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政治在冷战后面临的冲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战后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带来的变化，在欧洲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表现得明显：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社会混乱、纷争四起、人心不定。欧洲成了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交汇点。而过去一直处于战略前沿的西欧地区，自然首当其冲，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一、传统政党大受冲击，领导人物威信下降，政府地位虚弱。丑闻风波是冲击西欧传统政党的导火线。在意大利，左右该国政坛几十年的天民党、社会党、共和党、社民党等，由于“米兰贿案”的纵深发展，均受重创，5个政党的领导人纷纷中箭落马。曾7次担任意大利总理的安德雷奥蒂被检察院指控与黑手党头目有染，全国为之震惊。昔日最大的执政党——天民党，今日只好改名为人民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几十年来一直是意大利第三力量的社会党，在1994年的全国大选和欧洲议会选举中，连5%的最低门槛票都未达到，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在法国，昔日的第一大党社会党，也为该党不断出现的丑闻等事件付出了惨痛代价，在1993年3月的全国大选后，惨败下台。在德国，执政的联盟党因一连串的政府部长与丑闻有染，使得科尔政府的支持率直线下降。在野党的日子也不好过，德国社民党主席、总理候选人恩格霍姆由于被卷入“巴舍尔丑闻”而饮恨辞职，致使该党临阵易帅。在英国，梅杰掌权以来的保守党也是处境艰难。由于在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失败以及一些政府大臣的不洁行为，不但使保守党主席引咎辞职，也使党的领袖梅杰的地位面临挑战，该党有些议员公开要求梅杰下台。在西班牙，冈萨雷斯领导的工人社会党，也因丑闻迭出而伤痕累累，在1993年的全国大选和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严重受挫。在比利时，副首相及法语社会党前全国主席斯皮塔尔斯亦因涉嫌受贿而辞职，政府与党的威信受损。
二、民族主义、右翼、极右翼势力膨胀，传统政治格局面临失衡。在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制度发生根本性演变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均是弹冠相庆，大唱凯歌。然而，他们没有料到，转眼之间，自己的后院也在起火。近几年来，西欧不少国家的传统政党与政治力量都是损兵折将，江河日下，有的甚至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方面，一些新兴政治力量则汹涌而来，迅速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民族主义、极右翼势力迅速抬头，以左翼面貌出现的绿党异军突起。这是冷战后在西欧地区出现的最重要的政治现象。首先是意大利，在1994年3月的全国大选中，意大利力量党、北方联盟、全国联盟联合组成了新一届右翼政权，传统的政治力量统统靠边站，从而使意大利政坛发生了格局性的重大变化，尤其是新法西斯主义的入阁，更是引起了西欧国家的严重不安。在法国，1993年的大选和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左右对峙的政治均势暂时被打破，政治的天平严重“右倾”。德国在左右两极保持基本均势的同时，自由民主党的命运面临考验，这个几十年来稳坐钓鱼台的“政治不倒翁”，在最近的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均未达到5%的最低票数。在英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西欧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的情况。
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上升，民族利益之争突出。冷战结束后，西方联盟的内部矛盾走向表面化，摩擦与争端更加明显，国家利益至上导致欧洲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减弱。西欧各国在制定本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时，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原来的联盟利益被降到了次要地位。德、法、英、意等西欧大国出于各自对欧洲的战略打算，都在调整双边乃至多边国家关系，其实质是争夺对欧盟乃至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在冷战后欧洲大国关系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一直在欧共体中起核心作用的法德“轴心”面临挑战，“原子弹平衡马克”的态势已经打破，天平的重心正在向德国倾斜。而英意等国则乘法德矛盾深化之机，大挖其墙脚，以削弱法德“轴心”在欧洲联盟内的“主导地位”。此外，对于欧洲联合的形式和目标，各国的主张和打算难以一致，各个成员国都希望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朝符合自己意愿的方向发展，都企图在这个“大家庭”中，少付出一些牺牲，多获取一些利益。法国是欧洲主义的代表，它力图以联合的力量“框住德国”，建立以法国为主导的欧洲一极。德国是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试图以本国意愿改造欧盟，以领导欧洲。英国是所谓的“大西洋派”，一向对一体化持消极态度，但又不愿被排挤出欧洲大市场之外，而想借美国和北约的力量制约德法，增强在欧洲的地位。意大利也指望从欧洲联合中得益，以提高其地位。大国对欧洲事务的操纵与争斗，引起了许多小国、穷国的不满。另外，在西欧，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德国在欧盟的坐大，更引起了各成员国对它的戒心和警惕。利益之间的协调在西欧变得更加困难。
