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文学论文,纪念活动论文,初期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既然是当下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主体对过去的想象和记忆，而非一个简单地由历史经验堆积而成的自然实体，因此传统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为主体在当下的文化选择和其基本立场提供合法性资源。从1930年代开始，新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建构新文学自身的传统，试图把新文学自身的历史转变为新文学发展的合法性资源。到1930年代后期，新文学传统已经逐渐获得了元话语的性质，借助于新文学传统来确立当前文艺运动的合法性，已经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话语方式。抗战爆发之后，这种趋向进一步得到了延续和强化。以自觉地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著称的胡风，就曾多次强调，“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建立了一个革命的传统，这是任谁不能否认的事实”，抗战文艺正是这个新文艺传统的在战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① 在胡风看来，正是这个“二十多年来的新文学的传统”，教育和指导了新文学作家，使抗战时期的“整个文艺进程”获得了正确的方向，② 保证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文协在组织和发起各种文艺运动的时候，也一直注意运用新文学传统来谋取相应的合法性。在新文学传统已经演化成了一股左右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权力话语的情形之下，如何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形态及其内部秩序，就成了与抗战时期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行为。
作为一个以领导和组织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为根本目标的全国性文学组织，文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积极参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最终于1940年从新文学运动的角度，以集团的名义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为以后进一步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形态和内部秩序奠定了基础。
鲁迅逝世之后，上海进步文化界随即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由此形成了在鲁迅忌日开展大规模的全国性纪念活动的惯例。今天来看，进步文化界的这些纪念活动，一般都带有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主要是为了借用鲁迅的影响力和社会文化地位，通过纪念鲁迅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文化主张和政治立场。但是，正像文学之为文学不是取决于自身的内在本质特征，而是取决于文学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共识一样，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建立在这些看上去与文学无关的纪念和阐释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影响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纪念活动，虽然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没有多少直接关联，甚至和我们今天从新文学视野中看到的鲁迅存在着冲突，但却在扩大鲁迅的社会影响，确立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为后人从文学自身的立场来阐释鲁迅，确立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文化基础。
文协对鲁迅传统的书写和阐释，也是从参与这种社会性的纪念活动开始的。
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二周年之际，正值武汉撤退。文协虽已经从武汉迁到了重庆，但留在文协武汉办事处的文协同人，仍然和鲁迅先生纪念会一起，“邀集在汉文化人，于十月十九日下午三时”③，在汉口举行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这次纪念会虽由文协和鲁迅先生纪念会两个文化团体的名义共同发起，但鲁迅先生纪念会当时只有胡愈之一人，不可能承担什么实际事务，文协不仅承担了这次纪念大会的一切费用，而且拟定了在《新华日报》以文协名义出版纪念专刊的计划④，只是后来因故未能刊出。文协同人在汉口组织的这次纪念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自有特色：那就是除了张季鸾等少数新闻界人士之外，其余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左翼进步文人，如郭沫若、田汉、胡愈之、冯乃超、叶以群等。加之周恩来和秦博古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因为纪念鲁迅先生而特意赶来”参加纪念大会并做了重要发言⑤，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战斗精神，阐释了在抗战中纪念鲁迅的意义，故此这次纪念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进步文化界对鲁迅的公开评价。
就在武汉办事处的文协同人积极发动和组织纪念会的同时，文协也积极联络重庆文化团体，在重庆组织了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1938年11月12日，重庆文化界有关文化团体召开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在这次筹备会上，与会的二十五个文化团体“公推文协代表为主席，讨论纪念会筹备事项”，最后决定由文协等6个文化团体具体负责大会筹备工作。⑥ 据报告，文协主要负责相关的文字工作，一是“征集并分配纪念文字，以备个报纸出特刊之用”，二是“写纪念文字，并印成小册子，备大会分送到会人士之用”。⑦ 经过文协和有关团体的认真筹备，重庆文化界于10月20日举行了两千多人的纪念大会。⑧ 此外，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刊发了魏猛克、端木蕻良、方殷、沈起予、宋之的、梅林、老舍、姚蓬子等8人的诗文。⑨ 此后又接着刊发了周文和台静农为纪念鲁迅而撰写的专门文字⑩。这些纪念文字，大都以表达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为主要内容，虽然谈不上对鲁迅多少深刻的认识和分析，但却起到了扩大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的重要作用，为此后的阐释和纪念活动提供了基础。
