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及发展（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现状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政治思想研究
和60年代历史学中“事件史”的“遭遇”一样，在法国的政治学中，以介绍各类思潮、思想家及其作品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在70年代遭到冷遇。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等著名学者都曾批评这种政治思想史过分依赖和轻信文献资料，忽视各种思想产生的作用和社会效果，从而流于简单的介绍和叙述。所以，继图沙尔1959年发表的《政治思想史》之后，近30年没有类似的著作问世。
然而在政治哲学方面则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如勒佛尔的《马基雅维里著作的作用》(1986)，克拉斯特尔的《社会反对国家，政治人类学研究》(1974)，费里和雷诺的3卷本《政治哲学》(1986-1992)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学和人类学新思潮的影响，并在法国政治学领域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3.政治制度研究
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是法国政治学的传统，它在这方面与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法国高等学校的教学和教材中，政治学和法学一般被视为一个整体。此外，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制度，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近年来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和出版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关于第五共和国的制度及其运行已经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除了杜阿梅尔和帕罗蒂主编的《第五共和国宪法》(1988)等综合性成果外，为数众多的还是着重对1962年以前和以后、戴高乐执政前和执政后、密特朗执政期间“左右共处”前和“左右共处”后等不同阶段的对比和分别研究。
此外，法国的政治学家也十分重视对外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在这方面较重要的成果有勒鲁埃的《英国的政府和政治》(1989)、夏尔罗的《英国的政治权力》(1990)和图阿内的《美国的政治体制》(1987)等。
4.选举和舆论研究
通过民意测验对公众舆论进行调查的作法近几十年在欧美国家十分盛行，这一作法对政治学也产生很大影响，它使得对选举的研究从地理政治学过渡到社会政治学。民意测验的结果不仅可以验证人们对某一选区舆论倾向的估计是否准确，而且有助于准确确定选民的特点和跟踪变化。目前，经常性的（尤其是在选举前）公共舆论测验已经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和“培养舆论”的重要因素，甚至对选民的行为也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最近出版的《对选举的解释》、《左翼的法国，投右翼的票？》、《对法国选民的质疑》和《分散的选举》等研究成果表明了这种发展。此外，引入民意测验还促进了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化”。在这方面，佩尔什龙的研究提供了典型，他的代表作是《儿童的政治环境》(1974)。
5.政党和政治组织研究
对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研究在近20年中虽不如过去那样火爆，但仍然是法国政治学的重要领域。著名政治学家杜维尔热在系统研究政党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成果目前仍然代表着法国的最高水平。在政党方面，总体研究所有党派的综合性著作不多，而大量专题性的研究只涉及几个主要政党。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是戴高乐派的演变、1981年上台后的社会党和新近崛起的国民阵线。1989年后，新闻舆论和政治学界对左翼和极左翼势力的关注呈下降趋势，对右翼和极右翼的关注呈上升势头。对法国共产党的研究则逐渐由政治家传给了历史学家。
工会运动的衰落对工会成员和活动分子无疑是个严重打击，对从事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人也产生了影响：这方面的研究陷于冷落，成果急剧减少。
在法国，对压力集团的研究是在60年代从美国引进来的，目前已不再时兴。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已不再以这种方式提出，政治学已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利益集团对欧洲的国际机构和组织的影响方面。
另外，在工业发达的社会中，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社会事物”。因此，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关于企业和组织的社会学研究也开始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并成为它的一种延伸。
6.多种形式的政治
在法国，政论家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分析评述一般不属政治学研究，他们被视为介乎于记者和当代史学家的一类人。但也有例外，如雅克·夏普萨尔，他的《第五共和国的政治生活》(1990)一书已成为人们公认的经典著作。
长期以来，人们把决策程序看作政治的主要内容。现在，对决策程序的理解已大为扩展，它现在已成为“公共政策”。格拉雅茨和勒卡的《政治学通论》中有一卷便是专门论述公共政策的。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这似乎表明政治的复归和政治的因素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的复归”与此一脉相承：前些年，来自英美国家的极端自由主义盛行一时，国家的价值受到普遍攻击。随着它的衰落，崇尚国家作用的倾向再露端倪。
7.国际问题研究
当今，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必须从国际范围考虑问题。在政治学研究方面，法国也开始突破本国界限，走向世界。法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不少研究人员对其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例如英国问题专家夏尔罗、勒鲁埃，西班牙问题专家埃尔迈，拉丁美洲问题专家鲁基耶，非洲问题专家巴亚尔，前苏联问题专家当克斯，伊斯兰问题专家勒沃、卡雷和克佩尔，德国问题专家格罗塞等。