四、传统的价值观念瓦解，福利国家面临危机。在西欧政治制度中，党派竞争和对党派的忠诚曾经是其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尽管党派作为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代表，在组织竞选、培植政客、进行公开论战乃至掌握国家机器方面，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自90年代以来，党派意识，党派认同观念，对党派的忠诚程度在西欧国家急剧降低。政党的腐败丑闻迭出，更使人们深恶痛绝。不少选民声称要用选举行动教训一下那些大党。过去，本党党员及支持者，即使对本党的政策与现状不满，也很少投其他党的票，而现在在每次选举中，“跳槽者”竟高达1/3至1/2。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一直是西欧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体现，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模式”是许多国家学习的样板。如今，好景已成为过去，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费用给西欧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在50年代后期，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开支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5.3%，1978年上升到69.7%，而目前已超过70%。现在，欧洲联盟各国社会保障支出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左右，寅吃卯粮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公共福利开支剧增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已导致通货膨胀、经济不振和严重的失业问题，福利国家随之出现危机。西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这种处境中进退维谷，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大增，纷纷对传统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五、代议制民主的虚伪性日益明显，社会矛盾突出，政局动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形成的西欧代议制民主，已越来越违背了它的初衷，它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不断转移到少数政治寡头和政治精英手中，选举和投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走过场的表面形式。人们对选举制度的原则提出怀疑，认为选举不能代表民主程序的全部，更不反映民主的实质。现在，西欧各国不少人对选举态度消极、冷漠，有的选民甚至不顾重罚的威胁，拒绝参加投票。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投票率一跌再跌。英国1987年选举投票率已降至75%，法国1988年大选的投票率为66%，90年代以后更低。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英、爱、荷、葡四国的投票率低于40%。在西欧，相当部分的人以游行、示威，建立各种组织等方式，对现行政治、经济机构或决策方式进行挑战。1993年4月，西欧21个国家的100万工人举行了反对失业和争取工人基本权利的罢工和示威游行。1994年，在法、德、意、英、葡、西等国又爆发了十几万至几百万人参加的罢工、罢课与抗议活动。另外，近几年来，西欧国家的排外、仇外、暴力恐怖活动肆虐。在意、西、英、德等国发生多起纵火、爆炸等暴力活动，造成数十名无辜平民的死亡。广大老百姓对社会的动荡忧心忡忡，纷纷指责政府的软弱无力。
西欧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是冷战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的必然反映，是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
一、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使西欧失去了共同的对手和目标，人们无所适从。几十年的东西方对峙与冷战，明确了西欧国家的目标，也绷紧了人们的每一根神经。然而，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华约的解体，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西欧国家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两大社会制度的对立、意识形态的争夺已不再是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和人们关注的中心。事实上，西方自己的舆论都承认：政治上的西方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带有浓厚的人为色彩，而且也是由于“东方”的存在才产生了西方的团结。所以，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凝聚力削弱，维护民族利益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政治选择，使西欧各国政府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处理国内事务上。而对于相当部分的老百姓来说，由于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在神经突然得到松弛的同时，其精神支柱也顷刻崩溃，人们失去精神寄托，由此产生了对政治的冷漠、悲观乃至对抗的逆反心理。正如西方一些评论家所言：冷战后的西欧，反而变得混乱无序。
二、传统政党及体制的弊端是导致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欧许多国家，现行的政党体制大都是在二战后逐步形成的，经过几十年的运营，已日臻完善和稳固。如德国的二元政党体制，意大利的多党比例代表制，法国多元化的党派格局，它们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政党体制从一开始就显得先天不足，后来其阴暗面与消极面不断暴露：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腐败、权钱交易、领导人争权夺利。近几年，在西欧许多国家出现的各种丑闻，几乎都与政党有关。这种政治腐败现象之泛滥，首先在于政党政治的腐败，它建立了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按照政治实力来捞取、瓜分“回扣”和各种好处的一整套制度化的机制和规则，形成了一张有形的权钱交易网。意大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典型。在西欧国家，过去被掩盖起来的各种金钱政治和腐败行为如今接连曝光，人们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1993年4月，意大利全民公决，80%以上的公民投票支持修改传统的参议院选举法和政党拨款法等8项立法。在法、德、西、奥等国也刮起了一股要求改革政党制度与政治体制之风。
