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_全球价值链论文

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_全球价值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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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内容。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资源耗损严重(含气候恶化),分配差距扩大,主要国家纷纷调整经济结构。中国不仅面临相同挑战,而且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逐渐下滑。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成长,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较长时期内的迫切任务。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将为世界各国开辟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新前景。它将为全球产业升级带来哪些影响?发展中国家该采取哪些政策,利用其机遇,规避其风险,迎接其挑战?本文将从一般意义上阐释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和政策选择。全文分为三部分:产业升级的概念、内涵、方向、方式与动力,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的机制,以及结论与政策启示。

      产业升级:概念、内涵、基本方向、方式和动力

      (一)概念

      产业升级是指市场主体(企业、国家)在特定产业的专业分工中,通过改善投入、技术和产出,使单件产品的价值和单位产出的增加值率均由低而高,实现利润可持续的最大化,从而谋求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①

      该定义揭示产业升级如下特点。产业升级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同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生产折旧一起,内含于产业的增加值中。产业升级的动力来自投入、技术和产出的改善。

      提升产业增加值有两种路径:提高单品的价值(“提质”);提高单位产出的增加值率(“增效”)。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产业增加值可表述为

      V=PQ·v v∈(0,1)

      式中,V、P、Q、v分别表示产业的增加值、价格、产量和增加值率。该式清晰地显示,产业升级仅指增加值的内涵式扩张:提高单品的价值P和增加值率v,而非外延式扩张(提高产量Q)。

      产业升级的精要在于,增加值的提高,可以在不扩大产量的情况下,仅凭内涵式扩张即可实现。缺乏内涵式扩张,或者主要靠扩大产量来提高增加值,是粗放式增长,不属于产业升级应有之义。在实践中,产业增加值的提高,可能同时来自产业内涵和外延的双重扩张,其中最理想的格局当然是以内涵式扩张为主、外延式扩张为辅。

      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中各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其升级即优化,包括产业之间的比例更加协调(合理化),高增加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高级化),而高增加值产业具有资本、技术、知识、智力密集和高集约性(产业组织合理,规模效应高)等特点。产业升级表现如下:其一,产业部门数量增加,产业关联复杂化,主要表现为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多,交易规模上升;其二,技术矩阵水平提高,即以知识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关联逐渐取代以技术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关联。②

      产业升级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并不必然相互促进。其一,任何产业,不论是传统产业(如农业)还是现代产业(高技术产业),都可以和能够升级,同其他产业之间不存在数量上的相对关系。其二,产业结构的升级表现之一是高增加值行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在提高,同如下情况并不必然存在数量上的相对关系:高增加值行业自身是否升级,或增加值是否扩大;经济整体是否升级,或经济总量是否增加;其他行业是否升级,或增加值是否扩大。

      实践中会出现如下两种极端情况:各行业如果均升级且力度相当,并未导致各自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发生改变,因而不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会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的升级;某高增加值产业如果升级力度够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由次要升为主要,就会促进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双重升级。

      (二)内涵

      产业升级包括生产升级、生产组织升级和市场升级。③

      1.生产升级

      包括投入升级、产出升级和技术升级。生产是一种物理过程,指在机构单位负责、控制和管理下,将货物与服务投入转换成另外的货物和服务产出的活动。

      其一,投入升级。投入升级指投入要素自身数量和质量的升级,包括劳动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存量由少而多,质量由低而高。

      其二,产出升级。产出升级包括产品升级和产品种类的增加。④产品升级指产品沿着小类、中类、大类、门类逐级扩展,复杂性持续上升,质量逐渐提高;升级后的产品总是同升级前的产品最相近。产品类别的增加反映了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升级⑤:经济越发达,产品种类就越多。

      其三,技术升级,或技术进步,主要指改进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⑥,具体表现为:优化各种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现有各类产品序列的质量⑦,途径包括供给与需求调研、产品设计和开发、工艺策划和开发、采购、制造、检验、包装和储存、产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技术升级通常循序渐进,其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充满了新旧之间的不协调和激烈竞争。

      2.生产组织升级

      生产组织升级包括过程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链条集群化,发生于基层单位内部、基层单位之间、领先企业内部、领先企业同跟随企业(含独立供应商)之间。⑧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和工序,机构单位将各种生产投入要素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协调,包括企业总体布局、车间设备布置、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的确定。

      外包即由同一企业内部的一体化生产转向多企业的分散化生产,是生产组织升级的一种表现。⑨外包生产者改变了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也改变了中间投入的模式,即使所使用的技术是一样的。