与武汉的纪念活动不同的是，重庆的纪念大会除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劭力子担任主席并做大会发言之外，大会筹备组还“函请教育部社会部派员指导”筹备工作(11)，使得这次纪念大会带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
1939年10月，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文协又与重庆社会各界一起组织了隆重的纪念会。这次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出现了三点值得注意的变化。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国共两党均有代表参加纪念会并发表讲话，对鲁迅做了肯定性的评价。《新华日报》的报道，详细描述了当时的会场布置情形：
主席台的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遗像的底下，鲜花簇拥着鲁迅先生的画像。这个有意义的布置似乎已经说明了鲁迅先生是继中山先生之死而后的最大的损失。
主席台上坐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劭力子先生及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先生，中共领袖陈绍禹同志，重庆国民党市党部洪兰友先生，塔斯社罗果夫先生，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先生，中国文艺社王平陵先生，青年记者学会范长江先生，作家胡风先生等。此外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及各代表千余人，挤在千余群众里面的有中共参政员秦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暨本报总编辑吴克坚、编委许涤新、戈宝权、闵廉诸同志。所有这些代表各党派各阶级的大会参加者都一致起立向着这位在临终前遗以“团结抗战”向全国呼号的伟大战士的遗像，致着最崇高的敬礼。(12)
除了会场布置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之外，从劭力子、王平陵、胡风、罗果夫、潘公展、陈绍禹等人的发言来看，国共两党在纪念鲁迅的现实意义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都是围绕团结抗战和民族战士两个基本主题来肯定学习鲁迅、纪念鲁迅的现实意义。这种各党派共同参与纪念活动的行为，尤其是国民党官方代表人物的出席，一方面扩大了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把纪念鲁迅的周期性活动变成了一种合法的社会仪式，为进步文化界进一步阐释和书写鲁迅传统的具体内涵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其次，从参加者的基本情况来看，一千多名与会群众中，“大部分是进步的青年、文化人、文艺工作者、工人、学生、广大的市民群众”(13)，这表明鲁迅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一般知识分子的范围，扩散到了普通民众中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力量。木刻家力群发表纪念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进步青年对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力量的认识：“今天作为中国的前进青年的，如果要不能深深地认识鲁迅先生，那也将是一种更大的耻辱。”(14)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尽管大部分纪念文字依然紧紧扣住团结抗日，甚至反对汪精卫的投降日寇等当时的时事主题来做文章，但还是不少纪念文字突破了表达个人感想，以及从当下的需要出发谈论纪念鲁迅的现实意义的一般套路，开始深入触及鲁迅精神的具体内涵，并且出现了把鲁迅的个人选择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方向的努力。《新华日报》社论，根据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明确提出了鲁迅精神的具体内涵：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鲁迅先生是不朽的。毛泽东同志曾告诉我们，鲁迅先生有政治的远见，奋斗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这几个特点的综合，就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当此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时，我们每一个真诚的人，都应该继承“鲁迅精神”的这种伟大传统，来坚持我们民族的抗战，这也就是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民族战士的唯一的有效方法！(15)
另吴敏的纪念文章则提出了鲁迅的普遍意义：“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光辉的代表者。他的纪念将永远保留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他的思想，他的奋斗的榜样，他的坚强不屈的战士精神，给予广大的青年以启示和鼓励，引导他们走上有意义的人生的道路。”(16) 这种把鲁迅从当下的具体历史境域中独立出来，确定其具体内涵，进而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方向的努力，意味着鲁迅传统开始摆脱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实用功利目的制约，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文化力量。从后来的发展看，文协和左翼进步文化界对鲁迅传统的阐释和利用，正是以这种独立的文化力量为基础展开的。
在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中，1940年10月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活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次纪念活动，重庆进步文化界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官方对鲁迅的承认和鲁迅的社会影响力，沿着实用功利主义的思路和纪念模式，把纪念鲁迅的仪式演化成了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活动，另外一方面则沿着将鲁迅提升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力量的新趋势，把鲁迅塑造成了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确立了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
