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种非宗教的信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试论论文,宗教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信仰有多种形式。宗教信仰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在宗教信仰之外还有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哲学信仰以及法律信仰等。以下仅就道德信仰、政治信仰和哲学信仰作简要的论述。
一
道德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信仰，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比其他形式的信仰更为古老的信仰。在没有阶级和政治以前，道德就调节着社会生活，作为一种内在的信仰和外在的规范起着作用。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道德信仰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但它一直存在着并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道德信仰也将继续存在，并以更为纯粹的形式发挥着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即使别的信仰形式如政治信仰不存在了，甚至宗教信仰也不存在了，道德信仰也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到那时人类信仰的自觉的性质将得到更完全的体现。
道德，就其存在的形式和发挥作用的方式来说，天生就是一种信仰的活动或信仰的事情。道德的存在是一种信念的存在，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如果仅仅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不能算作是道德，而只有为人们的内心所接受，内化为人的信念，才真正成为道德。道德的发挥作用，也是靠内在的道德信念，而主要的不是靠外在的约束。这是道德与法律的一个根本区别。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就是在其道德信念的支配下做出来的，因此在道德评价问题上必须讲究动机，也就是说必须考察人的信念。具有好的信念的行为，具有好的动机的行为，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就是应该受到赞许的。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把道德行为当作信仰行为来考察，就是伦理学中“动机论”的深刻根源。当然，也不能仅仅从信仰的角度来考察人的道德行为，所以也不能仅仅讲动机，还要看效果。但这种看效果与法律的看效果不是一回事。
良心是道德之作为一种信念的集中体现。事实上，良心本身就是一种信念。良心一词在德文中具有信仰的意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信仰自由”时认为，无产阶级的信仰自由应该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所说的“信仰自由”是Gewissensfreiheit（良心自由），而不是通常的Glaubensfreiheit （信仰自由）和Religionsfreiheit（宗教信仰自由）。 这是值得引起思考的。
可是，既然道德天然地是一种信仰，而且也许是产生得最早的信仰，那么为什么它往往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以宗教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一说起信仰，指的就是宗教信仰而不是道德信仰？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道德能不能单独立论？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信仰，或作为信仰的一种形式，能否不依赖其他的信仰形式如宗教信仰而独立存在？笔者认为，它是能够独立存在的，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信仰而存在的。但是，由于道德信仰本身的特点，使它比较容易地依赖于其他的信仰形式。
道德信仰的一个特点是，它主要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而不对这种关系之外的世界作出解释，也就是说它本身不构成一种完整的世界观。所以，道德信仰往往需要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作为自己立论的根基。在西方，道德信仰的这种立论的根基是从宗教神学中得到的。道德完全地包括在基督教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宗教信仰的强大精神力量也对于人们道德信念的维系和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长期的历史发展已经使二者高度融合，难以分开了。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宗教与道德是一体的，如果否定了宗教信仰，道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基础，不能存在下去了。所以，他们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不讲道德的人；想放弃宗教信仰的人，也就是想抛弃道德责任的人。那么，道德是否一定要从宗教神学中得到论证呢？其实不一定。中国的情形就说明了这一点。道德信仰在中国得到了独立而长足的发展，它并没有为宗教信仰所吞并，它的存在也没有依赖神学的论证。当道德信仰缺乏完整世界观的缺点日益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不是为它找来一个神学世界观，而是力图把道德本身变成一种世界观。后来的情况是：中国人有了一种日益完善的高度伦理道德化的世界观乃至宇宙观。比如《中庸》讲“诚”，说它既是天之道，又是人之道。这是我们祖先的高明之处。
