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法国论文,踪迹论文,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法国思想界盛行的是种种人本（人道）主义思潮，即人格主义、价值哲学、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潮，其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最为活跃。按照后结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的看法，它们源自于当代思想家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师的作品的人类学读解。（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115～116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6。）结构主义作为存在主义的对立面出现。针对存在主义的主体、意识、个体、存在、本质、历史性等概念，结构主义借助语言学（主要是结构语言学）的成果，提出了主体离心化、无意识、结构、意指、模式、共时性等概念。存在主义的生存领会关心的是个体及其主观性，而结构主义的结构分析关注的是结构和客观性。在60年代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哲学家、文化思想史家福柯，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文学理论家、符号学家巴尔特等人，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发表了许多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很快就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好景不长，正当它在法国占据学术思想舞台，并向世界范围扩大影响之时，其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进而产生了分化，导致了后结构主义的产生。
结构主义的分化源自于其内部的保守和激进两种倾向的斗争。在60年代中后期，一部分结构主义者继续肩负结构分析的“科学使命”，他们维护列维－斯特劳斯依据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静态地分析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努力，以二元对立结构阐释文学和艺术，仍然致力于建设结构主义诗学或叙事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文学理论家格雷马、布雷蒙、托多洛夫等人，他们被称为“真正的结构派”。（参见楚尔加诺姓等：《当代国外文艺学》，中文1版，16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与此同时，德里达、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福柯、拉康等人开始对列维－斯特劳斯表示不满，把他看作保守派，看作西方逻各斯中心论的最后堡垒。这批人放弃了他们原先追求的科学目标，走向了更具批判性，同时也更具游戏色彩的后结构主义。
通常，人们把德里达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的报告看作是后结构主义诞生的标志。事实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应该是德里达于1967年发表的三部引起强烈反响之作，即《书写与差异》、《论书写学》、《声音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大多是他以前发表的文章的汇编或改写）。这三部力作是对结构主义科学理想的实质性的突破，它们将理论阐述和文本阅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福柯的《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话语的秩序》(1971)对于非连续性或断裂的关注、对于话语的自主性与自足性的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德里达的上述著作一道为后结构主义确立了理论基础。巴尔特的《作者之死》(1968)、《S/Z》(1970)、《从作品到文本》(1971)、《文本的愉悦》(1973)等著作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之继续和发挥。德里达本人于1972年发表的《哲学的边缘》、《播撒》、《立场》，以及后来发表的《丧钟》(1974)、《马刺》(1976)、《有限公司》(1977)、《绘画中的真理》(1978)、《明信片》(1980)、《符号海绵》(1984)等著作越来越淡化理论，明显地走向了文本拼贴（嫁接）和文字游戏。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以及《性史》各卷都有明显的重局部分析，把话语权的排斥性与生产性相结合的特点，越来越强调话语增殖。由于如上作品在学术界的强烈反响，结构主义的领地逐渐被蚕食，一个后结构主义时代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当此之时，许多结构主义的追随者改宗后结构主义。例如美国文学理论界本想引进结构主义，由于情势变化，引进的主要是后结构主义，或者把后结构主义作为结构主义引进。
然而，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很少有人公开地把自己看作是结构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者，有些人甚至同时拒绝两种称号（比如福柯）。这表明在两者之间划界是十分困难的。应该说，明确区分两者是后来的事情。前苏联学者加林斯卡娅写道：“后结构主义产生的准确年月无从判定，因为这一流派是在文艺结构主义的范围内萌发的，它既是结构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的最初一些论著基本上都是在结构派的书刊中发表的。”（同上书，第223页。）这种情况使得两者间的界限十分模糊，经常出现将两者混淆的情况。显然，我们无法脱离结构主义来理解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进行了批评，但同时又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它是结构主义自我反思的一个环节。许多学者都提出，不知道结构主义者巴尔特，就无法理解后结构主义的巴尔特。这一看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其他代表人物头上。比如德里达，他早期也是在结构主义框架内工作的，然而学术界较少关注其早期努力，更多地看重他后来的批判性倾向。实际上这种批判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清算。我们也不应该离开具体代表人物来对后结构主义进行总体上的界说。有人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情形也大致一样。后结构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与德里达开启的解构理论差不多是同义词，在通常情况下则指德里达和后期巴尔特的工作，不太确定地也把福柯和拉康的工作包括在内。它是一种后索绪尔主义。（参见利斯、沃格：《现代文学理论读本》，英文版，109页，伦敦，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社，1992。）的确，它在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那里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看法是，最多只能从每一个后结构主义者那里看到“家族相似”，而不可能对其作出“完整概括”。
