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及其改革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越性论文,社会制度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是一个事关正确评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只要坚持用历史的、长远的、科学的眼光看问题，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但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实现更好的公平。
一、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两方面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完全正确的选择，可以实现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有机统一。这既可以从理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世界和我国的历史与实践中得到证明。
一是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制度，是更高的效率与更好的公平之有机统一的社会制度，从而不但可以使物质文化财富更加丰富，而且可以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公平分享。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实际中社会主义往往是在落后的国家先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因此必须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要看到现实中社会主义社会无论在效率方面还是在公平方面都肯定会存在诸多的不足和欠缺，其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善必然会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还要看到，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还不可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地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不可能完美无缺。对于资本主义的不足，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公平的缺陷特别是财富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上。这其实是很不够的，因为在效率方面，资本主义的效率也是残缺不全的，主要表现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而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效率并不高。对于资本主义的缺陷，即使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当中，一些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或者更明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将灭亡。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趋于毁灭其本身”，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当然，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差异）。[1](P28、P244)在美国相当有影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斯、费尔等人坦承：“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经济理论也并没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成功的结论。”[2](P693-69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经济学神话中，也许没有哪个神话像产权神话这样居于支配地位了。这个神话认为，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界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这是个非常危险的神话，因为它使许多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错误地把重点放在产权问题（即私有化问题）上。”这种产权神话和认为使国有企业私有化会提高效率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因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一点在企业不改变公有性质的情况下就能做到”[3](P149、P156-157)。即使是一度鼓吹私有化的有“休克疗法之父”之称的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近年来也承认，西方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以及自以为发现了“资本的秘密”的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等人宣扬的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是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的观点是片面的，很多没有解决产权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却“增长很快”，走了与西方显著不同的“发展之路”；他称“那种仅仅想单独依靠市场力量来管理经济的试图也注定要失败。所有成功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依赖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混合经济等模式“迟早（希望是早一些）将会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上风”[4](P275、P280)。
二是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取得成功，它不但没有有效地提高效率，而且也未能较好地实现公平。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不到全球人口16%的30余个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主要利用殖民剥削和有利的国际制度安排），但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欠发达国家在过去两百年中并未取得多大成就，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有些甚至恶化了。据统计，1960年以来，在全球推行私有化的进程中，与所谓“普遍认为”私有化有助于促进增长的观点相反，40年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增长率的下降而不是增加”（全球人均GDP增长率由20世纪60年代平均约3.6%下降为90年代平均约1.2%），同时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5](P404)“立即引起的问题是为什么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所常见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6](P223)答案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有形无形的破坏、剥削和支配。这除了其在历史上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和掠夺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之外，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更多地利用垄断企业、跨国公司、国际贸易等种种“现代的、也更先进、更加理性化的帝国主义剥削体系”，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6](P253)事实上，西方“社会不公、精神痛苦以及人类自然资源的浪费，乃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工业迅猛扩张的意外后果，而且，原来崇拜西方工业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怀疑，为了从西方物质财富中分沾微不足道的份额，却要付出同样痛苦的代价，这种做法是否明智”[7](P380)。即使退一万步说，资本主义制度对美国等少数发达西方国家还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这些“在本土无害或有益的文化因素，如果被分离出来，闯入异国的社会环境后，往往会变得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这正是谚语“彼之甘饴，吾之毒药”所表明的道理。[7](P374)“在某些社会与经济条件下运转良好的制度安排，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极为糟糕的。”[8](P226)对美国民主制度赞赏有加的法国资产阶级学者托克维尔也坦承一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必须与该国的民情适应，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9](P186)中国古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更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条件和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不顾条件和环境的不同而全盘照搬照抄别国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制度，其结果必然走向失败。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非西方世界的移植实践表明，它不但在经济上是失败的，效率低下，物质匮乏，民众穷困，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失败的，导致不少国家不是动乱频发，就是暴虐肆行，腐败盛行。