道德信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靠自觉，不诉诸强制。这本来是一个优点，也是符合信仰本身特点的，但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种信仰要想长期维持下去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就不能缺乏外在约束乃至惩罚的方面。道德虽然可以靠舆论维系，但舆论也是软的东西。相比之下，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都有强制力，这种强制力往往来自信仰者团体。这种由信仰者在共同信仰下组成的团体，对于人们信仰的巩固，对于信仰的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种团体内部，往往有严厉的处罚措施，以便惩罚那些信仰不坚定或背叛信仰的人。宗教信仰有自己的信仰者团体（教团），政治信仰也有自己的信仰者团体（政党），这些组织都通过一定的强制和处罚措施来强化人们的信仰。而道德信仰则没有自己的信仰者团体。这种情况也造成道德信仰依赖于宗教信仰（在西方），依赖于政治信仰（在中国）。如果说在西方社会中道德的维系依靠教权的力量，那么，在中国则是依靠政权的力量。
二
政治信仰也是一种古老的信仰形式。自从人类社会中出现政治以来，就有对于政治观念、政治理想以及政治领袖的信仰。这一种政治领域中的信仰，对于人类社会尤其是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政治信仰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宗教信仰则是反世俗的或超验的信仰。在西方历史上，曾有过皇帝与教皇的长期冲突，这种冲突从实际利害的角度看，是两种权力（政权与教权）或利益（现实统治者的利益和精神统治者的利益）的较量，而从精神方面看，则是两种信仰（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世俗信仰与超验信仰）的较量。过去人们通常只是把这二者的较量看作是世俗利益与精神信仰的冲突，认为国王代表世俗的方面，即非信仰的方面，而教皇则是信仰生活的代表。这样的看法有其理由，但不完全正确。就其理由来说，当时的政治缺乏自己的理论基石，还需要宗教信仰的论证。所以，当政治或政权要摆脱宗教信仰的时候，就显得好像是与信仰无关了。这就与中国的情形不同，在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或“治国平天下”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和信仰，对这种治国理想的追求以及对治国经验的总结，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主题。中国人对于统治者的信仰，对于王政和王道的政治理念的信仰，对于天下大同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信仰等，都是政治的信仰。政治确实是经济利益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利害关系，但是，政治也有理想和理念的方面，也有坚定的信仰和为政治信仰而牺牲的方面。尽管这种政治理想和信仰并没有超出世俗生活或现实生活的范围，但它并不因此而丧失理想信仰的资格，而是因此而独树一帜，成为一种与宗教信仰不同的现实性的或世俗性的信仰。那种仅仅把政治看成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否认其具有精神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从历史上看，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信仰的历史，不过是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相互纠缠的历史。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时而冲突，时而结合。比较常见的情形是政治信仰需要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精神力量。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说，就是用宗教信仰来为君主专制作论证的。东方和西方都有这种情形。但相对说来，东西方不同：在西方是政治信仰依赖于宗教信仰，而在东方则往往是宗教信仰依赖于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与道德信仰也具有复杂的关系。二者都是世俗性的信仰，在与宗教信仰相区别的意义上具有共同点。但政治信仰与道德信仰是两种不同的世俗性信仰。它们的范围和领域有所不同。道德信仰的领域主要是私人生活、家庭生活，而政治信仰的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尽管政治信仰也可以是个人的政治见解，但它更是社会公共的信仰。因此，人们在评价政治家的时候，往往不是从其私人生活和个人道德品质上去评价，而是从他的政治理想、政治行为和政治结果中去评价。道德信仰尽管也有社会公德的内容，但更是个人的信念。因此，在评价一个道德家的时候，往往不是看他关于社会公德的思想，而是看他个人的道德品行。道德信仰与政治信仰还有另一个不同，即道德信仰比政治信仰在社会成员中分布更为广泛。在社会中，往往只有一部分人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热情，具有较强烈的治世需求。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知识分子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有很强的政治信仰，而社会底层的百姓往往不懂政治，对政治也缺乏热情，只有一种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朦胧的崇拜或敬而远之的感情，但他们对于个人道德问题却很敏感。此外，在中国，道德信仰是与政治信仰结合着的，道德信仰与政治信仰相互依赖。一方面，政治信仰需要从道德信仰中获得道义的力量和合法性，另一方面，道德信仰又需要从政治信仰中得到支持。道德信仰中孝的观念与政治信仰中的忠的观念的关系恰好体现了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对于国君的忠来源于对于父母的孝，同时忠又反过来用国家的力量强化孝，这是二者的一致性。但忠孝又往往不能两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舍孝而全忠，这是忠取代了孝，但这也可以说，在忠的实现和完成过程中，孝也得到了体现。
此外，可以从政治信仰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信仰或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政治信仰。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无产阶级，相信共产主义理想，相信共产党的领导，相信党的领袖人物，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内容。毛泽东说过，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没有这两条原理，那就一切事情都做不成了。还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里政治观点就是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江泽民曾在回答日本人加滕的提问时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都具有坚定的马列主义政治信仰。我国的信仰教育之所以被称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因为这种信仰主要是政治信仰。
