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作为当代社会经济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分化出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其不可遏制的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涌动迭起，由远及近，由潜到显。知识经济浪潮的前锋所至，当代社会发展的面貌和特征正在发生迅速的转换与改观。
1 知识经济的特征与意义
(1)知识经济的特征
知识经济具有全球性和一体化的特征。当代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和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使得知识作为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的流动不再有国界的限制，而发达的电信网络、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活动，更是导致了各种有关知识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知识经济行动的范围被扩展到全球经济规模的水平上。而在此基础上，那些率先进入知识经济的发达国家将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创新上的资源和优势来巩固其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领先地位，从而最终达到扩充其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的目的。
知识经济具有可持续性的特征。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可使传统产业得到有效的改造，大大地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的效率，从而大量地节约原材料和能源。同时，通过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将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从对稀缺资源的依赖与限制中解放出来，使人类经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大大地向外扩展。因此，知识经济的出现和扩展将导致人类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经济发展的机制更具灵活性与可持续性。
知识经济具有直接性的特征。在知识经济形态中，围绕着作为经济活动之核心资源的知识和信息所展开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将在高度发达的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撑下形成了一种供需直接面对和接触的状况，小批量、小规模和多元化的要求将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性原则，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其沟通将更加迅速和直接。
知识经济具有高风险性的特征。一方面，作为知识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的高技术产业具有极大的挥发性(volatile)，一旦消费者淘汰高技术产品的速度呈现减慢的趋势，高技术产业的利润就会减缓，并最终反映到支撑高技术发展的研究和开发经费的削减上。如果进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知识经济将会迅速跌落；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占据主导性的地位，一旦知识的应用在不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范围内被积累起来，将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如网络侵犯、核技术的扩散和克隆技术的泛滥等。
知识经济具有断裂性的特征。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所创造和产生出来的新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将使人们脱离出各种形式的既存社会秩序的轨道，而由这种“脱出”所导致的社会变迁的深刻性，无论就其外在的规模扩张还是内在的功能强度而言，均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就外在规模扩张而言，知识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已经开始广泛地蔓延到了全球；就内在功能强度而言，知识经济及其所造成的社会转变也开始使得人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与存在的基本个人特征和私人特征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简言之，知识经济及其所形成的社会变迁在速度、规模和强度上，均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而通过知识经济的扩展所形成的各种新的制度规范或知识潜网也将是既存社会系统所没有或与之根本不同的。
(2)知识经济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
知识经济上述特征的凸现，决定了它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具有了一种同传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相比完全不同的意义。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和能源而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资产；人类的生产劳动将由体力变为智力；知识生产力将成为一个国家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产业即将成为首要产业；全球经济即将从物质资源型经济转换成知识信息密集型经济。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知识经济的意义则在于它将为当代的社会发展确立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支配性的新范式。按照“范式”概念的首创者科学社会学家T·库恩的解释，范式有两层基本的含义：科学家们对其研究主题所作的潜在的知识假设与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所共有的基本世界观。移用库恩的这种定义，从人们对目前已经出现或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形态及其影响所作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知识经济都正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转移将成为未来社会结构的轴心，将成为决定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基本指标，知识及其网络将成为一种支配人类生活方式的新文化等观念，正日益成为全球性的共识。而在这些迅速获得人们普遍认同的共识性观念的基础之上，人们的世界观以及其对未来社会所作的基本假设或预计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种与工业时代之社会范式截然不同的新范式正在冉冉出现。
知识经济特征的凸现和意义的彰显，使得当代社会的发展也随之出现了诸多新的形式与特征。知识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互动融合程度日趋紧密、知识经济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渗透程度日渐显著、当代社会发展对知识经济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构成了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几种基本关系形式。
2 知识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互动融合程度日趋紧密
随着知识经济在当代的突起和扩张，知识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互动融合程度也日趋紧密，知识经济社会化和社会发展知识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逐渐展开。
(1)知识经济的社会化趋势
所谓知识经济的社会化，是指知识经济在社会发展机制的整合与调适下，逐渐成为一种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特征相兼容的新经济形态的过程。从前述知识经济的特征来看，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均有赖于它所存在的社会系统的支持和规定。相反，知识经济的发展如果游离在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所要求的目标、特征、范围和路径之外，不仅将由于其性质和特征的超前性、创造性和新颖性而不能顺利地进入社会发展的主流进程之中获得符合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制度化角色，而且也将由于不能获取社会大众的接受和认同而流于整合失败。在知识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中，适应、消化、吸纳和更新是其中的几个基本环节。在此基础上所展开的知识经济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构成了知识经济维持自身发展秩序的一种重要机制。且也日趋形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发展趋势。
(2)社会发展的知识化趋势
当代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求实现一种数量上的增长和规模上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结构优化、技术变迁、体制转换和观念更新等内容的同步跟进与协调配合，上述内容恰好都是以知识化为其基本导向和特征的。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新的基本准则和原理，知识化机制的确立使得当代社会发展在一种通过知识的创造、生产和创新而实现的结构优化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更加坚实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轨道。从二十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发展战略的变换、更替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发展现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中的知识化机制的突出表现。
