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中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地理学家，自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研究地理问题，并经过他们的努力，形成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并成为了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之一，在国际地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由于众多的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理论和观点，有可能并没有真正全面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些还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和观点，考察它们对西方地理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无论是对于我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历史背景
一般认为，将马克思主义大量地运用于地理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50年代的法国，主要是由那里的一些共产党员地理学家所组成，形成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但是，后来由于苏联批判斯大林，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使法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政治舞台上失势，从而致使这一地理流派逐渐消沉。60年代末震惊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风暴使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美国得到复兴，即所谓的“激进地理学运动”，并在70年代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地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地理学家（R·Peet），法国著名地理学家Y·拉科斯特（Y·Lacoste）和英国著名地理学家D·哈维（Darvey）等。他们在许多地理学问题上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是：哈维的“论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宣言”，[①]《社会公正与城市》，[②]《资本的局限》；[③]皮特的“空间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④]以及拉科斯特的《地理学，首先用于战争》[⑤]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于196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正式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杂志名为Antipcle（中译名为《激进地理学》），由R·皮特任主编。1974年在加拿大成立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Socialist Geographers），现在该学会已经具有国际会员籍，并经常举行区域性会议和世界性年会，同时出版会议通讯。
美国各大学习惯性的普遍反左气氛使得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中心后来由美国转向了欧洲。[⑥]欧洲知识界更为久远的历史传统以及对一般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认同的方式。70年代和80年代，在英国能够存在大量的激进派地理学的论著就是证明。如安德森（J·Anderson）的“地理学中的意识形态”[⑦]，“关于地理学的唯物主义概念”，伯吉斯（R·Bargess）的《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⑧]，格雷戈里（D·Gregory）的《意识形态、科学和人文地理学》[⑨]，马西和米根（D·Meegan）的《对失业的分析》，[⑩]，以及塞耶（R.A.Sayer）”地理学中人与自然的认识论和概念”[(11)]等。虽然这些论著所用的思想和方法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这些著作中都“延续了地理学实践领域中批判式的欧洲传统，”[（⑥P71）]这种批判式的欧洲传统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创造了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马克思主义主义地理学派在西方能够不断地发展和状大。
二、批判与重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地理学，其目的不在于创立一门称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学科，而是从一种新的视角更加深入地考察地理现象，在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中全面重建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下把地理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质学、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纲领在最宽广的意义上是个批判的纲领，其目的不仅在于了解世界和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批判和改造世界。
皮特指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作为“对现有学科（即地理学）的否定性的反作用”中发展起来的[(12)]，是一种批判理论。他们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现代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即60年代占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的实征主义意识形态上。这种批判力图揭示实征主义中立的遮羞布，揭露潜伏在其内的各种隐蔽假设和阶级偏见，把实证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管理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对西方许多地理教科书中所传播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民族优越感和无掩饰的政治偏见进行评击和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看来，资本主义时代的地理思想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内容。“地理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体现政治，就象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从事地理实践一样。”