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足迹——读《敝屣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敝屣论文,足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关于意义湖北省社科院杨教先生的个人学术论文集《敝屣集》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国的社会科学信息界而言至少有三个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这本专集是我国社会科学信息界的第一本个人学术论文专集，在当前学术论著的出版普遍经费不足，社科信息部门又普遍面临困境的时期，有识之士能为这本专集的出版倾注心血，除了是对作者多年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外，也是对社科信息事业的奉献；
其二，这本集子不仅反映了杨教先生本人几十年对社会科学信息事业勤奋耕耘、不断追求真知的个人经历，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信息界前辈们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经历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精神是我们社会科学信息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无论是在面临顺境还是面临逆境时都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其三，这本集子粗略地记载并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信息事业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最具争议、最具特色、有广泛影响的热点问题，是可供社会科学信息研究者参考、供后来者评点的学术著作。
因而，《敝屣集》的出版应是值得社会科学信息界关注的事。
2 关于内容
《敝屣集》全书共分为“实践篇”、“辩论篇”、“探索篇”三部分。
“实践篇”收录了9篇文章，主要论述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实际问题。杨教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工作期间，正是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艰难创业、社会科学情报学开始萌芽时期，他在实践中注意到资料情报与科研、教学的关系问题，提出资料情报工作者应该树立牢固的服务思想，以此作为基本思想去处理资料情报与科研、教学之间的关系。他在总结书报资料中心的发展对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启示时认为，我国的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是有生命力的，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种种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制约，要实事求是地从需要与可能两方面找出一条走向社会化的路子。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担任领导工作期间，杨教先生又把注意力放到地方情报所的性质、工作路子、服务工作的位置等问题上，他强调要尊重情报研究者的科学劳动及其科研成果，提出了改善社会科学情报管理工作的一些设想。杨先生较早就指出，建立社会科学情报网络不能一开始就想把网络建成全国统一、功能齐全、运转迅速的巨大系统，而要从实际出发、从点滴做起，为了避免高调会成为空谈，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从表面上看也许是低调的，但却是积极的、实用的。
“辩论篇”共收录了18篇文章，主要讨论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实践发展前沿的、有争议的热门话题。在“拨乱反正”中，作者较早地提出了资料的属性问题，在《资料是什么?》一文中，作者从书报资料中心的工作任务出发，认为我们把报刊上的文字编辑起来送到研究者手中，最主要的是要告诉研究者这里有什么，而不是告诉研究者这里是什么。此后，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资料的物质的、历史的基本属性，资料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这说明杨教先生重视社会科学情报资料提供的客观性原则。杨教先生坚信社会科学情报学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社会科学情报活动作为一种本来的科学活动，从社会科学活动中分化出来后，它的科学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人们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探讨社科情报学，不仅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而且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为社科情报学的“立学”鼓与呼。在该篇中，还辑录了杨教先生对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的哲学思考，对社会科学情报为党政领导机关决策服务问题，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本分、基础，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怎样想和怎样做的问题，对社科情报商品化问题，对“大”“小”情报观问题以及关于信息产业问题的一些看法。
“探索篇”共收录了12篇文章，主要研究社会科学情报理论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针对社会科学情报界当时存在的重实践经验轻理论研究的现象，杨教先生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分析了工作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强调工作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但工作研究并不等于理论研究，工作研究的内容比较具体，多少带有就事论事的局限性。他通过信源——信道——信宿这一完整的信息过程，总结了社会科学信息工作的一般规律，表述为在不断掌握丰富的情报来源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情报研究过程，使情报产品不断满足情报用户对情报的需求。他对情报交流的内在机制总结了4种基本关系，即：信源与信宿的同构对应关系、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信息与知识的循环增值关系、知识与符号的约定共认关系，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信息交流的一般特征，表现了他的理论功力。他对信息定义研究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详细的评述，在研究了85条关于信息的定义后，对信息的定义方法进行了归纳，提出信息的定义为：信息是标志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范畴，它以显示事物差异的联系因素作用于各种矛盾关系之间，反映了各种矛盾关系既统一又非同一的运动转化过程，是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思维模式。此外，在该篇中，杨教先生还详细论述了信息与反映之间、信息与感觉之间、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人脑是最好的情报装置问题，还对企业家经营活动中的情报意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3 关于评价