二战以后社会发展战略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的阶段，即传统发展战略、替代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与之相适应，社会发展的面貌也分别呈现出经济单项推进、社会整体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与特征。这里我们不必对上述三种发展战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现实的利弊得失作过多的描述和评价，仅从知识化机制的运作与实现来看就可以发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相应的社会发展现实中无疑更多地体现了知识化机制的运作、特征与效果。可以说，正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会科学及相关专业的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决冲突时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2]，由于知识化机制的运作，当代社会发展才有可能在自然资源有限和多元发展目标之间具有冲突的限制下，完成自身的结构功能转换和优化过程，并开出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和前景。
知识化机制在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知识化机制得以发生作用的载体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技术、制度、组织、政策、市场、战略、意识形态乃至人们的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但毋庸置疑，通过以高新技术知识为核心的知识的生产和创新活动以及其在不同产业、地区或国家之间的扩散和流动，从而带动经济和社会系统实现整体性的知识化发展过程，无疑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
3 知识经济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渗透程度日益深化
如果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社会结构在物质、制度和文化这三个层面上的整体正向变迁过程，那么，当代勃兴的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渗透已经开始普遍而明显地表现在了上述三个层面上。
(1)知识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社会发展的物质层面中，社会生产力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从当代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变化来看，知识经济的渗透作用是明显而深刻的：科技知识型的人员正在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者；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和所控制的智能型网络化机器体系正日益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工具；再生型和扩展型的知识和信息资源正在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和生产要素；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等为基本组成要素的信息技术成果不但为现代管理提供了科学的工具和手段，而且也提供了一整套通过网络技术所建构出来的新的生产和营销管理制度，如管理信息系统(MIS)、电子数据交换(EDT)、电子订货系统(EOS)和商业增值网(VAN)等。在这一系列通过知识和技术创新催生与造就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制度规范所形成的新经济行动空间中，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内容和形式正在发生巨大的转换和跃迁。
(2)知识经济与制度变迁
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核心，其相互依赖关系在知识经济突起的背景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动态的高新技术发展与静态的制度存量之间的辩证冲突与适应，才导致了各种社会制度项目的结构和功能正在发生快速地置换、更新和替代。
一方面，作为知识经济之首要依托的高新技术正在成为社会系统的内生变量并对既存的制度规则或制度存量的渗透日益深入。知识经济虽然表现为一种以高新技术和相关管理技术为主的技术知识要素的新组合形式的实现，但是这种实现却是在一定的社会既存制度框架的范围内存在和展开的，制度存量会对知识经济及其扩展构成一种限制或约束，从而使知识经济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制度依赖和路径依赖的性质。然而正是这种知识经济发展上的制度和路径依赖性质，使其能够顺利地整合进既存的社会制度框架之中，并渗透到制度的各个层面上去。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及其发展所建构出来的新行动规则将以一种知识或技术潜网的形式构成与既存制度不同的制度增量。作为在既存制度框架旁边或周围生长起来的制度增量，知识和技术创新潜网在与既存社会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将使社会制度不但发生一种吸纳新的知识或技术潜网之正功能的过程，而且也将导致其建立一种补偿结构和机制，以消除知识或技术潜网的负功能后果。这种吸纳和建立补偿机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知识经济对社会制度的渗透过程。
(3)知识经济与文化价值观念的转换
文化价值规范是社会系统最深层的独立层面。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任何新的内生或外生因素对文化价值规范的渗透都是最为缓慢而艰难的，由此也使得文化的变迁相对于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变迁来说总是具有一定的变迁堕距。然而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及其巨大的功能效应的突起，文化价值规范的变迁速度和强度与过去相比均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各种高新技术通过对人们社会行动选择项目内容的更新渗透到文化价值规范之中。高新技术的成果如多媒体技术、信息传输技术、数据库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能源技术等，增加和更新了人们社会行动的选择项目，并为之塑造了新的行动方向和契机，从而通过对作为人们判断和选择其社会行动方式和内容之标准的文化价值规范产生直接影响的过程，广泛而迅速地渗透到文化价值规范层面之中。
另一方面，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社会行动方式时也增添了新的选择性项目。如网上购物、EDT、虚拟银行和网络会议等新技术成果的出现，使得远距离的信息传输和人际交流成为可能，人们之间社会互动的范围和形式得到大大的扩展。这样一来，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就不再是维系人们社会互动的唯一形式了，进而也就使得在这样一种关系基础上所建立的文化价值规范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正是在这样一种通过高新技术的成果造成了一些以前难以达到的行动目标得以达到或难以实现的价值目标得以迅速实现的过程中，知识经济的影响逐渐地渗透到了文化价值规范体系之中，成为促动文化规范发生转换与变迁以适应知识经济之冲击与影响的强大动力。
知识经济及其功能后果日益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物质、制度和文化价值规范层面中，使得当代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以知识经济之实现和扩散为特征的过程，知识经济发展和扩张的速度和水平正日益成为决定当代社会发展方向和程度的基本因素。
4 社会发展对知识经济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
随着知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融合程度日趋紧密和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诸结构功能层面的渗透作用日益深化，社会发展对于知识经济的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强。从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这样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对上述概括的清晰印象。
(1)知识与技术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层面之中