后结构主义指的是一系列以结构主义为前提，但偏离其许多重要特征的工作。后结构主义更激进地批判了正统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而曾经作为革命形象的结构主义也被归入到这一正统之列。作为一种“反索绪尔主义”，它仍然关注语言学方法，但它采取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策略。在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中，不是强调所指的优先性，而是更加关注能指方面，进而玩弄文学游戏；在对文本的处理上，不再关注静态结构，而是着眼于文本的能产性，并因此由规范描述转向文本开放。总之，尽管我们可以说结构主义生育了后结构主义，甚至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仅仅是结构主义含义的全面展开，但十分明显的是，后结构主义力图贬抑结构主义的科学抱负的重要性，它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科学的“结构”观念。当然，不同的后结构主义者是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突破的。一般而言，拉康前后期较难区分，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处于“结构”与“解构”的张力中，德里达的整个解构理论和巴尔特后期的结构消融论则断然地抛弃了“结构”的观念。
二、解构文本的世界
结构主义发现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具有优势地位：由于语言行为大多发生在无意识层次，由于语言在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使得语言成为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语言学因此具有科学性，而语言学的这种科学性对其他人文科学很有教益。正像美国学者卡勒所说，“语言学并不仅仅是激发灵感的动力和源泉，而是一种将结构主义原本各行其是的种种设想统一起来的方法论的模式”。（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文1版，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人文科学家根据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自己所属的学科进行重组，而且透过语言学方法的借鉴，可以发现各学科间的共同性。然而，语言学之所以具有方法论意义，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文化现象本身的特质决定的。结构主义者认为，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些由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所构成的系统，但是这些系统不是自然的关系系统，而是各种表象系统，因此是具有符号性质的系统，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静态的结构分析。所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关注的是土著部落的亲属称谓关系，拉康关注的是所谓的说话主体，巴尔特要建构所谓的符号学，福柯则专注于话语、话语的自足及其非连续转换。
后结构主义是结构语言学模式的极端发挥。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写道：“不管怎样去考虑这一话题，语言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众多问题中的一种。但它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达到如此地渗透到最多样的研究和最异质的话语（在其意图、方法和意识形态上是多样的和异质的）的普遍水平。”（德里达：《论文字学》，英文版，6页，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他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语言一词的贬值，表明符号本身的通胀，表明语言能指的无限增加的游戏。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巴尔特不再研究符号学，而是提出了所谓的符号分裂学，以追求“文本的愉悦”、“结构的消融”和“话语的片断化”的语言游戏取代了诗学或叙事学的严肃使命。福柯在后来的研究中关注的是话语霸权与话语的增殖，通过对理性话语的系谱学分析，福柯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揭示了理性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分化的表现，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将语言学革命推向极至的还是德里达：他否定索绪尔有关语言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共时态与历时态相对立的立场，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静态结构的存在；改变索绪尔重声音轻文字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逻各斯中心论”，进而提出所谓“声音之死”与“文字之兴”；对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的任意性原则加以无穷发挥，完全否定了所指较之于能指的优先性，并因此走向纯粹的能指游戏。显然，德里达不仅认可了语言的贬值，而且大大提高了通胀的指数。
