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及其对“后发型”国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其对论文,透视论文,发型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企业在与既定社会的互动中，既糅合了现代的管理思想，又继承了日本优秀的传统思想，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活动。尤其在“后发型”国家，现代企业制度的移入既需要以建立“理性化制度”为依托，又需要以“非理性化制度”做保障，否则，企业行为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日本企业正是在与既定社会的互动中，慢慢开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利用，使之发生创造性的转移，并与移入的“理性化制度”相衔接，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为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
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的情况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是依靠社会自发变迁的结晶，而是在已经有了现代企业范例的情况下人为移入的产物。
在步入工业社会以前，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毫无现代企业可言。直到幕府末期，“家”与“村落”仍然是日本“大部分人生活的全部世界”。19世纪中叶，在欧美诸国工业化的强劲足音传到日本以后，这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受到震动，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欧美“有力之大国”的威力。日本政府认为，工业是欧美国家“雄飞的物质基础”。日本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惟一的途径就是发展工业，而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是企业。于是，决意将日本“从过去的封建形态变革为新时代要求的新形态”。日本政府通过“理性化制度”的移入，迅速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制度。
然而，尽管其移入“理性化制度”的速度很快，但是，并没有随之产生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的效益。原因在于：①当时日本企业家不具备欧美企业家那样崇高的社会地位。日本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阶层体制国家”，由来已久的“贱商”意识凝结在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层。②日本企业制度的建立没有经历欧美国家那样一个自然演进的漫长过程。为了加强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企业带着更强烈的逐利目的，无道德的经营、产品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产品弥漫市场。涩泽荣一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只要自己能赚钱就好，管它社会、旁人如何，如果没有社会和法律的制裁，他们甚至就沦于强取豪夺的残酷状态”。③日本企业“理性化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得到“非理性化制度”的支撑。传统的欧美和日本社会都是等级制度发达的社会，但在欧美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度，把个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按契约原则缔结起来的企业组织中，个人不依附于企业本身，企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制度下的平等关系，同时也成为人们新的价值观念。而在日本，企业制度的移入则缺少这种新的价值观念作依托。因此，日本企业内的管理几近野蛮和残酷，如许多企业实行女工制和童工制，不仅工资低，而且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日本企业的这种状况招致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使企业自身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境，也引起了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的警醒。许多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等正是带着提升企业家人格的强烈愿望而投身于实业界。为使企业行为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他们在与既定社会的互动中，慢慢开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利用，并使之发生创造性的转移，与移入的“理性化制度”相衔接，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文化。
二
所谓“企业管理文化”，是人们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观念，一种思维方式，它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日本企业管理文化形成的最大特点在于确立新的“义利观”，使之成为企业管理文化的核心。
在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传统文化中，“义”与“利”一直被置于对立的两极，它严重地制约着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态度，也影响着企业自身的管理行为。于是，日本企业家从“义利观”入手，对传统的“义利观”经历了重新审视和挖掘，进而得出结论，“义”与“利”并非是对立的，以“义”获“利”正是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工商业的关键所在。现代企业不追求不义之利，只求有道之利，并由此提出了“经济与道德合一”的经营理念。这一理念体现在企业管理方面，就是要用“义”来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借以强化“命运共同体”的企业意识。这一理念既糅合了现代管理思想，又继承了日本优秀的传统思想，进而为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道德观念基础，成为企业管理文化的核心，由此衍生出日本管理文化的其它特点。
首先，强调“家内和合”，弱化雇用意识，建立命运共同体。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曾赞扬圣地亚哥一个公司经理的主张，即“本公司的未来是要通过人人成为资本家的办法消灭工人、经理和企业之间的差别”，目的是建立牢固的共同体。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日本企业界有识之士也认为，尽管现代企业实行的是雇用制度，但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道德观、秩序观为企业“提供了全部活动的思想基础”。如果在企业内部过分强调所有者与从业人员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只将工人作为提高收益的工具来使用，而不关注工人的利益，其结果必然造成“企业老板不信任职工，职工不信任老板”的现象。因此，他们认为在企业内部应形成一种“家内和合”的大家庭气氛，把雇用关系转化为一种“亲情”关系。正是在这种经营理念的指导下，日本企业普遍实行“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一般情况下不随意解雇员工。这是企业对员工勤奋工作的承诺，而员工的努力奉献则是对这一承诺的回报。