法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面也十分活跃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各国的对外政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组织的干预等问题。1989年以来，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冷战结束，旧的国际格局瓦解，东西方之间的分野不复存在。面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应该如何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估价？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已经和将要形成的新空间和新体系？这些都是法国政治学家们正在研究和思考的问题。这方面有论文集《国际新秩序、南北关系与东西关系》(1991)和杜朗、雷维和勒塔耶最新出版的《世界、空间和体系》(1993)。
三、经济学
法国的经济学研究近年来实际上面临着一种挑战，其原因和当今国际经济学的发展特点密切相关。
当今世界的经济学研究已形成了几个明显特征。首先，经济学的中心在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美国。从刊登在各种主要经济学杂志上的文章来看，来自美国的学术论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其次，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出版最具有国际化的特点。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英语以压倒优势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共同的工作语言。再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已成为介绍研究成果最流行的手段；书籍则基本成为针对广大读者的综合性普及读物或教材。
法国的经济学研究无疑会受到以上现实的影响。鉴于美国在经济学方面的主导地位和英语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不少法国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最优秀的经济学家，都把目光转向国外，力图直接在英语刊物上发表成果。法国出版界在提高法国经济学地位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重要研究成果几乎都被翻译成法文出版，而法国的重要成果则很少被介绍到国外。
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今占主导的经济学流派，法国在其中并不居领先地位。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国在经济学方面毫无长处。在描述经济、经济计量、数量经济、发展结构等研究方面，法国在国际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面对国际经济学发展的压力和挑战，法国近些年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赶上世界水平，如加强对经济研究的组织，调整研究机构和科研力量，改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学和促进科研成果的出版工作等。
近年来出版的高等院校经济学教材有布尔吉纳的《国际金融》(1992)、布尔基农、夏波里和雷伊合著的《微观经济理论》(1992)、格勒福的《经济政策：规划、手段、前景》(1992)、拉丰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程》(1991)、佩鲁的《新劳动理论》(1992)和梯罗尔的《工业组织理论》(1992)等。1990年，由格雷福、麦莱斯等人编纂的《经济百科全书》出版，这是一部有2200页的工具书。
法国还出版或再版了一些经济学经典著作，例如10卷本的《库尔诺全集》(1989)、12卷本的《傅立叶全集》(1971)、15卷本的《蒲鲁东全集》(1982)和瓦尔拉的14卷《经济学著作全集》(1990-1996)等。
出版的经济学论著种类颇多。经济史方面的有巴什雷的《资本主义的起源》(1971)、贝罗什的《欧洲19世纪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1976)、札纳内的《1967年以来的法国经济》(1993)和《19世纪以来的西欧经济》(1985)、佩鲁的《17至18世纪的政治经济史》(1992)等。经济理论的论著有奥斯特鲁伊的《毛虫与蝴蝶：变态的经济》(1992)、贝纳西的《宏观经济和不平衡理论》(1984)、勒苏纳的《秩序经济与混乱经济》(1991)、巴兰沃的《经济计量学的统计方法》(1978)和《宏观经济的研究途径》(1991)以及索尔曼的《自由主义的出路》(1984)等。关于经济调控的论著有阿格利达的《资本主义的调节与危机》(1982)、布瓦耶的《调节理论，分析评论》(1986)、杜朗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国家对工业的干预》(1991)和马塞的《计划或以防万一》(1991)等。关于发展问题的论著有库梯、蓬梯和罗比诺的《发展：思想和实践》(1983)、付拉斯梯耶的《20世纪的巨大希望》(1989)、戈尔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迷途与导向》(1991)和吉约蒙主编的《发展战略比较》(1988)等。
四、地理学
地理学是对人类世界各种地表现象变化着的关系所作的科学研究。在法国，地理学原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类学科。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一学科本身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法国地理学界长期存在着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两种倾向的矛盾和论争。后来，“人文派”逐渐占了上风。前不久，法国地理学界通过协商，同意把地理学建设成人文科学，使之逐步和地貌学、气候学、生物地理学等纯自然科学划清界限。这样，法国的地理学便把研究社会同自然的关系明确作为自己的使命了。由于实行了这种改变，法国的地理学近年来有很大发展，和过去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法国的地理学研究改变了过去长期封闭和孤立的状态。过去，法国的地理学家似乎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心理，他们的研究工作仅限于本国范围，和其他国家的交流很少。这实际导致了法国地理学的落伍：在7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们所提出的，甚至尚未提出的许多课题当时实际已被其他国家所攻克了。近年来，他们开始放开眼界，主动吸收英语、美国、瑞典等处于领先地位国家的研究成果。这一转变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法国的地理学目前已重新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其次，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融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地理学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学科，它和许多学科都存在有机的联系。经济地理学是较早出现的学科间融合。此后，地理学和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结合或交叉大大扩展了地理学研究的领域和效用。表明这方面成果的有莱维的《政治地理》(1991)、莫尔和罗梅的《空间心理学》(1978)和克拉瓦尔的《空间与权力》(1978)等著作。
