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起渭的诗歌及诗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诗论论文,周起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鼎盛时期的康熙朝，贵州出现了几位著名的诗人，如周起渭、张元臣、田榕和潘淳等。其中尤以周起渭和田榕的名声最大，影响最广，地位也显赫。正如雍正及乾隆年间著名文学家、诗人彭端淑所云：“田君待选来京，余访其寓，语方毕，即索所为诗，慨然出《碧山堂》示余，读之若远山横翠，杳霭有情；又若清水芙蓉，天然去饰。……夫黔山川瑰丽，多异人。曩曾读太史周渔璜集，磊落有奇气，谓可上配古人，而惜其篇什散逸吴越，世或罕有知之者。”[①]康熙中叶，周起渭的诗名在京城大震，就连那个自命不凡的史申义也不得不屈服，故唱出“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京台”的名句。本文专就周起渭的诗歌创作、诗论及其在康熙诗坛上的地位略作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豪宕纵横的诗风
清初的诗形成一个繁盛的局面，有人曾说清诗度越元明而与唐宋鼎峙，这个见解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为什么有这个局面呢？依个人之见，其原因有三：其一，清初有成就的诗人，大多为经历了改朝换代、饱受战乱之苦的明代遗民，生活的切身感受，孕育了清诗的底蕴。其二，清初的学风强调经世致用，杜绝了明人浮泛空疏之病，提倡学问为诗，舍弃别才为诗，讲究功底，奠定了清诗深邃的意蕴。其三，虽有宋明理学的渗入，但诗人们求新体、求变化，不囿于前代陈说，勇于趋进创新，因此清初的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多激越和慷慨之音，且有现实主义精神。
周起渭生于康熙初年（1665年），当然不是明代遗民，从十五岁开始写诗到生命结束（1714年）经历了大约三十五个春秋。收入在《桐野诗集》中的诗计350余首，绝大部分是康熙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的作品，但无间断之作，年年有诗作，或许随写随丢，不加收拾，根据周起渭诗歌创作的热情及行诸歌咏的兴致，可以断定，远不止这三百多首。要讨论周起渭诗歌创作的风格，笔者就只得从《桐野诗集》中的诗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佐证与发轫。
1.豪迈的气格，清丽飘逸的奇句。
《桐野诗集》中的诗一半以上为应酬唱和之作，因为在翰林院里集中了全国的名士和文学精英，且绝大部分是同年或同龄人，一遇文友诗会，总不免各逞其能，慷慨抒发豪情壮志。如《李苍存招集圣安寺》诗，其“李侯选胜得兹地，罗列酒馔相娱嬉。眼前宾客尽名辈，坐者立者肩差随。”而赋诗为文，周起渭从不自甘落后，在同辈中显得意趣高远，超迈豪放，正是“众宾皆醉我欲归。掀髯一笑为此诗，金粟奇幻恍难造。诸公笔舌铦如锥，请发妙谛摛妍词。”（同上）显然，由于有慨然之志，存激烈壮怀豪放之意，诗句挥写天然妙成，显得特别轻松，富有狂浪不羁的韵味。又在《立秋南麓书屋小集》一诗中，高歌唱出：“斗饮客如秋鹄健，吟诗我作候虫鸣。”饮酒一道不作巨肘，而吟诗一事又舍我其谁？再如《咏尘和悔余》有“来往不穷随过客，虚空旋转若浮名。人间底处吹难到，赖我胸怀一点清。”等等，大都近似于李白那种傲岸不羁而又热情奔放的诗风，从其诗中可见那种英爽之气。周起渭诗兴大发之时，有一种难抑情怀，有时达到至极之点，又不免忘情而居高凌下，这恰恰又是诗歌成功之处。譬如他与田雯论诗，研讨诗歌源流，品论古今诗人创作得失，竟忘了同辈的名诗人及真诗在民间的质朴道理，冲口而吟出“安得世人尽聋瞆，凭君高座说文章。”