在比较社会制度的优劣时，既要看到与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差距，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也要坚持历史的、客观的、长远的、辩证的全面比较方法，看到少数西方国家的发达是各种国内外因素长期作用形成的，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能把眼睛仅仅盯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而看不到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至今仍然欠发达，甚至经济衰败、社会问题成堆。对于中国而言，近代的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资本主义只会使中国陷入贫穷落后的附庸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三是从中国与美国、印度的比较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效率与公平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优越性。1949年以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可以从中国与印度甚至美国的比较中得到证明。当代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总体上比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发达得多；但是，也应看到美国有极好的地理自然环境，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两百多年，且利用了并仍在继续利用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包括利用甚至控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极低的价格进行盘剥；挖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为其服务；利用英语等在世界文化中的优势地位占据信息主导权，特别是以此影响非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和影响力。虽然如此，仍不妨先将中国与美国作个比较。
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①（参见表1），虽然美国自然条件好，人口密度小，人均可耕地面积大，生产力发达，科技教育发达，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0.8%，以占全世界7.19%的面积，只养活占全世界4.2%的人口；而能源消耗占当年全世界能源消耗的21.63%，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世界的23.96%，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生态代价。②同时，美国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仅犯罪问题一项就足可窥见一斑。美国的犯罪率和罪犯率都位居世界前列，犯罪总量和罪犯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据联合国的犯罪调查数据，2000年，美国有已定罪的监狱犯人132.1万人，缓刑犯380.8万人，假释犯65.2万人，共计578万余人，③罪犯率高达十万分之二千零五十；美国犯罪案件更高得惊人，（1999年）发案量2 367.78万起，每天发案64 871起；犯罪率达到十万分之八千五百一十七，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缺乏保障。④
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在成立短短50多年的历史中，在一穷二白、自然条件较差、可耕地面积少和国际环境差的情况下，以占全世界7.17%的国土面积养活了占全世界20.36%的人口，2004年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力平价计算）占到全世界的13.56%，国民总收入已达到美国的65.29%，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只有美国的13.95%、13.37%；并且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单位能量使用产生的GDP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人们预期寿命也与美国接近。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代价较小，社会秩序好，犯罪率和罪犯率分别只有美国的3.39%、5.67%，广大人民安居乐业。⑤即使仅从经济发展来看，虽然200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4.79%；但假如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假定两国建国时间长短一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现今我国不足美国的1/5）一样，那么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会高于现今的美国人均国民收入。⑥而进一步考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生态因素、违法犯罪等社会因素，计算“绿色国民收入”或“安全国民收入”，那么我国的发展优势将更加显现。再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速度总体上高于美国。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美国的GDP分别增长27.4倍、5.0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3.4%，中国与美国的GDP之比由16.47:100上升为77.96:100。⑦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3个百分点，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在加速缩小。在比较美国、中国的差距时，希望人们至少也应考虑到建国时间长短、自然条件、人口密度、社会安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不公平秩序等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表1 中国与美国、印度的比较（2004年）
数据说明：作者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联合国第七次犯罪调查报告(http://www.unodc.org/pdf/crime/seventh-surver/7sc.pdf或7pc.pdf)和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整理或计算（数据截至2004年，犯罪资料为1998-2000年的年度数据，其余为2004年数据及此前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数据）。
实际上，如将中国、印度这两个起点相似的发展中大国放在一起比较，直接可比性更多一些。比较后，可见社会主义的中国比资本主义的印度更有优越性⑧（参见表1）。新中国的成立与印度建国时间大体相当，经济发展水平起点相近（中国略差一些），中国国土面积较大，但人均可耕地面积不足印度的3/4，两国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到2004年，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和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已是印度的226.60%、188.78%，并且在城市化、人口预期寿命、教育、科技、卫生等社会发展占据优势（但我国在犯罪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相对印度的表现要略差一些）。另据英籍世界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及世界银行的数据进行计算，1950-2004年，中国、印度的GDP分别增长27.4倍、10.0倍，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6.4%、4.5%，中国与印度的GDP之比已由1950年的108:100变为2004年的279:100。⑨这就更显著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突出的优越性，它不但有较高的效率，而且也有较好的公平。
二、关于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效率与公平状况的改革完善
1978年以来，我国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应该说成绩是全面的。不过，国内外都有一些论调，认为中国只对社会动力机制进行了改革，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使国家的经济效率提高了，而没有对社会平衡机制进行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公平反而下降了。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也不符合我国改革的真实历程和现实情况。
