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土地论文,农民论文,关系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0）04－0422－11
明代是农业社会。明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和人口是当时国家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基本要素。土地由农民开垦和耕种；农民靠土地生活；国家税粮按土地征收。农业生产能否发展，农村经济能否繁荣，农民生活能否改善，主要取决于当时国家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额度。明太祖是明朝开国皇帝，也是明代土地政策和赋役政策的奠基者，这些政策对明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农民是明代全国人户的主体，农业生产的直接生产者，也是国家最主要的纳税人。他们的付出和贡献，对明代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集中发生于农业生产领域，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产品分配和灾害救济三个方面。
一、大力兴农：以解决民食
民以食为天。为了解决民食，必须大力兴农，发展农业生产。舍此，别无他途。
明太祖振兴农业，动作很大，项目齐全。最大的有两项：一是发动全国军民垦荒，增加耕地面积。于军队，争取兵粮自给，减轻百姓负担，保卫国家安全；于地方（本文只涉地方，不讨论军屯。专此说明），解决无田或少田农民的土地问题，增加人口，储蓄劳力资源，维持社会再生产。二是广泛兴修水利，扩大耕地灌溉面积，减少水旱威胁，增加粮食产量；治理河流湖泊，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保护江南水田，维护国家财赋重地。
另外，种植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坚持“必重农时”[1]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条，禁止农忙征调民夫等等，也是明太祖大力兴农的重要表现。
兴农之举，代有不同。明太祖大力兴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既有沿袭旧制，也有自己的时代创新，继承以往军队屯田和移民垦荒的传统模式，而政策、体制、组织、方法多有发明创造。例如，在垦荒过程中，实行强制移民与自由“招募”相结合，例如：将山西狭乡无田之民招募至山东东昌、高唐境内屯种给食，三年不征租税[1]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丙寅条；卷二五七，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寅条。又在中国屯田史上第一次试行“商屯”（亦称“盐屯”）的形式①，把商业资本引进农业生产领域。自始至终依靠中央集权体制，用政策的威力，从各个方面调动全民的垦荒热情。史称：“于时，东自辽左（东），北抵宣（府）、大（同），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2]卷七七，食货一。明太祖发动的这场历时长久，空间广袤、规模宏大的全民大兴农业的生产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明太祖大力兴农，广大农民全力投入。这个事实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对于皇帝和农民的经济关系，应当进行全面分析，切忌简单化、绝对化。明代社会阶级结构，以农民和地主两大社会阶级为主体。过去我们常常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略另一个方面，以为在中国帝制时代，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因此他只能始终与农民处于尖锐的对立地位。其实细究起来，皇帝与农民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地主人数很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家最主要的纳税人和各种劳役的承担者，虽然他们无权无势，地位低下，而其人心向背却关系王朝之存亡。于是人们看到，从秦、汉以来皇帝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对于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都不能不有所顾及，对于农民更不可能事事与他们对着干。为了巩固皇权统治，保持社会稳定，皇帝在对农民进行压迫剥削（征税粮、派丁役）的同时，与他们也有生死相关、利害同在、愿望一致的共同点：这就是在经济上皇帝和农民都要求大力兴办农业，把希望寄托在田野上。“农之所望，在岁”[3]卷三，勤民，期盼岁岁风调雨顺，年年五谷丰登。“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3]卷四，仁政。农业是“富国之本”、“民生之本”[4]卷六二，劝农文。农业的根本任务是生产粮食，粮食供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最大问题。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村才能稳定，农民才能生活，劳力资源才能保持。这种发展态势，不仅是农民的愿望，也是皇帝的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朝廷赋役征派才有保障，国家机器才能运转。如果农业生产荒废，农民难以生活，皇帝岂能生存。所以，明太祖始终大力兴农。
思想指导行动。明太祖大力兴农，自有其思想基础。
首先，是继承历代“农本”理论。
历代“农本”理论，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把农业生产置于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的首要地位，视为国计民生之根本。“治国之道，以足食为本”[3]卷三，勤民，“耕稼衣食之原（源），民生之所资”[1]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条。因此，明太祖从起兵之日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把“农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以“农本”为巩固皇权统治的经济基础；以“民本”为巩固皇权统治的政治保证。明太祖说：给足衣食，“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1]卷一九，元至正二十六年正月辛卯条。“农本”的核心是“以粮为纲”，为了解决民食；“民本”的核心是“民贵君轻”，争取民心。争取民心，同样必须解决民食，给民温饱。在这里，“农本”与“民本”统一融合于民食之中。“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1]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条[3]卷三，勤民。只有发展农业，才能给足衣食。在古代发展农业，一靠土地，二靠人力，二者缺一不可。明太祖对此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登位以后，他以“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立即用最明确的语言，发出最有力的号召：“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1]卷三七，洪武元年十二月辛卯条，以广辟荒地，增加人口为当日全国大力兴农，恢复社会经济最紧急的任务。
