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的背景与学科发展
“全球化”是今天的热门话题，但全球化并非始于今日。就中国而言，马戛尔尼求见 中国乾隆皇帝，想跟我们做生意，就标志着“全球化”的早期趋向敲响了我们的大门。 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事变，都可以说是不同程度地受全球化进程影响的社会震荡和 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文化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强烈表现。“五四” 后，从“保存国粹”和“全盘西化”的思想冲突，直到今天关于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作 用问题；从文学的“欧化”与“大众化”、“民族化”的关系，民族形式的讨论，直到 今天的“世界性”与“本土性”关系问题的提出：这些也都是文化全球化趋向在中国文 化界、文学界引起的反应。只是过去不用“全球化”这个概念而已。在回应全球化问题 上，我们已经做过一些工作，也有一定的经验、教训，只是尚未从全球化的角度加以总 结。现在引入“全球化”的视角，把现代文学放在“全球化”运动过程的背景下作新的 审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或许会产生新的认识。
文化全球化跟我们学科发展关系密切。所谓文化全球化，绝不是全球要形成一种文化 ，一种唯一性的文化，用它来一统天下。我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的历史 过程，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地区、阶级、团体、家 族、教派、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是非常复杂多样的，有的就是难以互通， 不能通约的。所以长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 ，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为了共处共存，共享共进 ，必须有一个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价值底线。底线当 然是最低层次的，便具有宽泛性、普适性，但又是不能超越的，超过这条线就是反人类 。只有大家承认、遵守这共同的价值底线，才能维系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也才能有 人类间思想、感情的理解和沟通。当今世界上，价值观的相互矛盾、冲突和相互接近、 认同，两种倾向都存在。文化全球化就是在承认、尊重各种价值观的相对合理性的前提 下，促进全人类性的价值底线的形成，增进人类间的合作，以求共同发展。达到这样的 境界，要有非常长的历史过程。
为此，我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研究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研究? 首先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研究现代文学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反映或表现了人 类共有的人性，用艺术来反映现代中国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反人性的批判。其次， 全人类性研究承认人类共有的价值底线，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评价现代文学的得失， 解释它的历史。
我之所以提出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问题，还出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思想沟通的考虑。现 在世界上能够认识、理解甚至喜爱中国文学，尤其是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还是不多 的。甚至就在中国人的某些地盘上，如台湾、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如意识形态的分歧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检讨，则我们阐释现代 文学时，在价值标准上存在问题。现代文学研究的阐释体系，至今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 的体系。在20世纪的特殊语境里，很快就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充实进化论，以阶级斗 争为社会进化的杠杆。阶级斗争也不断地推动文学的进化，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 白话新文学，到左翼文学，到工农兵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新的层出不穷，这构成了 现代文学进化的历史图景。后来有人提出启蒙主义的阐释体系，但这种体系并没有超出 进化论的框架，只是突出启蒙文学，认为最能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近来又有建 立现代性的阐释体系的动向，但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来看，现代各种文学都可以被解 释成为具有现代性的。何况从更“进化”的后现代的观点来看，现代性的局限又是明显 的。而无论进化论的、阶级论的、启蒙论的、现代性的阐释体系，都从社会价值判断来 评价文学。而社会价值观在不同国家、民族、人群中有非常大的差异，有的就是不能互 通。这样的阐释必然制约了更多的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制约了现代文学在世界上 的沟通，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向。