再次，研究和视角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过去，法国地理学只注重“中等”范围的空间，如地区或国家的研究。现在，地理学家对所有“尺寸”的空间都发生了兴趣：从微观的个人、某一场地到宏观的全球和整个世界。这方面的著作有布吕耐主编的3卷本《世界地理》(1991)和迪·梅欧的《人，社会，空间》(1991)等。
最后，新的地理学观念正在逐步形成。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理学有能力为解决人类社会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贡献，所以它应该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国当今的地理学研究既涉及到社会结构和各种行为者，如国家、个人、社会团体、企业等，也关系到社会发展动力方面的问题，如延续与断裂的关系、同时性与惯时性、个人和集体表象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综合发展观念、文化和文明等。在这些新观念指导下，法国的地理学已不满足于借鉴和综合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是力图为促进社会发展作出积极和特殊的贡献。这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泰里的《国家和领土战略》(1991)、邦果和里皮埃茨的《获胜的地区，县与网络，经济地理的新范例》(1992)等。
目前，法国地理学界还存在着强调的“空间”和强调“社会”两种倾向的分歧。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地理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越是紧密便越能更好地发挥其空间科学的特长。
五、社会学和民族学
法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很高地位。近30年来，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也取得了累累成果。布尔迪厄、图莱纳、列维-斯特劳斯等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专家的理论和著作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范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关系密切，前者注重人类的当代社会，后者注重人类的原始社会。本世纪初在迪尔凯姆时期还没有分离开，今天，著名社会学和民族学家布尔迪厄正力图把这两个学科再度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知识凌乱无序、层次繁多、抽象程度不等是社会学和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们包括了从最抽象的理论到最具体的描述。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各国的特色不尽相同。与英国的经济主义传统和美国的相对主义倾向相比，法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哲学性强：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大都具备深厚的哲学素质，他们的研究和哲学思辩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二是理论性强：法国学者一向注重解释人类精神、物质和社会方面重大问题的原因，寻求具有普遍性和能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因此，当代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关于结构与事件、持续与变化、不变因素与运动逻辑、社会形态与社会活力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和争论。
社会学在法国有悠久历史传统。社会学这一概念的产生便归功于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末，迪尔凯姆创立了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社会学。1906年，社会学被巴黎大学正式定为由教授讲授的学科。今天，法国的社会学已经成为拥有庞大专业队伍和重要社会影响的学科，而在理论和成果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当数布尔迪厄、布东和图莱纳等人。
布尔迪厄由于其学术成就和世界影响而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认为，社会学家的责任是打破人们对社会运转的错觉。有些看起来十分自然的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和建设的结果。应该帮助人们发现社会现象的实质，使他们加入社会竞争。他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成果就是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竞赛规则”。他指出，社会的透明性往往是虚假的，它实际的竞赛规则只有利于特权阶层。一些人的失败不是由于缺乏能力，而是因为缺少信息和社会关系。他以学校教育为例，指出由于教育内容（文科）属于特权阶层的文化，因而上层社会子弟显得能力强，更容易获得成功。6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许多，涉及到艺术家、天主教徒、医生、法学家、科学家、大学教师、运动员等广泛社会职业和阶层。他同时在方法上提出，为克服特权阶层对这种理论的抵制，应创造一些“技术词汇”，以支持上述论据和保证其科学有效性。例如他在民族学研究中发现，决定婚姻的因素不仅有经济条件，而且还有荣誉、名望、威信等因素，他称之为“文化和象征资本”。他在研究现代社会时进一步提出，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不但可以带来效益，而且能够互相转化和交换：经济资本可供求学，文化资本即文凭可提高社会地位（象征资本），社会地位有助于扩大经济资本……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有《再生产，关于教育制度理论的材料》(1970)、《实践理论提纲》(1972)和《社会学问题》(1980)等。