[（(12)P280）]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坦白地承认这种关系，承认他们的党派性，并谋求加强其间的联系，而不是隐瞒它。哈维在1984年他那篇称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纲领性文献”论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宣言“（后称宣言）中指出：[（①P26—27）]地理学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形态和社会需要的变迁密切相关。地理知识的作用、功能和结构总是随着时代而变化，地理学的实践根植于社会历史，要认识地理学科的历史就不能脱离社会历史。一切社会、一切阶级、一切社会集团都掌握着某种独特的地理知识，某种关于他们的国土、关于他们国土的使用价值的空间形态，关于他们本身的行为的知识。在历史上，希腊、罗马、伊斯兰和中国等贸易帝国都产生过他们所知世界的精致的地理学，这些地理学典型地反映了商品的流动、人口的迁移、征服的路线以及帝国政权的更迭。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希腊和罗马继承下来的，或从中国和伊斯兰吸收过来的所有上述地理学传统都按照欧洲的社会现实来借用和改造。商品交换、殖民征服和殖民地成为最初的基础；资本和劳动的地理迁移变成了当时地理研究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地理学知识构架的建立。接着，哈维从6个方面具体论述了西方地理学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地理学家B.赫德森（B.Hodson）指出：“这个时期（指1870—1918年，作者注）地理学得到有力的促进，其目的若不是主要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服务于帝国主义各方面的利益，包括领土的占领、经济的剥夺、军事侵略以及进行阶级和种族统治。”[(13)]到了20世纪，这种关系仍然存在，不过所采用的语言（如发展援助、贸易平衡）比过去通常所用的语言（如白人的负担）更加巧妙而已。赫德森向道：“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特殊贸易的流动到底哪方增值？这些问题都极少被人提出。在饱经了本世纪20年代的经济停滞之后，地理学现在的作用是使现状的维持合法化，协助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区域的势力范围进行划定，以及用布劳特的话来说，“对娃娃们撒谎”。[(14)]本世纪80年代的技术应用与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也许无可比拟地要复杂、精细和先进得多，但是“就地理学知识这一特别的构成单元在意识形态上却仍然保留着它相同的功用。”[（⑥P60）]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历史所进行的大量分析、批判，其目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下全面重建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用一种整体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范式去理解各种地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这就正如地理学家R.李（R.Lee）所评论的那样，地理学家目前需要”一种真正的跨学科的方法去分析物质生活的社会产物，在这种物质生活中，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是不能分开的，它们只能被重新组合，重新构造成一种连贯的系统，以透过表面的现象去揭示整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真正关系”。[①⑤]关于这一点哈维多次指出，[（② ③ (16) (17) (18)）]地理学的概念必须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非学科式的”和“元科学式的”。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要超越其原有的地理学的那一套特殊范式，这种范式有人称之为“地理学的认识论空间”。他们认为，这就如同马克思看到有必要超越19世纪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和戴维·理嘉图（D·Rcardo）的政治经济学一样。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之所以提出要超越地理学原有的认识论空间，这主要是基于对地理学现状的分析。哈维指出：自本世纪以来，地理学家力图把他们在长期的多样化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综合成一门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理论性学科，但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这主要是由于地理学家们缺乏一种正确的哲学方法来进行这种综合。现代地理学日趋分化，地理学家企图以其更为狭窄的专业来挽救地理学的危机。然而，地理学家们越是在这个方向上取得成功，就越是促进了地理学科的解体，更加深了地理学内部的危机；地理学失去了他们作为知识的空间方面综合者而存在的理由。由于缺乏科学特性，科学的地理学就不能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显赫的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它的生存就越来越依赖于培养非常专门的技术或为强大的特权阶层生产其感兴趣的专门知识。“宽宏大量的政府、公司和军事机构提供了一系列槽口，地理学者们可以方便地爬进去”。[（①P27）]。这样，地理学面临着被其它同性质的分析性学科“吃掉”或屈服于强大的特权阶层利益和兴趣的全面威胁。
长期以来，地理学家们面对着这种威胁试图创造各种解毒药来医治地理学的疾病。一些新派的地理学家（即实证主义地理学家）曾试图把地理学研究提高到某种通用的知识水平上，试图创造一种超越任何世俗的特别利益影响的实证学科。这种努力虽然为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并没有获得成功。70年代实证主义地理学由于受到广泛的批判而衰败已经历史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而老派的地理学家，他们因守着地理学的传统——综合研究、全球研究、区域独特性研究等等，但由于他们拒绝接受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就，致使他们的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而显得平庸浅薄软弱无力。
在实证主义地理学的衰败和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传统地理学的浅薄和平庸之间，一些富于批判精神的地理学家看到了一条超越原有地理学的认识论空间使地理学恢复元气而成为一门理论学科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1974年，哈维在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上发表文章：“什么样的地理学服务于什么样的公共政策”。[(19)]文章认为，对地理学家来说，为英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作贡献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为英国政府而工作，地理学家的这种工作是在公正无私的科学名义下进行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政府却是为民族利益而工作。哈维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仅仅来自于这种民族利益的话，那么我们就几乎接受了法西斯意识”。[（19）]然而，地理学家的道德职责就是要抑制这种法西斯倾向，以关心个人的人文主义思想来面对政府。10年之后，哈维再次直接地回到了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人民的地理学”这一强有力的宣言[（①）]，以此来与“将军、政治家和集团寡头的地理学”相区别，后者是一种被不平等所撕裂的充满地缘政治倾向的人文景观的地理学。
