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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1-0132-05
斯大林与新经济政策的关系很值得研究。大致来说，1926年前斯大林与布哈林一起维护和贯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并在政策措施上有所发展，1926年后斯大林逐步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新经济政策理论。1928年粮食危机发生后，斯大林开始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战略，提出了根本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路线和方针。布哈林被打倒后，新经济政策随之终结。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独特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总的看来，斯大林没有将新经济政策看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政策。
一、1926年前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思想
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列宁逝世这几年，斯大林很少对新经济政策发表意见，偶尔谈起，也多是从革命战略与策略的角度去分析，认为世界革命的延缓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1921年7月，他在《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一文中指出：“战争结束了，但是西方的社会主义者暂时还无力帮助我们恢复经济，而我们在经济上又被工业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因此不得不采用租让制，不得不同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并同一些资本家集团订立租让合同，我们在这方面(经济方面)也是孤立无援的，不得不想尽办法克服困难。”① 这与列宁主要从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要求的角度对新经济政策的解释显然是不同的。在这前后，斯大林也认识到，十月革命后共产党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但他并不像列宁、布哈林那样去研究如何建立适合俄国特点的经济形式。在他看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并不是要寻找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而是为了“激起世界各国革命”，“建立合理的世界经济”。他认为，俄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是对内巩固政权，二是对外“不惜人力和物力帮助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② 到1923年斯大林还抱这种态度。他是年1月写的《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通篇都是讲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宣传世界革命论，却不研究俄共(布)在领导经济恢复和建设方面所创造的经验。而这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已趋于成熟，他对世界革命的长期性已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提出党的任务应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从列宁逝世到1926年，斯大林在同党内反对派斗争中，围绕着坚持工农联盟这个主题，宣传和维护新经济政策，从理论上对新经济政策作了一些正确阐发，并于1925年同布哈林一起放宽了农村政策。这对于人们理解和执行新经济政策起了积极作用，对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一，反复强调农民和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25年1月斯大林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农民市场是我国工业的主要基地”，所以，农民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把农民问题放在我们政策的首要地位”。③ 斯大林还论述子工农联盟的可能性。他说，苏联农民是无产阶级可以信赖的同盟者，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但这些矛盾是可以克服的。因为他们“在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还有共同的利益，这些共同利益遮盖着这些矛盾，并且无论如何会超过这些矛盾。这些共同利益就是工农联盟的基础”。④ 这些共同利益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都愿意并且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要和农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
第二，重申了实现工农结合的正确途径。斯大林在党的十三大总结报告中指出，苏联大工业还不发达，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主要应通过商业结合起来，而不能实现直接的产品交换。这就要允许发展私人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商业流通和自由贸易，动员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的力量恢复经济。他认为这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实质和表现。
第三，坚持列宁关于农村和农民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认为，列宁制定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策是，发展国有工业，通过国家调节的商业活动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用各种合作社的方式使千百万农户普遍合作化的道路，把散漫的农户团结在社会主义工业周围的道路，在农民中间，起初是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和农户所需要的城市产品供应方面，然后是在农业生产方面应用集体制原则的道路”⑤。
第四，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搞好工农结合，要执行正确的政策。斯大林在1925年6月《问题与答复》的演说中指出，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必须通过合作化将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系，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等等。在斯大林、布哈林的坚持下，党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后，在农村采取了一些发展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取消了大部分对出租土地、雇工及资本积累的限制；禁止村社重分土地；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降低农业税，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改善农村贸易；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提供贷款，增加农业机器供应等。
第五，批驳了反对派对新经济政策的种种指责和歪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指责中央多数领导人执行的政策有“富农倾向”，是保护富农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农村产生了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立，因此应在农村掀起反对富人的阶级斗争。斯大林批判、抵制了这种“左”的思想，强调要在城乡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清除战时共产主义残余。他多次指出：中央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为了实现工农结合，是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实行的；尽管农村有分化现象，但中农仍是农村的基本群众；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不是掀起阶级斗争，而是争取中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壮大工农联盟；要用协商和互相让步的方法调节工农矛盾，无论如何不能把工农矛盾导向尖锐的冲突。他还指出：“我们实行贸易自由，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全国产品的数量，巩固我们同农民的结合。”⑥
上述论述符合新经济政策理论的精神，也符合苏联当时的情况，应该肯定。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在理论上也不把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作为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认为农民是非社会主义者、私有者，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农村依靠城市而发展，农民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帮助而生存。这又影响到他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执行。从实践来看，到1925年底党的十四大前后，苏联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新经济政策还要坚持多久、新经济政策究竟只是恢复经济的手段还是可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政策等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正是从这时起，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
二、1926年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
