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
——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
朱明忠
摘要 ：徐梵澄(1909～2000年)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1945年，他作为一位学者被中国政府派遣到印度圣蒂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讲学，讲授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等，长达五年之久。1951年，他去南印度的本地治理参观奥罗宾多修道院，并应邀留在这里。他在修道院的华文部工作，主要讲授中国文化和翻译奥罗宾多的著作，在此工作了28年，直到1978年回国。徐先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了33年，为中印文化的交流奉献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生。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印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印度人民全面了解中国；第二，把印度古代经典五十种《奥义书》由梵文译成中文，从而成为第一个翻译如此多《奥义书》的中国人；第三，翻译印度现代哲学家奥罗宾多的著作，他几乎把奥罗宾多所有有关哲学、瑜伽和社会学的作品都译成了中文，这些作品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奥罗宾多和印度现代哲学的了解。
关键词 ：奥罗宾多修道院、《奥义书》、《薄伽梵歌》、整体吠檀多、整体瑜伽
在中国，凡提到印度现代哲学家奥罗宾多及其著作，就必然会想起徐梵澄先生。徐梵澄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梵文学者和佛学专家，他一生有许多传奇的经历。其中，最富传奇的是他赴印度的经历，他在印度旅居33年，曾在奥罗宾多修道院讲授中国文化、翻译著作并修习瑜伽，一呆就是28年。在这28年中，他与奥罗宾多修道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应当说，徐先生是唯一一个在奥罗宾多修道院常住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个大量翻译奥罗宾多著作的中国人。无疑，他是现代中印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不仅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印度，而且把印度文化，尤其是印度现代哲学家奥罗宾多的思想传播到中国。
除了远离以上几种食物，胃酸多的人饮食上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定时定量、规律进食，避免过度饥饿，用餐时情绪平和、专心致志；第二，细嚼慢咽，咀嚼食物时，口腔会分泌大量唾液，其中的碳酸氢盐和黏液有抗酸作用，有助中和胃酸，其中的消化酶对胃黏膜有保护作用；第三，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吃完饭后不要马上躺下，以免胃酸反流；第四，少吃盐，盐的渗透压高，对胃黏膜伤害很大，易导致胃炎或胃溃疡；第五，如果出现反胃、吐酸现象，可以吃一两块苏打饼干应急，能快速中和胃酸，缓解不适。
今年是徐梵澄先生诞辰110周年，鉴于他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突出贡献，再加上笔者也与他有一段特殊的师生之情，故写此文以纪念之。
一、传奇人生
徐梵澄是一位有造诣、学识广博的学者，毕生以治学为主。但是，在他人生的经历中却充满着许多传奇的色彩。例如，少年时，他曾聆听过毛泽东的讲课；青年时，亲自拜访过鲁迅先生的家，与之多次书信来往；赴德国留学时，结识了朱自清、冯至等文化名人；主动申请赴印度讲学，到机场送行者竟是郭沫若、郑振铎等一批社会名流；在印度进行文化交流，尽心竭力，一呆就是33年，从未归国省亲等等。
1909年10月26日，徐梵澄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开丝绸店的商人家庭。在家中，他排行最小，上面还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童年时，就学于私塾，诵读了大量的汉魏六朝古文，国学根底深厚。上小学时，他与三哥在长沙一所名为“修业小学”的新式学校读书，兄弟俩对地理课都非常感兴趣。据说，当时讲地理课的老师就是后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注] 孙波著：《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小学毕业后，他考入长沙著名的教会学校——“雅礼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并受到良好的英语训练。
1926年，徐梵澄遵照父命，考入湘雅医学院，学习医学。次年，由于战乱，湘雅医学院的课程无法正常进行。1927年春，他考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由于爱好文学，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28年，他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文学。出于对中国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崇拜，他在上海经常聆听鲁迅在各个学校的讲课。从那时起，他以一个文学青年的身份，开始与鲁迅先生通信往来。1928年6月22日，应鲁迅之邀，他第一次到上海闸北景云里的鲁迅家中拜访，鲁迅先生很喜欢这位纯洁向上的文学青年。以后，他与鲁迅经常讨论写作问题，并经常保持书信来往。
1929年，徐先生决定赴德国留学。当年8月，他乘日本轮船先到法国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1929～1932年，他曾在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学习艺术史。在德留学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如朱自清、冯至、朱偰、滕固等，后来，这些人不是成为了中国的文化名人，就是成了国民党的高官。
