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新宇与学者的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命论文,新宇论文,学者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以科技理性为依托的当代工业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还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力量的话，那么本世纪下半叶始，随着环境、生态、能源、资源等问题的全面引发，则凸显了其消极、否定的一面。而当代工业文明正是在这正、反两种力量的胶着、对抗中艰难地前行着。不过，这两种力量的对比终究是有一个平衡的支点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文明就进入了一个准静止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境地也许就是国外所说的“增长的极限”与“科学的终结”的真实背景，而它同时也提供了我们这个文明所无法逾越的一种限度。
当然，一个文明有了限度，并不表明这个文明就因此而消亡，相反，从它自身来看，它似乎一直在积极运营着，但从历史的全程上来看，它却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循环。这一点，在我们经历过的农业文明，尤其是古中国的历史，便看得很清楚。现在，既然我们的工业文明也开始触及到了这个限度，如果它不想在这个无谓的循环中耗尽自己的活力的话，那么就涉及到一个越限的问题，而这只有在一个更高层次的文明中才可能解决。于是，创造一个新文明，建设人类新家园，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界最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从世界范围上来看，对这个挑战的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如贝尔的“后工业文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文明”以及梅棹忠夫的“信息社会的文明”就是其典型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一股蓬勃创新的势头，其中衍化出来的多种思路，对我们建构新世纪文明，不无参考价值。
一种思路便是从信息社会文明到知识经济文明。这种观点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有其相关的主导产业，农业文明是农耕、畜牧，工业文明是机器工业生产，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信息产业则飙升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因此，未来的新世纪文明理应是信息社会文明。但是主张这种文明有一个不小的缺憾，即它在一定意义上回避了环境、生态等当代文明的现实性危机，不仅如此，作为工业文明的一种深化，它自身还带来了新的危机，如计算机病毒、千年虫。因此后来人们渐渐认为新的文明应是涵盖所有高新技术的文明，不仅包括信息技术，还包括对文明危机施行疗救的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这样信息社会文明就逐渐过渡到以提倡人的知识与智慧为依托，以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为动力的知识经济文明，这一新型文明上去了。
另一种思路则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之路。这种观点无疑是从对当代文明的现实性危机直接施行疗救入手的，它看到了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造成了对自然的毁灭性破坏，强调改善人对自然的单纯索取与征服的关系，在净化环境、维护生态的基础上，发展绿色产业，走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按这一发展思路，固然恢复了人对自然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却又是通过人类对自身伟力——科学与工业的抑制而换取的，所以生态文明又可以称之为一种限制性的文明，而“可持续”这三个字也真道尽了人面对自然那种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复杂心态。
还有一种思路则是认为人类第三个文明时代须依赖于“第二种科学”的诞生。这种观点认为农业文明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而工业文明则由培根、笛卡尔等人所酝酿的“第一种科学”——传统科学所引发，而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以非线性科学、系统科学、广义生态学等为代表的“第二种科学”构成了对传统科学观的冲击，它们的发展壮大、孕育成形，相应地使人类新文明因子应运而生。这种思路，无疑看到了文明与科学的内在关联，看到了对应于一个新的文明亦必有一新的科学方法的产生，但是这种观点却又认为我们对未来的文明是不可说的，因为未来的科学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这就陷入了片面的科学决定论中，毕竟科学本身并非是一个完全脱离人类社会实践、生活需要的自足的系统。相反，正是人类现实的困境和对未来的理想筹划，构成了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立足于历史与未来的延伸点上，一个大致的科学远景是可以勾勒的，同样基于此，文明亦是可以前瞻的。
这几种思路无疑都优劣并存，它们中究竟谁能掀开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呢？为此，我们不得不系统探究一个文明赖以成立的前提。而通过农业文明及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文明的成立，是须有这四个基本前提或条件的：（1 ）它是否是对当代文明危机的一种根本性救治；（2）它是否含摄人类前此文明的精华；（3）它是否标志着人类实践方式的根本变革；（4）它是否焕发出人类创新的伟力。