      3.市场升级

      市场升级包括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改善,以培育产业内生增长的动力。⑩

      扩大市场规模,具体表现为市场成长和市场扩张。在给定地理范围内(如一个国家),通过提高产品的单价或人均需求量,或扩大需求群体,增加市场对本产业产品的需求额,此即市场成长。在给定产品单价或人均需求量的前提下,通过扩大产品需求的地理范围(如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增加市场对本产业产品的需求额,此即市场扩张。在经济全球化时,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有机组合上述几种方法来实现。

      改善市场效率,有赖于降低体制性、机制性和技术性的交易成本。具体表现如下:破除行业市场和地区市场之间的壁垒,促进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统一;促进各种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通过反垄断、反歧视),提高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提高市场运行的有序性(11);促进各种局部市场(按地区或要素类别区分)之间均衡发展;降低整个市场的技术性交易成本,比如降低资本、劳动力、信息、产品等流动的技术障碍,包括加强支付结算、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三)基本方向

      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产业升级,应更多地基于垂直型分工来推进。产业加工深度、技术密集程度和产品增加值等,在垂直分工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明确地显示出产业升级的方向:加工应更深,技术应更密集,产品增加值应更高;但在水平分工的不同主体之间,并不存在绝对差异,无法明确地昭示产业升级的方向。

      揭示产业升级方向的是垂直型分工,而非水平分工。(12)垂直型分工可存在于产业间、产业内(不同门类,包括小类、中类、大类)、产品间、产品内诸环节或工序(即“任务”),从分工的最低端向最高端,产业、产品、工序(价值链)向加工更深、技术更密集的方向攀升。(13)在垂直型分工中,产业升级至少可以体现在上述各种层次之间的递升或者跃升。(14)能过产业转移效应、出口渠道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垂直专业化可提高技术水平,其中技术密集型经济活动的升级潜力大大超过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15)不过,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可能导致某些分工主体被“锁定”在低端,除非这些主体能够较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四)方式

      产业升级可以是渐进式或跨越式的。从动态来看,产业增长的主导力量一般首先是劳动力,然后渐次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进步,也可能出现跨越,比如从劳动力跨向技术进步,不过跨越式升级的可能性通常较低。

      产业升级路径可能主要是非线性的。按国际标准分类,任一产业内部包括五个层次:产品,小类,中类,大类,门类。在升级过程中,产业内诸多企业相互影响,可能导致产业升级呈现非线性模式:或在产业内某一层次上优先升级——先在该层次升级到较高水平(层次内升级),然后跃升至更高的另一层次(层次间升级),且能达到另一层次的较高位置;或在层次间优先升级——先从某一层次升级到更高的另一层次,但在新层次中位置较低(新晋层次后,增加值率甚至大大低于此前的层次),然后在该层次内逐渐升级到较高位置。具体的升级形式取决于技术距离的大小和产业机会的多寡。(16)

      (五)动力

      增效式内涵增长,即提高单位产出的效益,或增加值率,为增加值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应该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提高增加值率的途径,来自如下两种趋势的组合:技术进步、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总产出的下降。

      产业增效式升级可能来自单个或多个动力来源。按对增加值率提升的贡献率,产业升级可分为如下类别:劳动力主导型,物质资本主导型,知识资本主导型,人力资本主导型,技术进步主导型。在现实中,产业升级多数时候可能由部分要素共同主导,如技术进步和知识资本。

      产业增效的动力格局在特定时段内必须改善。比如,在提升增加值率时,资本的贡献率超过劳动,或知识的贡献率超过资本,或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超过其他要素。纯粹由增加劳动力投入或总产值下降带来的增效,不属于产业升级应有之义。各要素对产业升级的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技术进步、知识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但是,这些要素的先天禀赋和后天培育难度,也遵从上述顺序由难而易。

      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阶段的升级过程,很可能是长期的、非连续的和可逆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培育/技术创新具有高门槛、高难度、高风险、高收益等特点,且高度地依赖路径;知识/技术积累过程缓慢。

      近年来,现代经济发生巨大转型:从大规模的材料制造转向大规模应用新技术。新技术越来越多地使用知识(嵌于软件和网络之中),具有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的特点,明显降低了单位生产成本。新技术的网络效应(17)很高——对产品(如Windows软件)的使用越多,该产品的价值就升得越高。信息通信等新技术大大促进了企业和产业生产率的增长,并改变了竞争范式。