1933年，徐先生回国。归国后一直到1936年，他居住在上海，成为一位翻译者和自由撰稿人。他受鲁迅先生的嘱托，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著作——《尼采自传》等。
1977年底，香港的朋友来到本地治里，见到徐梵澄，告诉他邓小平先生已经复出了，你可以回国了。徐先生决定要返回阔别33年的祖国，他从1945年来印度，在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5年，又在奥罗宾多修道院留居28年，共33年。这位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阔别祖国的海外游子终于想回国了。
1936～1945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同济大学、国立艺专任教，讲授美术史等课程，后来到中央图书馆担任编纂，并主持《图书月刊》的编辑工作。
1.1一般资料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我院对106例子宫内病变患者开展了分析研究,患者最小22岁,最大56岁,平均39岁,有12例病程1年以上,38例半年至一年,56例半年以内。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徐先生出于对佛教的兴趣，自愿申请赴印度进行文化交流。当时，根据中国政府与印度所签定的中印文化协定，中印双方有互派学者到对方国讲学的计划。8月，他的申请报告获得政府批准。12月11日，他乘飞机赴印度，在机场送行的人群中有两位文化名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郑振铎。抵达印度后，他便到泰戈尔国际大学开始了讲学生活。泰戈尔国际大学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圣蒂尼克坦，印度现代伟大诗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用这笔奖金创办了这所大学，并在大学中特别设立了中国学院，以传授中国文化。担任中国学院院长的，是泰戈尔的中国好友，精通儒学和佛学的谭云山先生。在这里任教的，还有中国学者常任侠等。徐梵澄在中国学院任教5年，他不仅向印度学生讲授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而且还讲授中国的佛学、包括唯识论、因明学等。
从1951年一直到1978年，徐先生来到印度东南海滨城市——本地治里，访问了奥罗宾多修道院，并留居在这里，长达28年。
1978年，徐梵澄欣闻祖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故决定离开印度回国。归国后，他受到政府的关心和照顾，他的学术专长也得到了极大的重视。从1979年至2000年，他被安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被聘为研究员，一直从事印度哲学、宗教和中国佛学的研究工作。
2000年3月6日，徐梵澄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
二、在奥罗宾多修道院的28年
1951年2月，徐梵澄与好友——画家游云山，来到本地治里，访问了奥罗宾多修道院(Aurobindo Ashram)，[注] “Ashram”一词，西方人把它翻译为“修道院”，实际上它与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不同。但它也不同于印度教的寺院或神庙。在性质上，它很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书院”，就是一位印度教的宗教导师带几个或几十个弟子，传授自己宗教学说的地方。在印度，这样的“Ashram”有许多，有的有庭院和课堂，有的则安置在大树下或树林中。著名的“Ashram”也有很多，如奥罗宾多修道院等。 那时，奥罗宾多修道院已成立20多年，在印度名声很大。按照他们的打算，在这里只做客半年，参修一段瑜伽，并收集《奥义书》的各种版本和奥罗宾多的著作，然后便去香港。参观了修道院后，他们被安置在招待所里住下来，等待院母米拉(Mirra，米拉是一位法国女士，是奥罗宾多的志同道合者、与奥罗宾多共同创办了修道院)的接见。几天后，院母会见了这两位中国人。这位法国女士对远道而来的中国人表示热情而真挚的欢迎，并且希望他们能够留在修道院工作。她说：“留下来吧！我们的研究院成立了一个华文部，你们可以把中国文化介绍过来，也可以把奥罗宾多的思想介绍到中国去。”[注] 孙波著：《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在院母的盛情邀请下，他们两人放弃了原来去香港的想法，决定留在这里，从事华文部的工作，以向印度人传授中国文化。
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从那以后，徐先生开始了在奥罗宾多修道院华文部的工作。本地治里原来是法属殖民地，这里有许多法国式的建筑。修道院华文部就被安排在一栋有十四个大房间的法式建筑之中。每间房的窗子都十分高大，几乎可以垂地，有充足的阳光照射进来。华文部依次设有工作室、会客室、画室、图书馆、大教室，以及住宿室等。
徐梵澄以中国学者的身份在印度旅居33年，无论是给印度学生授课，为学者们讲演，还是搞科研或翻译工作，都是勤奋认真、一丝不苟。由于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和梵文，这就大大促进了他与印度人的沟通和交流。在这30余年中，他为中印文化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徐先生给修道院学员讲授的第一堂课，是讲中国东晋佛教高僧——僧肇(384～414年)所著的《肇论》一书。来听课的学员有印度人，也有外国人，国籍不同，年龄不同，有的是本院的修道士，也有短期来访的外国游客和学者。但是，所有听课者对这位高个子、风度翩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彩讲演都非常感兴趣。像在泰戈尔国际大学一样，他只拿一只粉笔，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讲解《肇论》的内容和学术价值。
徐先生虽然一个人在华文部工作，但是他的工作效率却是极高的。到1952年3月，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奥罗宾多哲学名著《神圣人生论》的翻译工作，此书共计83万字，用去稿纸2800页。此外，他还翻译了院母米拉的《母亲的话》第一集，以及十几种印度教古代经典《奥义书》。