这表面看来是诗人目中无人，而实质则是诗人开怀与前瞻的抱负所在。这话是周起渭中进士的第三年说的，身为检讨的周起渭如春风得意，在一大批诗人中他是一个佼佼者，也是他诗格的显现。所以他最挚密的朋友、诗人、学者查慎行在《送周桐野前辈督学顺天》诗中说：“先生人中龙，天与君子性。平时颇跌宕，临事乃刚正。……时复召朋侪，琅琅发高咏。”[②]这种健劲突兀的诗格，亦为同官河南襄城人刘青藜所激赏，刘在《寄周渔璜检讨》诗中，非常惋惜结交周检讨太晚，称许周渔璜的诗作“时君方计偕，献赋蓬莱宫。旋受凌云知，吐气如长虹。”“箧底出新诗，纵横老弥工。……作者不出世，韩杜久息踪。”[③]当然，客观而言这些溢美赞誉不免过分，但是，从侧面可以想见周渔璜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
《桐野诗集》中有不少奇句妙语。奇句的得来，不是凭空捏造，面壁杜撰而徒托空言。古人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④]深沉的构思，得以使思想内容饱满充实，陈言务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诗以纪实而言贵心出，故有奇句迭出。就周起渭自身的诗歌创作初衷而言，他是注重炼意而不重炼句的，他曾说“我诗但意造，无文空直质。”“纵令语言工，根源已先失。”（《桐野诗集·寄答襄城刘太乙》）但从结果来看，确实取得了不工而自工，语句上不追求新奇而自奇的效果。如游鄱阳湖唱出“船上看山人，心与湖光远。”（《鄱湖舟中望庐山作》）登陶然亭便有“峰峦逞奇变，万马从西来”之句。（《重阳后一日登高陶然亭以回潭石下深绿筱岸旁密为韵》）为表现自己淡泊明志，甘于贫穷而坚守气节的傲岸性格，借题发挥高咏”我生自有扶犁手，安得从人索升斗。”（《题秋帆图送汪玉轮修撰南归》）这一诗句与陶靖节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能成为千古传唱的名句。还有“青山一重溪一转，山势半舒云半卷。”（《太宰陈说岩先生命题王石谷画午亭山村图》）”山川麋子国，烟雨岳阳楼。”（《送马河宗令巴陵二首》）”临觞莫漫悲千古，六十年前是六朝。”（《金陵怀古》）最为诗人和诗论家所称道的名句是“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泛舟西湖夜半始归》），同辈诗人查为仁评价说：贵阳周宫詹起渭诗，‘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较东坡进一格。”[⑤]东坡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已是千古绝唱，而查学士则论定周起渭过之且进一格，不无道理。后来的著名诗人、诗论家、散文家、“性灵诗派”的旗手袁枚卓有见识地评赞“断句入耳，有终身不能忘者，写景则周起渭西湖云，‘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是广寒宫。’”[⑥]正是因为周起渭为诗多奇思佳构，奇句难以枚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廷敬上朝奏事，康熙帝问当今诗人为谁？陈吏部举周起渭、史申义对，康熙帝欣然首肯。而史申义对周起渭在诗界执牛耳亦无异义，不但有“孰与夜郎争汉大，手携玉尺上金台”的故事，还专门撰写《金山寄桐野》诗，称“青山犹是六朝非，走马金陵昨日归。万古澄江静如练，有人解忆谢元晖。”[⑦]以此表示心悦诚服。当时在诗界、文界各有标举，诸如’南朱北王”（朱彝尊、王世贞）；“江左三大家”（吴伟业、钱谦益、龚鼎孳）；“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翰林两诗人”（周起渭、史申义）。于此，足见周起渭在康熙诗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2.景媒情胚，任性而发。