从利用鲁迅的社会影响力来为当下事件谋取合法性这个角度看，1940年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对鲁迅的理解出现了分歧，纪念鲁迅由此开始变成了中共及其左翼文化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一个重要武器。这次纪念会之召开的过程及其具体情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和以往一样，文协和有关文化团体，很早就开始了纪念会的筹备工作：
十月初，为了纪念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的作家鲁迅的逝世四周年纪念，在陪都的几个文化团体开始了大会的筹备会，参加的有十二个全国性的文化团体，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青年记者协会、中国文艺社、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青年记者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全国戏剧界、电影界、木刻界、音乐界抗敌协会等十二个团体。并筹划出版纪念特刊，由文协负责编辑、出版。(17)
10月11日，《新华日报》也报道了重庆文化界举行纪念活动的消息，并预告了部分纪念特刊的具体内容(18)。
但临到开会前夕，却受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的阻挠，被告知不准开会。为此，老舍不得不找冯玉祥出面周旋。冯氏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事情经过：
晚，中苏文化协会老舍先生来，为的是明日开纪念鲁迅先生大会，计参加团体十多个，他们说接到卫戍司令部通知，不准召开，说是转市党部社会部的命令。究竟是不准露天开会，或不准在巴蜀小学开会，或根本不准开会，请我设法解决。
在老舍的请求下，冯玉祥答应出面找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斡旋：
讨论的结果，是我打电话，［向］刘峙总司令问问。刘总司令说，会是开的，不是不叫开会，是不要乱骂。最好打电话问问市党部。
因为市党部的人我不认识，遂问问中央党部叶秘书长。他说只要卫戍司令部允许就没问题了，不过这是社会部谷正纲的事，我们可与其一电话。
事情决定了，明天二时开会，惟我不愿去当主席，因为届时他们又是乱骂，脸上不好看，免［勉］强推脱说同时英大使请客，不能为此而忘了国家事。他们又要延长至三点，无再推，只好去了，预告会场要有秩序。(19)
从国民党有关方面要求召开纪念会时“不要乱骂”，而冯玉祥本人也因为担心“届时他们又是乱骂，脸上不好看”而不愿担任大会主席等情形来看，纪念会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了“左翼”进步文化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一种社会实践，而不再是单纯的仪式了。
正因为此，《新华日报》获知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受到禁止后，很快在10月19日刊出了这样一条抗议性消息：
今日为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渝市文艺及文化界原定本日下午二时在巴蜀小学举行纪念会，现以某种特殊原因，原定纪念办法，不能实现，闻现正设法恢复原定计划中，惟截至记者执笔时，尚未得有确定消息，今日下午纪念会能否举行尚未可知。(20)
据胡风回忆，由于纪念会筹备者“没有及时和《新华日报》通气，《新华日报》只听到了纪念会被禁止的谣传，当天就登了一条带抗议意味的报道”(21)，影响了群众到会，结果仅有三百多人参加了纪念会(22)。显然，这则“带抗议意味的报道”，只能是在分歧和冲突早已存在的情形之下才能迅速产生出来，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早已存在的分歧和冲突，使之变成了一种公开的政治立场。
从大会主席团成员的构成及其言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官方对待鲁迅纪念会的态度之变化。这次纪念会的主席团由冯玉祥、沈钧儒、梁寒操、郭沫若、陈仿先、老舍和周恩来等7人组成，冯玉祥为大会主席，表面上依然包含了不同党派的成员，实则不然。除了冯玉祥本人并不愿意参加这次纪念会，更不愿意担任主席，纪念会的筹备者事先也无意让冯氏担任大会主席，只是由于受到阻碍，不得已才求助于冯氏。因此，冯玉祥之担任纪念会主席，无论就其本人还是大会组织者而言，都是无奈之举。胡风在回忆说，“冯玉祥到会一会儿就说有约会要走，只好请老舍设法留住他，并请他担任主席”(23)。因此，冯玉祥参加纪念会，主要出自老舍等人的私人交往，并不代表国民党官方立场。重庆市党部代表陈仿先也只是在“再三邀请之下”，才站起来“大声地说要学习鲁迅先生的奋斗精神”(24)，没有更多表现。
会前受到的阻挠，以及国民党官方人士在纪念会上的具体言行，表明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战”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关鲁迅的共识，已经宣告破裂。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主要由进步文化界主持的活动，带上了明显的政党政治斗争色彩。在以后的几次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这种政党政治斗争的色彩越来越浓烈，纪念鲁迅最终演变成了中共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和政治压迫的一个重要方式。
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出现的这种分歧和冲突，与延安对鲁迅提出了全新的阐释和理解有着密切关联。大致说来，1940年之前的鲁迅纪念活动，总体上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空间中展开的，进步文化界和国共两党都集中在“团结抗战”的政治目标之下，从民族战士这个角度来阐释鲁迅，塑造鲁迅的基本形象。也就是说，国共双方对鲁迅的理解和阐释，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三民主义的基本范围。最典型的例子，是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新华日报》的文章仍然以“为抗战胜利而奋斗，为创造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为口号，阐释纪念鲁迅的现实意义。(25)国民党中宣部长梁寒操在鲁迅逝世4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仍然延续了在民族主义话语空间之内来阐释和理解鲁迅的思路。据报道，梁氏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乃是“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进而通过鲁迅和孙中山之间的比较，肯定两人在革命精神上的一致性：