      这种转型显示,当今时代的产业升级主要取决于三类力量:创新,知识扩散,竞争选择机制。(18)这里主要阐释前两种力量。

      关于创新。创新是企业和产业升级最重要的途径。这里指广义的创新,不仅包括传统的技术进步,还包括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变革、新市场和新产品的开发、信息和知识资本的创新等。多维度的创新会改变产业内企业竞争优势的分布。

      其一,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来降低单位成本,并收获技术领先优势带来的丰厚回报。研发初始成本高昂,但边际成本微乎其微;创新具有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溢出会弱化创新企业降低成本的动力,但也会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成本。创新溢出的可能性会因企业数量增加而增大,从而为企业集群带来规模经济。

      其二,应重点发挥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力作用,同时辅之以政府的积极支持措施。为促进创新,企业之间可合作研发,以分享创新收益;政府施予补贴等举措,以刺激企业创新。企业合作研发有如下优势:新的创新过程日益复杂,初始成本增大,通过分担机制可降低各企业的平均成本;降低竞争对手拷贝新技术的可能性;研发阶段的共谋与合作可能有助于创新企业将大部分溢出效应内部化,降低各企业综合成本。

      其三,要促进创新效率稳定增长。创新效率分为四部分:学习效率,技术与配置效率,通过合资实现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政府和各市场主体要着力建设促进创新的制度环境(监管与法制框架,含投资氛围、税收政策管理等)、人力资本培育和ICT技术。(19)在全球创新体系内,新兴经济体相对薄弱,其中传统增长动力(劳动和资本为主)逐渐消退的国家尤其应采取措施刺激创新。

      关于知识扩散。各种企业共存于同一产业之内,但行为各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三种技术培育途径:选择(企业的技术和行为规范决定其生存与增长);复制(模仿和扩散现有技术,直到出现新的创新);变异(各种类型的增量创新)。

      知识扩散通过产业内诸企业之间的互动来进行。这种互动,或表现为企业的学习(他人的研究)、协调(多头研究)和整合(经范围经济降低单位成本)等核心能力,或表现为企业间的专业化或组织间的合作,是推动企业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态能力。

      在产业内部,三类企业互动促进知识扩散。其一,基于技术的投入与产出关联的互动。通过其他企业对投入的需求,通过消费者和出口对产出的需求,产业内诸企业之间建立联系。其二,基于创新溢出效应的互动。一个企业从事创新,其创新效应会溢出到其他企业。其三,经外商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带来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物化于新的中间投入品和生产技术之中,并通过各种渠道扩散到本土商业部门。

      适应效率,兼有干中学和知识扩散内容,鼓励扩散和分散决策,是产业增长的中心要素。知识扩散的形式包括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的国际研发、新产品投放市场。通过这些互动机制,知识在产业内扩散,推动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

      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指构成特定产品最终价值的所有价值节点按生产流程联接而成且贯穿全球多个国家的链条。在该链条上,产品的最终价值被分解成多个价值节点,由分散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多个企业所创造。这些价值节点分散在该产品从概念孕育到最终使用的各个生产阶段,包括理念生产、设计、制造、品牌、营销、配送以及售后服务。(20)

      加入全球价值链的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其生产活动的升级多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上实现,即相关文献中所谓的“价值链升级”。价值链升级主要针对链条上的跟随企业而言。所谓跟随企业,指依附价值链上领先企业的企业,虽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但从属于领先企业,遵从其制定的规则(如整个链条上产品的特征和各种流程),接受其控制(含监督)。跟随企业对领先企业的这种依附特征,多存在于采取领导型治理形式的价值链。

      (一)全球价值链上的“雁阵”格局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可能

      任一产业均由许多价值链组成。按涉链经济体的分布情况,这些价值链可分为三类:全球价值链(涉及多个经济体,分布在至少两个大洲),区域价值链(局限于特定大洲内部部分近邻经济体)和国家价值链。同世界经济整体相比,特定国家内部某一特定产业所涉众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的分布情况,反映了该国该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越多,显示该产业对外越开放。

      “雁阵”格局不仅存在于产业之间,也存在于特定产业内部和特定价值链上。按要素结构,世界先进产业和传统产业在经济体之间的分布呈“雁阵”格局(21):发达国家主导先进的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产业,新兴经济体主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某一特定产业内部,知识和技术密集性的产业(具体分为不同的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由发达国家主导,其余由新兴经济体主导。在特定的全球、区域或国内价值链上,生产和技术密集的高增加值环节由先进经济体或领先企业主导,其余由新兴经济体或跟随企业主导。在“雁阵”格局下,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从事的生产活动多落后于先进国家或领先企业。