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倾向使它不大关注理论建构。尽管有人说解构主义在本性上主要是理论的，并声称它大获成功“表明理论的胜利或理论在批评界提高了地位”，我还是赞成解构主义的抑制者J·M·艾利斯在《驳解构主义》一书中的看法，即解构主义从来没有什么连贯的理论，“它的主要论题在其本性中一以贯之地是反理论的”。如果硬要说后结构主义有什么“理论兴趣”的话，也只能说它提出了一种“抵制理论”的理论（美国解构主义者德·曼写有《抵制理论》一文）。难怪人们受到感染的是德里达的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具体解构操作，接受的是福柯对各知识领域的“微观物理学分析”和局部策略，欢迎的是巴尔特的变色龙性格的散漫的“恋人絮语”。后结构主义抗拒系统的理论，常常陷入细节和碎片阅读之中，各部代表作之间仿佛没有什么关联，各展其独特的魅力。解构没有尽头，没有最后的凝聚点，因此不存在什么“解构理论”。
后结构主义者面对的是“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它不像结构主义那样以理论框架存在，然后将之运用于具体批评。相反，它根据具体文本进行具体阅读，进行细读。这种阅读旨在表明，对于一个文本，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可以读出多重含义。在此，这种阅读并不对“原文”说三道四，既不褒扬也不贬低，而是对它进行改写(Rewriting)，阅读活动实际上是读和写的“双重活动”，“读就是写”。文本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空间，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全面开放的。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阅读中的嫁接(Grafting)方式。解构阅读是一种“增殖”、“增添”，但它更是文本自身解构造成的意义播撒(Disseminaion Of Meaning)。解构批评家常常将“阅读”和“床”（阅读的第三人称形式和床在法文中都为lit）联系在一起，而将笔(Pen)与男性生殖器(Pennis)联系在一起，因此阅读中的增殖是不难想象的。巴尔特区分了所谓的“可读的文本”和“可写的文本”，前者是通常意义上的愉悦的对象，意味着阅读的宁静和充实，意味着对意义的把握；而后者是所谓的极乐的对象，意指理解的断裂和危机，意指意义的不确定性。德里达在传统阅读和解构阅读间进行了区分，前者以意义的确定性为目标，后者则沉湎于字词游戏中。德里达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前者，把它作为解构运作的一个环节，但最终要求的是解构性的（批评性）的阅读，也即阅读的游戏。
“读写一致”或“阅读即改写”在对文本的盲点或边缘因素的处置中显示出来，这是一种所谓的内部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说，为了破除结构主义这一形而上学的最后堡垒，必须先寄居其间，从其内部找到缺口。德里达这样写道：“解构运作并不从外部摧毁结构，外部摧毁是不可能的，无效的，也不可能攻克准确目标，除非居于这些结构之内。”（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4页。）这一策略主要在概念的使用中体现出来。后结构主义所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从结构主义和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的（它也独创了一些概念，如Différance）。它对这些传统概念是心存戒意的，它似乎要弃绝传统概念。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它又发现，这些概念是不可少的，只有运用它们才能够动授它们自己所属的传统。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小心谨慎。德里达写道：“用原先熟悉的概念，但要警惕之，以免回到要解构的原先状态中去。”（同上书，第24页。）在后结构主义的用法中，这些概念既包含有传统的东西，又包含有新的因素。但一定要注意两者的不同，否则就看不出其变革和革命性。为了让人们明确，最好给这些概念打上一个“×”。这是德里达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手法，意指把一个词写下来又划掉(Under Erasure)，借以表明，该词是必要的，却不充分，从而只是暂时借用之。但是，这个写下来又划掉的词显然表明传统的形而上学仍然在产生影响，后者作为痕迹(Trace)始终在产生作用。这种手法既不完全接受该概念的内蕴及其体现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完全拒绝之，因此是一种纯粹的能指游戏。这意味着不是把能指作为开启通向真理之途的钥匙，而是用作为文本编织与修补的工具。
三、拒斥形而上学
后结构主义以游戏的姿态抗拒形而上学，主张突破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索绪尔的语言学是由一系列二元对立（语言与言语、内部与外部、声音与文字、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等）构成的，结构主义者普遍地采取这一分析模式。卡勒指出：“其实，结构主义分析中的关系极其简单：二元对立。语言学模式……鼓励结构主义者采取二元式的思维，在所研究的各种素材中寻求功能性的对立形式”。（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第37页。）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神话和亲属称谓关系的分析包含着生与熟、湿与干、鲜与腐等经验性对立，而它们只不过是自然与文化这一根本对立的具体表现形式。巴尔特的符号学完全参照了语言学的这一元对立模式，尽管他对此不无疑虑。按他的看法，二元选择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并非完全如此。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二元对立模式非常有用，适合于对任何文化现象进行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方式过于简单化，带有明显的任意性。他们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用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是有问题的，并据此把他看作是形而上学的最后堡垒。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承认，他将这一对立看作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种事先假定，而不是分析的结果。在读解他的作品时，德里达用“乱伦禁忌”融自然与文化于一体来消解这一僵硬的二元对立。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界定，人身上的一切普遍性的东西与自然秩序联系在一起，而服从于某种规范的东西则是文化的。然而我们无法泾渭分明地说“乱伦禁忌”属于自然还是文化范畴，因为“它构成一种规则，但在整个社会规则中，唯有这一规则拥有普遍性特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英文版，283页，伦敦，Routledge andKegan-Paul Press,1978。）这就导致了解构。
