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元好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好问是著名的诗论家，而在词学理论上，元氏同样有着自己独特的建树，极值得注意。遗山词论的基本精神与其诗论是一致的，诗词并论，或以诗理论词，为其词学批评的一个突出特征。“诗词一理”（注：《滹南诗话》卷二。）是遗山论词的逻辑出发点。关于遗山词论的内容，撮其要点分述如下：
一、词史观
有意识地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与庄重的“史”联系在一起，认为“词”同“诗”一样，有着“史”的价值与功能，这种词史意识是遗山词学思想一个极值得注意的内容。所谓词史意识，实际上包括了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以词存史，即通过辑录和评论词作与编辑词人传记材料，来保存历史文献和反映社会人情世态；二是以史存词，即引入史传的形式，保存词作与词人资料，反映一代词坛风貌。元好问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中州乐府》的编辑实践中。《中州乐府》实为《中州集》这部金代诗词总集的词作部分。今见《中州集》10卷，附《中州乐府》1卷，从体例上看， 词作部分与诗作部分基本一致，很显然，元好问是将词同诗一样作为有金一代的历史文献和文体自身发展的资料加以搜集、选编的。
稍微回顾一下遗山之前的词集编辑史，便可看出编辑《中州乐府》所包涵的这种新的词史意识。今见最早的民间词总集敦煌残卷抄本《云谣集》和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都是作为一种唱词底本来编辑的。今见北宋人所编总集《尊前集》、《金奁集》，也是“以供歌唱”为目的的（注：王易：《词曲史·具体第三》：“其词皆不著作者名氏，语多鄙俚，似出伶人之手。”欧阳炯：《花间集序》：“庶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朱祖谋：《强村丛书·金奁集跋》谓《金奁集》：“盖宋人杂取《花间集》中温、韦诸家词，各分宫调，以供歌唱，其意欲为《尊前》之续。”）。南宋初年有《复雅歌词》50卷，今佚，仅存序文。之后，绍兴年间曾慥编《乐府雅词》问世。二集皆非为唱词而编，从其书名和序文可知，其目的均有倡雅之意，但就其编选规模和体制来看，编者意图似更在“辑访收拾，保存一代文献”（注：萧鹏：《群体的选择》，（台湾）文津出版社，第113页。）上。这种审美理想与录词标准的矛盾，实际上却有着其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矛盾的产生实为当时词坛上“尊体”观念的反映。倡雅实为“尊体”，结果是使词向诗靠拢，这也就意味着对词体功能认识的改变。在史官文化传统中，“史”向来被认为是诗的最高境界。唐刘知几说得十分明白：“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成良史者矣。”（注：《史通·载文》。）词如能与诗一样具有这种“史”的功能，它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尊位”。由是，尊体观念导致词史意识的萌发也就成了必然之事。“二雅”词集的编辑，无疑显示了词坛上这样一种初步的词史意识。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到了人们对词人词作的批评，如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对柳永词的批评。由此可见，一种使词体彻底抛弃其“小道”形象的，体现着新的词史意识的词作总集已是呼之欲出。
历史选择了兼文学家与史学家于一身的元好问，是他最终完成了这个任务。长期以来，《中州乐府》所体现的词史意识，一直未被论词者所看重，即使专门研究历代词选的著作对此也只是作为南宋人的附庸而顺便一提。《中州乐府》共收作者36人，作品124首， 就其选词规模而言，较之前此的唐宋诸选本是不足道的，但其价值在于它所创造的以鲜明的“词史意识”为基础的存词形式。这种存词形式的独特之处可概括如下：
（一）诗词并录，同为史证。这一特点集中地体现了元遗山编辑中自觉的词史意识。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在唐宋时，对于词的创作，“文章豪杰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因此，唐宋文人结集多不录词作。《中州乐府》虽然存词数量有限，但被视为“谑浪游戏”之作的“小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正统文学的诗集之中，并被赋予了证史的使命，这件事本身所包涵的词学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当给予充分的估计。
