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缘政治中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中国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政治在国际政治中再度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和各国必须研究的热点。而基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地缘政治学家都曾在他们的论述中提出过自己对中国地缘政治的观点和看法。本文就是试图从梳理分析西方不同地缘政治学说对中国的论述入手，结合中国的政治和地理背景，作出一些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构想。
一、对地缘政治概念的界定
关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各个学者和流派都有自己的观点，如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缘政治学区别于地理政治学，地理政治学指的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察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缘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加以表述和解释”。[1]
王逸舟把地缘政治等同于地理政治学，认为也可称之为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缘政治是“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2]的层面和作为“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地理基准”。[3]
此外，法国雷蒙·阿隆认为地缘政治学包括“把外交战略关系与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4]苏联学者认为，“政治地理学的对象是研究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民族和部族的状况，阐明各国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它研究以下问题：社会和国家制度、政治行政机构以及与国家经济状况紧密相联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各国的政治地理及其在世界现代经济、政治格局中和在世界海洋及宇宙空间开发中的相互关系、作用与地位；国家领土的组成和国界的历史演变；国家居民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各阶级、阶层、民族和部族的地位及其在国内的分布特点；各政党、社会团体及其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世界政治地图和经济地图的演变；国际性的同盟、联盟、组织”。[5]
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各种定义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我们比较同意王逸舟把“地缘政治”等同与帕克的“地理政治学”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这比较符合实际运用情况。我们对地缘政治学作如下定义：地缘政治学是一门运用地理分析手段，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和策略的一门学科。
二、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对中国的论述
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历来都不曾被地缘政治学家们所忘记，他们或多或少都对中国提出过不同角度的论述，值得我们借鉴，所以在这里先做一个梳理。
1.麦金特(Halford J·Mackinder)
英国地缘政治鼻祖麦金特在提出他著名的“大陆枢纽理论”时，早就强调过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他从著名的三段论“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6]出发，认为：中国属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内新月形地带”国家，是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争夺心脏地带的必争之地。麦金特还曾预言，如果作为海洋国家的日本与中国联合，则远比陆上枢纽国家俄国的地位来得优越，“……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7]
2.约瑟夫·帕奇(Joseph Partsch)
继麦金特之后，布累斯劳大学的约瑟夫·帕奇认为，英国和俄国这一对“世界巨人之间的未来均衡将须由‘美国的发展和人口众多的东亚’来维持”，[8]这里人口众多的东亚显然主要是指中国。
3.詹姆斯·费尔格雷夫(James Fairgrieve)
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雷夫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位于大约北纬30度和北纬60度之间的温带地区的历史，……横贯大陆的铁道交通补充旧有的海上路线，形成一个环球轴带：纽约和蒙特利尔、温哥华和旧金山、还有东京、长崎、鄂木斯克、莫斯科、上海、科伦坡、亚历山大、柏林、巴黎和伦敦，都位于这些海运、陆运和空运的主要航道上”。[9]
4.豪斯荷弗
纳粹地缘政治学家豪斯荷弗也未曾忘记中国，他声称：为与英美等海洋国家争霸，德国应该在德、俄联盟的基础上，把亚太地区的中国、日本也包括进去，扩大为洲际集团。[10]
5.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
拉铁摩尔以陆上人的眼光观察世界，看到欧洲400年来的海上优势正在衰退，英国的世界权利很快就会丧失，后起的新兴国家是一些亚洲的大陆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从亚洲边缘地区向中心区渗透和发展的时代正在展现，其发展的焦点将位于或接近亚洲的中心区，而这种发展的影响将从内向外辐射到边缘区”。[11]
6.斯皮克曼(Spykman)
斯皮克曼不同于麦金特。但他从“谁控制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的地缘政治逻辑出发，也认为中国处于心脏地带与近海国家间的“中间地带”，而这一区域是控制世界的关键。他认为如果在这里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指中国和日本），对美英苏都是莫大的威胁，因此他号召美英苏联手阻止这样的大国出现。[12]
7.索尔·科恩(Saul Cohen)
科恩1964年写道，全球政治体系具有四大实力中心：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虽然他承认中国脱离苏联后，地位会明显提高，但是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仍然可以在地理政治上连成一片，两个地理战略区仍然与过去一样。[13]
8.克龙(Crone)
克龙1967年曾指出，“触发从两极到多极转形的标志就是中国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世界实力出现。由于当时中国奉行摧毁资本主义及新殖民主义政策，因而无形中使自己成了亚洲国家的领导者，所以，这个事件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有伟大意义的”。[14]
9.德利波叶(de Blij)
1967年德利波叶提出全球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就是地区主义倾向。他认为五个影响最大的种族意识形态区域是西方世界、苏联集团、中国、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由于从潜在实力上看，中国要比日本强大得多，所以她的诞生是非白种人对白种人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根据他的观点，“随着中国上升为一个世界强国，太平洋区域发挥了历史同样赋予地中海而后又赋予大西洋的那种作用：各大对立力量隔洋相峙”。[15]