三、经济衰退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西方，经济历来是政治的晴雨表。虽然在冷战时期建立的经济体制和制定的经济政策曾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苏东剧变后，西欧在冷战时期确立的一套经济体制与结构，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西欧国家陷入了战后最深刻的危机中，左右翼政党所分别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策，已难有妙手回春之力。近几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处于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困境中。1993年，欧盟12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0.5%，预计1994年为1.6%，但后劲不足。失业率扶摇直上，目前为10.9%，失业人数达1820万，解决失业问题已成为欧洲联盟目前的头等大事之一。另外，欧盟各国的赤字预算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25%，大大超过“马约”规定的3%的标准，公债已达2.7万亿美元，外贸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经济的衰退又引发了“福利国家”的危机，传统的福利制度难以维持。现在，西欧传统福利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越来越突出：牵制经济复苏，导致投资乏力，企业主缺乏积极性，竞争不力，财政赤字剧增，失业率上升，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加重。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西欧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之焦头烂额，老百姓怨声载道。而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和极右翼分子，则趁机煽风点火，把矛头指向传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制造人们的不满情绪，火中取栗。
四、冷战的综合后遗症的影响。苏联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确实曾使西方资产阶级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和平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纪已经来临。然而，时至今日，他们发现：冷战的结束并未给西欧国家带来所谓的“和平红利”，反而引来了一系列始料不及的问题。首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成千上万的移民与难民涌向西欧，更加剧了西欧严重的经济、社会福利困难。日益突出的移民与难民问题，正成为一个极富“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近几年，在极右翼势力的煽动下，德国、法国、西班牙、瑞典等国的排外暴力事件十分频繁（1994年平缓一些），许多外来的移民和难民，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牺牲品。其次，民族、宗教冲突，边界领土争端现在日趋突出，直接威胁到西欧地区的安全。冷战结束后，曾经在欧洲寂静多年的民族矛盾和边界、领土之争又开始尖锐，尤其是家门口的前南斯拉夫内战，已造成20万人的死亡，形成了一条随时可能向外蔓延的“地震带”，西欧国家为此进行了多次调解，但都是协议墨迹未干，战火又起。再次，冷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的各种社会问题日渐突出：吸毒、道德沦丧、信仰危机、新法西斯主义抬头、暴力恐怖活动频繁等等，都不断地冲击着西欧社会政治的根基，使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西欧政党制度的变化及社会思潮的动向是西欧整个政治制度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表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从西欧整个地区来讲，传统的政党体制与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或根本性的变化，但从某个或某些国家而言，情况就有差别，如意大利，应该说传统的政党制度、体制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在意大利政坛上发挥作用的基本上不是传统政党。无疑，意大利政治的这一变化，将对西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总而言之，西欧社会政治的危机还将持续下去。因为导致西欧社会政治陷入这样一种严重的危机，并不都是由于冷战结束。事实上，在整个冷战时期，西欧各国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各种政治危机，潜伏着由制度和体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只是在一致对付“东方集团”的大背景下，这些矛盾与问题一直被压抑和掩盖着。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只是揭开了这个盖子而已。面对目前的危机，西欧各国的统治阶级及大多数传统政党都在程度不同地企图顺应形势的变化，正在进行从制度到体制的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因此未来西欧社会政治究竟怎样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