纵观《敝屣集》全书，一个对自己的事业有真正坚定执着追求的学者和实干者的形象跃然纸上。杨教先生在社会科学信息实际工作中驰骋多年，由于勤于思考和钻研，他在社会科学信息理论研究上也颇有建树，他的经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文章中，笔者以为杨教先生的著文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着眼于社会科学信息工作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是该书的突出特点。与杨教先生丰厚的实践功底相对应，书中的文章，在谈论工作实践时，决不就事论事，流于肤浅的经验总结，而是真正力求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以便对具体的工作部门开展工作有所帮助；即便是进行理论研究，其选题也都是与实践密切相关，是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去探索理论的解释和指导，绝不涉及远离实际的内容，在目前我国社会科学信息界普遍存在实际工作者理论素质较差，而理论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的状况下，杨教先生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法上无疑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其次，理论研究的求新求异。也许与杨教先生曾受过系统的新闻专业培养、具备较好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有关。在开展理论研究时，他总能敏锐地抓住一些新的热点问题，在阐述问题时，也总能思路开阔，甚至独辟蹊径，以他雄健的笔触、认真的态度去征服读者，此为竭力求新；虽然他乐于读书、勤于学习，但他对理论问题从来是独立思考，对自己深思熟虑、反复研究的论点决不轻易放弃，他还善于在一致的理论声音中，冷静观察，并大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此为竭力求异。他的这种求新求异的精神正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精神，正是我们发展社会科学信息事业、进行社会科学信息理论建设所应提倡的精神。
第三，坚持追求真理，真诚对待学问。恐怕在社会科学信息学界，再难于找到哪位作者发表过如此之多的辩论文章，《敝屣集》就收录有此类文章18篇。这反映出杨教先生难得的对真理穷追不舍，将学问真诚对待的治学态度。尽管杨教先生所持观点笔者未敢全部苟同，笔者的拙文甚至有幸成为杨教先生在讨论所谓“大、小情报观”时所批评的对象(见《敝屣集》第178页之《大、小情报观辩析》)，笔者的感想有二：一是以笔者学界小辈之身分，两篇东西能让杨教先生从论文的汪洋大海中捞出，足见先生读书之认真；二是学术研究提倡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真理的认识只有经过反复探索和反复论证的过程才能形成，众口一辞不利于理论的健康发展。所以杨教先生的做法更会激励学界同仁认认真真、精益求精地做学问。
《敝屣集》的文章虽力求贴近实际，但也看重理论的实用价值，同时，他的理论探讨中也不乏绝妙的理论抽象，如他为《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一书所作的对社会科学信息交流的四种基本关系的总结，读后不禁令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为全书增色不少。当然，《敝屣集》的文章也有些许不足，笔者个人以为，可能由于杨教先生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痴爱，对基层情报所前途的热情关怀，他尤为担心由于理论的误导会影响情报所的本职工作，以致《敝屣集》的个别文章没能超越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情报工作，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讨论作为一项社会工作的情报工作，比如在《决策·信息·社会科学情报》一文中，作者认为：“社科情报为决策服务只能是为党政领导机关的决策提供服务，而不是为任何部门、行业、单位的任何类型的决策服务”。由于提出此问题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为决策服务的提出在当时还只是最初的探讨，作者本人在今天也许已产生了新的看法，这些笔者不得而知，但至少在现在看来，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确有为决策服务的优良传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并非专指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的情报工作，还有其他系统、其他类型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它们在为决策服务定位时完全是可以针对自己的特点，为任何部门、行业、单位甚至个人提供任何类型的决策服务，这在国内外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实践中已经得以证实，我们肯定不能把那些为其他决策提供社会科学情报服务的工作排除在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范围之外。此外，《敝屣集》的个别辩论文章的个别提法超越了学术争鸣的界限，显得火药味稍浓，这也许是在与同行共同研究问题时应该力求避免的。
总之，同任何学术著作一样，《敝屣集》虽然也有白璧微瑕，但它真实地记载了一位在社会科学情报领域奋斗多年的学者和实干者探索求实的足迹，有相当部分的内容与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表述的理论也许会被淡忘，但它所体现的精神却会永远流传。附带说一句，作者把收集子的文字称之为“敝屣”，这是作者的自谦，我们当然不能把它们当成无用的东西扔掉!在社会科学情报界由杨教先生首开出版个人学术论文专集之先河，《敝屣集》的出版也应该是社会科学信息界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杨教.敝屣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丛书.情报学)，学林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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