三
哲学信仰也是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有一种“哲学”概念的用法能证明这一点，即人们往往在信念的含义上使用哲学一词，把哲学与人的信念联系起来，把它看作一个人的信念。比如，当我们说“这是某人的哲学”时，实际上讲的是他的人生信念或人生观。怀特海在其《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中说：“一个人的信念总和，我们称之为哲学。”英国心理学家埃利斯说：“一个人的哲学信念便是一个人借以生活的见解，或者是他生活的信仰。”他认为，一个人的哲学信念其实“便是一个人所形成的关于宇宙的理智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使不会直接影响他的生活方式，至少也会影响他对生活的态度。他认为哲学信念与道德信念不同：“我不认为哲学是一种道德信条，虽然我同意像‘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种道德信条，很可能成为一个可敬的商人的生活准则，但是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哲学的信念。”（注：智邦编：《人怎样拯救自己——西方哲人的信念》，花城出版社1988 年版， 第128页。）
“哲学”不仅可以指哲学家的信念，也可以指普通人的信念。哲学当然是抽象的东西，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但当我们在人生信念的含义上谈论哲学的时候，指的不止是专业哲学教授的哲学，而更是大众的、每一个人所可能具有的哲学。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一个神智健全的人都有自己的哲学。波普说过：“一切男人和一切女人都是哲学家。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有哲学问题，至少他们有哲学偏见。这些偏见大部分都是未经考察就接受的理论：他们从周围的智力环境和传统中吸收了这些理论。”（注：卡尔·波普：《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页。）列宁也曾经说过， 人们在现实中生活，都有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自发信念，相信周围世界的客观存在，相信他人的客观存在。
为什么“哲学”一词被用来指称人生信念呢？就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能够为人生提供关于世界的信念。有些带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格言，其实就是一种哲学信念。人生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现象，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可以对人进行必要的研究，但不能完全地达到对于人生的把握。把握人生，理解人生，需要哲学思维。只有进入哲学这一维度，才能算是走上了日益接近人生真谛的道路。对人生理解的深度，得用哲学的标尺来度量。
当然，哲学思考的并不都是人生问题。有些问题是距离人生领域比较远的，比如关于宇宙的猜想，以及一些玄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命题。但是，即使并不直接涉及人生的哲学思想，也是与人生问题有关的。哲学中一些关于宇宙和世界的抽象的哲学信仰，并非与人生无关，它事实上是为人生提供一种信仰的背景，提供一种信仰支持。
由于哲学信仰对于人生和社会的巨大作用，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要用哲学信仰来代替宗教信仰。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依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这种哲学主义的信仰，乃完全自由，因人不同，随时进化。”（注：罗章龙编：《非宗教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63页。）后人往往更重视蔡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而不大注意其关于以“哲学代宗教”的观点。其实，讲得比较通的还是后者。以哲学代宗教，有其基础，是在信仰层面上谈问题，哲学信仰代替宗教信仰，讲得通。而美育代宗教其实指的是用艺术的作用来取代宗教所起的情感慰藉作用，而不是把艺术作为一种信仰来取代宗教信仰。蔡先生的意思不是以非信仰的东西来取代信仰，不是认为信仰没有必要，而是认为宗教信仰弊端太大，应该用另一种更为合理的信仰来代替，这就是哲学信仰。在他看来，宗教信仰过于武断，不够自由和宽容，而哲学信仰则是“完全自由，因人不同，随时进化”的。因此，哲学信仰比宗教信仰更为优越。
哲学可以成为普通人的信仰，或者说哲学可以向人提供一定的信仰，但是哲学信仰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哲学总比哲学信念要多一些东西，这是由哲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哲学不同于宗教：如果说宗教的本质是相信，那么哲学的本质是怀疑；如果说宗教的本质是满足于某种结论，那么哲学的本质则是不停地思索。哲学不仅是结论，即被信仰的结论，而且是追寻结论的过程。哲学是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断进行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的时代或时期达成一定的结论，并为人们所信守，但哲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永远不会终结，不会停留于某个既定的结论上。对于思考过的事情重新进行思考，对于已经得到的结论再重新寻求和审查，这是哲学的家常便饭。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哲学至少有两个方面好处：一方面，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另一方面，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价值多元是现代的一个事实，……哲学反对任何人以现代救世主自居，而只是鼓励每一个人自救，自己寻求自己的信仰。”（注：周国平：《哲学与精神生活》，载《方法》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