这四个条件对于任何一个新的文明来说，都应是同时成立，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无疑是影响文明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没有现实的困境，以及对这困境的有效克服，便不会有文明新生的可能。第二个条件则包含着一种“继往”与“开来”，古与今的关系，因为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不是以一种缺陷代替另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作为历史性的进步，它既是对以往文明缺陷的克服，又是对以往文明成果的保留，是文明的合理性扬弃。第三个条件则是一个文明区别于另一个文明的最根本标志。因为一个文明代替另一个文明并非是局部的突破和修补，而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必然在自然、社会及人自身这三大实践领域中有一种全新的变革，这其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更又是基础的基础。最后一个条件则是一个新文明肇始所特有的开国气象，它呈现为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狂飙突进。这正如17、18世纪，工业文明之初是天才迭出，群星璀灿的世纪一样，人类新文明奠基之初亦必有一批新疆域的“立法者”与“开拓者”，有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其中基础性学科的创新尤为关键，因为它们将为人类的宏远未来导航。
把这四个基本条件与当前新文明建设的几种思路作对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确实没有一种思路能真正完整地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信息文明与知识经济文明仅满足条件（2），而（1）、（3）、（4）这三个条件却无法满足。不过有人也许会持异议，认为它也同样标志着人类实践方式的变革，也在一定程度上焕发人类创新的活力。我们的理由是，这种文明并没有从质上，或者说从根本上动摇工业文明以来，人与对象世界的实践关系，它仍然是以机械力代替人力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延续，只不过这种代替由前期的代行四肢的职能，变为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人脑的职能而已。同样在这种思路主导下的创新，也就仍然是传统竟义上的创新，它不可能迸发出文明之初那种全人类创造之青春之伟力。而当代世界，包括所谓已进入信息文明与知识经济文明的欧美发达国家，在总体上的徘徊局面，便足以说明了一切。
再来看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因其是从对当代文明施行疗救满足了条件（1）， 因其欲确立人与自然的新的基础性关系而满足了条件（3），但它却不能满足条件（2）和（4）。 毕竟这种文明是作为工业文明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还不能把工业文明的积极性成果含摄于自身之中，再加上它本身是一种限制性的文明，时时警醒人类的创造是否造成环境、生态的失重，因而也不可能焕发人类创新的伟力。
最后一种寄寓于第二种科学引发的文明，由于还是一种模糊的文明，自然不能对人类的未来有所断定，但它强调一种科学基础方法论的创新，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
这三种思路，单独地看，固然不能为我们提供人类文明的确切出路，但三者的有机统一，无疑正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方向，但这样一个文明存在吗？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这便是以复苏生命世界为标志的生命文明。
首先，生命文明实现了对当代文明危机的根本性解决。实际上当代文明的危机从根源上来说，乃是遗忘生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扼杀生命的危机，而它之所以忽视生命存在，乃是因为工业文明所依赖的传统科学是从欧几里得几何的根上生长起来的，这一点，胡塞尔就曾明确揭示。他认为各门科学的建立服从于这样一个大因果律：即认为事物任何性质的改变或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必然在其几何形状方面表现出来，因此从纯粹几何入手就可以推知其在经验世界中的演化情况。于是整个世界成了可以用几何或数学量值来表现的东西，而各门具体科学不过是在给客观世界披上一件几何理念的外衣。但恰恰是这件外衣却是遗忘了生命了的：一方面，世界的几何化实际上是世界的单一化、图式化。如追求跟几何图形一样笔直的街道、整齐有序的建筑。原生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生命在形式上被几何肢解为片断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无机物因其不变性比有机物更容易充当几何理想图形，这样科学世界的胜利成了无机物对有机物的胜利，新材料、新能源对自然资源的胜利，这实质上扼杀了地球上亿万斯年生命进化的果实，使社会的发展成了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的东西。因此危机的总体性解决便是导入生命，使静态的欧几里得几何转化为动态的生命几何，使旧文明过渡到以复兴生命为标志的生命文明上去，而这一过渡能够成功的依据在于：生命几何本就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万事万物本就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体，是变化中的长、宽、高，而不是像欧几里得几何设定的那样长、宽、高是固定不变的。就连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也认为，几何的发展必将从欧氏几何、坐标几何向动态几何方向发展。因而奠定在这一门有学理依据的新几何学上的新文明，必将从总体上解决当代文明遗忘生命的危机，从而重新创造一个生命恣意遨翔、自由生长的新世界。
其次，生命文明含摄了人类前此文明的精华。它不但保留了农业文明的积极性成果，即在农耕与畜牧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而且也保留了工业文明的积极性成果，即实现了人类沧海桑田巨变的科技伟力。显然，对于农业文明的积极性成果能纳入生命文明我们好理解，因为生命文明本就是以拓展和壮大全世界生命为己任的，而对于工业文明的积极性成果能否纳入人类新文明，则不无疑问。但正如前面所阐述，我们现在的科学是建立在欧氏几何的基础上的，而欧氏几何作为一种无时间、无生命的几何，仅有长、宽、高这三个维度，而生命几何则是一种有时间、有生命的几何，是在三维数学的基础上纳入时间的四维几何。如果我们把时间忽略或把它看作一个常数，则生命几何就可以简化为欧氏几何了。正由于生命几何能收摄欧氏几何，自然奠定在其基础上的生命文明亦能够保存工业文明的全部积极性成果，从而实现人类前此两大文明的壮丽会通。