再次，也是我们社会内部的需要，我们现在面临价值重构的任务。从“文革”结束至 今的20多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社会价值失范，给现代化事业造成十分严重的损害。 接受过去的教训，建立价值体系要从最低层次着手，首先应该明白怎样才算个“人”， 做个起码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就需要“人类性”的标准。“五四”时周作人说 中国还要“辟人荒”，这件事并未完成，现在仍然要进行“人”的启蒙，而且对每一代 人都要进行这种启蒙。我们研究现代文学，也要以“人类性”为标准。我们面对的学生 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跟阶级斗争，甚至启蒙主义已经很隔膜。他们也希 望对现代文学有一种能够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解释。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阐释为此提 供了可能。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全人类性的阐释体系，它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集团 的价值观，是持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的人们都能理解、接受，都能在这个思想层面上沟 通的。我曾经试图做出解释：“所谓全人类性价值观，就是人类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 发展所普遍形成的信念，是人类公认的价值原则和行为准则，反映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需求。因而它具有普适性，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例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 享乐、公正、环保等。有人称之为‘人类意识’、‘价值底线’。”(注：黄修己：《 价值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7月出版。)这些正是人类文明 的方向，当然也就是目前可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底线。
中国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
用上述的观点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建立 的新文学，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产物，本来是具有全人类性，可以与全人类互通的 。这在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旗帜，追求人的觉醒和解放，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趋向， 已经超越了“富国强兵”的民族要求。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在《新青年》的 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的是对“人”的六条要求，也就是现代人的基本条件。那时 他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的，他要求发展“人间性”：“知识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 能算人间性完全发达。”(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 号，1920年4月出版。)同一个时间，周作人据“人间本位主义”，提出人性包含兽性和 神性，要求人要有“灵肉一致”的合理的生活，这和陈独秀提出人的“本能”、“知识 ”的相并发达的思想是一致的。周作人还提出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张，对新文学的建 立有巨大影响。鲁迅看到“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注：鲁迅：《坟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12页。)，所 以他说“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0页。)。“五四”时两个 最重要的社团大体上也都以人性论为创作的指导思想。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沈雁冰支持 “人的文学”，他认为这样的文学是可以“沟通人类情感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 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注：沈雁冰：《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 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出版。)。所以 文学要把全人类的共同性写出来，“把人类共同的弱点也抉露出来”(注：郎损：《社 会背景与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出版。)。沈后来回顾历史时说 ：“人的发现，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 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注：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298页。)郭沫若认为：“人性是普遍的东西”，最彻底的表现 人的个性才是“最为普遍的文艺”(注：郭沫若：《由诗的韵律说到其他》，《文艺论 集》，光华书局，1932年第5版，第184页。)。因为个人性与人类性是相通的：“个人 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 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人类的苦闷来”(注：郭沫 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32年第5 版，第116页。)。创造社的主要理论家成仿吾认为“文学以人性为它的内容”，“人性 有永远性的时候，文学也有永远性。”他认为“真挚的人性”加上“审美的形式”等于 “永远的文学”(注：成仿吾：《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创造月刊》第4期，1926 年6月出版。)。成仿吾发表这段话的时候，创造社诸子有的已转向阶级论，可见人性论 对成仿吾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上面简单的引述，人们不难发现，新文学的先驱者心中想要建立的文学，应该是含有 “人间性”、“普遍性”、“永远性”的文学。这种理想对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发生深 刻的影响。这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可以说都具有全人类性。