（二）以传隶词，词以人存。清初程嘉燧曾就《中州集》体例说：“以诗系人，以人系诗，中州之诗，亦金源小史也。”（注：钱谦益：《列朝诗集序》所引。）清彭汝寔在《中州乐府》序文中也指出：“人有小叙志之，中间亦有一二怜才者，亦尔雅，盖金人小史也。”（注：见毛晋汲古阁据明弘治本刻印《中州集》。）程、彭二人均意识到了以传记统领作品对于存史的作用，对于金代文学史料的保存，《中州集》可谓功德无量，单就词来说，这种形式的特殊意义就更明显。词原本是付之管弦的歌唱文学，作品与其作者本人的联系在早期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后来，随着作品中词人主体意识的增强，词与人的联系渐趋明显，也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编辑词集不仅皆署作者名姓，而且还有载入本事、逸闻者。不过这些多为词人风流韵事的本事、逸闻，往往只是一些小说家言，可信度须大打折扣。（注：如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词，竟有四种不同本事之说，分别见《能改斋漫录》卷六、《瓮牖闲评》卷五、《东园丛说》卷下、《野客丛书》卷二。）而《中州集》为每位作者立传，因人而存诗词，不但是形式上的创新，而且在内容上与以往附以作品的本事也有着重大的区别，特别对于词来讲，这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在《中州乐府》中，元好问真正使词与词人的“平生出处”、“大节始终”联系了起来。一些并无诗作传世的金代名士，正是借《中州乐府》才得以“青史留名”，如张信用、王玄佐等人；而另一些当时以词名世的文人，如蔡松年等，《中州乐府》所录其词作则成了其本人最重要的史料。
（三）中州取士，断代存词。这种借助于传统断代史形式而采用的体例，形成了该书所存词作的鲜明时代风格与地域特色，由此使词集成了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生存环境中词体自身发展的史证文献。《中州集》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北方12至13世纪初的诗词作品总集，遗山《自题中州集后》诗以“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之句，明确指出了其不同于南宋文学的独特风貌与价值。事实上，“气豪”这一中州特色，词比诗更为突出，也更具独创性。从《中州乐府》所选作品来看，内容、体式及个人风格是丰富多采的，但其总体风貌确如《蕙风词话》所言，有着与“深致”“秀丽”的南宋词不同的“清劲”“刚方”之质。这固然与中州词本来面目如此有关，但“操选政者”自觉的审美理想也是不容忽视的。
几乎与《中州乐府》同时，江南词坛出现了一部更大规模的以存史为宗旨的词作总集——《花庵词选》，明人毛晋称其“盖可作词史云”。虽不能讲《花庵词选》的编辑受到了《中州乐府》影响，但可说明遗山以自觉的词史意识编辑一代词集，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州乐府》的存史体例，已成为历代直到今天词集编辑的主要形式，它所体现的词史意识同样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清代常州词派周济的“词史”论，他明确指出，词同诗一样“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注：《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话丛编》本。）。至此，词史意识最终形成了它以“尊体”为标志的理论形态。
从词学观念演进过程来看，遗山的词史意识及其实践——《中州乐府》的编辑，实质上是苏轼以来词学观念革新的继续和发展。《怀古录》引潘紫岩语称：“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如果从词体功能论角度来看，此说实际上指出了人们观念上的两次解放。东坡以个体生命为出发点，认为词同诗一样，当是主体意识的表现；稼轩以生存现实为角度，以词来担负“论”或曰“文”的某些功能，直接抒写其政治见解和人生思考；而元遗山以其华屋丘山的阅历，从天下兴亡的大背景上去考察词体的意义，很自然发现了它存史的功能与为史的价值。可见，认识元氏词史意识的意义，还须进一步了解其在词体本质、特征及体派等方面对“词诗”说的阐释。
二、情性论
在元好问看来，词体之所以能在本质上与诗相通，根本的原因是它具有同诗一样的基本功能——“吟咏情性”。“情性”说是传统诗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元好问经常用之于诗歌批评。以“情性”论词，遗山之前已偶有所见（注：如张耒《东山词序》、尹觉《题坦庵词》等。）。在其词论中，元好问进一步将“吟咏情性”作为词的一个根本的性能和要求予以突出和强调，从而“釜底抽薪”，在本质层次上消除了词与诗之间的鸿沟。
《新轩乐府引》中的这段论述是著名的：
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东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上述引文大致包括了遗山“情性”论的基本观点。元好问认为，词的根本性能在于“吟咏情性”，所以论词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其“情性”的有无与真假，而不是看其文字形式的“工拙”。这里显示了遗山主张词体当以表现作者主体精神为要任的鲜明态度。遗山的观点是他对东坡词所具有的诗体内质的总结，贯彻在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之中。如其《闲闲书赤壁赋跋》认为：