躺着想了许久才发现面膜还没洗，该死，又过时间了，脸上的水分都被吸走了。就像他死后，我的感情也被有他在的那段时间吸走了。
在讲解的时候，徐先生指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在古代都是高度文明的，他们中的大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自然会有同样高度的发展，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会有类似的体悟。当新法传入中土时，人们会发现它与本土文化有许多非常接近甚至相同的方面。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被人们所赏识并很容易地被接受下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因为土壤已经施好了肥料，所以这朵来自‘西天’的新葩，才能够很从容地生根、发芽与结果。”[注] 孙波著：《徐梵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212页。
1953年8月5日，是奥罗宾多诞辰81周年，也是印度建国6周年纪念日。院母告知徐梵澄，修道院要举办一个“中国历史文物图品展览”，请他认真筹备。他得知要介绍祖国的历史文物，倍感兴奋，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当中：首先，他写信给在祖国的朋友，要他们寄来有关历史文物的影像资料；然后，尽量收集欧洲各大博物馆保存的有关中国文物的精美图片。为了做好这项工作，院母还给徐先生派来了两个助手：一个美国姑娘和一个德国姑娘。在他们的精心准备下，展览终于如期举办。展览的图片共分为五个部分：建筑与石窟艺术、礼器与宫廷文物、造纸与印刷技术、陶瓷与烧制工艺、文字与书法绘画。展览举办了10天，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个个对中国文化的辉煌成就深感叹服。这次图片展览的圆满成功，一方面使徐梵澄这位离开祖国多年的海外游子十分欣慰，另一方面也使他感到祖国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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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徐先生开始着手翻译奥罗宾多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社会进化论》。同年10月，他所撰写的《奥罗宾多事略》一书，由在香港的奥罗宾多学会出版。
同年10月26日，是徐先生四十五岁的生日。修道院院母米拉，按照每年的惯例，派人送来鲜花、蛋糕和烟草。徐先生把蛋糕分成四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送给仆侍，两份送给他的助手。
1956年5月，徐先生翻译的院母米拉的著作——《母亲的话》第一集和《教育论》，在奥罗宾多修道院出版。这里要说明一下，修道院专门从香港请来了两位中文排字工人，经过他们的努力，才能在修道院的印刷厂印刷出版中文书籍。
1957年，徐先生翻译的奥罗宾多的《论薄伽梵歌》中文译本出版。同年，他翻译的两种奥义书——《伊沙奥义书》、《由谁奥义书》出版。
1958年至1960年，徐先生翻译的多部奥罗宾多的著作都陆续出版，其中有奥罗宾多的《社会进化论》、《瑜伽的基础》和《瑜伽论》，以及《母亲的话》第二集。
1960年12月5日，是奥罗宾多逝世10周年纪念日。修道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全院的学术报告会。当时，在修道院内流传有“四大院士”(即四个最有知识的人)的说法，其中就有中国的徐梵澄先生，另外三位则是来自其他国度的人。修道院邀请这四个人做报告，要求他们从不同文化的视角来评述奥罗宾多的思想。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徐先生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奥罗宾多”。他早就想讲讲这个题目，以便更多的印度人和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在报告中，他讲到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古代圣人的思想，包括孔子、孟子、老子等，以及他们与奥罗宾多思想的共同性。徐先生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令聆听者赞叹不已。
1966年8月15日，是奥罗宾多诞辰94周年。修道院院母米拉计划在本地治里郊区建一座新城，名为“奥罗维尔”，使它成为实现奥罗宾多“人类统一理想”的圣地。她为这座新城的宗旨写了一份“神圣宪章”，徐先生对此事非常关心，并把这个“宪章”翻译成中文。
数学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很容易给小学生枯燥无味的印象。但是只要教师不断实践探索，摸清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数学教学结合起来，和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相信小学数学课堂一定会充满欢乐。
1969年，徐梵澄先生已满60岁，但是他仍然耕耘不止，继续写作。
1966年，徐先生在印度本地治理出版了一部专门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中国儒家思想的著作，名为《孔学古微》。该书主要是阐述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当时，有关中国文化的英文版书籍是很罕见的，所以它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该书出版后， 在南亚、东南亚、甚至在欧美各国，颇受欢迎，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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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徐梵澄将自己的履历、在印度的证件和回国申请信，一并寄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当年秋季，他获得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批准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准备归国。11月9日，他乘飞机到达广州，双脚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徐梵澄先生是第一个到奥罗宾多修道院的中国人，也是唯一一位在修道院工作28年的华人。在这里，他为中国文化在印度的传播奉献了半生的心血和精力。