首先是张扬人性，张扬个性。新文学追求、探讨建立健全的人性。胡适提出要培育“ 健全的个人主义”。新文学家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提倡“个人本位主义” 、“个人独立主义”，反对“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同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 ，陈独秀明确提出：“人生在世，究竟为的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 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 ，以至无穷。”(注：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出版 。)因此他们都主张个性解放。当时的目标便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 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注：陈独秀：《袁世凯复活》，《 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出版。)以为这样才能达到个人的幸福。陈独秀推崇 托尔斯泰，因为他“尊人道，恶强权”，推崇易卜生，因为他“刻划个人自由意志”( 注：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谈》，《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12月出版。)。 在上述思想之下，个性解放成为新文学创作的最强大的潮流。
为了培育健全的人性，新文学必然要提倡人类之间的互爱，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博爱，为此陈独秀提出“全社会的友爱”。在1920年1月《新青年》(7卷2号)发表的《 答半农
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不是新文学表现的重点，但在某些作家的言论和作品中强调两者 的和谐。郭沫若从泛神论出发，歌颂哥德“以自然为慈母，以自然为爱人，以自然为师 傅”(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第1号，1922年5月出 版。)。歌颂原始人的单纯、质朴，因为他们“最与自然亲眷”。所以他歌颂《地球， 我的母亲》，歌颂与“母亲”最亲近的矿工。他自己的创作便认“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 现”(注：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创造》季刊，第1号，1922年5月出 版。)。在冰心的小诗里，母爱、童真和自然，三位一体，构成和谐的关系。
其次是新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思想批判的精神。1920年的陈独秀，仍认为“五 四”是“人的运动”。在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之时，便要求“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 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 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出版。)。在上述的思想下，他们当然不满中 国的社会现实，抗议社会的不平，如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 》、刘大白的《田主来》、《卖布谣》等。这方面表现最强烈的是鲁迅。从最低的人权 要求出发，鲁迅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写阿Q的悲剧，一是生计 问题，二是恋爱悲剧，这两个做人的起码需求都不能达到，所以作家只有把阿Q送上了 死路。如果《阿Q正传》的背景不是选在辛亥革命，阿Q的结局仍然会是死路一条。鲁迅 自己说他写小说意在提出一些问题来，揭示“病态社会”和“不幸人们”，目的也在于 让人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注：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 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40页。)。信奉“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的冰心，却是写问题小说最早最积极的作家之一。问题小说成了“五四”时期最流 行的门类，这类作品归根到底是要探究怎样才是个有幸福、合理生活的“人”。被称为 “为艺术”派的作家，则发出不能幸福，合理地做人的痛苦的呼喊，也颇为震撼人心。
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新文学家更加致力于批判反人类的落后、倒退的思想、文化， 所以“改造国民性”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思考的问题。从严复到陈独秀，都写了比较中 国与西方国民性或民族性格差异的文章，批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把落后的国民 性的造成，归于封建主义的毒害，从而批判封建制度和观念。画出国民的灵魂，鞭挞愚 弱的国民性，始终是鲁迅创作的主题，是他的作品成就的顶尖。他从《狂人日记》开始 ，把旧思想、旧文化的戕害人性作为表现的重点，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形象，深刻描写 可怕的人性的扭曲。老舍描写骆驼祥子这个进了城的老实农民怎样被腐蚀，他看到人性 的弱点，提出“人格教育”(《猫城记》)的任务。沈从文更明确地批判“城市文明”， 希望以湘西乡村未受污染的带原始性的民性，作为“少年血性汤”以药救堕落的民族性 格。曹禺深刻地揭示了传统“文明”如何使人堕落，歌唱原始的“北京人”的健全和力 量。……作家们的社会理想和设计也许并不实际，但都表现新文学把人的问题，人的自 身的完善，作为重大的主题，这是新文学的一大鲜明的特点。