      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在升级自己的生产活动时,面临的核心问题有三:选择升级的方向,选择交往尤其是学习的对象,确定主要的生产活动内容。在“雁阵”格局中,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最佳集成方案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瞄准产业发展的全球方向,同领先全球的同行企业进行交往尤其是向它们学习,主要的生产活动同先进国家或领先企业发展实质关联。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甚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不是先进的产业,而是早就存在于发达国家了。这些产业中的先进部分是发达国家现在所持产业的当家类型(即现有主导产业的核心部分),是其所涉全球价值链上增值最高的环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国际前沿的技术进步,由于其创新的累积性和连贯性,总是在发达国家完成,发展中国家极少参与其中,更遑论在其中扮演领先角色或具有主导地位。其二,从某种程度上讲,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的发展,就是重走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老路。(22)

      在活动升级时,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为什么要首先融入全球价值链?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全球价值链中存在国际前沿的理念、研发、设计、技术、品牌、营销等,是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欠缺但又亟待弥补和拥有的内容。其二,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不必花费巨额成本选择战略方向,更不会迷失战略方向,径直沿袭其方向、跟进其路径、“借用”其技术、学习其经验,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产业基础,主要满足国内的需求。

      大国对外越开放,其国际竞争力通常就越强,增长就越快。(23)同开放度偏低的国家相比,发展中大国越开放,就会越快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来自研发的边际收益更大,生产的规模效应更大,减少价格扭曲对国内资源跨部门配置的促进效应更明显,推动中间品生产更专业化,更快引进新产品和新服务。(24)

      简言之,全球价值链内依然存在典型的雁阵格局。它提供了一个相对高效的平台,有利于追赶国家或跟随企业追赶全球先进国家或领先企业,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二)全球价值链升级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

      全球价值链关注的产业升级集中在四个具体方面:产品,经济活动(如设计、生产和营销),部门内层次(如制造和服务),部门间层次(如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25)

      全球价值链可促进产业的产出升级。其一,全球价值链的产品升级,即在产品序列中由增加值率较低的产品向较高的产品升级(26),反映产品复杂性的提高、质量的提升和类别的增多。其二,全球价值链的链条升级,相当于产业内部的跨门类升级。所谓链条升级,即公司在同一产业的小类、中类、大类、门类所辖链条之间转换,包括递升或跃升,从增加值较低的链条转向增加值更高的链条。(27)

      全球价值链可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升级属于产业的“技术升级”,包括过程重组和技术进步(28),比如提高存货的回报、减少废物(公司内)、更多更准时地配送货物/服务(公司间)(29)。

      全球价值链可促进产业生产组织的升级。其一,全球价值链的功能升级属于产业的“生产组织升级”,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提升既有功能的增加值含量(如公司的外包、会计和质量功能);沿着前向的产业联系和后向的产业联系,延展价值链以覆盖增加值更高的功能(如由制造环节扩展到包括设计、研发、品牌、销售等)(30)。其二,全球价值链上的过程升级和链条升级也可促进生产组织升级。

      产业升级的途径很多,其中投入升级最为重要,在下文中将重点阐述。

      (三)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产业创新和知识扩散→产业投入升级

      全球价值链升级和产业升级高度依赖知识资本。全球价值链升级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31)1)过程升级需要的知识资本:软件和系统形式的计算机化信息;创新性财富(设计有效率的生产线)等。2)产品升级所需的知识资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形式的计算机化信息;有关顾客偏好或产品销售的数据库,以开发和营销新产品;创新性财富(先进技术),以提高质量和增加更复杂的功能;设计(技术成熟的产业或企业尤其重要);经济能力(营销技巧、分享网络、品牌形象)。3)功能升级所需知识资本:创新性财富(新理念、基础研发、产品设计、品牌建设和营销,要将多种形式的知识资本整合在一起),有助于新理念成功商业化。4)链条升级所需知识资本:先进的管理技能,灵活的组织结构。