其次，是由于明太祖对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
“农本”思想是中国历代皇帝共有的。而在内心深处对农民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则是他们所缺少的。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农民登上帝位的。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受尽人间苦难，说：“朕本农夫”。但这个农夫非同一般，既懂得“天命之精微”，又深知“生民稼穑之艰难”[1]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条。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思想境界，决定了他和农民的关系与历代帝王相比，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之处，是明太祖一生对农业特别关注，对农村特别了解，对农民特别同情。早在明朝建国前夕，他就说：
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1]卷二七，吴元年十一月甲午条
建国以后，他又反复同他的儿孙和大臣们谈到农民的艰辛，认为，“四民之中，惟民最苦，有终岁勤动而不得食者”[1]卷一五六，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条。他还说；
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1]巷二五○，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条
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3]卷五，宽赋
对农业的艰难与风险，对农村的贫穷与落后，对农民的困苦与负担，能有如此丰富的感性知识、深入的了解、真切的体会，饱含热泪说出这些动情的话语，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恐怕只有明太祖一个人。
正是从上述“农本”理论和思想感情出发，明太祖从一开始就狠抓农业生产不放松，并且很快收到显著效果，农业和农村的面貌迅速改观。黄、淮流域等地，“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1]卷一二，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壬申条，“道路皆榛塞，人焑断绝”[1]卷三三，洪武元年闰七月庚子条的萧条、破败景象，已一去不复返。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明太祖在狠抓农业生产、解决民食的过程中，配套措施得力，主体政策对头。
配套措施最主要的有：整理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加强法制教育，惩治贪官污吏，减少扰民现象。
主体政策就是实行多元化的土地政策。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明太祖宣布：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且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与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1]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条[5]卷一，大赦天下诏
此后不久，洪武三年六月丁丑山东济南府知府陈修及司农官上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率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疏；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明太祖下旨允准[1]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洪武四年三月壬寅，明太祖又以兵革之后，中原民多流亡，其家乡临濠地多闲弃，同时有些地方出现“富者”兼并土地的现象，发下圣旨：
古者井田之法，计口而授，故民无不授田之家。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1]卷六二，洪武四年三月壬寅
这两道诏令，可以算是对洪武元年土地政策的补充和细化，进一步明确民户授田亩数，以及“有余力者不限顷亩”；严禁富者兼并土地，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
严禁富者兼并土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洪武五年五月明太祖再次下诏，申明兼并之禁。诏曰：
兵兴以来，所在人民抛弃产业逃避他方，天下既定乃归乡里。其间若有丁力少而旧田多，不许依然占护，止许尽力耕种到顷亩，以为已业。若有去时丁少，归则丁多而旧产少者，许令于附近荒田内，官为验其丁力，拨付耕种。敢有以为旧业多余占护者，论罪如律。[5]卷二，正礼义风俗诏
由上可见，明太祖的土地政策是以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食为根本目标，以北方为重点区域，以大力开荒为中心任务，以多元化为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有四：鼓励开垦荒地；规定授田亩数；依靠有力之家；限制土地兼并。这些内容，有的是吸收北魏至唐中叶“均田制”的做法，有些则是根据明朝建国之初的特殊环境而制定的，不乏新意。其中，最能充分展示明太祖土地政策生命力及其历史贡献的，有下列两大看点：
第一，主要目的、分配原则与现实效应。
凡事都有目的，它是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明太祖钦定的土地政策，目的是通过开垦荒地和一部分成熟地的重新分配，满足无田或少田农民的土地要求。它的基本精神是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因地制宜，按照各地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分配办法，授田顷亩多样化，有“不限顷亩”，也有“验其丁力，计亩给之”。“计亩给之”，亦多有差别，各地不同，南北也不同。