再次，新文学家把建立新文学，作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行动。他们从个性解放的 要求出发，首先便是对真的要求，反对封建文学的虚矫、伪饰。成仿吾认为“艺术的目 的是在表出人类最高或最深的情绪，但他的生命却是‘虔诚’。虚伪的美化与一切的夸 张，是必然地残害艺术的生命的。”没有“纯洁的真情”的作品，“终是没有生命的木 偶”(注：成仿吾：《补白》，《创造》季刊，第3号，1922年7月出版。)。“我们要是 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使命 》，创造社出版部，1927年8月出版，第5页。)他还认为“真的文艺是人类的良心”(注 ：成仿吾：《补白》，《创造》季刊，第4号，1923，2出版。)。冰心追求“‘真’的 文学”，要做“‘真’的文学家”，为此，她认为唯有“发挥个性，表现自己”一途( 注：冰心：《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1921年4月出版。)。朱自清认 为“创造的文艺全是真实的”，所以反对文学“撒谎”、“模拟”(注：佩弦：《文艺 的真实性》，《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1924年1月出版。)。叶圣陶则以《诚实的自 己的话》为题，提出“求诚”的文艺。(注：载《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1924年1 月出版。)“五四”新文学的求真，一是要求真实，反对“瞒与骗”，要求文学敢于“ 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描写人类的弱点。“五四”推崇自然主义，因为它“虽极淫鄙 ，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注：陈独秀：《人生真义》，《新青年》第4 卷第2号，1918年2月出版。)。这就是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在当时受到重视的原因。胡 适提倡“易卜生主义”，“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 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注：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 918年6月出版。)为了求真，甚至要求科学性，“科学是一切精密知识的嫡母，我们的 文艺……是决不可不与科学携手的。”(注：成仿吾：《补白》，《创造》季刊，第3号 ，1922年7月出版。)其次是要能表现真情，要敢于赤裸裸地表现自我。这就使主情主义 、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在当时成为另一巨大的潮流。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当时有人 批评的“英雄气”，却多的是感伤的“泪浪滔滔”式的情感流泻。这就是郭沫若说的“ 生底颤动，灵底叫喊”(注：郭沫若：《补白之二》，《创造》季刊，第1号，1922年5 月出版。)。郁达夫则更把表现真情提到文学的价值观上来了：“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 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望的产物，那么当然能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 时候，价值最高。”(注：郁达夫：《生活与艺术》，《晨报副刊》，1925年3月1日2。 )新文学同时也追求美，表示追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 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 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使命》，创 造社出版部，1927年8月出版，第5页。)。郭沫若说：爱美，进而追求艺术，是人类婴 孩时代就有的，是天生的(注：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文艺论集》，光华 书局，1932年第5版，第50页。)。郑振铎以“美”是文艺的“生命汁”之一，他说美的 文艺将永远不灭(注：西谛：《卷头语》、《小说月报》第15卷第2号，1924年2月出版 。)。他们都把美作为一种人性，作为人所追求的合理生活。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又决 定追求真、善、美，表现人类的共同理想、愿望的作家，必同时怀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因为凡是真的艺术家没有不关心于社会的问题，没有不痛恨丑恶的社会组织而深表同情 于善良的人类之不平的境遇的。
上面的粗浅的描述大体可以说明现代文学的全人类性，我们过去对这些内容还没有给 以系统的叙述、评价，这有待以后的努力。
两种“全球化”的影响