实际上，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针对的问题不但有效率较低（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也有公平较差（平衡不当）的问题。因为公平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机会公平”、“成就自赋”、“得其所得”，使人们有追求自己物质文化财富、实现个人发展的公平机会，使其取得的报酬与其本人的贡献（而不是被家庭背景、地区、性别、民族等先赋性因素所限制）相适应，贡献越大，报酬就应越高；贡献越小，报酬就应越低。所以，决不能说改革开放以前相当程度地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盛行是公平的，恰恰相反，这是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公平度较差，影响了人们的积极性，导致人们的动力不足，个人的效率不高，并影响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效率的提高。在这里，人们也看到效率与公平在消极层面上的统一，即效率低，影响公平的实现；公平度差，反过来又影响效率的提高；两者互相强化，形成效率（低）与公平（差）的恶性循环。所以，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效率与公平状况的双重改革（虽然在形式上开始往往偏重于强调效率的重要性，甚至中间出现过某些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就是开始推进社会效率与公平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会议决定，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0](P4)。由此开始启动全面的改革。改革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经济这项中心工作，按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下放权力；大力恢复与发展农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明确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三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四是强调要解放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0](P1-15)可以看出，不但在每一个方面的改革中都有涉及效率与公平的各有关主体和客体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如涉及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等的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分配效率与分配公平、政治效率与政治公平等），而且在后三个方面更多的是强调要改革平衡机制，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政治保障问题、思想支持问题，以促进生产与消费、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不同子系统的平衡有序的协调运行，即“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0](P11)。随着改革的初步推进，1980年国家又专门部署深化政治体制改革。[10](P510-534)在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强调：“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P333)从此，全面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建设，逐步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等。这些改革是我国平衡机制的重大改善，既提高了政治体制的效率和公平，又促进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协调及这些体制的效率与公平。必须清醒地看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着力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解决的一些有利于巩固阶级统治的制度建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制度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压迫绝大多数民众的剥削制度，它从根本上是缺乏长期稳定的群众基础的，但是要客观地承认，它巧妙地通过资产阶级宪政和“民主”形式已经维持了三百多年的较长时间的统治。社会主义制度是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迄今本质上最民主的社会制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但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过几十年就解体剧变的惨痛教训，深刻地揭示了不加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法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权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善于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治国理政的优秀文明成果，吸取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法治制度建设（特别是要使宪法真正有最高权威），发展和改善各种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全面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意志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12](P1-24)
总的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领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从内政到外交，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几乎涉及社会动力机制（效率）与平衡机制（公平）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有：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奖优罚劣；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解散人民公社，在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村民自治；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营、私营民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共同发展；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放开农村居民到城市就业、经商，并在一些地区改革户籍制度，废除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分类，实行城乡居民统一的户口身份制；实行分税制，规范国家（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划分与征收；全面实行和不断完善一视同仁的高考制度，扩大招生规模，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开放留学；推动科技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强化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行城乡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人事改革，实行公务员制度，公开招考选拔领导和管理干部；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创设并不断完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建设；加强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1982年修订宪法并至今保持总体稳定，逐步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人民参政议政机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加强检察院和法院建设，保障其依法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发挥维护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作用；加强军队武警部队和警察等其他人民民主专政力量建设，实行军队武警、政法机关与所办经商企业脱钩，多次裁减军队员额，加强科技强军建设；实行公职人员收入申报制度，建立健全预防、教育与惩治并举的反腐败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对外开放，改善与各大国、周边和其他各国的关系；等等。
回顾这些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重大改革举措，不难发现，虽然各方面的改革举措实施有先有后、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最根本的是加强各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着眼于利用好国际国内各种资源，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和方方面面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公平竞争的机会，在全社会确立机会公平与成就自赋的社会流动原则，推动各方面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织，不断提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效率，不断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公平，使效率的提高促进更多更好的公平的实现，使公平的实现促进更多方面效率的更快提高，从而使广大人民都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大潮中去，或直接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或为增加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提供有力的政治法治保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大的精神支持，共同致力于创建一个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现代化中国。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政策的实施，一系列统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稳定的惠民、富民、安民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使效率与公平机制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得到了空前显著的加强。完全可以说，“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13]，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和一条宝贵经验。