在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的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技术和知识保持不变。在这样一种前提假设之下，任何经济学家（马克思和熊彼特是两个例外）在给经济理论奠基时，都避而不谈技术和知识及其变迁，而是把它们视为一种经济系统的外生过程或外生变量。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商业化、产业化过程的加剧，相对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传统的经济推动因素而言，体现于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的价值在不断上升，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于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增强。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把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看作是一种存在于经济学理论核心范围以外的独立实体，而是开始走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技术和知识之传统假设的限制之外，转而把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确立为一种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和内生过程。[3]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美国经济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这一新的经济发展现实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构成了极大的挑战，在美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经济学家们在对美国当前的经济现象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以知识为核心概念和变量的新观点与新理论，其中，“新经济”理论或“新范式”(New Paradigm)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周期理论、新通货膨胀理论、数字经济理论等就是几种典型的代表。比如，由美国著名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卢卡斯等人所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知识的传播以及它的变化和提炼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由于好的想法和知识非常丰富且能以很低的成本进行复制，因此对于以知识创新为基础和核心的高技术产业来说，收益递减的法则不再成立。在罗默看来，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内生的核心部分，尽管任何特定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知识和技术整体的增长却是与投入的资源成正比的；知识和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投资能够使知识和技术更有价值，而知识和技术也能够使投资更有价值，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循环。罗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具有很强的理论解释能力，因此在美国乃至全球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显示出了将要成为未来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基础的迹象。[4]
当代经济学发展中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强调乃至知识和技术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框架之中成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当代社会中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图景在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上的反应和回响，它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对于知识经济的密切依赖程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及时跟进以提供必需的理论供给，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突起也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方向，构成了一种促进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新环境和新契机。
(2)社会发展日益表现出对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整体性依赖
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不仅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对于知识经济的依赖程度增强，而且社会结构的转换和文化价值规范的变迁也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所建构出来的新的行动规则、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
在经济发展方面，新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新设计、新工艺和新管理方式的采用，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知识与技术以及其在宏观上的知识发展和技术进步效应所造就和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中知识和信息的作用正越来越超过资本和劳动成为最主要的因素，信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开始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所占的比例。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在OECD主要成员国中，已经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而10年前在美国还很薄弱的信息产业，如今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已占到其产品出口额的40%以上。
在社会结构的转换方面，由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进行的高新技术知识流通和扩散所产生的功能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来看，它们在引进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成果并通过知识流通和扩散建构自身的技术体系和知识创新活动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与知识创新器物相适应的生产和管理制度方面的知识和方法。这种引进的、新的、外来社会的制度或制度体系，虽然在开始时也曾遭到这些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制度体系的强烈反抗而出现“排斥性反应”，但随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的制度整合过程的深入，这种现象也逐渐地趋于消失，代之而起的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同时，也逐渐实现了从传统进步到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很明显，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过渡过程中，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是其中的两个基本促动因素，而在结构转型和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知识流通和扩散包括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和产业引进过程，无疑起到了推动其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完成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价值规范的层面上，当代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变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知识生产和知识和创新所导致的文化示范效应而得以启动和实现的。所谓知识生产和创新的文化示范效应，是指那些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的国家，由于经此而建立了自身的知识、科技和经济优势以及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性，从而对其他的企业、行业、社区或国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文化示范效应的作用下，对先进的知识经济和技术文化的模仿与攀比机制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成为促动处于劣势的企业、行业、社区或国家文化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拉力；同时，由先进的知识经济和技术文化所造成的文化示范效应也对处于劣势的企业、行业、社区或国家构成一种巨大的模仿和攀比压力。在这种拉力与压力并存的状况下，处于知识经济发展劣势的企业、行业、社区或国家也会有意识的在其文化规范体系的相关内容和形式中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期把这种巨大的模仿和攀比压力释放出去。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变迁也就相应发生了。从当代诸多发展中国家文化变迁的实际过程和后果上看，通过知识流通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文化示范效应来启动的本土文化的变迁过程，是非常普遍和有效的。
随着知识经济与当代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日趋频繁、互动程度的日益深化和互动特征的日渐明显，当代社会的发展正在表现出一种走向知识化社会的趋势。这一社会发展趋势的形成，不但使得知识经济能够容易地为当代社会发展所吸纳与整合，而且当代社会的发展本身来说也具有了一种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有这种模式进展的社会将能够更有效地使用它们的物质和人的资源，因而能够比未出现这种模式的社会更好地存在并满足它们的功能需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