三、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在华文部工作的，实际上就是徐先生及他的朋友两个中国人。大约半年以后，游云山因为家母病重，便不得不离开这里，回祖国去了，只剩下徐先生一个人在这里坚持工作。他在华文部的工作有两项：一个是给修道院的学员讲授中国文化；一个是把奥罗宾多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此外，业余时间进行瑜伽修行。
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可归纳为三点：
在对微流控芯片信号进行小波去噪时,应根据微流控芯片信号的特点,选取合适的小波基函数,以确保对信号的去噪效果。图2表示在信号去噪过程中,小波变换的分解层数均为4层,不同的小波基对模拟微流控芯片信号去噪处理后信号的均方根误差和信噪比的结果曲线。图中,横坐标表示小波基,其中1～9表示小波基db1～db9;2～18表示小波基sym1～sym9;19～32表示小波基bior1.1～bior6.8;33～38表示小波基coif1～coif5。
(一)在印度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1945年，他抵达印度后，就直接到泰戈尔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任教，在此工作了5年，主讲中国文化。他面对的是一批热爱中国文化的印度学生，他用流利的英文给他们讲授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在讲中国哲学时，主要讲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以及老子的道家思想。此外，他还讲授中国的佛学、包括唯识论、因明学等。例如，他专门设立了一个专题，讲解中国近代佛学家欧阳竟无的唯识学，颇受印度学生的欢迎。
1951年徐先生来到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后，曾经专门给修道院的印度和各国学员讲授中国佛学的重要著作——《肇论》。《肇论》是魏晋时期中国佛学的一部代表作，它是中国魏晋的玄学思想和佛教的般若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肇论》是中国东晋著名高僧僧肇所著，其内容有四部分：《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该书是以中国人的哲学观点——魏晋玄学，重新解释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般若学，实际上是中国人对印度佛学的一种发展和创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印度人对此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们对徐先生深厚的佛学造诣和生动的讲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徐先生的讲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借助本土特点丰富课堂活动。比如泰国的节日非常多，教师可以在重要的节日设计课堂活动。像宋干节（即中国人说的泼水节），可以让高年级的学生看视频，用中文介绍宋干节，也可以让学生分成小组用汉语表演跟宋干节相关的节目等。
秦铁崖比李太嶂高出大半头，这就让李太嶂占尽便宜。嘭的一声闷响，李太嶂一头撞在秦铁崖胸骨上，差一点就将两只龙爪手震开。
1953年3月，徐先生又翻译了奥罗宾多的另一部名著《论薄伽梵歌》。《薄伽梵歌》是古代印度教最著名的经典之一。1905～1908年，奥罗宾多曾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领导过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那时他专门写过一部解释《薄伽梵歌》的著作，题为《论薄伽梵歌》。该书力图利用古代宗教经典中“不惜牺牲，忠诚于神”的精神，鼓动印度民众积极投入争取独立的斗争。
籍此，本文以构建“四驱双核”高职院校服务型教工党支部模式为探索，确定将“服务专业发展、服务学生培养”作为双核心，通过“创新驱动、品牌驱动、目标驱动和任务驱动”，有效提升教工党支部党建工作与学院专业发展、学生培养之间的契合度，以期实现党建发展推动专业优化、专业进步满足学生培养、人才质量满足社会服务需求的多元化、交互式的创建模式，为构建高职院校特色服务型教工党支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实现途径。
1962年以后，徐先生还编写了一部中国书法字典，其内容包括：先是甲骨文册页，其次是楷书册页，再次是金文册页，并专门写了一篇介绍中国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的文章，题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作为序言。汉字是象形文字，它不仅是一种文字，而且它的书写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它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因此，此书对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3年，他翻译的奥罗宾多的《玄理参同》一书正式出版。
(二)把印度古代经典翻译成中文
1957年，徐先生把印度教古代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gita)由梵文译成中文，并由奥罗宾多修道院出版社出版。应当说，他是第一个把这部印度教经典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注] 在徐先生翻译《薄伽梵歌》以后，陆续又有国内学者把该经典从梵文翻译了成中文，如，张保胜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由此可见，《薄伽梵歌》在印度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虽然中国佛教僧人很早就开始翻译印度的佛教经典，但是由于教派斗争的原因，他们鄙视印度教，故很少有人翻译印度教的经典。所以，中国人对古代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经典了解甚少。