10.坎特里(Cantori)和斯皮格尔(Spiegel)
坎特里和斯皮格尔认为，世界主要由三种等级的体系组成，即主导体系、从属体系、内政体系。主导体系由三个大国组成：美国、苏联和中国，“它们当然是世界上真正的国际脚色”。[16]有能力操纵这些体系的是美、苏、中、法、英。
11.基辛格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以其独特的方式和远见卓识来观察世界。他认为，当今世界越来越受五大实力中心的支配，它们是美国、苏联、欧洲、中国和日本。这里显然包括了政治地理因素。
12.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唯有中国的独立、安全，才能减少朝鲜半岛重新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才能增强日本的安全，才能有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他甚至提出，美国将把损害中国这个亚洲大陆国家安全的任何敌对行动看作是对美国自身利益的威胁。[17]
以上列举了一些西方主要地缘政治学家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和论述，限于篇幅，其他还有一些不能一一列举。但从上所述我们也已经可以归纳出西方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些主要观点：
1.中国始终被地缘政治学家们视为必须争夺的重要砝码，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争夺的边缘地带，中国的地理位置是中国成为多极世界不可或缺的一极的重要因素。
2.他们考虑中国问题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至关重要的地理位置，对于中苏、中日在政治地理上的联合会导致的强大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担忧，如对所谓“黄祸”的害怕。
3.随着冷战结束后“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发展地位，百年不遇的机遇正悄悄降临到这块古老的热土上。
4.中国的的稳定和发展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双边意义，是一种共同的利益需要。
三、关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几点构想
在分析总结西方地缘政治学说主要观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认识，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关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几点思考：
1.与西方地缘政治学家对中国地缘政治因素的高度重视相比，中国自己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似乎存在很大差距，我们潜意识中一直有一种浃浃大国的优越感，因此考虑问题较多只从自己出发，而缺少一种地区性、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和思路。而地缘政治理论在各国决策中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对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及其在决策中的考虑应进一步引起重视。
2.利用中国有利的地理位置，开展灵活多变的对外政治、经济交往，谋求最佳的发展时期，既然我们是处于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争夺的要冲，既然西方对中苏、中日的联合有一种内在的担忧，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加以利用的有利因素。小平同志讲我们决不当头，但中国在地区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因素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构想也应当把经济因素置于首位。
4.当今世界，地区合作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如欧洲的一体化趋势，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区等，并且从目前看，这种趋势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可能性。这同地缘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以地理位置的远近决定政治经济战略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地缘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认为从世界和周边地区现实情况出发，中国也应当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为依托，谋求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有利地位。具体讲：
首先，以东南、东北部沿海地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为发展战略的最重要一步。中国东南部广东、福建、海南、浙江、上海与周围属于华人文化圈的港澳台及新加坡、马来西来、菲律宾、印尼在文化、语言、民族上有很大相通之处，在经济上互有需求，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协作区；东北部，山东、河北、天津、东北与俄罗斯远东部分、朝鲜、韩国以及日本也有资源、资金、投资、技术设备互补性和互换性，也具备了建立经济合作区的基础。如果建立了良好的地区合作，对于这些地区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提高和发言的分量无疑是有益的。
其次，在地区合作的基础上，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进一步谋求同亚太地区，如美国、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及俄罗斯、欧盟交往和合作。
第三，与前两者相比，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过去我国对非洲，南美等国家的开放是很不足的，但作为我国全球地缘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和交往，应当开始列入我国外交政策的议事日程。扩大中国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地区性事务中的影响，是我们应有的也是必然的战略思考。
注释：
[1]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3]出处同[2]，第183页。
[4]雷蒙特·阿龙：《和平与战争》，纽约，1966年版，第61页。
[5]斯皮琴科主编：《政治和军事地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6]出处同[1]，第23页。
[7]哈·麦金特：《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3页。
[8]出处同[1]，第35页。
[9]出处同[1]，第39页。
[10]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第107页。
[11]出处同[1]，第114页。
[12]参见冯绍雷等：（国际关系新论）第107页。
[13]出处同[1]，第154页。
[14]同上。
[15]出处同[1]，第154-155页。
[16]出处同[1]，第156页。
[17]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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