      1.全球价值链推动中间品升级,改善知识资本投入,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通过中间品贸易升级实现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的一大特点是凸显中间品生产,其类别不断推陈出新,是熊彼特创新的一大动力(32),其质量改善是内生创新的重要形式(33)。中间品沿着小类、中类、大类、门类逐级扩展,复杂性持续上升,质量逐渐提高。产业生产率的增长不仅来自最终产品生产环节(如组装),也来自甚至主要来自其中间品生产环节(极可能是多个中间生产环节的累积),而且中间品部门的市场结构和专业化能够同最终品部门建立垂直联系。(34)来自欧盟25国(35)、印度(36)和印度尼西亚(37)的实证研究完全印证了相关理论:进口新的中间品,可实实在在地增加进口企业的静态贸易利益;企业在国内生产中间进口品的变异品,增加国产品种类,还可获得动态的贸易利益;而且,中间进口品的质量越高,其动态效应越大。来自新加坡的实证结果显示,跨境采购中间品会强劲提高国内制造业的生产率。(38)这是因为,工业化的一个关键特点,是通过“中间投入链条”,采用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技术,而且新的产业技术同被其取代的技术之间存在密切的中间投入关联。(39)

      2.通过生产型服务业升级,促进产业创新

      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活动是绝大多数全球价值链的主体部分,其升级方式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生产理念、研究开发和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是中间制成品的上游活动,同制造活动关系密切。这些活动如果随同中间品参与同一全球价值链,那么在中间制成品先行升级的带动下,也跟随升级;如果没有参与同一全球价值链,或只能利用技术扩散效应间接升级。对韩国的实证研究显示,参与全球价值链对服务业产品创新的影响最为明显,并超过了对组织创新的影响,但对过程创新可能没有影响(40)。

      3.通过知识扩散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的一个规律是“进口能够提升出口竞争力”。知识可以通过进口扩散到跟随企业及其所在产业。当然,这里的进口不仅包括中间品进口,还包括资本品进口。知识扩散的形式包括:将有形资产(新产品、工厂、设备)转换成无形资产,转换机制包括正式机制(专利、许可)和非正式机制(信息和知识流动)。ICT的发展使得知识扩散更为容易。

      进口品尤其是进口中间品蕴藏着上游生产商的国际竞争力,为进口方带来了直接学习的机会,也为产业间谍和逆向工程带来了可能。当然,这种知识转移显然是带有“敌意”的。知识贸易的扩散效果尤其显著。买方通过专利和许可交易,友好地获得完整的新知识(尽管代价不菲)。在1970年代,日本曾主要靠国际专利与许可贸易,大大推进了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41)现代高技术加快折旧的趋势,也有利于买方。链上企业之间的知识贸易,有利于将创新的外部效应部分内部化于创新企业和价值链。显然,链上企业之间的知识交易对价值链的积极效应超过链上企业和链下企业之间的效应。(42)

      (四)全球价值链→国际投资→产业创新和知识扩散→产业投入升级

      1.利用领先企业“垂直分解”的机会,实现功能升级

      全球价值链始终处于活跃状态。链上企业的效率不断变化,要求领先企业及时调整价值链的功能布局,以增持“核心功能”(即高增值环节),减持“非核心功能”(即增值相对较低的环节)。跟随企业的生产效率如果已提升,可借此机会,增持领先企业刚刚退出的“非核心功能”,从而提升自己的功能水平。

      一般地,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带来新产品和过程创新、管理知识、高质量的标准。同东道国本土企业相比,外资子公司较易获得先进公司的专利技术,生产运营效率更高;通过竞争迫使本土企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或者寻求新技术,可提高东道国的生产率。很多的证据显示了这一点。(43)

      跟随企业获得的新功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度方面,肯定超过自己此前行使的功能,从而有助于产业创新。

      2.借助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创新

      新兴市场的政府通过国有企业或主权财富基金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已成为某些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新生力量。这些投资有不少分布在美、英、法、澳等发达国家。

      借助本国政府支持的大量投资,跟随企业在所属全球价值链上的“权重”得到较大提升,可谋取更高增值环节的所有权,实现价值链升级(前述四种升级都有可能),推动本国产业创新。

      3.国际直接投资促进知识扩散,助力产业升级

      在全球价值链上,本土企业会复制其他企业的产品、技术、方法与战略,观察或者雇佣这些企业培训的员工。

      全球价值链有两种知识扩散形式。其一,水平扩散:发生在蜘蛛型全球价值链中,同一层次的跟随企业相互竞争。其二,垂直扩散:跟随企业同上游(而非下游)的外资企业发生经济交往,会获得后者转移来的知识,转移包括直接渠道(培训、技术支持、生产合作、设计,认证(44))和间接渠道(更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彼此间的员工流动)(45)。