《薄伽梵歌》是古代印度教最著名的经典，它在印度是家喻户晓，妇幼皆知，至今对印度民众仍有深刻的影响。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许多独立运动的领袖专门评论过该部经典，以此来唤醒印度民众的觉悟，鼓励他们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例如，提拉克、甘地和奥罗宾多等民族领袖都写过论述《薄伽梵歌》的著作。《薄伽梵歌》的主要内容是：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大神(即黑天大神)化身为战车的御手，与指挥战争的主帅阿周那展开了一番对话。他教导阿周那：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和荣辱，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军事统帅职责，奋勇杀敌，打败敌人，才是对神的最大忠诚。其主题就是宣扬一种“行动哲学”：你只有克服私欲，不怕牺牲，通过实际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才是对神的忠诚。因此，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们纷纷利用这部经典，加以重新解释，以此动员民众积极投身于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
1984年，徐梵澄先生又出版了他多年来从梵文翻译的印度教古代经典《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早在奥罗宾多修道院时，徐先生就从上百种奥义书中精选出五十种，陆续把它们译成中文，经多年积累，回国后才把这部书出版。应当说，徐先生也是由梵文翻译这部经典的中国第一人。在此之后，梵文专家黄宝生先生也出版了他翻译的《奥义书》(Upanisad)，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
《奥义书》实际上是印度教最古老的哲学文献集。“奥义书”，其原义是“师徒近坐，所秘密传授的深奥教义或知识”。该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这一类秘密传授的知识的文献集锦。它产生于公元前8世至前2世纪，现存的奥义书有200多种。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也有几十种。奥义书所讨论的主要是哲学问题，探讨有关宇宙的本源、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痛苦的原因，人消除痛苦的途径、人未来的发展前景等等。实际上是印度教先贤对宇宙本体论、人生观、人性论、人生价值观所进行的早期探讨，其内容包括“梵我同一”说、“业报轮回”说、“精神解脱”说和“瑜伽修行”说等等。这些学说构成了早期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因此，《奥义书》的出版对中国人了解和研究古代婆罗门教以及印度古代人的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正如徐先生《五十奥义书》的译者序中所言：“独此《奥义》诸书，义理弘富，属于内学，为后世诸宗各派之祖，乃有可供思考参会而契会者，信宇宙人生之真理有在于是。而启此一枢纽，则上窥下视，莫不通畅条达，而印度文化之纲领得焉。此所谓立乎其大者也。”[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徐梵澄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三)翻译奥罗宾多著作，把印度现代哲学介绍到中国
徐先生在奥罗宾多修道院工作了28年，翻译了大量的奥罗宾多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
《神圣人生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
《社会进化论》，奥罗宾多修道院出版社，1960年出版；
《论薄伽梵歌》，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瑜伽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
《综合瑜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从服务评价效果来看，产出不足的主要有3家机构，分别是机构10、机构1、机构15，且机构10产出不足率高达62%。可以通过提高老人的满意度和安全管理两方面的效果提高其产出。
《瑜伽的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瑜伽箴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瑜伽书札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生意场上习惯直来直往的他对这些的确不在行，但是有朝敏在身边时刻提点，他开始尝试将生意与生活分开，不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