他说，“中山先生与鲁迅先生在革命精神上是同样的，他们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行动目标。所不同的，中山先生是革命总流的领导者，鲁迅先生是从心理方面来领导革命的。文艺是改变精神思想最有效的工具。鲁迅先生是以战斗的态度来改革人民的精神。”最后，梁先生勉力大家要认清我们革命的前途，大家努力战斗，才能不愧于今日的纪念，才能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26)
不过，就在国民党官方继续在三民主义的范围内来理解和阐释鲁迅，把鲁迅当作文化领袖看待的同时，延安方面却对鲁迅提出了全新的阐释。
1940年2月，毛泽东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逻辑需要，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鲁迅做了全新的阐释和评价，确立了鲁迅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认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与社会革命论”。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7)
这个论断，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开辟了共产党人自己独立阐释和理解鲁迅的话语空间，在相当一段历史时间之内，左右了现代文学研究者阐释和理解鲁迅的基本思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及其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显然正是重庆地区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冲突之根源。分歧和冲突的焦点则是：双方都意识到了鲁迅的重要意义，承认了鲁迅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但国民党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空间中，继续根据三民主义的相关理论资源来阐释和评价鲁迅，而延安方面则在共产主义的话语空间中，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把鲁迅塑造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领袖。
国共双方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和理解鲁迅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自然是为了利用鲁迅的社会文化影响来为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谋取合法性，而不是因为先有了政治文化的合法性，才有了鲁迅的领导地位。换言之，鲁迅作为文化领袖地位，是建立在先于他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而存在的社会文化影响力的基础上，而不是他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赋予的。承认鲁迅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就在无形中扩大了鲁迅的社会影响，强化了作为一种独立文化力量的鲁迅传统之存在。从鲁迅传统之形成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几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已经把鲁迅塑造成了一股具有强大的文化力量，一种国共双方都无法忽视的权力资源。
这一事实，为文协从新文学的传统的角度来阐释鲁迅，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
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结束之后，文协同人紧接着以聚餐会的形式，在当天晚上召开了“鲁迅纪念会”，决定次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鲁迅纪念晚会，以“讨论及研究鲁迅之作品，并报告关于鲁迅之回忆等”事项(28)。正如文协承认的那样，这次聚餐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可以说是纪念会的继续的发展”(29)，带有明显的抗议性质。而周恩来、沈钧儒和田汉等人的发言，更进一步强化了聚餐会的政治色彩。
1940年10月20日，文协组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晚会，在胡风主持下如期举行，30多名重庆地区的文协会员参加了会议。根据胡风的总结，文协同人在这次晚会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大家都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先生的领导，研究先生的遗著，学习先生的战斗精神；第二，我们要认识先生的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并加以认真的研究和学习”。(30) 文协研究部的工作报告，对这次晚会所取得的“共同的意见”之叙述，细节上虽有出入，主要观点却没有差别：
（1）肯定了鲁迅精神是中国文艺运动的领导精神，鲁迅先生是中国文艺运动的领导者。这一点，由老舍先生提出，全场衷心地表示同意。
（2）我们应该学习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
（3）建议文协理事会本部应设立“鲁迅研究会”。(31)
根据晚会的提议，文协总务部随后很快成立了“鲁迅研究会”(32)，以制度化的形式把学习和研究鲁迅的活动变成了文协的一项日常工作。此外，成都、桂林、昆明和延安等地的文协分会，也同时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活动(33)。这些活动，呼应着文协对鲁迅之领导地位的承认，把文协同人的关于鲁迅的“共同意见”与相应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之变成了一种有着常规化的生产活动，并且可以通过这些生产活动不断得到更新和强化的意识形态知识。