其次，强调集团功利，弱化个人意识，并将集团功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如上所述，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个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日本则没有进行这样的社会革命，它的等级式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集团的缔结不完全遵循“契约”原则而是带有严重的等级制特点。在日本企业内部，人们仍按一定的资格排列出高低序列，即日本学者所说的“纵式社会”的特征。相对于欧美企业强调个人主义和独创性，日本的企业更强调集团主义，强调对企业的忠诚。由于日本企业制度源于其早期的家庭作坊和简单的家庭手工制，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对家族的“忠诚”。然而，仅仅对家族的“忠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需要，它更需要对企业的职业认同，这样才不至于因家族矛盾而致使企业走向崩溃，而这一前提是对现代国家的认同。因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本企业将这种对家族的“忠诚”转化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如岩崎弥太郎就曾告诫公司的全体员工：“昔日经营是为我家族，今日经营是为我国家效劳。”岩崎弥太郎认为，三菱的使命首先是贡献于国家，家族利益必须服从于此至高无上之目的。他说：“我们从事事业时，除有物质的目的外，还有精神的目的。国家委托于我们生产任务，因而要为国家效劳，为此目的而经营是我们的理想。”
第三，强化勤俭精神，弱化享乐意识，将职业中的劳动提高到一种神圣义务的程度。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的职业观念对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心态的支持。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深受禅宗的影响，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可谓禅寺生活的第一要则。禅宗十分推崇素朴节俭，倡导生产性劳动。日本企业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将职业中的劳动提高到一种神圣义务的程度，把义与利的获得调和起来。认为懒惰、奢侈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危害，于是主张“最低限度的个人消费以及严格履行日常工作义务”。
对于“后发型”国家来说，企业的发展如何把移入的“理性化制度”与固有的“非理性化制度”融合起来，如何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审视、挖掘和利用，以便为“理性化制度”的移入构筑普遍的社会认同的基础，日本在此方面是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
三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本企业管理文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结果如何，有待于时间的检验。不过，正如美国学者贝拉所指出的，在以往的发展中，日本的企业正是在这种企业文化的支持下迅速成长为企业帝国的，以至到今天依然有效地支撑着日本企业的发展。综合起来看，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形成至少具有以下四方面的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确立崭新的义利观念，驱逐了贬损利润的传统观念的梦魇，赢得了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共识，进而确立现代企业在产业社会中的地位。
第二，日本企业家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并使之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衔接，确立了自己成长的社会道德文化基础和适应这种社会文化基础的人格模式。正如韦伯指出的那样，现代企业家必须具有“非常鲜明和高度发达的伦理品质”，同时还要有“精明而大胆，尤其是自制而可靠、明智且富于完全献身事业的精神”。日本学者万成博也说，在企业家的资格中，“比个人能力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值得信赖’”。日本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努力塑造了工业社会企业家的理想人格，给企业家带来了尊严，使其能够深深扎根于这种哺育它并确保能顺利成长的文化氛围的土壤中，进而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第三，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实现了“理性化制度”和“非理性化制度”的优势互补，提高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效能，推动了日本企业的成长。①通过强调“家内和合”与弱化雇用意识，使经营者与员工之间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共识，进而使员工形成了对企业的责任感，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②通过强调集团功利，弱化个人意识，并将集团功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对工业社会的兴起具有重大意义，也使企业行为赢得了政府的鼎力支持。③通过强化勤俭精神和弱化享乐意识，有助于产生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和经济行为的高强度化，树立企业信用，以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
第四，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极大丰富了企业管理科学的内涵。在许多“后发型”国家，把移入的“理性化制度”与传统的“非理性制度”常常置于对立的两极：对“舶来品”或者是抗拒，或者是简单模仿；对传统文化资源或者是固守，或者是否定，致使“理性化制度”的效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日本成功范例表明，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适应、转换和互补。在“资本的逻辑”上是可以构筑“道德的逻辑”的。同时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实践也使欧美企业看到了东方国家企业管理文化的特色，这对进一步丰富管理科学的内涵具有重大的意义，如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就充分肯定了日本企业管理文化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形成过程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在建立一种企业管理文化模式时，应顾及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性信念，必须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进行有效挖掘、把握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