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新问题、新发展--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些重要关系”谈起_论十大关系论文

新矛盾、新问题、新发展--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一些重要关系”谈起_论十大关系论文

新矛盾 新问题 新发展——学习《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问题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新发展论文,矛盾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通过与《论十大关系》的比较研究,对江泽民同志《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内涵及其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它代表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阶段和取得的最新成果

学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两个纲领性文件是必须认真研究的:一是1956年4月25 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二是1995年9月28 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若干重大关系》)。这两个讲话,时间跨度近40年,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不同时代特色。《若干重大关系》继承了《论十大关系》中的许多精辟观点和正确论述,更给予其以新的含义。对今天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作出了科学的深刻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原则和方法。《若干重大关系》通篇贯穿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情况相结合的精神,全面体现了它对《论十大关系》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科学地把握当时的国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社会稳定,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在刚刚起步的时候,机械地搬用苏联的经验,暴露出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使许多方面应该发挥出来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针对这种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抓住了影响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关系全局的重大矛盾和问题,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若干新的方针。《论十大关系》重点是讨论经济问题,但又不局限于经济问题,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为基本方针,主要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前三大关系阐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做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这里,毛泽东同志实际上是在寻找一条同苏联过去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论十大关系》的第四、五大关系是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即怎样更好地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问题。《论十大关系》的后五条,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都是属于政治和思想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显然是强调经济发展的政治思想保证。《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尝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它集中地反映了50年代中期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成果。后来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是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可惜的是,《论十大关系》提出不久,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使党和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一些正确原则没有得到很好贯彻,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严重曲折,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新矛盾更加突出复杂,世界上既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成经验,我国又面临历史曲折留下的沉重包袱和跨世纪发展挑战的双重任务,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对我们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以至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江泽民同志的《若干重大关系》,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为思想路线,以《论十大关系》为基础,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针对我国当前的新形势和今后的奋斗目标,对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若干重大关系即矛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指出了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和措施,它和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一样,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分析深刻,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是《论十大关系》和《若干重大关系》内在联系的突出体现。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十大关系,“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现在,我们虽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现代化建设,涉及全局的矛盾和问题与50年代相比差别较大,但是,江泽民同志在提出十二大关系时明确指出,“目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目标、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的一贯性。两个讲话都是从总结我国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展开阐述的,都是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提出的。毛泽东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一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对于外国的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一概照搬,“特别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就很明确的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这一根本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基础上,非常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要努力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要不断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切忌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或思想僵化,只知从本本出发。《若干重大关系》中虽然没有直接详细阐述对苏联经验的鉴戒问题,但是,在十二大关系的每一内容中已经包含了苏联解体给我们的思想启迪。苏联的解体,从某种意义说,就是由于理论上脱离实际,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盛行而导致他们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涉及全局的关系和矛盾的结果。毛泽东同志写《论十大关系》时,苏联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处在兴盛和发展时期,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提出少走或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在此后的建设中,对苏联的弯路虽然我们能够“引以为戒”,然而更多地却走了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弯路。江泽民同志的《若干重大关系》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提出来的,因此,正确处理十二大关系,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贯彻《论十大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的总结,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怎样防止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相隔近40年的两个讲话,无论是从总结中国经验教训,还是从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都是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把两个讲话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从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内容上讲,还是从反映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讲,无论是从对中国建设曲折道路的认识上讲,还是从对苏联建设弯路的认识上讲,《若干重大关系》比《论十大关系》都要广泛得多,深透得多,现实得多,这也是完全符合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体现了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如果仅从形式上讲,《若干重大关系》比《论十大关系》只是多了两条,但这样比较不是研究问题的正确方法。学习这两个讲话,必须抓住它们的精神实质,必须从内容上比较,从而明确在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发展性的有机统一。《论十大关系》在阐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要求适当地调整三者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若干重大关系》中的第4 个关系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强调,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即农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即工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这就客观地反映了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加强农业是两个讲话都十分强调的,但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还不可能明确提出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因而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关于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两个讲话在提法上的区别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色。《论十大关系》只是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为了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而《若干重大关系》不仅仅限于工业的发展,而是把工业的发展扩大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这样提出问题更有利于反映地区与地区之间全面发展的协调要求。应该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需要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有很大发展,但东部地区的发展比中西部地区更快一些,因此,尊重历史形成的差距,采取正确措施不断缩小这个差距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方针。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由于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世界很不安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威胁还很大,所以,《论十大关系》把这个关系放在整个十大关系的第三条,强调只有经济发展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因此,要加强国防,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也是我们今天处理二者关系的准则,所以,《若干重大关系》强调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依托,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关于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关系,《论十大关系》是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而《若干重大关系》是提“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二者在提法上虽然有一定的差别,但基本的精神原则是一致的,协调这三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具体贯彻这个原则时,50年代和今天各自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强调各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问题,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劳动者的收入逐年增加,不能象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毛泽东同志当年阐述的这个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仍要努力实现,但是,这只是今天协调三者利益关系的一个方面内容,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的调整,分配关系中出现了“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比重过低,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新问题,显然,这些突出的问题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因此,强调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两个讲话都非常强调的一个共同原则。《论十大关系》侧重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以更多的独立性,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这里只是开始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若干重大关系》重述了上述基本思想,并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经验的前提下,侧重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应当由中央集中的则集中不够,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的现象。”因此,在新形势下,坚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总的原则是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的权威。这些方针原则显然是针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而言的,所以,对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论十大关系》的后五条,属于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领域中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协调人们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思想保证。《若干重大关系》虽然没有分条阐述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关系,但是,必须看到,第一,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专门阐述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没有过时”,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第二,在《若干重大关系》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指出“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鲜明地提出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特别指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要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一些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一些腐败丑恶现象又重新滋生蔓延”的问题。所有这些观点,从政治、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讲,同《论十大关系》是一致的。唯物史观认为,从来就没有脱离政治的经济,也没有脱离经济的政治。只不过是,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比较突出、阶级斗争还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写的,因而从多侧面阐述正确处理政治思想关系的原则,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正确认识,以及政治为经济服务的阶段性特点与内容。《若干重大关系》是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思想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它反映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政治反映经济、政治为经济服务的新特点和新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认识和处理十二大关系,就是要保证我们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必须看到,我们今天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50年代或者没有表现出来,或者已有表现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因而,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不可能对处理这些关系设计出一套现成的模式。比如,《若干重大关系》中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这些新的关系,都是江泽民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基本原则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客观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入手,而科学地概括出来的,这些关系和前述一些关系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涉及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矛盾体系,使我们既能够从整体和全局上又能够从时代特征上清晰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江泽民同志在《若干重大关系》中提出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可操作性、现实性、针对性很强,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掌握的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新的实践活动准则。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其内容和表现形式还会不断发生变化,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和方法也还须不断进行必要调整和更新。但是,《若干重大关系》集中代表了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阶段,集中体现了我们党自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所达到的最新境界,集中反映了90年代中期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新成果。《若干重大关系》和《论十大关系》一样,立足于中国国情,紧紧扣住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注重从宏观上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联系、发展阶段、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而不是流于琐碎的局部和细节。所以,认真学习和贯彻《若干重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可以使我们既做到目标明确,高瞻远瞩,又能够做到头脑清醒,脚踏实地;在处理纷繁复杂的矛盾和关系时,既可以做到总揽全局,又可以做到重点突出,既可以使我们积极主动,又可以使我们做到科学慎重。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始终自觉地按照《若干重大关系》中提出的原则、方针、方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齐上,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人口素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全面协调发展,顺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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