从诗歌美学的观点去审示，情与景的关系是古代诗歌意境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明人谢榛曾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浩无涯矣。”[⑧]诗歌就是情景交融的结合物。任性而发，绝不无病呻吟，也不过分夸饰，用诗歌来表现自己的真实感情，自由地抒发胸中的积郁。写景与抒情的密而无间的融和，是周诗的一大特点。其具体表现形式为：
登高怀古，随物赋形，状写自己的情怀。周起渭生活在康熙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逐渐完善和鼎盛时期，为官二十年乃在京都，生活单调贫乏，创作题材受到限制，既没有经历故国沦亡的沉痛，也没有接触到民生疾苦的人生现实，更不用说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了，大部分生活和以生活为源泉的诗歌创作，就相应地以应酬交际之唱和，登高怀古之幽思，羁怀乡思之咏唱来表现个人的高志与情怀了。登陶然亭，似有高歌奋进之志，“有酒不可辜，有泪不须洒。我辈千秋人，岂埋尘土下？精英元不敝，可敝即为假。”（《重阳后一日登高陶然亭以回潭石下深绿筱岸旁密为韵》之四），海阔天空的博大胸襟，其豪言壮志溢于言表。这些情感又与关心民瘼，遇荒年天旱黎民的苦痛相联系，心有契合，情有交织。他去浙江担任乡试主考官途中，见到农夫车水救稼禾，不无感慨地写道：“六月农事忙，骄阳盛如毁。……今年吴楚越，赤地一万里。江湖水枯涸，鱼滥老蛟死。”（《水车》）北京宛平县之王氏园，是已故大学士王熙的别业处，园内牡丹甲天下，春夏之交，名公硕人尽游其园。应编修王枚孙邀请去丰台看牡丹，周起渭诗兴勃发，先是对其园其花淋漓尽致地状物渲染，活画出其园其花的诱人景色，“丰台十里是花海，文靖（王熙，谥文靖）园亭最轩廓，东西南北五六顷，紫白嫣红万千萼。濯濯柔姿淑且贞，盈盈贵态丰而弱。”（《王枚孙编修招同同馆诸公丰台看芍药作》下同）接着便是笔锋一转，抒发自己游园观花后的感慨，寄托着或明或暗的褒贬之情。以深井为点染之物，崇敬园主的开凿之功和文学成就，“亭边古柳盖深井，此井亦传文靖凿。高人骑鲸忽仙去，文孙风流存馆阁。”在赞誉中又对此予以讽喻，贬斥获得帝业王室、达官贵人之流的眷恋享乐生活而忘乡情的世风，“可怜繁富易人心，家山不如帝城乐”便是这种情愫的直接写照。但是，周起渭毕竟是清王朝的一个文职中层官吏，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的行动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憎恨之情，不免流露在其诗作中，就拿备受当时诗人推崇的华严经大钟歌来说吧，这首诗有许多诗论家及诗人予以高度评价，也是周宫詹的得力之作。其诗对万寿寺大钟内外书华严经、金刚经等的情事、方法、佛事作了绘声绘色绘影绘形的铺写，借此对张献忠进行鞭扑挞伐，诗内便有“金石寿长人不能，弹指千年多废兴。君不见米脂贼来箭如雨，原庙编钟散无主。万岁山头悲尺组，帝子王孙无处所，血溅长陵一把“土。如上，通过实地的景物描绘，抒发自身的真实情感，借景抒情，以达到情景交融，从而畅泄诗人的情怀，造成浓重的抒情气氛，浓化诗歌对读者的感染力度，增强其诗歌的艺术魅力。
厌弃宦场，以悲悯的笔调写羁怀乡思的隐忧之情。以一般情况而论，周起渭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入京步入仕途，居翰林院之官，而他与同官者相处又甚好，尤其受到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的重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周起渭还不到“不惑之年”，陈尚书即向康熙帝推荐周起渭将来可大用，他的官运还算亨通，名声已大噪于全国，照理应是事事顺当，处处受人尊敬，为何又厌弃官场，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时时袭击着他而又无处不表现出来呢？