在北方地区，有城郊开荒地每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与之种蔬”，或谓“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2]卷七七，食货一·田制。
在南方地区，“洪武年间，苏州府太詹城见丁授田十六亩”[6]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应天府上元县，“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者”[1]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乙丑条；还有说：“每户授田五十亩”[7]田制。
以上有“地”、有“田”。一般说来，北方地广人稀，多旱地；南方地狭人稠，多水田，因此，人户受田数量南方不可能多于北方。上列各地受田亩数恐有问题，仅具参考价值。但各地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则是毫无疑义的。
明初参加分配的土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成熟地。在元、明之际战乱中有一部分旧地主被消灭，将他们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另一种，也就是数量最多的是开荒地。农民垦荒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明太祖落实其土地政策的过程。所谓土地政策，大体包括土地的开发、分配，使用和保护四个方面。由荒地变为熟地，是为开发；通过开发，分给无田的农民，是为分配；从狭乡移入宽乡开垦荒地，是为调整土地布局，合理使用土地，地尽其利。
明代的垦荒运动，启始于南方，尔后由南向北推进，转以北方为重点。这场垦荒，对于饱受战火之害、“多是无人之地”[8]卷一○，开垦荒地的重灾区山东、河南等地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对其他遭受兵祸影响的区域，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洪武之世经济上最耀眼，看得见，摸得着的三个现实成就，就是落实以垦荒为中心任务的土地政策的直接结果。这三个成就是：
耕地面积大量增加。仅洪武七年，户部官即奏言：“今年天下郡县垦荒田凡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四顷”[1]卷九五，洪武七年十二月。
水利工程大批兴建。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有关部门报告：“是岁，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1]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已未。
税粮收入大幅提升。洪武十四年岁征麦米豆谷二千六百一十万五千二百五十一石[1]卷一四○，洪武十四年十一月，至洪武二十四年增为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三石[1]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壬午。
三个之中，最重要的是耕地面积。它的增加起着巨大的拉动作用，不仅拉动水利建设。而且拉动了税粮增收，“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这些成就，既为明太祖巩固皇权统治提供了厚实的物质保证，又为后来明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
第二，依靠对象、奖励机制与长远影响。
任何政策的贯彻落实，都有其主要依靠力量。明太祖实施土地政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不是无田、缺乏劳力和生产工具的贫苦农民（他们是政府扶持的对象，是垦荒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是“有力之家”。这个政策，虽然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一些矛盾，但是从总体上评论是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所谓“有力之家”，起码是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户，即自己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农民（半自耕农、自耕农、富农等）。如前所述，洪武元年出台的政策明文规定：“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且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洪武三年在规定授田“户率十五亩”时，又例外特许“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②。既然“有力之家”可以将兵乱抛弃、且经“耕垦成熟”的田产占为“己业”，开荒地又可以“不限顷亩”，那么，“计亩给之”又如何实行，顶多只能行于某些地方重新分配的成熟地。同样，有力之家“不限顷亩”，严禁兼并也就成了问题。明初土地兼并的代表势力，是那帮跟随明太祖起兵、风光发达起来的新贵地主。在战乱中投机取巧的暴发户，以及各地一些没有被淘汰的豪强地主，也是一股兼并力量。“有力之家”亦具有这种发展势头。土地兼并现象难以遏制，是封建土地制度使然。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讨论。
一个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明太祖反对兼并的必要性。土地问题历来都是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明王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及时警惕、发现土地兼并现象，这说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帝王、杰出的政治家，眼光敏锐，具有超人的远见卓识。同时，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的诏令对后来也无疑具有警示作用。至少是留下一条“祖训”，证明明太祖从立国之日开始就明确反对“富者”兼并土地，力图使“贫者有所资”，防止扩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
另一个是，不能因此否定依靠“有力之家”的进步性。依靠“有力之家”，就是使一部分人通过开荒种田富裕起来。在当时这个政策于国于民都有益处，有利于社会发展。