      主流文献几乎均认为,在全球价值链上,上游企业对下游跟随企业溢出多少知识,无论是通过贸易渠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渠道,均高度取决于跟随企业的吸收能力,而后者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资。知识产权政策也可能会改变技术转移的模式(许可、合资或建立全资公司)。(46)

      换言之,在全球价值链上,跟随企业确实会享有入链的“红利”,比如相对较为容易实现的产品升级和工艺/过程升级,但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仍主要取决于跟随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包括自身积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能力。

      (五)全球价值链可促进市场升级

      同产业升级相关的市场升级,主要内容是市场的内涵式增长,以及市场效率的改善。

      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跟随企业可享有价值链既有的市场空间,有利于国内产业开拓国际市场。跟随企业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选择参与一个全球价值链,专注于其中特定的中间品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多样化,促进出口外延式扩张,待升至更高收入水平后,再转到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的阶段。在该过程中,跟随企业不必耗时费力去开拓国际市场,尤其是先进国家的市场,节省大量市场营销成本,为经济活动升级提供必要的财力基础。类似地,领先企业将全球价值链延展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促其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扩大当地市场的规模。

      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技术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和制度的发展,确保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价值创造单位之间,人、财、物和信息能够更顺畅而快捷地交流,提高活动效率,降低经济成本。其一,推动交通技术进步,加强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的国际连接性。其二,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相关标准的国际融合,长距离复杂企业活动的组织与协调成本显著降低。其三,推动行政部门对物流服务的国内供应商和国外供应商进行趋同甚至一致监管,提高国际贸易的可靠性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其四,推动市场自由化制度安排,包括信息技术协定、多边或双边投资自由化协议,以及政府改革关键基础设施部门(尤其是交通)的监管制度,促进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经济交往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其五,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自身的价值链活动,延伸活动范围,交易任务从产品细化到任务,进一步发挥规模—范围经济效应。

      不过,随着产业不断升级,市场结构逐渐向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演进,对跟随企业的升级利好将越来越小。产业升级后,其技术与资本越发密集,对规模经济要求更高,对市场寡头垄断性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事实上,全球价值链高增值环节所处的横向市场,普遍是寡头垄断的,领先企业已在其中形成多种垄断优势,包括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这些优势绝大部分集成于“中间产品”,以“技术优势”为核心。同竞争程度相对较高的市场结构相比,寡头垄断市场中的跟随企业更难升级,超越领先公司尤难。

      (六)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带来风险

      1.全球价值链可能加剧产业升级的波动性

      全球价值链上的活动分散于多个经济体,势必拉长其地理长度;兼跨多个产业,势必拉长产业的宽度,表现为一个又长又宽的“价值带”。这势必增多价值链的风险源,放大来自链条上下各种冲击的效应。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后的泰国大洪灾,曾严重冲击全球好几个产业的价值链。目前,部分领先企业正考虑为同一产品增建全球价值链,后者或布局在新兴经济体,或布局在临近主要市场的高收入国家(以缩短链条)。这些风险可能冲击跟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

      2.跟随企业可能面临“低端锁定”风险

      全球价值链兴起的一大理由是,领先企业将价值链低端环节布局在成本更低的地方,从而获得如下好处:降低劳动力等要素的成本:利用世界各地之间的引资竞争,得到尽可能多的优惠;基于跨越多国边境的便利,利用世界各地的制度与政策差异,增加转移定价的余地。将跟随企业、地区和国家尽可能地锁定在低增值环节,领先企业可固化这部分收益,从而能够更专注地经营高风险高增值环节,巩固并扩大自己的垄断优势。发达国家以“新产业政策”维持自身制造业的长期竞争力,应对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的威胁。新产业政策以培育高端技能、投资先进基础设施和促进前沿研究为重点,聚焦于核心制造活动以及高端生产性服务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同其他非核心活动的产业关联效应,辐射价值链上下游的活动(包括创新与设计),最终确保自身的综合竞争力。(47)

      在制造等低端环节,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企业数量众多,其中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通常较难进入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价值链后,可获得扩张海外业务的机会。这些“微型跨国公司”一般规模偏小,难以承担高额研发成本,人员培训成本偏高,难以落实较高的产品标准;管理尤其财务资源管理能力羸弱;来自链外类似企业的竞争较激烈,有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受领先企业的巨大阻扰,它们在中高层次的升级较难实现。

