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德州段运河由卫运河和南运河组成，流经夏津、武城、运河经济开发区和德城区，全长141公里。在明清近500年的历史中，德州以运河交通为基础，明永乐时成为全国三十三个商业城市之一，实现了由一个军事性城市向商业性城市的转变。但与很多运河城市类似，这种单一依靠漕运，缺乏自身强大经济实力的发展，一旦环境改变，就会产生大起大落的现象。
关键词：运河；德州；军事；经济
一、始为军事化城市
德州军事位置十分重要。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曰：“州控三齐之肩背，为河朔之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使德州成为战争的附属品和牺牲品。明初靖康之役，德州“残杀蹂躏，几无孑遗”，城内一时间皆为军户。运河畅通前，明政府通过海陆联运的方式运输漕粮。为控制运河仓储，九省河道所经过的地方，设43卫另6所，武装保卫漕运畅通。明洪武元年（1368年），当时大将常遇春攻克德州，立守御千户所，将从南方辗转而来的税粮运往北京或边疆卫所。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德州卫，为正卫，7所计56屯。主要任务是守城、治城、管河、护漕、护仓、运船等。这样一个没有州民的卫城，这样一种建制，显然没有城市商业发展的条件。
洪武三十年（1397年），运河裁弯取直，并在所截河湾东岸筑卫城，城内专门储存山东、河南等地的漕粮，德州成为大运河沿岸四大名仓之一。明建文元年（1399年），为保护粮仓和战略需要，在此地以营为单位驻扎军队，城内居民均为军户。都督韩观在德州城北建了哨马营、驸马营、边北营、哨马囤等，也即历史上著名十二连营，它让德州变成地地道道的军事性城市。至永乐五年（1407年），添置德州左卫，两卫共有110屯，11200人，拥有漕船76只。这些军屯分布在运河两岸，担负着漕运及安保任务。
桥口村附近，是官道的渡河处，有一座用船只搭建起来的浮桥，通行车马。大运河里，运粮漕船、进出京城的官船、客船、货船都在德州停泊，集中在一个时间里，把浮桥船只拆出两三只，船过以后即行合拢。这时的德州，商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没有形成固定的市场与商品交易区域，商人多以行商为主，物资也多为当地驻军服务。而当地的农业生产也主要以士兵屯田为主，其“军屯半与州境壤地相接，半则散寄于各州县，各州县运河一带，卫屯绵亘二三百里”。
二、运河带动下的商业发展
德州经济发展的大转折发生在永乐九年（1411年）。当时，为减轻民众负担，加快南粮北运，工部尚书宋礼开会通河，大大提高了运河的通航能力，德州交通枢纽的作用日益显著。当时“凡东南漕粟，商贾宾旅，以及外夷朝贡，道皆由此”。虽然中央政府实行漕运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发展商业，但实际中造成了“便国家之漕运，通商旅往事，公私之利在焉”的多赢局面。这时的德州，商客云集，“四方百货，倍于往时”，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
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明朝廷重新定位德州。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德县志》记载，永乐九年，南北商旅被安置在城厢并设市：南关为民市，为大市；西关为军市，为小市；马市角南为马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中心角以北为旧线市，南门外以西为新线市……小西关军市货物皆自南关拨去，故市名类以小字别之。后因每年冬天运粮于北广，故又以北市为名。
乾隆时期，德州城内有粮食市场十几处，经营粮食的店铺多达百余家，每年粮食交易量在五、六百万石。城内有手工业作坊200余处，商号400多家，并涌现出许多名字号及名产品，如瑞兴号的水、旱烟畅销天津、济南，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北京、天津，德州农家编织的草帽辫远销川藏云贵地区。德州的农产品，如棉花、小麦、芝麻、玉米、高粱等，畅销外地，“颇属繁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德州经济迎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虽然其建置仍然为散州，但是经济与商业发达的程度早已超过了一般的直隶州。
在德州的外省商人中，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民国《恩县志》描述；“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很多晋商在德州、齐河、陵县、禹城等城镇设立布庄、布店收购棉布，然后销往西北口外及东北各地。乾隆《潞城县志》中记载的潞城商人贾庆余驻扎在禹城，“东西奔驰，恒竟岁无停晷”，终于暴富，成为大商人、大地主。除各地商人在德州贸易外，明代运军夹带土宜与政府的干预也是德州商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运丁的消费，也大大刺激了德州服务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展。
三、独特文化底蕴
运河不仅给德州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更赋予了这座城市一个关注政治、关注外界的历史机遇。政治文化浓墨重彩的熏陶着德州人，进而激发起独特的文化底蕴，被后人评价为“人文飙起，名卿蝉联，实甲山左”之城。
明清时期，德州有六大书院。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城内吕家街北口路东东岳庙内建“崇仁书院”，当时德州知州就常在该书院讲学。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马明瑞在西门外建设“醇儒书院”，全国士子每月在此集会一次，咏诗讲学，盛极一时。清康熙三年（1665年）在城内吕家街苗家胡同建“董颜书院”。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东督粮道汪汉倬在城内东北角关帝庙建“繁露书院”，此后历任督粮道，如：桂宝、周恒祺、陆任恺、铎洛伦、善联等都大力扶持，奖励求学。
四、盛极而衰
清咸丰之前，德州经济达到极盛。乾隆五十二年，德州人口达到了160700口，两卫达111031口。清朝中叶以后，朝廷政治日益腐败，各地起义不断，德州也经历了一系列战事。但是真正导致德州一蹶不振的并非战事，而是大运河交通优势的丧失。
因年久失修，加上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数次穿运河改道，大运河淤塞，开始丧失其运输能力，德州也开始由盛转衰，而漕粮海运加快了其颓势。明清德州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依赖于运河交通，虽然本土商业的成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漕运全线停运，德州往日风采不在。
作者简介：李亚男（1994-），女，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7级专门史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史。
论文作者:李亚男
论文发表刊物:《品读》1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