从明初国家的经济形势和任务分析。当时百废待举，而最为令人忧虑的是田地荒芜，人民死亡。明太祖将奖励大力开垦荒地作为其土地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完成“田野辟、户口增”的艰巨任务。“有力之家”多数具有较多的劳动力、生产工具以及在各方面进行资金投入的优势，无疑是垦荒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这个优势，使得国家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更好、更快地开垦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③，以增加农民的衣食供应，促进人口增长。这个优势，也使得“有力之家”能够适应国家的要求，有能力胜任“尽力”开垦，担当垦荒的主角。
就“有力之家”的发展趋势而论。明太祖为了落实“田野辟，户口增”的总任务，鼓励农民大力开荒，还特别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有三条：一是可以占为“己业”，二是“不限顷亩”；三是三年免除租税、徭役④。对于农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些更为实惠，更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有力之家”是这些优惠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土地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有力之家”通过“尽力开垦”和尽享国家的优惠政策，使其经济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不少成为自耕农、富裕农民，乃至富农、地主，有的还通过科举成为身份性地主。从而推动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再者，是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的消费欲望进一步增长，消费能力与消费品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促进城乡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发展，助益新兴工商业专业市镇的形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土地问题研究，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对明代土地问题，例如明太祖的土地政策及其执行情况、洪武时全国有多少耕地、各省的田亩数、官田多少、民田多少，民田之中，地主占多少，农民占多少等，至今都不甚清楚，缺乏比较明确的数据，缺少共同语言。今后应进一步深入研究。
土地为农民生命之所系。从先秦商鞅的“开阡陌”——北魏至唐中叶的“均田制”；从明清两代的“耕者有其田”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从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土地改革；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凤阳小岗村兴起的农村经济改革——目前我国农村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生产经营方式，都是力图通过土地的分配或使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土地政策可行，土地问题处理得当，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就有希望。在农业人口占多数的中国，从古代到今日都是这样。兹引《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9日关于当前农村土地问题的一段评论：“乡村经济的基点是建立在土地权属之上的，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乡村经济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围绕土地进行的。”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农村尚且如此，在几百年前没有现代工、商业大力支农，农民缺乏其他就业机会选择的明代，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了。
二、征税于农：为了权力也为责任
明代以农立国。所谓“以农立国”，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二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三是农民所交纳的税粮为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保障国家政权运作的物质基础。
向农民征收税粮⑤，有三个环节需要研讨：制度层面上的科则轻重；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实际征收数（本色或折色）；税收的用途与目的，或者说为什么要征税。
关于科则问题。明代田制有官、民之别。对明太祖所制定的全国官、民田亩税；江南苏、松、嘉、湖诸府重额田的亩税，以及洪武十三年裁减租额等，清修《明史·食货志》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明史》问世以前，明清之际苏州太仓人陆世仪，曾对明太祖所征苏州重额田的亩税，与宋、元两代做了比较，并说明太祖时苏州重额田的亩税“有每亩至五六斗者”[8]。《明史》说：“亩税有二三石者”，不知有何根据。
关于实际征收多少的问题。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虽然我们无法找到洪武朝历年的征收数据，但是有些年份的记录还是非常详细、清楚的。比如：
洪武十四年（1381），岁征麦米豆谷26105251石。
洪武十八年（1385），征天下田租20889617石有奇。
洪武二十三年（1390），征天下税粮31607600余石。
洪武二十四年（1391），征32278983石。
洪武二十六年（1393），征32789800余石。[1]卷一四○；卷一七六；卷二○六；卷二一四；卷二三○
以上五年合计征收143721251石，平均每年28744250石。如果每年都按这个平均数计算，明太祖在位期间总计征收税粮876699625石左右。由于缺乏当朝确切的田土数和人户数，无法评论田亩与人户负担的轻重。
上述税粮科则和征收额数两个问题，学界已推出众多研究成果，兹不赘述。这里只讨论为何要向农民征税的问题。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学界对明太祖赋役政策的总体评价。对此，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有交锋，也有认同。认同点是：大多数意见认为，在明朝历史上，洪武一朝可称为“轻徭薄赋”，赋税相对轻些。用明太祖自己的话说，叫做“宽赋”。