      在生产性服务领域,市场垄断程度超过制造环节,进入门槛相对较高,企业数量少于制造环节,其中的领先企业多为大型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知识资本优势,较强地控制着整个价值链。它们基于自己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在不同的地理区位组织自己的生产过程,构建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形成庞大的“公司内”跨境贸易。比如,在欧洲,1%、5%和10%的公司分别贡献了约40%、70%和80%的总出口。(48)在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时,跟随企业面临的技术难度相对有限,也很容易从领先企业得到必要的技术帮助(以维持价值链基本的效率),较易实现升级目标。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和功能升级是跟随企业的“价值链高度化”行为,以在价值链总增加值中获取更大份额,势必挑战领先企业的核心优势,受到后者的阻扰。跟随企业如果知识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实力不济,而且缺乏外部扶助,挑战就会受挫,升级很可能失败。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全球价值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律的新体现

      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经济现象,遵从市场经济制度。其一,生产活动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展开,生产要素的来源、最终产出的去向、生产活动过程,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其二,经济价值的分配,按参与者、要素投入的多寡、增值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凡参与者皆有分享,投入多且贡献多者,在总价值中分享的份额自然就多。领先企业的综合能力最强,知识资本积累最丰厚,擅长高增值环节,分享自然最多,当然,还会凭借垄断优势获取额外的收益(“租”)。跟随企业擅长劳动密集性活动,知识资本积累薄弱,投入相对较少,在总价值中的所得自然较少。其三,市场主导经济运行,重效率,轻公平,存在“失灵”现象(如逃税、价格转移、资源与环境破坏、社会责任感偏弱),有待加强国际经济治理。

      全球价值链的理念是统筹融通。它从最终产品视角,将其所有制造性和服务性生产活动,通过价值这个经济公约标准,统筹在同一链条中,而且将该链条上的价值创造过程在目前人类经济活动最大的地理范围内进行配置,以寻求最高效率和最大利润。全球价值链的融通是多维且动态的。

      其一,边境融通。全球价值链将所有价值创造活动布局在全球多国多地,充分体现了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开放。通过开放并提高边境通关效率,全球价值链扩大了生产资源配置的空间,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相关主体带来了利益增长点,领先企业获益尤其多。当然,价值链在地理空间的延伸,也增加了风险源头,面对链上链下的意外冲击,相关主体的反应被放大。

      其二,产业融合。价值是各种异质生产活动之间最大的公约。全球价值链从最终商品视角,将该商品所有的价值创造活动统一在一个链条中,跨越多个产业,反映了制造与服务融合的理念,更完整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事实。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凸显了生产性服务活动在产品价值中的重要性,揭示了产业和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其三,过程联通。全球价值链包含多个生产阶段,从事多种经济活动,特别注重过程之间的关联(“链”之本义),主要表现如下。联通“中间品—中间品—中间品……最终品”。最终产品的生产基于多个中间品的生产,十分注重中间品的联通。联通“进口—出口—进口—出口……出口”。比如,一件最终品在最终出口之前,需要经历中间品多次出入关境的过程,十分注重中间品进口的作用。融通“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运行中,国际投资是布局价值节点的直接手段,更是绝对控制那些高增值环节的最有效方式;很大部分的国际贸易(含方向与流量)往往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衍生现象。从这个含义来看,国际贸易是可以规划的。

      其四,重创新。一个全球价值链同其他价值链的竞合,不同市场主体在同一全球价值链内部的竞合,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是市场中的核心竞争要素,是企业、链条、国家与地区在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关键。它不仅是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生产活动的直接生产要素,而且对其他生产要素具有重要影响。然而,知识资本难以复制,主要来自创新,需要长期大量投资来培育。

      (二)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

      全球价值链上也存在“雁阵”格局。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向领先企业学习国际前沿的理念、研发、设计、技术、品牌、营销等,有助于追赶国家和跟随企业积累知识资本。此外,追赶国家和跟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便捷高效地跟随领先企业确定的战略方向,沿袭其路径,“借用”其技术,学习其经验,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产业基础,促进产业升级。

      其一,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大循环,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这是追赶国家和跟随企业产业活动升级的必要步骤。

      其二,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直接促进产业升级,但程度有限。在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之后,跟随企业可致力于产品、工艺(或过程)、功能和链条等四种形式的升级,以实现链条高度化和进入增值更高的链条。从内涵上看,这四种升级形式其实就是产业升级的部分方式。当然,跟随企业较易实现产品、工艺(或过程)的升级,较难实现功能、链条的升级。功能、链条的升级或通过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而实现,但跟随企业在这方面起点低,更缺乏巨额资本投入;或有赖于领先企业放松控制增加知识外溢,但这种可能性也很低。