布东批评布尔迪厄把人只看作社会环境的“文化表现”，他强调人的主动和自觉行动，并从行为合理性的假设出发，提出社会中人的行动并非盲目和无意识，而是表现出对合理性的不断追求，从而促进社会的演变的论点。他以对印度南部农村的研究表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不变的传统社会中一些文化如何在削弱，另一些文化如何在加强：实施灌溉后，甘蔗产量大增。为防止生产过剩，政府制定生产配额制度。农民为了多得配额便提早把地产分割给子女，从而削弱了传统家族中子女对家长的依附关系。另外，由于地产不能分割得过小，无地子女便进城做工，挣钱养家。这也改变了旧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他著有《社会的逻辑，社会学分析引论》(1979)和《如何相信似是而非的思想》(1990)等。
如果说布尔迪厄是对一个稳定社会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进行“同时性”综合研究的话，那么图莱纳的研究则以社会发展过程中“历时性”的发展变化为目标。从60年代起，他着重研究了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他提出，当代社会的特征并不是后现代化，而是后工业化。自启蒙时期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种种动荡和磨难，现代化已不再成为人们的理想，只是科学技术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统治阶级处于垄断的地位，它把自身的利益同社会利益和文化模式混同起来。这种以技术官僚专政为特点的社会结构必然受到部分社会力量的反抗。因此，图莱纳十分强调社会活动分子的作用，他对工人运动、反核运动、奥克语区的地方主义和波兰团结工会等社会运动都进行过考察研究。图莱纳的主要著作有《为了社会学》(1974)、《活动分子的复归，社会学评论》(1984)和《话语与鲜血，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社会》(1988)等。
民族学的发展同样也伴随着不同理论的探索和学术观点的争论。60年代，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和音位学方法的启发下创立的结构人类学理论，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注意。他在批判摩根的单线演变论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应集中注意社会中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并把各种要素结合和对置的关系（即结构）作为分析的基础。他把这种理论用于对亲属关系制度、原始社会的图腾和神话的研究，并提出一套二元关系系统（如《生食与熟食》）以解释各种社会和文化现实。其代表著作为《结构人类学》(1958，1973)和4卷本《神话》(1964-1971)等。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受到了挑战。有人批评它是反历史主义的，并否认人的主观作用，甚至说他回到了卢梭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和人类学家高德利耶等曾以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反驳结构主义的一些论点。高德利耶试图超越列维-斯特劳斯的学说，他在保留结构主义方法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人类心理的普遍性”提出异议。他提出一套新的方法以解释历史变化的结构性原因：社会的功能分为不同等级，一部分功能占主导地位，它们控制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决定着社会的再生产。高德利耶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在辩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都从对方吸取了许多养料。高德利耶的著作有《地平线，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进程》(1973)和《精神与物质、思想、经济、社会》(1984)。
一些研究非洲民族的学者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忽视了人类改变命运的能力，把历史的发展归为永恒的人生。针对非洲大陆面临的新处境，他们把欧洲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经济的影响作为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下，非洲社会再度出现了殖民化时期存在的剥削关系。而非洲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依赖关系在殖民化之前就可以找到一些根源。因此，对前殖民化时期非洲各种族的研究活跃起来，这对于理解非洲国家的起源作出了贡献。
杜蒙的研究横跨社会学和民族学两个学科。他在吸收结构主义的同时对非西方社会特有的综合价值准则，如对印度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探讨，研究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的起源和表现，从古典思想到德意志的唯心主义，从专制现象到民族主义的思想起源。这种比较社会学研究既有对思想史的深入研究，也有对民族学的复杂考证。他的主要著作有《种姓制度及其蕴涵》(1967)、《论个人主义》(1983)和《德国的意志形态……》(1991)等。
埃利梯耶发展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关系的理论，揭示了某些“复杂”和“半复杂”的联姻结构并不建立在关于婚姻的具体规定之上，而是建立了禁止从某些社会单位或亲属关系中选择配偶的做法上：这种以否定方式为特点的择偶规则似乎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埃利梯耶还发现了严格遵守非成文规定的联姻渠道，它以生理不变因素为基础，把性别和血亲标准结合起来。主要著作有《亲属关系》(1981)和《联姻的复杂性》(1991)等。
自80年代以来，在美国和英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取代了以内省认识论对理论原则问题的探讨。法国的社会学和民族学家对重大范例的研究也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形成反实证主义的运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结构主义的传统，相信人类学的目的就在于从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现象背后找到由无意识的规则支配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规律。他们没有放弃对理论的探讨，只是缩小了范围和对象，涉及整个人类的理论问题暂时被放在一旁，地区性的和适用于一定范围的理论提上了研究日程。当前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新特点表现为地区性理论、短期性假设和与相邻学科融合。这些并不意味着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削弱和动摇，而是表明它们在不断反思和探讨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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