后结构主义进而主张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按许多人的理解，后结构主义倾向于消解和破坏，它反对传统，妄图颠覆之。但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并不那么具有破坏性，它事实上是承认传统的，但它要按照一种新的的逻辑来重新组织之。它把传统的二值对立之间的笔直的界线加以松动，让其错位或脱臼，从而倾斜起来，于是就避免了两极之间的正面冲突。后结构主义并不认为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它主张存在的是两极之间的运动。在概念游戏中，各种对立因素都活跃起来，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因素之中。因此，在描述“解构”的特征时，应当避免采用所谓的"Anti-"式描述方式，诸如反逻各斯中心论(Anti-Logocentrism)之类。最好用诸如过渡（度）这样的一些词汇，既表明了内部转化和渐进（过渡），又表明了其超越性和飞跃（过度）。后结构主义者占有的是开放的空间，拥有的是开放的逻辑。它对一切文本都做出“跳跃性的处理”，它主张怎么都行，它并不要求“思想和表达的连贯性”。
后结构主义抗拒形而上学的重要主张是“哲学终结论”。它继续结构主义开始的跨学科立场，强调文本间性和学科界线的消失，一个重要后果是哲学从中心地位偏离。由于它是一种阅读方式，它针对的对象间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它针对只是文本。文本在此具有广泛的含义。一般而言，文本指按语言规则结合而成的语句组合体，可以短至一句话，长至一本书；语句组合体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也叫文本。在后结构主义这里，强调的是文本自动的“能产性”。文本的外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后结构主义本来就面对着不同的学科，例如德里达针对的主要是哲学文本、文学文本，巴尔特针对的主要是文学文本，拉康针对的主要是精神分析学文本，福柯则针对着多种学科的文本。这些文本的共同点在于其语言性，解构阅读并不针对内容，而是针对其语言特点。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消解传统的“主观单位”观念，而代之以话语单位，否定了严格的学科区分，强调了学科界线的消失。
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界线尤其受到指责。在传统意义上，哲学是真理的化身，而真理是无蔽的。哲学要求清楚明白，哲学文本不应该包含隐喻，只应该有理智直观和逻辑推理。即使其间出现隐喻，也只是偶然现象，是通向真理进程中的曲折和弯路。许多思想家都探讨过隐喻问题，然而都将它归入文学和诗歌范畴，它属于诗学和修辞学探讨的对象。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哲学王以理性和智慧治国，诗人是没有地位的。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在抗拒隐喻的侵蚀，实际上就是在维护哲学对于文学的优势地位。简言之，哲学与逻各斯、真理联系在一起，文学与修辞、情感联系在一起，哲学就是真理，文学为真理服务，哲学主宰和指导文学，文学俯首听命。在后结构主义批评家那里，哲学已经失去了这种尊位。它并不高高在上，它与文学拥有共同的领地，它和文学一样是隐喻性的，它们都被包含在隐喻之中。而且，两者是可以相互嫁接的，可以用哲学说明文学，也可以用文学说明哲学。这样一来，哲学就被文学拉平了。德里达的《丧钟》是将哲学与文学嫁接在一起的经典之作，通过将黑格尔和文学家日奈并置，在游戏性的阅读中，使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线模糊了。
德里达对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大师的哲学文本的解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改写。在这一改写活动中，通过对这些文本中的一些隐喻的无限夸张的演绎，他破坏了哲学的纯洁，消解了哲学的目标。德里达在《白色神话学：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一文中，详尽地探讨了隐喻在哲学中的地位，在《柏拉图的药店》中则借一个隐喻对柏拉图文本进行了具体解构。在他看来，隐喻一直活跃在哲学传统之中，理性主义者力图以逻各斯和理性来消除隐喻及其不确定性，但理性主义自身就建立在一个隐喻即柏拉图的“日喻”之上：理性就是太阳，太阳神阿波罗是理性的象征。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的整个努力就是要用这一最大的隐喻来消除隐喻。在这种读解中，德里达并不是要用非理性来替代理性，而是力图表明，西方文化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复杂的，从而动摇了逻各斯（理性）中心论，并宣布了以逻各斯中心论为特征的西方哲学的终结。
四、主体离心化
主体离心化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共同的主题。索普在其《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中写道：反人本主义的主线“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经过拉康和福柯的工作，发展到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极端的反主体主义”。索普强调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这一方面的共同性。这一看法大体上是对的，唯一的遗憾是未将巴尔特列入这一主线，而巴尔特关于“作者死了”的观点在学术界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应该注意的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主体问题上还是有别的，前者借作者之死来突出结构和意义的确定性，后者因作者之死而演示文本意义的播撒。
法国学术界的这一主体离心化浪潮是由列维－斯特劳斯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语言学方法而掀起的。按照福柯的看法，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新动向是主体离心化的重要环节，这实际上突出了索绪尔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按他的看法，语言和人不可能同时占据思想文化舞台，它们彼此对立，一进一退，现在恰是语言居于支配地位的时期，主体因此从中心偏离。列斯－斯特劳斯针对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存在第一性”、“人学辩证法”、“历史人本学”等观点，在自己的《野性的思维》中明确提出：“我相信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分解人。”列氏的结构人类学的这种“野性”思维与各位先哲（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洛德格尔等）那里已经包含的主体离心化倾向的结合，开启了法国哲学中的强大的“主体死了”的浪潮。