东坡《赤壁词》，殆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余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这种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自况”，所表现的正是词人主体“情性”。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东坡词，自然要比仅赏其“文字”之“工”要深刻得多，也更全作者词心。
以“吟咏情性”为词体之本，在元好问并不是一般性的借用诗论语说词，而是以其对词体功能独到的深层次的理解为基础的。他在《如庵诗文序》中曾说：
（如庵）乐府云：“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又云：“咫尺又还秋也，不成长似闲云。”识者闻而悲之。予窃谓古今爱作诗者，特晋人之自放于酒耳。吟咏情性，留连光景，自当为缓忧之一物；在公则又以之遁世无闷，独立而不惧者也。“缓忧”之说很值得注意，其基本原理与现代心理学的“心理超越功能”理论暗合。忧者即心理学所谓的“焦虑”，而文艺创作则是人类心理自我防御机制中消除焦虑、缓解压抑的一个重要渠道。“缓忧”功能的实现，实质上是一个通过心理的“个性化”，以对抗社会的不合理，保持人格独立的过程，是一个向人类精神家园回归的过程。而诗词由于它的直接抒情性，自然有着特殊的“缓忧”作用。遗山谓如庵词表现的则是另外一种无“忧”可解的“无闷”和“不惧”之情。这种“无闷也无欢”的超然心境，为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佳心理状态。宋人多有以“无闷”语入词者，以至词调中也有“无闷”一名。也正因如此，东坡词中表现这种“无闷”心境的超逸清旷之气，被论者推崇备至。从心理学上看，所谓“无闷”并非真的无忧无虑，只是由于主体深厚的文化涵养和很强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将来自外界的压抑化解在了自觉意识之中，但这些情感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了主体所感觉不到的潜意识心理深层。而那些诗词中的“无闷”之作，实质上是心灵深处忧闷之情的一种“补偿”和“转移”。据此可以认为，遗山所说的词作为“无闷”之具，与作为“缓忧”之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是指文学的对现实压抑的心理缓解与消释功能，区别只在于一为可感的，一为无意识的。当然，元遗山不可能有这样明晰的认识，但他能从现实压抑与心理平衡的角度来解释词体的抒情性，无疑是深刻的。由此从更深入的层次上表明：“吟咏情性”之所以能够成为词的本质性能，是因为它有着使人“缓忧”和“无闷”、“不惧”等心理调节作用。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精神需要，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才有了它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需要提及的是，遗山主张“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并非不要“文字”，而是要求做到“不知”，即让人并不察觉“文字”的存在。易言之，他不仅不主张取消形式技巧，而是对形式技巧的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另一处说得十分清楚：“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贤所谓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耳。”遗山的意思很明显：文字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其存在的价值则在于毫无隐漏地表现作者的“情性”，而不在于显示其自身。如果其本身被过多地注意，势必成为表现“情性”的障碍，难免有买椟还珠之虞。欲使“文字”在而不见，这自然需要非常高超的艺术技巧，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注：《论语·为政》。）的境界。遗山的观点实质上涉及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言意之辨。《庄子·外物》最早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他还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后世将这一命题引入诗论，历来为论者所关注。唐皎然《诗式》曾明确指出：“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显然，皎然之说正是遗山所本。引“言意之辨”以论词之本末，从而使“吟咏情性”的要求更进一步显示出了其逻辑上的必然性。