恐怕用封建文人遭遇不济，或久滞微官不得升迁而思退隐的现象去解释，不免有些枉断了。经过具体的诗句分析，或能窥出周起渭最隐秘最深处的思想聚焦点。在《题秋帆图送汪玉轮修撰南归》诗中，对这位康熙三十九年（1700）会试状元的汪绎甚为推崇，汪状元有首《马上口占》诗，发誓“浮生只办十年官”，结果，到十年头上便呈辞请求告归，临行前周起渭写了上面那首诗，也强烈地表现出赋闲退隐的愿望：“登山临水要筋力，日恋微官且衰朽。秋热蚊虫尚朴缘，霜降蛟龙各渊薮。倘我能谋二顷田，归期岂落吾子后？”不难看出，周起渭居官淡泊，吏禄不高且花在购买书藉上了，多少有点穷酸。即便是受到赐沐与恩赏，但还是梦绕魂牵的思念家乡，“纶扉赐沐时清闲，幅巾磐带思家山。”“勋名如山力所任，我心无时无山林。”（均同上）由于热爱家乡之山水，又嗜林泉之好，“前尘非有亦非无，黔山越山安在乎！”（《题王令诒南行图》）于此，声名、宦达全抛在九霄云外。“琴鹤由来身外物，老怀阅世愈超脱。三间古屋城南隅，清坐自弄摩尼珠。”（同上）欲想出家入佛从道，以求解脱。这种思想于周起渭来说由来已久，他不止一次地说佛、写佛、赞佛，特别欣赏与羡慕那种寡欲清心，隔绝尘世的归隐生活，“或为古佛身跏跌，抑或乘鸾驾鹤归清都。而我夙世钝根株，心长发短空睢盱。金丹无成牙齿枯，论禅未敢窥其粗。神仙不可学而致，愿乞先生衣上摩尼珠。他日灵山参佛祖，阿耨池边相见无。”（《题悔余证因图》）当他出任顺天学政时，这本是一个美差，但距知天命都还差几年时，他须发斑白，古人悲白发的感慨油然而生，这集中地体现在《夜雨独酌》一诗中，“蛩鸣虚堂深夜幽，纸窗雨湿风飕飕。此时绿酒对红烛，可惜青春今白头。度索寻橦路崄巇，拔箭斫地心烦忧。江村翠竹性所爱，万事不如归故丘。”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家乡在呼唤着他，日思夜想回家乡，但归期是何年呢？他在怅惘中企盼与等待，“东风吹客到天涯，每对东风便忆家。久宦但亏张仲产，无才欲老邵平瓜。”（《春日怀归》）思家归家之愿未能实现，饱含愧疚病死于北京。读了这些诗，感人肺腑，动人心脾。
善于用典，表达方式灵活自由。周起渭是个才人，所以他的诗属才人之诗。比周起谓略早一点的诗论家叶燮就说过，诗人应具备“才、胆、识、力”。[⑨]周起渭学问淹贯，就职于词馆，读书甚勤，识力深厚，可算才大笔老。方文辀说他“先生以诗名于时，又博雅好事。”陈允恭称赞他”公起僻远，入词林，才华秀发，有作率能伏其伦辈。”[(11)]诗学、经学权威毛奇龄极论他“凡与经学有发明者，悉究极根底，不诡流俗。而至于为诗，则兴比互进，情文兼生。古可追魏晋，而今体声律总不出神景开大之间。昔所称风雅之宗，领袖群彦者，非先生欤。”[(12)]由于学问渊雅宏深，于古人古事过往历史故事了如指掌，所以周诗用典即可信手拈来。”裒衣长袖说程朱，抛掷河山即大儒。拟向兴朝作箕子，更难江左见夷吾。”（《金陵怀古》之四）他对清初又一次理学复兴颇有微词。空谈心性之学的人即称大儒，时代易换，似有箕子类列，引用箕子屡谏商纣王止淫佚的故事，而商纣王不听，箕子披发佯狂为奴，为纣王所囚，箕子鼓琴以自悲，直至周武王灭商，箕子得释归镐京。下句之“夷吾”，即伯夷叔齐因相互让位而隐居深山，成为封建社会高尚守节的典型。再如行至湖北亲眼目睹刘备、孙权联军，用火攻大破曹操战船的“赤壁之战”的赤壁，不无感慨，即兴咏出“孙刘事业已成尘，客到长怀顾曲人。……台荒蔓草秋无燕，戟折沉沙夜有磷。”（《武昌怀古杂诗》之一）末句引唐杜牧《赤壁》诗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用此典故，描绘在那次战争中，曹军惨败的情形，再现了历史画卷。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重要的艺术表现方法，因其用得恰当、贴切、新颖，不仅能收到言简意赅，以一当十的效果，而且对诗歌深沉含蓄的诗意，造成绵渺的意境，增强诗歌的可读性和艺术性不无裨助。周起渭的用典十分考究，且不是故作高深，逞才露博而采僻典，他的用典恰到好处。