奥罗宾多是印度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宗教改革家和早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在哲学方面，他是印度新吠檀多哲学的代表人物，其哲学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也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大学哲学系都开设了“奥罗宾多哲学”课程。奥罗宾多哲学被称为“整体吠檀多论”，它是在继承印度传统吠檀多的基础上，大量吸收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和进化论思想的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吠檀多理论。简单地说，这种理论的主旨是：宇宙是进化的，人也是不断进化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修炼，可以克服私欲，展现出内在的善性，从而成为“神圣智者”。这种“神圣智者”，不仅自己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和解脱，而且还能帮助和启迪其他的人，他使其他人也能获得自由和解脱。这种人很类似于大乘佛教所宣扬的“菩萨”，“菩萨”是自己解脱了以后，而不离开人间，为众生分忧解难，消除各种痛苦。奥罗宾多主张，“神圣智者”帮助别人，就如同一把火点燃另一把火，这一把火再去点燃另一把火，以此类推，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相互和谐，美好幸福的社会。这种人生，就是“神圣的人生”。奥罗宾多的《神圣人生论》是其哲学的代表作，其中所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奥罗宾多还写了许多有关瑜伽修炼的著作，他的瑜伽学说被称为“整体瑜伽”或“综合瑜伽”。“整体瑜伽”实际上是实现其哲学理论的手段或实践部分。他认为，印度古代有许多瑜伽学说，如智瑜珈、信瑜伽、业瑜伽等，但是这些瑜伽都只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因此，他主张，把古代的各种瑜伽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瑜伽，即“整体瑜伽”。概括地说，他的“整体瑜伽”，就是把瑜伽修行贯彻到每个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每时每刻都把克服私欲牢记在心中，从而使自己转变观念，净化心灵，而成为一个“神圣智者”，努力为社会的和谐做贡献。奥罗宾多的“整体瑜伽”，与中国当代佛教大师净慧所提倡的“生活禅”有异曲同工之处。
总之，徐先生把大量奥罗宾多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使中国人真正了解了印度现代哲学家的思想与学说，帮助中国人认识了现代印度人的精神追求、思想面貌和思维方式，从而有益于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沟通与理解。
四、笔者与徐先生的师生之情
徐梵澄先生是我最尊重、最敬佩的师长和学者之一。我与他曾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经历。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于黄心川教授，专修印度哲学和宗教。一年之后，我决定把“奥罗宾多的哲学思想”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刚一开始读奥罗宾多的哲学著作《神圣人生论》(当时只有英文版)时，真像读天书一样，一两个月过去了，还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根本弄不懂这部洋洋数百万言的巨著到底想说什么。正当我被论文的选题弄得苦恼至极、踌躇不定的时候，一件幸运之事来临了。我的导师黄心川，推荐我去结识刚刚归国不久的徐梵澄先生，说他在印度工作生活了30多年，是研究奥罗宾多的专家，此事令我欣喜不已。
记得，我第一次登门拜访徐先生的时候，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位来自海外的高级学者对我这个青年学子是个什么态度。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小区。到了徐先生家，敲门之后，一个高高个子、略微消瘦、戴着金丝边眼镜、目光炯炯有神的老者给我开了门，并请我进去。我直接向徐先生说明了来意，请求他对我学习和研究奥罗宾多思想给予指导和帮助。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徐先生二话没说，欣然答应，并表示可以经常来他家做客。这位当时已七旬高龄的老学者的大度和热情，使我大大增强了研究奥罗宾多的信心。否则的话，我真有可能避开奥罗宾多，而另选其他的毕业论文题目。
此后，我几乎每个月都带着一大堆问题，到徐先生家登门求教，向他讲述我读奥罗宾多著作的心得和一些不理解的概念、术语和问题，以求得他的讲解和指导。徐先生不仅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而且还耐心讲述他对奥罗宾多思想的理解和多年来研究的体会。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把他翻译完而尚未出版的《神圣人生论》的译文手稿借给我，让我拿回家细心阅读。他的手稿都是写在自己裁剪的纸页上，装订好，大约几十摞；每页纸上的字迹都十分工整，一丝不苟。我把这些手稿拿回学校，对着英文原著，一句一句地读，一句一句地啃。此后，他还把在海外出版的有关奥罗宾多的著作，一本一本地借给我阅读。天长日久，我对奥罗宾多学说从开始的不理解到逐渐理解，一步一步地加深。大约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我才逐步弄懂奥罗宾多神秘主义哲学的内容，并且能透过这层神秘面纱揭示其背后更深层的内涵和意义。说实在的，从1980年到1981年，我不知道去过徐先生家多少次，老人家的耐心点拨和精心指导，对我完成毕业论文和以后写作《奥罗宾多》专著，都起了巨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今天回忆起来，徐先生的治学严谨和一丝不苟，以及他对青年人的关怀备至和诲人不倦，至今还使我难以忘怀。徐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那高大的形象、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他所代表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和品德，正是我们这些后继者应当继承和弘扬的。
中图分类号 ：D8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1—0020—10
收稿日期 ：2018-10-31
作者简介 ：朱明忠(194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哲学与宗教。
[责任编辑：孙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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