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列宁主义。”⑦ 不久，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并强调新经济政策并不只是退却，还有进攻。他指出：“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⑧ 以上论述说明：其一，斯大林主要是在阶级斗争的范围内解释新经济政策，而没有将它与俄国的落后和以农民为主体联系起来，没有着眼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考虑问题。其二，斯大林这里强调的与其说是利用资本主义，不如说是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他把这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他对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估计不够，而对其危害看得过重，认为利用资本主义是迫不得已，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就要改变方向。其三，斯大林仍然从进攻与退却的意义上去解释新经济政策，而看不到它的实质在于利用市场关系。这就难以把经济政策当作长远政策。
党的十四大提出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后，经济政策朝工业方面倾斜。为适应这一转变，1926年4月斯大林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的论断。他说：“决定我们政策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已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⑨ 他指出，从1921年至今为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是从农业入手恢复经济的时期；从1926年起进入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发展工业上。“如果当时，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那么现在它却要依靠而且已经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了。”⑩ 这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转变的信号，也是修正工农关系的开端。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农业为基础决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而以工业为主要目标则要求农业服从于工业。当时在实践上也已开始这么做。同时，斯大林的这一划分还隐喻着新经济政策仅适应于经济恢复时期，不适应于建设时期。
1928年初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斯大林用“非常措施”解决粮食问题，是对新经济政策的公然背离，遭到农民的反对和党内一些领导人的指责。对此，在2月到4月间，斯大林一方面说“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11) 另一方面又指出，粮食收购危机是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加强对包括富农在内的资本主义分子的斗争以战胜他们”。(12) 对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新解释，说明斯大林这时所考虑的已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了。
在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专门强调了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他提出了“贡税论”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并提出用阶级斗争方法展开向“资本主义”的进攻。这是中止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基点。其一，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13)。说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利用市场是正确的，但斯大林这里强调的是利用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其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1921年战争结束后才实行的，而是在1918年就开始实行了，只是后来外国武装干涉中断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他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迫使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一种政策……显然，假如没有战争环境和武装干涉，也就不会有战时共产主义。”(14) 这种说法，一是否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不把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模式的根本转变，而仅仅看作是临时退却；二是在看到1918年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有联系的同时，却没有看到后者对前者的重大发展，没有把握住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的发展及其重大意义。这样，就不能把新经济政策推向前进。其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表现和工具”。(15) 所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仍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存在。”(16) 这是用阶级斗争和专政的眼光看待新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认为新经济政策助长了资本主义，所以从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出发，不能允许它“自由”发展。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布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就是社会主义向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实行全线进攻”的时期。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城乡资产阶级已经强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利用价格、技术等手段向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动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应采取新的政策和斗争方式，向城乡资产阶级发起猛烈进攻，取得社会主义的全线胜利。他说：“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和旧时期即恢复时期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斗争方式，重新部署我们的力量，改善并巩固我们的一切组织。”(17)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市场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斯大林既然要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显然是要终止新经济政策。为此，他突出强调新经济政策中“进攻”的一面，指出新经济政策在开始时主要是退却，但在退却时就想到了进攻，现在是该进攻的时候了。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是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取消新经济政策。
在这次报告中，斯大林还批判了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方面中的一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18) 他批判布哈林主张私人贸易完全自由，说这是极大的错误。斯大林认为，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资本主义的根基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19)。所以，他对取消商业、市场大加赞赏，指出：“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20) 取消贸易自由、“中介人”，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
1929年11月，斯大林写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发出了经济政策“大转变”的动员令。他同年12月写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明确宣布将新经济政策抛开。他指出：“事实上，列宁还在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就曾说过，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准备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21) 从此，苏联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新经济政策的建设道路被迫中断。
综观起来，斯大林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还包含着进攻，他把退却看作是暂时的，更关心的是进攻。其二，新经济政策不只是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还包含着社会主义经济要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包含着严峻的斗争。他强调的是要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是长期利用资本主义。其三，新经济政策既允许一定的贸易自由，又不允许绝对的贸易自由，他很崇尚没有商业的工农“结合”。其四，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第二个时期即发展时期，以工业的扩展为基础，其蕴意就是新经济政策不适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五，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在执行中充满着阶级斗争。总的来看，斯大林是从阶级斗争和退却进攻的意义上认识新经济政策的，忽视了它对于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长期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早早结束了新经济政策，与这些认识有很大关系。