生动形象的描绘和巧设拟喻。“湖水深且广，湖山秀而婉。匡庐特超拔，扫空横迭
。迭荡窥天门，嵯峨象圭瓒。坐如张几桉，立如排甑甗。或争或拱揖，倏立倏踣偃。”（《鄱阳湖中望庐山作》）几笔突现出山势的多姿，以坐、立、争、拱揖多形态的描绘，显示山的姿容，令人神往。另有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山阴舟中》，着意活画出江浙风光秀美，缤纷多彩的诱人境地，“越山岩壑锁烟雾，此日轻舟泛若耶？红雨棹边迷远近，绿萝阴里见桑麻。啼莺过水仍栖树，乳燕衔泥半带花。试访剡中幽绝地，不知何处戴逵家。”一幅轩朗清丽的画图，显现出浓郁的田园风光气息，非大手笔画家不能比肩。周诗中的比喻、比拟手法层出不穷，把事物表达得具体、形象，给人以亲切、真实、生动的联想。”犹似周郎万骑横江来”（《避风赤壁登苏公亭放歌》）“雨余朝麓岚光别，人比春禽芨语温。”（《南堤踏青因留观音寺小饮》）”吾子虽今人，宛然葛天民。”（《武陵为人写北窗高卧图》）“似雾如烟逐处生，可怜无力借风轻。”（《咏尘和悔余》）等等。抒发感情，刻画形象，说明事理，使诗歌更富有生气。
灵活自由的诗句，不受字数的限制，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周起渭诗歌为表现内容及情感的需要，于五古、五律、七绝、歌行诸体写得挥洒自如，字数的多少，诗句的长短全依内容而定，结构的奇巧变换，使其诗具有整齐、抑扬、参差（错落）之美。在五言诗里夹杂七言、八言、九言；在七言诗里，又参以五言、六言或十言，诸如此类，变化无穷。例如“我梦游仙山，惟三天子都。觉来烟霞起眉间，展卷乃得黄山图。”（《题黄砚之宫允黄山采芝图》）“开画忽见堂巍峨，呼我为作还山歌。千岩万壑可望不可到，摩挲画轴如山何。”（《题何左车千岩万壑草堂图》）“岂如真儒江湖魏阙藏胸襟，天然林壑无招寻。……吁嗟乎，方知古来伯仲伊吕者，一生皆是曹由心。”（《太宰陈说岩先生命题王石谷画午亭山村图》）在这首七言歌行体中，有七言、五言、三言、九言、十一言等。周诗中的迭字与顶针的运用也是随处可见的。总之，表现手法的多样性，语言清新洗炼，意境浑融高远，既清腴又精工，诗情与画意融为一体。
点石成金的诗学理论
周起渭不但以诗歌创作为时所重，在诗学理论上亦有相当建树。他对历代诗人及诗话有广泛涉猎和研究，上自建安，下逮明末之竟陵派诸家无不精通，但学诗的主要对象为苏轼、元好问、高启诸家。在诗歌理论上也颇下功夫，“馆选后寓署西偏，研究声律，诗境大进。”[(13)]常与田雯、查慎行、汤右曾、刘青藜、郭元于、姜西溟等切磨，探讨诗歌源流及正变等理论问题，品评历代诗人创作得失，评判流派纷争。我们没有发现周起渭有专门的、系统的诗歌理论如诗话方面的专集，但从他与诗友、门人、文士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由他人传递出一起起论诗的意见。再从他的《寄答襄城刘太乙》一诗和散见在其他诗作中的理歌见解，虽然是点滴的、零星的、非系统的，但它是理论性的，条理精密的，同时又是严肃的。周起渭论诗的几个重要观点，分别是：
第一，创意造言，皆不相师的求新精神。
郑方坤在《国朝名家诗钞小传·周起渭传》中有两句话：“桐野异军特起，乃拔戟自成一队。”能自成一家者，指其另创高格，异于伦辈。又有人说他“弹丸跃奇句，传写宁待竟。李杜韩白苏，篇篇资考证。”[(14)]还有认为他“作者不世出，韩杜久息踪。”[(15)]他能开辟自立，能称风雅之宗，能领袖群彦，自有特异过人之处。周起渭反复论及“古今有迁变，何曾音韵歇。正声本无恙，文士自争夺。”（《寄答襄城刘太乙》）批评了那些求名邀誉，派别斗争，墨守陈规，字摹句拟的诗歌创作上的复古风气。指出“有明宏正时，何李气蓬勃。师资浣花叟，余子遭割截。……浸淫嘉隆后，坛坫益增设。同流合泾渭，仇雠分吴越。