历代封建王朝建立之初，为了恢复生产，重建经济，与民休息，巩固政权，多数采取“宽赋”政策。明太祖所以实行“宽赋”，有多方面的因素，有历史经验的影响，有基于明初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由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注而形成的治国理念。这些理念是，其一，国初形势要求“与民休息”论。明初，政权初建，民困未苏。“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而欲安民，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诚为治国之良方。明太祖说：“天下初建，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1]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辛丑条其二，农民最困苦不应与其“尽争利”论。明太祖说：“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农民所以困苦，是由于他们“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3]卷五，宽赋。必须念“农之劳苦，取之有制”。“天地生物所以养民，上之取民，不可尽其利也。夫民犹树也，树利土以生，民利食以养。养民而尽其利，犹种树而去其土也”。[1]卷一三○，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条其三，“人主职在养民”与宽赋即是“善政”论。明太祖说：“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养斯民也”[1]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条；“民之休息长养，惟君主之”[1]卷一二四，洪武十二年五月癸未条；“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1]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条。养民，不能是一句空话，必须施实惠于民。而在当时最能惠及民生的，莫过于“宽赋”。“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3]卷五，宽赋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明太祖命户部裁减苏、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额：凡旧额田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以下仍旧。自今年为始，通行改科[1]卷一三○，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这次降低租额，是明太祖践行上述治国理念最重大、最有意义的一次大动作，事关全国税粮征收大局。因为苏、松诸府官田最多，官租最为畸重，仅苏州一府税粮即占全国税粮总数的10％以上。尤其是裁额幅度大，且是降科则，成为永久性之常例，而非行于一时的临时性减赋，对全国税粮收入和江南地区人民生活、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明太祖深知农民疾苦，同情农民的处境，努力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宽赋”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前提之下，即“宽赋”是有限度的，用当今的流行语，叫做“底线”，宽而不越“底线”。这条底线，就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标榜的税粮征收原则：“上不亏国计，下不损民生。”对上不能亏欠军国费用，必须绝对保证；对下不损害人民生活。实际上，对下这一条从来都没有做到，能少损害一点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明太祖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的立场当然是维护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他明确提出“宽而有制”。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失去政权，可以适当宽些，但不能没有限制。他说：
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1]卷三八，洪武二年正月庚子条
“国家赋税，已有定制”。[1]卷一七七，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宽赋”是相对的，依照定额征收是绝对的，没有商量余地的，一切以不影响国家的费用为原则。这条底线非始于明太祖，亦非止于明太祖。他不过是沿袭历代的做法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做？明太祖所持的同样是纳税为民“本分”与“义务”论。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卯，他命户部榜谕两浙、江西之民曰：
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仁义忠孝之民，刑罚何由而及哉。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今特谕尔等宜速改过从善，为吾艮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1]卷一五○，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丁丑
明太祖把农民是否为封建国家“应役输租”，视为农民的“本分”和“义务”，并作为区别良莠、善恶的标准，还提高到遵“国法”、敬“天道”的高度。后来，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说：“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9]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生民疏农民纳税是应尽的义务，朝廷适当减税是皇上的大恩大德。这是封建统治者共同的思维逻辑。他们重复这套理论，一方面恰好说明他们是统治者、压迫者。然而在另一方面，从税收的去向观察，向农民征税是不是也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这个问题似乎存在一些讨论空间。