遗山所谓的“情性”是一种合乎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雅正之情。不过，遗山对于以儒家诗教规范情感理解得并不那么刻板，他更看重的是“情性”的真诚与出于自然。在词论中，他几乎撇开了儒家诗教的框子，对“情性”这种真诚与自然的性质强调得很突出，如上引《新轩乐府引》中所言：“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之语，时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这里的意思很明白，“情性”之“诚”，关键在于它是“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尔”，而不是有意识地去遵循圣人诗教。正因如此，他对新轩年轻时，“多喜而谑之之辞”，金末乱离之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这种明显有违“温柔敦厚”诗教的现象，也持理解和欣赏的态度。至于东坡“时作宫体”，他也并不以为非。可见遗山对“情性”的理解是十分宽泛的，忧幽无聊之感，滑稽戏谑之意，愤世不平之气，宫怨闺思之情，诸如此类，在遗山看来皆为“情性”之所在，重要的是它必须出自真诚、自然而发，也就是说须有作者的主体精神充溢其中。由此可见，元好问的“情性”说实在是一种既严正又通达的理论，也更符合词体的抒情特性。
三、词味说
元好问赞同“诗词一理”，不仅是就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而言，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到审美特征和艺术表现上也有着与诗相通处，这是元好问在“词诗”说上的独到之处。在《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他列举了黄山谷《渔父词》和陈去非《怀旧》词中的佳句后说：
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古今之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譬之羸牸老羝，千煮百炼，椒桂之香，逆于人鼻，然一吮之后，败絮满口，或厌而吐之矣。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老奚知火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元氏所提到的“言外句”与“味”，是古代诗论中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所谓“言外句”即“言外之意”或“韵外之致”；“味”即诗论中常出现的“滋味”、“诗味”，其意与“言外句”相通。二者都是指作品所蕴涵的一种字面意义之外的寓意和情韵，不过“诗味”说中更包含了一层咀嚼、体味的意思。对于遗山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姑且用“词味”说或“言外”说来概括，以方便陈述。
遗山“词味”说的主张，贯穿在他平时的批评实践中，如在《新轩乐府引》中，他认为苏、辛等人词的一个主要佳处即是其作品“能起人妙思”，妙思者，即“言外句”中的“不传之妙”。“能起人妙思”，也就是说能引人生玄妙之想，感受到一种“言外”的“余味”。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新轩词的感受时又说：
予与新轩，臭味既同，而相得甚欢；或别之久而去之远，取其歌词读之，未尝不洒然而笑，慨焉以叹，沉思而远望，郁摇而行歌。以为玉川子尝孟谏议贡馀新茶，至四碗发轻汗时，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真有此理。这段话实际上是从艺术效果的角度对“词味”所作的生动而具体的描述。词能引人慨叹、沉思、郁摇，亦即“能起人妙思”，使人感受到“言外”之“味”。在遗山看来，词须有“言外”之“味”才可以说达到了它的理想境界，正犹如饮茶能至“发轻汗”引“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才算真正品出了“滋味”。遗山对东坡词的一个误会很能说明问题，在《东坡乐府集引》中，他认为“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其理由是：
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由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这道《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确为东坡所作无疑，遗山之误，恰表明了他的词体审美理想追求，所谓“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即表现直露，其词意让人一览无余，缺少一种耐人寻味的嚼不尽的深层蕴涵，这样的作品当然不合其词须有“言外意”的要求。