王李及徐袁，操刀起相杀。古诗丁厄运，古句肆批抹。”（同上）针对明代前后七子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主张，作了中肯而又深刻的批判；从弘治、正德时的李梦阳、何景明到嘉靖、隆庆时的后七子们，将近百年时间里，复古主义笼罩的文坛，以摹仿、剽窃为工，以生搬古诗古文之字句为能事，所以周起渭发出了“弹指百年间，诗场三喋血。流传到今日，狡狯又一术。各惩门户非，万象思囊括。借口爱前人，其实事剽窃”的哀怨。哀怨中的自省，就是求新。不管是为文做诗，都应创意造言不得相师，言必己出，意必己构，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格。如果一味相师与拘泥于古人之诗文，那无意就是将摹仿代替创作。这是他所坚决反对的。
第二，别才非学靠不住，功底见深诗自成。
清初曾有人主张“别才非学”为诗，以为诗歌创作不靠学问，只靠悬想、灵感（顿悟、妙悟）一类别才。宋严羽曾说过：“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16)]这种专贵妙悟而不重视读书的诗论，明人奉为至宝，故多舍学而识，最后堕入一代学风空疏。周起渭则主张要作诗，不要凭“别才非学”一时顿悟的偶然之得，要多读书，多领会，多揣摩，消化知识，汲取营养。他的认识与明末文学家方以智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妙，方说：“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乃能驱使古今，吞吐始妙。”[(17)]周起渭提倡读书，从古人书中采撷精华，“披读古人书，落华将讨实……文章在吾辈，于技等毫末。读书不明道，哆口徒浪说。纵令语言工，根源已先失。而况窃古锦，纷纷争割裂。”（《寄答襄城刘太乙》）如果拘泥古人，只知照抄诗句文句，这叫食而不化，既失其诗歌质实厚重的内容，有乖根源，又违诗以载道，这是徒托空言的有害文字。尤其对束书不观，一心务求名利的诗人，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自来争名辈，颈涨面赤热。”（同上）“逃名求名了无益”（《雪中次坡公清虚堂韵赠缪湘芷》）。他希望的诗人及诗歌，是一个饱学之士，而又能开新境，写新意，出新诗的才人才诗。在他看来，查初白就是这样的人，“其间亦有不能空，多在语言文字中。”“初白先生妙诗笔，三百年来世无匹。”“少年出手已绝伦，到老无人敢同列。”（《题悔余证因图》）查为仁专门以诗歌咏周起渭的学识及诗歌的功力所在，“他文率称是，文笔谁能倩？以此彻主知，蓬山夏无并。”（查为仁《送周桐野前辈督学顺天》）由此，周起渭所崇尚的诗人是“读书破万卷”，“行万里路”的学人，而反对空虚之学的浮泛诗人。
第三，缘情境发，杜绝矫情自饰之诗。
诗缘情境而发，本于唐皎然论诗的著名理论，其见解的深刻性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中颇有表现。周起渭及同人，每当“消夏迎凉之会”即以此作为论诗的重要义题。郭元于曾说：“余曾与公为“消夏之会，公作万佛寺大钟歌，瑰伟特出，冠于一时。”[(18)]据另一诗友之言L“为其刻意为诗，卒以自名，斯其性情之所在也。”[(19)]周起渭认定世界万物均呈现自然状态，各具其象；春夏秋冬物事有变，天地秋色显其特点，凡此客观因素都将触发作者的主观感情，由此而咏唱，自然流露出的便是真情实感。“寒蝉与蟋蟀，感秋复悲栗。气化使之然，机至不容遏。”（《寄答襄城刘乙太》）自然界的物事变化，按着一定规律进行，谁也无法抗御与遏止，诗人顺其变化，逐层表现出自然的情愫而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他的“狴牢锢性情”，“寄我五字诗，字字纸上活。”“我诗但意造，无文空直质。……更待新诗来，披襟弄明月。”（同上）都反复强调诗歌的意、情要新、要深、要活。