福柯对多种学科领域中的主体问题进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最为重要。他将这些学科中以主体为出发点的各种方法统称为现象学方法，认为它赋予了先验主体或纯粹意识以优先性。他的考古学指向话语的无意识层次，旨在揭示人们在无意识中是如何运用话话规则来构成知识的，明显地扬弃了主体的优先地位。由于话语的结合与分化是在无意识中受制于话语规则的，是不以人的个别意志为转移的，考古学方法成为主体的坟墓。福柯的分析表明，主体并不是一种统治性的、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或者是通过受支配的实践，或者是通过自由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它是规则、风格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参见福柯：《政治学、哲学与文化论集》，英文版，50-51页，伦敦，Routledge Press,1990。）福柯进而指出，人是通过三种对象化模式而被构造成主体的：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成为分化的实践的对象、成为伦理实践的对象，分别被构造成为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参见德雷弗斯、拉比罗：《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英文版，208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这些不同类型的主体都不过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们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福柯研究主体问题，就是要探讨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医学、精神病学、经济学、生物学、伦理学、犯罪学等学科在使人成为它们的研究、规训和关怀的对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简言之，它们是如何构造主体的。
主体只是一种功能，这一观点在文学研究中为许多人所发挥。在福柯看来，我们时代的写作已经摆脱了表达的必要性，它是不及物的，“文学越来越与关于观念的话语分离开来，把自己密封在一种根本的不及物中”。（福柯：《词与物》，英文版，300页，纽约，Vintage Books,1973。）纯粹写作表明，作为主体的作者消失了，“写作的根本基础不是与写作行为相关的升华的情感，也不是将某个主体嵌入语言，相反，它主要涉及到创造一片空地，在此写作主体无穷尽地消失”。（福柯：《语言、反记忆、实践》，英文版，116页，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结果，作者只不过是话语的一种功能，福柯在有关论述中也就有了“作者——功能”这一术语。巴尔特的写作观与此非常接近，他因为提出“作者死了”而名声大噪。在其“零度写作”观中，写作是一个中性的、复合的空间，在此，主体溜走了，个性消失了，文本成为各种引文拼贴的场所，表现出众声喧哗或多音齐鸣。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同样将主体看作是一种功能。拉康以他者和无意识的重要性来消解传统的理性主体的中心地位，极力反对任何来源于“我思”的哲学。主体就是那个受无意识支配而喋喋不休地说话的人，它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我思或理性主体，它是儿童在其发展的奥狄浦斯阶段通过与语言的认同而形成的说话主体。语言是规则、制度和法的象征，这表明主体是社会的一种构造。拉格兰－苏利文在《拉康与精神分析哲学》一书中评论拉康的说话主体理论时说：“主体是一个中性的自动玩偶，口中说着所处文化中的陈词滥调和传统规则。”
德里达的主体观与上述观点大不相同，明显地具有游戏化倾向。他的有关思想是在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基础上进行的综合和超越。按照他的看法，这两种倾向都源自于对黑格尔、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片面阅读，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各自强调了对立的一极。前者过分关注人的自主性，后者过分迷恋结构的客观性；前者主张人是目的(Man is the end)，后者叫嚷人已经死了(Man is end)。德里达透过解构的游戏，使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之间的静态的对立松动并走向消失。他在"Theends of man"一文中玩弄end的双重含义（目的、目标，死亡、终结），发现在黑格尔等大师那里，这双重含义是并存的，由此表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是可以相通的。
在德里达的分析中，列维－斯特劳斯反对的只是旧人本主义，与此同时仍然怀有某种期待，希望从人科学中“寻找到一种人本主义的灵感”。（参见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292页。）按他的说法，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只不过是期望以一种“更好的”人本主义取代“天真的”人本主义而已。与此同时，他认为萨特等人对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人类学读解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海德格尔明确地否定萨特对他的人本主义读解。德里达指出，从其《存在与时间》开始，海德格尔的摧毁形而上学或传统本体论的努力就一直是针对着人本主义的。（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第118页。）由于德里达消除了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在人学问题上的对立，在他的文本中出现的是具有流浪汉形象的主体，人始终漂移在end的双重含义之间。我们当然可以喋喋不休地问：我们究竟是谁？但答案始终暧昧不明。事实上，这个“是”是有问题的。德里达在问题中没有用系动词to be(Butwho,we?)。显然，德里达不再有形而上学关怀，他沉湎于解构游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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