20世纪的突出的时代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 的并存，以及此消彼长的竞争。一战结束后，陈独秀还认为：“现在世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注：陈独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出版。)但紧接着在 十月革命后，一种新的制度诞生，开始有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而这两条道 路都具有全球化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是世界革命的胜利，所以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十月革命胜利 后宣告：“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 新青年》第5卷第5号。)。他也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着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俄 国革命“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 较观》，《言治》季刊第三册，1918年7月出版。)20世纪有两种全球化，资本主义要建 立世界市场，社会主义也在追求全球的胜利。因此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便充 满着思想矛盾和冲突，这也是两种全球化的矛盾、冲突的反映。而过去的研究，只注意 社会主义全球化历史的背景，只强调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这固然是 必要的，但只强调一种全球化的历史线索是有片面性的。从两种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 的现代文学，就应该承认，“五四”后的新文学有两条发展线索，并非“无产阶级文学 运动是唯一的文学运动”。现代文学中有一条在社会主义思潮之下发展起来的线索，是 非常鲜明、完整的。而另一条线索也是非常分明的。从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 语”的主张，尤其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论开始，后来有梁实秋的“人性论”，“自 由人”、“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等，一直延续到如今。为什么到了抗日战争时 期的延安，还要批判人性论，批判“爱是出发点”等的观点，为什么建国后也还在把人 性论、人情论等作为“修正主义”来批?都说明这条思想线索没有断过。这两条线索都 有国际背景，都跟两种全球化的趋势相关。20世纪的中国已经无法逃出全球化的巨大影 子，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两种全球化的冲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引出了一系列思想动荡，这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突出现象。
例如对人性和阶级性关系的认识分歧。人性与阶级性本是并存的，但属于不同的心理 层面，人性低于因而大于阶级性。梁实秋提倡写普遍的人性，但不应该否认阶级性，从 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学。鲁迅等坚持文学的阶级性的观点，但应该承认不同阶级仍有相通 的人性。焦大不爱林妹妹，这显出他的思想感情与贾宝玉有不同的阶级特征；但焦大只 是不爱“林”妹妹，他并没有不爱“妹妹”，这又是他与贾宝玉的共同的人性。平心静 气地讨论，双方不难在认识上逐渐接近，但因为有两种全球化的冲突，争论成了文化上 的阶级斗争，问题就严重了。我认为在这方面，当年的无产阶级文学有着深刻的教训， 这就是不应该不承认人性论。从20年代末出现革命文学开始，从人物形象的阶级性，便 引出文学创作和评论中的许多偏向，人物形象往往不再具有丰富的人性了。蒋光慈曾谈 到他翻译完苏联李别定斯基的《一周间》后的感想：“觉得所谓真正的革命党人，并不 是简单的凶狠的野兽，而却是具着真理性，真感情，真为着伟大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 。(注：蒋光慈：《异邦与故国》，1929年9月5日日记。)这是他从苏联文学中看到的， 而我们的左翼文学作品，却可能因为写了人的真实感情而受到批评，或被认为有“革命 浪漫蒂克”倾向。
又如人性中兽性与神性的关系问题。“五四”文学革命中，承认兽性——人的正当的 本能和欲望——的合理性，这是对封建阶级的禁欲主义的反拨。田汉曾记录那时关于两 者关系的争论：“尤以爱之当灵肉的，争论得兴奋。……人是有灵有魂的，同时是有血 有肉的，不能偏荣灵魂而枯血肉。”(注：田汉：《蔷薇之路》，泰东图书局，1922年5 月出版，1921年10月10日日记。)这对于文学创作描写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有重大的意 义。但是从文学的“工具论”、“武器论”来要求，文学要在革命中起教育、鼓舞、战 斗的作用，便对兽性(欲望)的描写持排斥的态度，而强调写入的神性，以为人们的榜样 。发展到极端就认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任务”，写出来的 正面人物如“样板戏”中的李玉和、杨子荣等都只有神性，成了“政治人”，完全是个 政治符号(后来反对这种倾向，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近来出现的所谓“身体写作”、“ 下半身写作”，只是展览人的兽性了)。因为用阶级论的观点，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 级，便只有神性；如有兽性也是资产阶级腐蚀的结果。资产阶级是腐朽的，便只有兽性 。所以茅盾接受瞿秋白的建议，写《子夜》中的资本家吴荪甫在事业垮掉之后，兽性就 大发作，把老妈子给强奸了。而按照茅盾自己原来的认识，“一个资本家也许竟是个品 性高贵的好人”(注：沈雁冰：《论无产阶级文学》，《文学周刊》第172期，1925年5 月10日出版。)。
还有，现代文学中描写流血暴力，这是一个普遍的题材。大概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战争题材。有描写反战的，揭露战争中的反人类的残暴行为的。如洪深的《 赵阎王》，闻一多、徐志摩一些反对军阀战争的诗等。还有一类是歌颂民族解放战争， 歌颂这种战争中的英雄气概的，这在1931年“九一八”后，特别是抗战时期非常多。评 价战争题材还是要区别战争的性质，对颂扬正义战争、批判非正义战争的作品是应该肯 定的。但肯定的是保卫人类共同的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的勇敢和牺牲的精神，是以人类 性为标准，而不仅仅是以民族性、阶级性为标准，更不是去肯定战争本身。战争是人类 的自相残杀，是历史的怪物，好战行为绝不值得肯定。萧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 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在歌颂卫国战争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可供 我们参考。我们对现代文学史上的战争题材的作品应该从人类性的层面，作一番新的审 视。