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有直接关系。斯大林修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阶段正是他酝酿、形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战略的阶段。他在理论上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取代了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则以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模式。“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模式的思想基础和依据。
列宁在世时，单靠一国力量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被全党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斯大林1924年5月所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初版中还坚持这一观点。列宁逝世后，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危机，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世界革命进入了低潮。苏联经济恢复成就显著，单独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引起了党内争论。出于反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需要，斯大林很快改变了观点，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1924年12月，他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22) 斯大林随后解释说，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是“一般胜利”，是指“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指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23)
在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用区分内外两种矛盾的办法，论证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他指出，我们面临着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克服这个矛盾，和农民一起依靠工农联盟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即所谓“一国建成”问题。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矛盾，即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苏联，进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引起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苏联一国所无力解决的，必须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即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月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又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基本上是重复以上的观点。
问题的关键是，在斯大林看来，苏联一国能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建成？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斯大林就把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归结为克服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以便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24) 1926年11月他在联共(布)十五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就是争得无产阶级专政并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25) 他这次把苏联面临的国内矛盾由工农矛盾改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国内矛盾首先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我们说，这种矛盾我们是能够靠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我们能够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能够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26) 1926年12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27) 到这时，斯大林已经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定性为战胜本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
斯大林所说的本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然不是苏俄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富裕起来的农民、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等。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俄国大多富农、资本家已被剥夺。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利用多种经济成分发挥劳动者、资产者的积极作用，可是斯大林在1926年底就酝酿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要想使新经济政策维持长久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了建立工业国的主张，在1926年4月又提出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时期，其指导思想就是他所理解的独特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必然要求改变、废除新经济政策。这是迟早的事。
那么，斯大林如何解决工农矛盾，消灭“资本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呢？在1925—1926年间，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是根据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公有化的原则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不把这两个经济部门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8)“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组合。”(29) 他还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籍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30) 斯大林这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在低水平的生产力条件下，用排除商业的计划命令手段，将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使农业服从工业的需要。他进而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迅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公有制经济，以堵塞“资本主义”的孔道。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促使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放弃了新经济政策，用政权的力量迅速推行高速工业化、全盘农业集体化，以实现他把工农“结合”起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理想。所以，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与新经济政策理论和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建设思路，它的重大影响是在实践中引起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再一次根本转变，与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剧变有密切关系。
注释：
①②《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6—57页，第88页。
③④⑥⑦(23)(24)(28)(29)《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28页，第92页，第297页，第302—303页，第17页，第289页，第269页，167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1、324页。
⑤⑧⑨⑩(25)(26)《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78页，第82页，第110页，第111页，第234—235页，第292页。
(11)(12)(13)(14)(15)(16)(1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页，第40页，第128页，第129页，第128、148页，第148页，第196页。
(17)(18)(20)(21)《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26页，第40页，第43页，第150—151页。
(27)(30)《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页，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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