根于社会经济内部，尽管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被打散；国民党尽管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占据着执政的优势地位，且有外援，仍然失败了。这说明序参量支配原理在系统演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不代表慢变量的序参量无法在社会演化中被选择放大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代表慢变量的序参量即使经历曲折也仍然会获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是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虽然社会历史领域与自然领域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我们过去之所以能够由弱变强，不断成长壮大，最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其力量来源正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的丰富内涵和内在联系集中体现于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演化中起支配作用的序参量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把整个社会的发展推向前进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和执政之基。
4 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演化的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演化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即：系统自发地探索宏观有序结构的过程。它通过系统的不稳定性、慢变量支配和序参量原理，从而达到了系统的有序历史结构，其演化过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4.1 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
中国近代社会系统是通过多级分叉演化的，每一分叉点都包含了自身演化的历史信息，显示出了它的演化路径，这意味着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中，通过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演化路径跃入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本身是系统演化分叉点上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造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出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3]。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系统演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演化路径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不可能再回过头来重走。
4.2 保持系统稳定性的条件
社会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系统要素的重组，系统稳定性的重建，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尽力寻找动态稳定，即在开放、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相互关系中寻找动态的稳定结构，对系统的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同时要注重社会经济基础的协同共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之上。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讲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4]中国近代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开放、远离平衡态及长程相干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自发地探索宏观有序结构，先后发生了两次巨变，中华民国是第一次巨变，但它没有形成稳定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是第二次历史巨变，它使中国具备了稳定有序的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慢变量的序参量，因而在系统演化过程中被选择放大成为宏观的社会有序结构的主体，它为第三次历史巨变提供了前提条件，使中国具备了在稳定的社会结构条件下继续前进的基本前提。当今中国人民正面临着继续完成工业化和积极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双重历史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正处于转轨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地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突出主线、牢记宗旨，为实现中华民族新世纪的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