将“言外”说和“滋味”说引入词论，在词学批评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词体一开始只是一种作为音乐附庸的“香奁组织之辞”，作者很难在词中寄托自己的主体意识，因此作品也很少有什么深意。用今天的话来讲，它只是一种文化快餐，所以其中也就谈不上有多少可“咀嚼”的“滋味”。随着文人士大夫的积极介入，词开始逐步获得其文学独立性，成了词人一种写个人情志的工具，于是它便具有了诗体的某种性能，特别是自东坡“以诗为词”后，词体“诗化”日趋明显。很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以诗论说词也就成了词作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今见资料看，遗山之前，有关“词诗”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上：（1 ）诗词同理，同为吟咏情性之具（注：如张耒《东山词序》、尹觉《题坦庵词》及王若虚《滹南诗话》等。）；（2 ）诗词同源，均出于《诗》、《骚》、古乐府（注：如尹觉《题坦庵词》、胡寅《酒边集序》等。 ）；（3）诗词同义，皆可合于道德，补察时致（注：如朱熹《书张伯和诗词后》、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曾丰《知稼翁词集序》等。）；（4）词借诗法，词可寓诗人句法，用诗中文意（ 注：如黄庭坚《小山词序》、汤衡《张紫微雅词序》等。）。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比较广泛地揭示了诗、词二体在根本性能上和某些形式上的一致性，虽然也偶有以“言外意”论者（注：如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周必大《跋米元章书秦少游词》。），但基本上还是在词的外部社会联系和外在形式上寻找其与诗的共同点。而元好问引入“言外”说和“滋味”说，无疑从词体内部的审美感知和艺术表现上为“词诗”说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实际上也为词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艺术要求，从而使“词诗”论有了更为全面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清陈廷焯倡“沉郁”说，提出“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实为元氏“言外”说的继承和发展。
四、体派论
以“体”论诗论词是我国传统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用在具体作家作品批评中的“体”，与作为文学体载之“体”的“体”内涵不同，主要意义大致有两层，一是指具体创作中体现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作品体式；二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派”，即由艺术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家作品构成的，体现着一定的艺术观察和创作倾向的文学流派。本节所谈元好问的“体派”观，即从这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
遗山体派论的基础是他对词的不同体式特征与价值的独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东坡词，遗山所论当为宋金以来最系统和最精辟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首先提出了词中“东坡体”的概念，为概括东坡词体式上的独创性及其重要意义提供了一个最为明晰的术语。“东坡体”一语较早见于诗论（注：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而用之于指东坡词，据今见资料，则始见于五卷本《遗山先生新乐府》。所见者有两处：一处是卷一《鹧鸪天》（煮酒青梅入坐新），题序曰：“效东坡体”；另一处是卷三《定风波》（离合悲欢酒一壶），词后序云：“永宁范使君园亭，会汝南周车器、汾阳任亨甫、北燕吴子英、赵郡苏君显、淄川李德之。用东坡体，拟六客词。”
遗山所称“东坡体”，就其出现的语言环境看，只是就个别作品而言，而且未见其在具体论词时使用此语，所以用“东坡体”来概括苏词体征，于遗山未必十分自觉。但从其效体之作来看，他对于“东坡体”的理解，与其论述东坡体式新质的精神完全一致。实际上，元好问对于“东坡体”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已具体体现在了其有关的批评与创作实践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将“东坡体”视为遗山对苏词独创体式的指称。
在元遗山看来，“东坡体”最明显的特征自然是其以“豪放”为特征的鲜明风格，在《新轩乐府引》中，他借评论新轩词引韩愈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并指出新轩“亦东坡发之”，在评论“皆自东坡发之”的辛弃疾等人时，他更是直接把“清壮顿挫”作为其词风特征而褒扬。这实际上已明确表示了他对东坡词风的看法。据此可推，他在《自题乐府引》中所表示的对“秦、晁、贺、晏诸人”的不屑态度，恐不仅是对自作乐府的一种自信，当更有一种看不起诸人缺少阳刚气的柔弱词风之意味。