第二种是写个别人的暗杀行动的。比较写得好的多是表现历史、传说中的流血暴力行 为的，如《女神》中的《棠棣之花》(后来又扩写成多幕剧)，话剧《高渐离》，鲁迅的 《铸剑》等，都写了暗杀、行刺。郭沫若说：“在《棠棣之花》里面我表示过一些歌颂 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诛除恶人的思想，很浓重地带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注：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 第113页。)因作者并非在提倡暗杀，而只是借古人的事情来宣扬一种精神，如“诛除恶 人的思想”之类。对这类作品重要的是分析其思想，而不是评价行为本身。行为本身是 没什么好肯定的。但也有现实题材的，如蒋光慈的《菊芬》、《最后的微笑》等写个人 的恐怖行为，甚至疯狂杀人，表现出革命遭受挫折时的急躁、冒险情绪。有的就是表现 左倾路线的盲动，在当时就是错误的。巴金的《灭亡》、《新生》也有这种倾向，而且 到抗战时期的《火》三部曲(1938—1940)还在写秘密组织的暗杀行动，好象靠暗杀能改 变一切。这些小说有负面的影响，应该有所批判。
第三种是写阶级斗争中的暴力，如阶级战争、土改斗争中的流血杀人的描写。这一类 作品不少，我觉得应该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中得到应有的启发。我们同情、支 持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斗争，但不能没有分析地为暴力叫好，好像血流得越多才越革命 ，我们不应去赞美人性恶。20世纪是中国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许多文学作品描写 阶级斗争。怎样评论这类题材，值得研究。
上述这些问题，都可以看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我认为在描述、总结现代文学史时，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这对我们自己，对想要了解我们的人，对现在的年轻人，都是 很重要的。
今天，外来的五颜六色的各种文化思潮，跟随着金灿灿的资本滚滚而入，让人深感马 戛尔尼又来了。中国的知识界躁动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美国的强势文化对我们 的文化侵略、文化扩张，因此要坚决反对，要坚守民族文化的主体。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先驱者已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和问题，发表了很有价 值的见解。例如“五四”以后关于文学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外来影响的关系的争论，就 是贯穿现代文学史的始终的。有时候比较强调向外部世界学习，如“五四”时期；有时 候更看重继承民族、民间的传统，如抗战以后。又因为存在两种全球化，有时候强调向 西方学习，有时候要求“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学习。在态度上也存在闭关自守、 崇洋媚外等偏向。当然也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认识比较全面。1919年就有人提出：“我们 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 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 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 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注：宗之櫆： 《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5期，1919年11月出版。)“五四 ”刚过，郭沫若也曾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优美的民族之一，我们在四千年前便有 优美的抒情诗，大规模的音乐，气韵生动的雕刻与绘画”，“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 恢复……期以辟往而开来。”同时“我们应该把窗户打开收纳些温暖的阳光进来”，“ 如今不是我们闭关自主的时候了，输入欧西先觉诸邦的艺术也正是我们的急图。”“我 们要宏加研究，绍介，收集，宣传；借石他山以资我们的攻错。”(注：郭沫若：《一 个宣言》，《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32年第5版，第211—212页。)到了40年代的民 族形式讨论中，他又说：“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也不断的在振作，不断的在吸收外来的事 物以补救自己的落后。”“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 的，我们都尽量的摄取。”(注：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大公报》1940年6 月9日。)多么远大的眼光，多么精辟的见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 系问题，前人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从新的角度做一番总结。
我们要看清今天人类文明的主流是什么，这是超越血缘、地缘之上的人类共同的认知 ，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的脚步，融入世界文明的 滔滔大潮。那样，我们不但不会被冲垮，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生机!
标签：全球化论文; 新青年论文; 郭沫若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人性论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文艺论文; 人性论文; 成仿吾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