目前，虽然我国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还很多，效率与公平的协调一致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毋庸置疑的是，改革使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而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社会和以前比，不但大大改善了动力机制，使动力更强了、效率更高了，而且大大改善了平衡机制，从宪法和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根本制度的稳定性，实现了法治基础上的动态有序平衡和更高层次的公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一种论调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这就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为理由，宣称我国（在效率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首先，应当承认，现在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比改革前大，但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打破“吃大锅饭”这种不公平的平均主义后因人们在劳动工作中的贡献有大有小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部分差距是合理的，目前不存在什么问题；另有一部分是因不合理但合法的制度安排（如垄断行业工资一般偏高）形成的差距，这部分差距不合理，需要采取制度改革来依法进行调整；还有一部分是不合法的原因形成的差距（如贪污受贿），这需要加大对非法活动的打击来取缔。因此，对收入与财富差距不能简单地一概说不公平，只能说其中部分不公平。而且，对于非法的收入国家一直在打击，对不合理而合法的差距，也已经在逐步采取办法加以遏制。更为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自主追求财富和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大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对收入与财富差距的不公平要引起高度重视，但不宜不加分析地说公平度下降了。其次，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制度提供的公平的发展机会比以前多得多，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各方面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公平，人们更多地拥有了获取财富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公平机会，很多以前因先天性因素而受限制的制度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自由经商、自由创业、自由报考公务员、自由留学，等等。同时，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就是人民整体的物质文化生活大幅提高了，绝对贫困大幅减少。自由公平的机会和绝对穷困的消除，对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和基本价值，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和发展前景。⑩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今天社会的总体公平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以前高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的平衡机制（公平）没有问题。我国城乡、地区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就业、教育、卫生、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确实是公平（平衡机制）出了问题，但不能说都是公平出现的问题，应当说相当程度上是效率不全面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只考虑某些主体和客体的动力（效率），而忽视了其他主体和客体的动力（效率），如忽视了农民和农村、农业的发展，忽视了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了资源环境的成本，等等。一句话，没有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导致发展的不全面和外部性成本较大的问题。这里面既有效率方面的问题，也有公平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效率与公平没有完全协调统一好而出现的问题。今后在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还需要不断提高党依法治国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有赖于广大公民不断提高科技文化和道德法律素养，增强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具体来说，在现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特别要认识和把握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逐步实现公平正义。“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14]“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15]在推进生产力（经济）发展和实现公平正义这两大历史任务的进程中，应该遵循客观规律，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自觉处理好社会主义制度下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关系，以人为本，按照实施系统工程的要求，坚持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的原则，着力加强促进国家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的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发展建设事业，不断消除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各种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把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取得效率与公平最大限度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光辉业绩，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定会更加巩固完善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注释：
①本部分的数据是作者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联合国第七次犯罪调查报告(http://www.unodc.org/pdf/crime/seventh_survey/7sc.pdf或7pc.pdf)和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提供的有关数据资料整理或计算而来的（数据截至2004年，犯罪资料为1998-2000年的年度数据，其余为2004年数据及此前可获得的最近年份数据）。
②参见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第20-22、88-90、100-102、120-122、154-160、166-168、302-308页。
③这还不包括已被逮捕而未被起诉审判定罪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判罪后尚未送监的看守所犯人，两者小计每年还有数十万人。参见http://www.unodc.org/pdf/crime/seventh_survey/7sc.pdf，并尽量使用该联合国报告提供的最近年度数据。
④http://www.unodc.org/pdf/crime/seventh_survey/7sc.pdf.
⑤参见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第20-22、88-90、100-102、120-122、154-160、166-168、302-308页。
⑥当然，这是假设在其他所有因素都不变的前提下的一种最简单的估算。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很多很复杂的（如科技实力、人力资源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在现实的不利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其他科技人才劣势条件下，真正要超过美国，还需要中国人民长期的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
⑦1950-1998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9-262页；1999-2004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第194-196页。1950-2004年的中国、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
⑧美国学者希尔顿·L.鲁特等人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实行西方式的“自由、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印度的民主不能产生负责任的政治组织或者拥有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相反公共机构被腐蚀，“最终导致受贿和权力的滥用、违法、腐败、非制度化和治理不力”和“市场经济的失败”。引自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希尔顿·L.鲁特主编《繁荣的治理之道》，叶娟丽、王鑫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1页。详细的论述参见《繁荣的治理之道》第91-115页。
⑨1950-1998年的原始数据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第259-262页；1999-2004年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第194-196页。1950-2004年中国、印度经济增长率等数据系作者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而来。
⑩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直接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参见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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