对“东坡体”主题、题材上的特点，尚未看到遗山具体的论述，不过从相关的材料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观点，如在《新轩乐府中》他先是将东坡之作与传统的“宫体”对举，以示其不凡的“气象”，但接着又指出东坡也时作“宫体”，似乎前后矛盾，实际上遗山是从内容上把东坡词分成两类，一是所谓“宫体”，其内容显然是男女私情等传统题材和主题，就其词体特征来说，“东坡体”只占300 余首东坡词的一小部分，可见“东坡体”并不等于“东坡词”；二是由东坡所独创的“新体”，即“东坡体”，它表现的是广泛的社会生活及词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完整人格和情怀，其领域与内容较之于“宫体”无疑要广阔得多，也更为深刻。
对于传统的“宫体”，遗山并没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他通过对东坡也“时作宫体”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这方面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对东坡在运用和改造传统词体上的成就与贡献这一往往被人忽略的问题，给予了注意。
首先，遗山并不一般地反对作“宫体”，只是反对“极力为之”，即以之为创作的主导倾向。实际上，从遗山词中可看出他的词体观相当开放，在其创作中就有8首明确标为“宫体”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 标明效法或学习“花间体”、“俳体”、“杨吏部体”、“闲闲公体”等名目的词章。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元好问看来，“宫体”被接纳的前提，是它必须同“豪体”一样具有“吟咏情性”的性质。“吟咏情性”同“言外意”一样，虽是对词体一般性质的规定，但由于自东坡词出，词体才被赋予了这种新质，所以在遗山看起来，真诚地充分地表现主体精神也就成了东坡乐府词总体上的一个基本特色。这对于“东坡体”之作是毫无疑义的，而对于东坡的“宫体”，遗山认为不能“以宫体概之”，同样是因为这种传统词体中被注入了词人的一己之“情性”。事实上，并不是东坡的所有“宫体”词皆如此，遗山只是就东坡改造传统词体的精神实质而言。遗山自己的创作可以作为他这方面思想的最好说明，其《宫体八首》，况周颐激赏不已，称其“蕃艳其外，醇至其内，极往复低徊、掩抑零乱之致”（注：《蕙风词话》卷三。）。正是在内在“情性”之“醇”这一点上，遗山划清了东坡（也包括他自己的）“宫体”与传统“宫体”的界线。较之后世许多偏狭之论，遗山将这种“开放”的胸怀赋予东坡，可谓极具眼力，无愧为坡公之异代知音。
在对东坡“新体”与传统“旧体”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遗山的词派观念。以下两段话，集中体现了遗山这方面的意见：
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哈蜊。”客亦笑而去。（注：元好问：《自题乐府引》。）
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注：元好问：《新轩乐府引》。）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两段话中分别开列了两个名单，即“秦、晁、贺、晏诸人”和“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显然遗山是将这两个名单作为两个词坛体派提出来的。宋代词坛上客观存在的这两大风格流派，元氏之前的宋金论词者已多有述及，但遗山之论无疑更为鲜明具体，且具理论色彩。阵线分明的两个名单，实际上已成为明代张綖关于豪放与婉约划分的雏形。元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见，更主要还是体现在他对苏辛词派的论述上，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点，即他旗帜鲜明地将苏辛并列于词坛冠首的位置。就今见资料看，这在词学史上尚属创论。词学史上的“苏辛词派”之说，当自遗山始。可以认为，遗山“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之论出，才真正确立了苏、辛的词史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遗山体派论所及并未仅限于两宋，金源词坛显然在其视野之内，这种开放型词派观，对于我们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词史的发展线索，无疑有着某种启示意义。靖康之变，南北分治，也导致了词风两异，对此遗山有着清楚的认识。与南宋风气不同，金源词从金初“吴蔡体”到金末遗山乐府，其总体精神与格调可谓均出东坡一脉，遗山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评价金词的，《新轩乐府引》对张胜予词“亦东坡发之”的评论，实际上代表了他对金词总体风貌的看法，这从《中州乐府》的编辑和他对金代词人词作的批评中也可明显地感到（注：如《题闲闲公书赤壁赋》评赵秉文和东坡《赤壁词》。）。遗山本人自觉地继轨东坡，以苏辛词派的传宗者和掌门人而自任。事实上，“其词疏快名隽，上者逼苏、辛，次者亦在西樵、放翁间”（注：张文虎：《遗山先生新乐府序》，见《遗山先生新乐府》。），以之列于苏辛派大家则当之无愧。遗山《论诗绝句》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移来论其苏词体派之说，庶几得其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