不难看出，文协对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的确认，与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确认，明显地构成了知识谱系上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文协同人不过是在新文学传统这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领域之内，重复了延安方面的有关论断。文协在重庆文化界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受到国民党官方阻挠的情形下，毅然单独出面召开“鲁迅纪念会”和“鲁迅晚会”，以及“全场由衷地表示同意”确立鲁迅为新文学传统领导人这种书写文学史结论的特殊形式，也使得文协对鲁迅之文学史地位的确认，带上了浓厚的权力特征。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文协从参与社会各界共同举行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到最后以自身的名义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的历史过程，文协同人对鲁迅之文学史地位的书写，却又离不开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战”的民族主义话语空间中对鲁迅的积极评价，以及社会各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文协实际上是把国共双方对纪念鲁迅之现实意义的肯定，以及社会各界大规模的纪念鲁迅活动生产出来的普遍性的文化权力，巧妙地转化成了自身独立书写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的文学史权力。就此而言，文协确立了鲁迅的领导地位，其实也就等于把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普遍性文化权力，凝聚成了自身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内部秩序，左右新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史权力。
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被确定之后，对鲁迅的阐释和评价，反过来又成了书写新文学传统，确立新文学发展方向的一个基本途径。1941年11月，中共南方局借助文协等民众团体，发起了声势浩大而影响深远的“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把郭沫若塑造成了鲁迅的后继者，由此创立了通过公开的纪念仪式来书写新文学传统，确立当下文学运动方向的话语运作方式。1944年的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周年，1945年的纪念茅盾五十诞辰等活动，都是这一话语运作方式的产物。这些纪念活动所确立的文学史秩序，迄今仍然或隐或现地左右着今天的现代文学史格局。
注释：
① 胡风：《民族战争与我们——略论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情势，纪念抗战三周年》，《胡风全集》第2卷，第62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胡风全集》第2卷，第604页。
③ 记者：《文艺简报》，1938年10月29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8期。
④ 冯乃超：《从武汉撤退》，1938年11月12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11期。
⑤ 欲明、密林：《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昨日下午在青年会举行》，1938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第3版。
⑥(11) 《鲁迅纪念会筹备记》，1938年10月22日《抗战文艺》第2卷第7期。
⑦ 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2卷第8期。
⑧ 记者：《严肃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特写》，《抗战文艺》第2卷第8期。
⑨ 参见《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特辑》，《抗战文艺》第2卷第7期。
⑩ 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周文《学习鲁迅精神》，均见《抗战文艺》第2卷第8期。
(12)(13) 述周：《战时首都千余群众纪念民族战士鲁迅先生》，1939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第2版。
(14) 力群：《不知道鲁迅先生即是一种耻辱——为鲁迅先生逝三周年纪念而作》，原载1939年11月5日《文化前锋》，引自张梦阳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122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
(15) 《纪念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先生》，1939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第1版。
(16)(25) 吴敏：《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纪念鲁迅先生》，1939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第4版。
(17)(26)(29)(30)(33) 记者：《记“鲁迅纪念会”和“鲁迅晚会”》，1940年12月1日《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18) 集纳者：《国内外文坛》，1940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第4版。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934－93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0) 《陪都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1940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第2版。
(21)(23) 胡风：《回忆录·重庆前期》，《胡风全集》第7卷，第487页。
(22)(24) 《他——活在我们心里——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记》，1940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第3版。
(2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第19页。
(28) 《渝文艺界今开晚会研究鲁迅先生作品》，1940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第3版。
(31) 研究部：《研究部报告（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年十二月底）》，1941年3月20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2、3期合刊。
(32) 总务部：《会务报告》，《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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