自古以来，国家一直向农民征税。以往我们常常把向农民征税一律称为“经济剥削”。现在看来这种理论见解好像过于简单化，缺乏具体分析，是一种不完整的看法。人口和赋税是皇权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历代皇帝向农民征税的目的，或者说税收的去向、用途，概括起来说有两条：一条是为了巩固皇权，维持“皇统万年不易”。另一条也是为了履行他的责任。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但同时也是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明太祖废相以后还兼任政府首脑），负有维持国家安全之责任。为了维持皇权，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维护国家安全，就需要有一整套门类齐全的各级管理机构、一大批各级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一定数量的军队。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10]向农民征收税粮无疑有经济剥削的一面（更不必说征税过程中，各级官吏上下其手所造成的税额之外的种种负担），但也应当承认其中确有一些合法因素，不能一概笼统称为“经济剥削”。
当时国家税收的用途，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一是，“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2]卷八二，食货六，最大量是军政费用。具体包括：1.军队饷银。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它的作用具有两重性，而非单一色。对内，它镇压农民起义或其他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反抗封建压迫的活动；对外，抗击外族入侵，维护民族利益，保卫边疆海防。2.官员俸禄、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和各类事务管理机构的费用。这部分开支有相当一大部分是必要的，不少机构设置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少官员是真心实意为国为民的，有人还有发明创造，为人类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皇帝、皇室成员（包括各地王府）与宫廷的费用。主要有皇帝的出巡、皇帝的国务活动费用（如遣使出访、接待外国国王或大臣和国内各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对外交往中，明太祖实行“薄来厚往”政策，慷慨回赠馈送，耗费不少国家资财，但这类外事活动有些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教育、文化、宗教以及公用事业（交通运输与大中型水利工程等）费用。
上列费用，绝大部分来源于税粮。土地为国家资源，税粮按土地征收，“有丁则有役，有田则有租”。皇帝向农民（有土地的）征收税粮，同样也向地主征收税粮。这些税粮，有些用途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直接或间接），不宜称为“剥削”。与农民无关，甚至坑害农民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国家各级机构多，吃“皇粮”者众，财政支出大，农业作为当时国民经济最主要的产业，而工、商业税收有限的情况下，皇帝只能，而且必须主要依靠向农民征收税粮。不然，国家一切正常、必要的内政外交活动，也就无从谈起。
三、减税济农：活民命保治安
明太祖在向农民征收税粮的过程中，在绝对保证国家军政费用的基础上，也屡屡下诏减免税粮，救济农民。这类减、免，包括部分免征与全部免征两种情况。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来看，有的明确记有减、免的粮数，有的没有，故具体数额无法统计。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体现出明太祖继承传统的历史态度和努力创新的时代精神。
减、免税粮，为历朝历代的惯行故事。明太祖也不例外。笔者特地选择了洪武朝三个有代表性的时段，并详细（不敢说没有遗漏）检索了《明太祖实录》关于这三个时段各地减、免税粮的记录次数：国初战争时期（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二年七月）计9次；经济恢复发展时期（洪武九年闰九月至十五年五月）计27次；“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的稳定繁荣时期（洪武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计24次。这些记录说明：税粮减、免贯彻于洪武朝始终，有时还同时派官督察落实情况。从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出，这类减、免的时空形态、田土类别及其减免幅度，多数具有这样三个特点，或可称为三多三少，即：非常态化、临时性的多，常态化、固定性的少；局部的多，全国性的少，最普遍的是行于某些区域（一两个或若干个司、府、州、县）。少数行之全国，例如“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粮尽行蠲免”[11]；民田多，官田少，大多数是减免该地区民田（或历年积欠、或当年，或明年）的一部分税粮。有“民田税粮尽行蠲免”，而“官田减半征收”[1]卷一四四，洪武十五年四月壬辰条。亦有少数是全部蠲免当年“官民田租”[1]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丁未条。
明太祖频频下诏减、免税粮，原因何在？其用意又在哪里？依照《明太祖实录》的记录，至少有以下这些：1.第一位的是，由于各种自然灾害（水、旱、虫灾等）所造成的歉收。因灾减免，蕴涵着多层深刻意义（容后说明）。2.明太祖为回报龙兴之地和“老区”（南直隶有关府州县）农民对他建国大业的鼎力支持，“以称朕酬劳之意”[1]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丁未条。以此减免，意在突出明太祖“饮水思源”、不忘“老区”农民的感恩与施恩思想。3.田地被水冲毁荡然无存者，“除其租税”。以体现明太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4.田地因故荒芜不能耕种者，“除其租税”[1]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二月丁酉条。其用意与第三种同。5.军、政部门修筑城池等工程，“侵用官、民田地，租税未除，诏悉蠲之”[1]卷二五四，洪武二十九年三月丙寅、癸未条。明太祖非常重视保护耕地，反对随意侵占农民的田地。一旦被侵占，就命令有关部门给予经济赔偿，免除租税当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根本办法。6.起兵以后，因“军食不给”，临时增加的民田税粮，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和当地的要求免去当初所增加的那部分粮额，如浙江金华等处[1]卷二八，吴元年十月。以此表示明太祖关心民情、虚心倾听地方官民的意见，及时调整税收，取信于民。7.因朝廷财政状况见好，免征税粮。以示国家富有，让利于民[1]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条。
此外，还有个别农民因被冤枉坐牢致误农事者，以免除当年税粮的经济办法补偿受害者，如“温州府乐清县民为锦衣卫卒诬告，逮至京。事白，卫卒伏诛。赐民钞，人十锭，遣还，免其今年田租。”[1]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己酉条。以此表示朝廷维护法律尊严，公正司法，有错必纠的执法原则。