再次，生命文明标志着人类实践方式的全新变革。在生命文明时代下，人类实践就仿如自然化育万物一般，完全按生命本身的规律来构造，实践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浇灌”与“培育”，实践的人为性消隐，实践的结果直接就创造了自然。正是这种既自然又人为的实践方式，使它实现了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实践方式的合理扬弃，并在自然、社会及人自身这三大实践领域内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观：即自然将从农业文明时代的本真自然，发展到工业文明时代的被破坏征服的自然，再到生命文明时代创造出新的自然；社会亦将从农业文明时代注重人类自然亲情的血缘伦理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时代舍弃人类自然亲情的科学理性社会，再到生命文明时代重建人类新的自然亲情的生命自由的社会；最后人自身的发展，也将由农业文明时代俯听天命，实现生命横向拓展的诗性的人文的人，发展到工业文明时代主宰征服自然，实现生命纵向楔入的科学的理性的人，再到生命文明时代，纵横统一，科学与人文实现有机统一的人性整全的人。
最后，生命文明将焕发出人类创新的伟力。在生命文明时代下，人类的创新由于突破了工业文明创造与毁灭的同步生成，由于不再生产与自己对立的力量，因此它必将呈现为一种创造的无枷锁状态，重新焕发起全人类创造的青春气息，在这个时代，随着人类四维数学观念的逐渐确立，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将涌现出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将有一系列新的学科的诞生，将崛起新的科学文化巨人，他们将以崭新的文明蓝图，为人类的历史加冕……此刻，社会的发展就不仅仅是可持续的，而且是超越可持续的，人类将重新获得无限发展的空间，并从此迈入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时代。
值此新旧文明迢递之际，要求当代中国学者应自觉与时代合流，肩负起新的学术使命。
首先，应从形式的创新走向实质的创新。当前人类的创新确实有日益形式化的一面，愈来愈多的研究者为其研究的领域所化，成了单纯的“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例如现在自然科学取得的进步，大家公认是前所未有的，但值得指出的是，人类重大的理论构架及对人类现实生活有深远影响的发明创造，却几乎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完成的。与自然科学相较，人文学科创新的形式化的一面就更为显著，尽管学术成果成倍增长，但大多数的学术成果却几乎沦为为经典作注的命运，以至在我国有不少人认为，90年代是有学术无思想的年代。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当代学者重走实质创新之路，即重新返回到科学发展的根基——人类的生产生活世界中去，自觉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培养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世界本身来提问，独立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精神。也只有找准现实的切入点，进行实质的而非形式的创新，面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才能够为创建人类新文明——这一前所未有的拓荒性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其次，要改变传统文明的思维范式。传统文明的思维范式可以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说它形而上学，便在于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在抽象中事物的辩证发展，有机联系被祛除了，世界呈现为单调、平板的灰色基调；说它本质主义则在于它以片断代替全体，突显事物某一部分的决定性意义，追求局部的最大化，这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功利世界的崛起。无疑要创建人类新文明便亟须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范式。不过，当前学术界倒一直在谈论思维方法的创新，但由于当代科学体系仍然是依传统范式建立，相应地反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的新思维方式就仍停留在纯理论探讨上，于实际则无着落。因此，我们认为转变传统思维的关节点，就是要把思维的改变与新科学的孕育统一起来，这就譬如系统科学方法虽早已有人探讨过，但只有随统计规律的发现它才牢固地确立起来。现在，在数学观念上我们既然已找到了突破口，就应以此为起点，逐步做到以新科学带动新思维，以新思维发展新科学，在科学与思维的良性互动中，促使人类新文明因子孕育成形。只有这样，传统文明的思维范式才会逐渐消失，人类的发展也才能真正超越这个日益功利而机械的世界，有一个较为光明的未来。
最后，要有历史和哲学的宏阔视野。新文明需要绘制人类新蓝图的人。这样的人：首先要有历史感，毕竟只有以人类全部的知识和财富来丰富自己，站在时代思想的巅峰上，才能够在承接传统、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源远流长的未来。其次要具有哲学的气质。在文明的草创时期，诸学科寥廓未分，这时候最需要发扬哲学研究视域的“大学”精神和方法论上的“立法”精神，为文明的发展确定一个基调。像伽俐略、培根、笛卡尔、牛顿等人就曾充当了工业文明的奠调人，而他们同时亦兼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双重身份。现在由于学科分化及专业研究领域过细，身兼哲学家与科学家双重身份的思想巨人久已不出了。但堪可告慰的是，当人类又迈入一个文明的新地平的时候，新的思想巨人，新的哲人科学家的出现却是可肯定的了。尤须指出的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化育的生命意识，目前颇有随新文明观呈滋长漫延之势，而且中国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朝代百年繁荣之际，亦必有文化的大繁荣。诸多迹象已表明，21世纪的中国很可能涌现出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巨人，而历经百年劫难的中华民族，亦将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新的制高点，而这一切都须取决于我们今天现实的努力，中国的学者们，任重而道远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