这一点他曾忠告过诗友，“向者携手时，议论何明豁。风诗有正变，天然任流溢。”（同上）天然理趣，流溢天籁，雄浑疏野是周起渭所追求的诗的境界。为使诗歌情感洋溢，在写景抒情中恰到好处，他有著名诗句“颜嗟逐年改，景尚供诗用。”（《早春陈幼安学士招集同人城南登高诗韵》）还有“诗眼增损工安排”（《题何左东千岩万壑草堂图》）“腐儒不辩经纶事，只是未谙山水意。……松泉百道交清音，慷慨写之梁父吟。”“勋名如山力所任，我心无时无山林。”（《太宰陈说岩先生命题王石谷画午亭山村图》）等等。的确，《桐野诗集》中多首诗都有“吟诗我作候虫鸣”之势。说到底，时移物换，时过境迁，客观事物的改变，都能引起诗人主观情感随之变换，这种物我融合，境情相契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为后来的“性灵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
周起渭在清诗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呢？客观地说他是清代黔诗的开山之祖，启沃了贵州诗人，后来的经学家、名诗人郑珍、莫友芝都受过周起渭的影响，“实不愧为郑、莫守之先路也。”[②②]在京城时，诗以查初白为魁，初白亦雅重周起渭，撰有《次渔璜先生高庙僧舍》，云“结习多生未易捐，得公投句喜跫然。只应借佛论诗境，何法真超色界天。”不时以诗就正周起渭，二人结为诗友，与之联盟而成诗界两巨人。在翰林院还有史申义等才高八斗，他们如闪烁的群星，互相辉映。但在全国范围内而言，时以形成诗坛上的“南朱北王”定势，全祖望在《莺豆山房集序》中说：“国朝诸老诗伯，阮亭（王士祯）以风调神韵擅场于北，竹址（朱彝尊）以才藻魄力独步于南。”并以王士祯为首，上承司空图“味外味”和严羽“无迹可寻”说，独标一诗派——“神韵说”诗派。周起渭是后起的新秀，显示出无可遏抑的后劲。朱彝尊（1629—1709）是个经学家，学问博综，又是浙派词人的代表，论学问，周起渭要略逊一筹，要论诗，应该说难以分出伯仲。王士祯官至吏部尚书，又是“神韵说”诗派的盟主，其诗学主张讲“妙语”、“兴趣”，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超然现实，缺乏内容的诗歌倾向，这恰恰又是周起渭所不屑的。如以诗意、诗境、诗技而言，周起渭也未见逊色于王、朱。只因周起渭官微言轻，地位与影响所及，远不能逾越王、朱的名声。于此，便出现了周起渭在《清史稿·艺文志》中被介绍生平事功只占五十余字的现象。更由于对其研究不够，二百多年来这位名诗人埋没于荒榛蔓草，其名其事其诗知之者甚少，不亦悲乎。
注释：
①李朝正、徐敦忠：《彭端淑诗文注》370页（巴蜀书社1995.4第一版）。
②(14)清查慎行：《敬业堂集》。
③清刘青藜：《高阳山人集·诗卷》（康熙庚寅传经堂刊）。
④南朝萧统：《文选序》。
⑤清查为仁：《莲坡诗话》（乾隆年间精刊本）。
⑥清袁枚：《随园诗话》（乾隆庚戌至壬子小仓山房刊本）。
⑦清史申义：《过江集》（康熙壬辰刊本）。
⑧明谢榛：《四溟诗话》（《四溟山人全集》万历丙申赵府冰玉堂刊本）。
⑨清叶燮：《原诗》（《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第二版）。
⑩清方文辀：《书＜桐野诗集＞后》。
(11)(22)清陈允恭：《桐野诗集序》。
(12)(15)清毛奇龄：《稼雨轩诗序》。
(13)清莫庭芝、黎汝谦辑、陈田传证《黔诗纪略后编》卷三、页2（宣统辛亥京师刊）。
(16)宋严羽：《沧浪诗话》（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次印刷。）
(17)明方以智：《通雅·诗说》（《浮山文集前编》清康熙间此藏轩刊）。
(18)清郭元于：《桐野集序》（《一鹤庵诗集》清康熙辛已精刊）。
(19)清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