在上述诸种原因中，最多的是第一种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自然环境，变化无常。各种灾害，连年不断。因灾害而减免，是为救灾。救灾，是人们相互关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无时无有。救灾是救急，而非救贫。救急也属于社会救助范畴。社会救助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既要依靠国家，也不能离开民间，实行国家救助与民间救助相结合。但在古代中国，社会救助面临着两方面的困扰。一方面，地大人多，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救助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南北各地各种灾害频发，抗御手段落后。因此，社会救助的任务特别繁重，自始至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人民自救能力不足；缺乏民间公益事业和慈善机构的时代里，国家自然成为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全国绝大部分的救助任务都必须由国家担当。所谓“国家救助”，也就是这个意思。具体涵盖：救助对象，纳入国家救助范围；救助政策，由国家制定、解释；救助资源，由国家筹集；实施过程，如货物储存、运输、组织、管理、检查、监督、分配落实等等，由国家各级政府机构具体负责。这些也是构成国家救助理论的主要内容。“国家救助”，除了救贫，即常态化（常年性、经常性）救助基本上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和特困户，如鳏寡孤独、残疾和年老无告者等弱势群体之外，最艰巨的是应对非常态化、突发性的救助。
无论是国家救助还是民间救助，常态化救助还是非常态化救助，核心问题是救助资源。而在明代这样的农业社会，救助资源最基本的是粮食。粮食在国家非常态化的救助中，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紧急救助。即在灾害发生以后，由国家迅速筹集、组织，调运粮食以及其他一些救济物资，及时发送灾区，救助农民。
另一种是预应储存。在灾害发生之前，事先存粮预防，即“建仓积谷”，以备灾年赈贷。“古者三年耕余一年之食，九年耕余三年之食……惟国以民为本，百姓以食为天，经制为大，储蓄为上，故将欲安民者，必先积谷”[6]卷一四三，刘麟《积谷预备仓粮以赈民疏》。“国无九年之蓄，曰国非其国”[6]卷四四四，王德完《救荒无奇及时讲求以延民命疏》（清代有人说：“古者以五谷不登之多寡则灾伤之名目”：“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荒；五谷不升谓之大祲”[6]卷四一，户政一六·荒政一·勘灾·林景仁《勘灾》）。而在建仓积谷备荒的整个链条中，积谷是关键。谷源，从汉代到明，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调拨或者出资购买，即由官府创办，官府经营。明代“官仓”之建，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其端。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为了备荒赈恤，以“仁政”为指导，在全国各地设立预备仓，由国家出钱，令各省选派耆民运钞籴粮，储之乡村，以备赈济，每县有东西南北四所。一代名臣、“三杨”之一杨士奇说：“凡古圣贤之君，皆有预备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为心，凡于预备皆有定制。洪武年间，每县于四境设立四仓，用官钞籴谷储贮其中。又在近仓之处，佥点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贷，官籍其数，敛散皆有定规。”[6]卷一五，杨士奇《论荒政》“官仓”与“义仓”的根本区别与变化，是“常平出于官，义仓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敛之，其弊虽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实出之，官实敛之，其敛不但民无给，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为常赋”[12]卷六，戴晟《社仓议》。
再一种，就是本文讨论的应急措施，即前面提到的部分减、免税粮。
这部分减、免，绝大多数是根据当年的灾情、年景收成进行评估，做出决策，有施之当年，有行于次年。但也有少数是从政治因素考量，与灾情完全无关，可谓“无灾而免”。这其中又有不同情况。
有的是由于经济形势好转，为了显示国家富有、皇恩浩荡而减免。例如，洪武末年免山东、河南等地新垦之民田地税粮。洪武二十八年十二月壬辰，明太祖诏曰：
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扰害者，罪之。[1]卷二四三
有些区域，一再诏免则完全是为了与“老区”农民共享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果。例如，洪武二十九年八月丁未，再次免去太平等五府州县官民田税粮。明太祖诏曰：
朕定天下之初，军国之需皆取给太平、宁国、应天、广德、镇江五府州县。朕既富有天下，思与尔民共享康宁。然犹虑恩施有所未给，民力有所未苏，是用蠲尔今年官民田租，以称朕酬劳之意。[1]卷二四六
当然，这两种情况只是个别事例。绝大部分都是由于灾害所致，减免是为了救灾。救灾的本质是救人。
人类社会，以人为本。救人就是维系人道，体现人性，保护人权。其性质与意义具有双重性。从减征税粮，减少饥饿和死亡，保护劳力资源的角度说，首先显示的是经济作用。从“民之为盗，起于年凶”[6]卷二九二，杨继盛《上徐少湖翁师》，通过减免救济，以“治民命，以保治安。”[6]卷四七三，王纪《为灾民再请蠲赈兼议铸钱疏》从防止农民造反的角度言，是政治问题，社会控制问题。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历代君王和有识之士都没有把救助灾民，看成是简单的钱粮问题，而是总揽全局，从政治高度出发，立足于国家安定，把社会救助视为保国安民的重大举措。
早在明朝建立前夜，有人就对朱元璋的“恤民”大加颂扬，说：“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当何如。”[1]卷一七，吴元年正月戊戌条朱元璋自己也认为对贫民、灾民、饥民进行救助，是君主的根本职责之一：“民之休息长养，惟君主之。至于水旱灾伤，而亦作民父母之责也”。[1]卷一二四，洪武十二年五月癸未条减免税粮，以活民命，以保治安，是明太祖减税济农的根本目的。“保治安”，就是保“国”。保国与保皇权是同义语。活民命与保皇权，两者从来都是互动、一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重民命也。”不厚民生，不重民命，“国”必败亡。
众所周知，灾民缘于灾害。它与城乡无业贫民、鳏寡孤独、残疾、年老无告者等弱势社会群体，虽然都需要国家救助。但是情况不同，人数多寡不同，轻重缓急不同。而从国家（实质是王朝）安危的角度研判，最大的差别是政治爆发力不一样。