哈维指出：我们所创造的地理学必须是一种人民的地理学，它不是建立在道貌岸然的一般性、理想和良好的愿望的基础上，而是一种更为实用的事业。它反映尘世的利益和要求，它正视各种意识形态和成见并揭示它们的真相，它忠实地反映20世纪变动的社会景观和自然景观中由竞争和合作构成的复杂编织物，把世界当作真实的（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来说明、分析和认识，用社会再生产这个强有力的冲突过程来解释人类的愿望与恐惧的物质形态。
“这样一种人民的地理学必须具备大众的基础，必须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把其主根深深地扎在大众觉悟的源泉里。但它也必须开放交流渠道，削弱地方主义的世界观，正视甚至破坏统治阶级或政府的权力。它必须冲破各种障碍。为此，哈维从5个方面明确地规定了当代地理学的任务：①建立一种大众的地理学，这种地理学摆脱偏见但要反映真实的冲突和矛盾，还要为交流和认识打开新的渠道；②创立一种人民的应用地理学，不专注于狭隘的、强权阶层的特别利益，而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概念；③接受科学诚实性和非中立性这双重的方法论原则；④把理论的敏感性结合进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普遍社会理论中；⑤寻找一个用历史——地理术语看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方案[（①P31）]。
哈维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地理学家的集体努力建立起地理学家自己的地理学。但是，我们必须“考虑由实际存在的地理条件和已经完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强加的沉重局限性。”即使这样，“我们必须确定一个重要的导向性的眼光，即探究物质必然性以外的自由王国，开避创建社会新形式的道路。在这种新的社会中，人们能够自由地思想并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由此创建我们自己的地理学。[（①P31）]
三、试予评说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并不受到普遍的鼓励，而常常在许多大学的地理系受到歧视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在西方并不受到欢迎，其主要原因是他们的革命目标、公然的政治意向以及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威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从而拒绝赞同甚至拒绝接受资产阶级观点的合法性，并将地理学的变革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也许因为如此，西方地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派的评价大多是批判、攻击和责难。他们认为，“地理学家不应该介于道德和政治争端，他们应该闭门潜心于职业，潜心于地理学家所共给、共享的地理学。”[(20)]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从“靴底中来的地理学”，是“理想主义的乌托邦”。[(21)]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尽管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和责难，但根据我们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地理学文献的初步统计，在西方加入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地理学家仍不断增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准备接受革命的结论，但许多地理学家已经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地理学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分析和批判，对地理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地理学发展的走向。
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批判，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认同，我们都不能采取一种盲目的简单方式，而必须是基于对当代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分析。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地理学研究的意义，由于篇幅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不作更多的展开和论述，下面我们引用一位西方地理学家的评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因此，可用来作为本文的结语。评论指出：“和其它科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不断发展，其中有些领域还未充分地开发出来，还有许多领域有待于发掘和检验；对形式、功能、关键点以及某些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出现和消失并与此联系在一起的一切似乎不可见的关系网络，对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不同发展因素仅还只是一种非常不全面的理解，虽然生产方式之内的经济实践在近百年来得到了相当系统的分析，但是其它方面的实践，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还只是在近25年来才得到人们认真的考察。一旦这种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便有可能发现各种网络、关系等方面的类型和机制。然而，自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等之间的分类成为了一种累赘和障碍，必须超越这些障碍”。[（⑥P77—78）]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累赘和障碍不仅仅是来自于分类学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自19世纪以来在地理学内部形成的一种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所提出的“超越地理学的认识论空间”其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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