鳏寡孤独、残疾、年老无告者，人数相对少些，居住地域分散于各个自然村落和城镇，势单力薄，相互之间没有联络，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难以构成威胁。对国家来说，如何对待这些人虽有政治影响，但主要是解决经济问题。救助他们无非是践行国家服务职能和社会责任，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体现人道精神和社会关怀。
灾民则不同。他们人数众多，情势危急，往往同时出现于一个或数个地区，非常容易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各种社会救助中，任务最繁重、要求最紧急、政治上最敏感的，便是他们。对他们的救助时效性特强，必须抢时间，遵循救荒之道“宜速不宜缓”。否则，就可能失控，引发群发性动乱。
“国之本在民，而民无食，是伤其本”。民因灾害无粮可食，是为“饥民”。饥民为求生存，或背井离乡，外出谋食，或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包括明朝洪武年间在内的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不少发生于饥荒之年，有大量的饥民参与其中，甚至成为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所以说，荒政乃国家兴亡之所系，饥民为造成国家兴亡之一大势力。历朝历代始终十分关注饥民问题，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不仅将其作为救助的重点对象，而且把对他们的安抚与国家安危紧密联系在一起。因灾害年景歉收，而适时出台税粮减免政策，是防止民穷则乱，避免农民起义的有效举措之一。明太祖一再以灾诏免税粮，其用意也在这里。
明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救助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也是社会救助理论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阶段。其具体标志是，以官府为责任主体的国家救助体系不断完善，以民间为主体的社区救助体系进一步发展。明太祖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遇到灾害的时候，运用国家救助体系，坚持国家救助为主的同时，积极倡导开展以富者为主体的民间救助，号召“邻里相助”，“贫富相资”，“富者助财，贫者助力”[1]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乙丑条。民间救助与本文讨论议题关系不大，拟另文叙述。
农安天下。粮食为国计民生所系，民生关乎社会治乱。国家多减免一些税粮，农民就多一些粮食可用，社会就少一些隐患。明太祖屡次下诏减免税粮，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发展农业生产，肯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此又不宜评价过高。这类减免，惠及的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田主。对于自己完全没有土地、只佃种别人土地的佃户，是否能够得到好处恐怕是一个疑问。
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田则有租”。减免的对象应是田主，受益的是（近现代阶级概念所界定的）半自耕农、自耕农、富农、地主（有些贫农也拥有自己少量的土地）。而在明代农村，有一大批自己全无土地，只租种他人土地的佃户。这些佃户，一种是原生的，由于当时的土地制度，造成土地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许多农民世世代代都是佃种他人的土地；另一种是后生的，由于农村客观存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土地自由买卖盛行，有一部分原来自己拥有土地的农民（也包括一些富农、地主在内）出于种种原因或自己变卖土地，或被别人强占、掠夺，而陷入破产，沦为佃户。佃户是无田无产者，按理不可能享受税粮减免。
从现实执行过程看，是否惠及佃户？明太祖说：“朕闻水灾，急令人踏，意在赈济佃户，有产之家罢给”。[13]妄告水灾第六十五又命户部谓有司曰：“有产之家不赈。”[14]陆和仲胡党第八这里所说的“赈济”，恐非减免税粮，而是那种紧急救助，即在灾害发生之时立即开仓粮、发钱物进行赈济。在历史文献资料中，笔者孤陋寡闻，一直没有找到有关佃户与田主共享朝廷减税的文字记载。故作此妄断，不知对否？敬请方家赐正。
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这三者看似矛盾，实则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只有大力兴农，征税于农才有保障；有税粮收入皇权统治才有经济基础；但征税又不可无度，必须有所节制，尤其是遇到重大灾害时更应减税济农，不如此民命难活，“国”亦难保。明太祖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说明他非常懂得这个道理，比较好的处理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也为其子孙承业治国奠定了基础。
收稿日期：2010－03－02
注释：
① 洪武三年（1370），为筹措西北边防军粮饷供应，实行“开中法”，令盐商在边防军驻地纳粮后发给盐引，然后凭引支盐运销。盐商图运粮便利，在边境招募农民开荒耕种，取得粮草。
② 萍浪生《梦言》卷二载：宣德中，户部奏言：洪武年间“山东、河南人民，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科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寡，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130页）。又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国朝重农考》载：洪武中诏曰“陕西、河东、山东、北平等处民间田土。听所在民尽力开垦为永业，毋起科。”这里所说的“有气力的尽他种”和“听所在民尽力开垦为永业”，都是有力之家“不限顷亩”的明证，因为只有他们具备这种开垦条件。
③ 关于经济作物生产的情况，《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条；卷二四三，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戊寅条，均有所记录。但已经有人指出，其中的一些数字显然有夸大之词。
④ 有“三年”说，有“永不起科”说。实际是在洪武朝有的已经延至三年以后（见《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洪武三十年五月丙寅条；卷二五七，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丙寅条）。而更多的是到了景泰年间，“永不起科”田才开始征税。
⑤ 税粮，即夏税和秋粮，亦称“田租”。《明史》卷七八《食货二》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