      其三,利用全球价值链上频密的国际中间品贸易促进产业创新。大量进口中间品,尤其是先进且高质量的中间品,有利于进口方模仿、学习、消化和吸收其中蕴含的创新内容,并在国内生产和销售其变异品种。国内生产方通过购买技术和许可,可以更友好地获得完整的新知识(含新技术),并用于国内生产,有利于带动产品、工艺(或过程)的升级。

      其四,利用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创新。一方面,利用链上领先企业垂直分解的机会,接盘其让渡出来的非核心环节,实现功能升级。另一方面,利用先前积累的大量贸易盈余,直接投资自己擅长的国外行业,组建追赶国家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培育自己的领先企业,占据其中的高端增值环节,整合下游的国外环节,最大限度地收获全球价值链的好处。

      其五,整合国内价值链,支持国内企业“抱团”加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增强在其中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支持本国价值链同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价值链(一个或多个企业)组建区域价值链,继续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六,促进区域市场融合,充分发挥区域价值链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迄今为止,区域特色(区域价值链或者以区域价值链为主要成分的全球价值链)仍然是主流的全球价值链。基于这些价值链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可促进本区域市场的融合,促进产业融合与发展。

      (三)政策建议

      1.坚持开放理念,参与全球价值链,抓住其为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融合边界。政府要破除各层次和各方面的经济闭锁。首先,要促进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其次,要促进国内地区、行业、部门、个人相互之间的经济交往。开放界限的设定要服务于产业与产业升级的目标和动态过程。各层各面的开放应有序。

      政府放权。基于政府—市场关系,精准定位市场主体的权与责,科学放权。在政府集权偏多的经济体,应以政府(具体部门)向微观主体(企业和个人)放权为主。

      内外均开放。当前,对内对外要一起开放,甚至要更多地促进对内开放。在全球价值链中,毕竟国内企业、国内市场同本国国民福利的关系最密切。长远地看,对内应实现高度开放,对外应比当前更开放,但开放程度的波动可能较大(取决于本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2.完善体制和机制,提升制度运行效率

      首先,坚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科学研究“政府—市场”关系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府—市场”关系,有助于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创新等方面培育国家比较优势,有利于企业培育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全球价值链占据更有利的环节。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思想市场。其中,基础设施市场事关全球价值链赖以依存的人、财、物、信息等的流通效率,劳动力市场事关链上企业人力资本的培育,金融市场事关其投融资和金融避险能力的培育,思想市场事关观念生产、研发、设计等知识资本的培育。

      促进市场竞争与公平。一方面,产业活动部分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多数尚处于区域价值链或国家价值链层次。在涉链产业活动与未涉链产业活动之间,市场体制要促进公平竞争,避免政策偏倚其中一方。另一方面,政策要关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对市场竞争的影响。涉链主体包括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其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力量通常较强(主要因为资本与技术的比较优势),在同涉链内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竞争中,容易形成垄断程度较高的局面。

      加强法制建设。制度质量是比较优势的源泉之一。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基石是契约。法律体系越成熟的国家,越易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事高增值活动。

      其次,宏观经济管理要“条块”融合。宏观经济管理要顺应价值链尤其是全球价值链理念。对那些正在快速融合的经济活动,其管理机构要顺应融合,结束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以释放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巨大潜力。“大部制”顺应了这一潮流,值得鼓励、完善和推广。

      3.丰富政策工具,助力全球价值链运转

      促进基础设施综合链条的量、质、效。建设专项基础设施链,比如交通链(海陆空联运,有形要素的流动)、信息通信链(信息流)和金融链(资金流)的建设。既要增加这些链条有形部分的建设,也有提高这些链条运营的效率。增进多种基础设施之间的合力,降低综合物流成本。要优先发展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以促进其他各种基础设施的发展。要提高基础设施综合营运的效率,包括促进信息通讯技术标准的国际衔接与融合;各种基础设施之间的联管和联营,各种物流环节之间的联运和联检,比如海铁等多式联运。

      促进产—学—研链条建设,加快培育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全球价值链最核心的是知识资本的竞争。全方位夯实研发与创新基础,尤其要促进人力资本和创新体系建设。要从全球价值链运营中对特定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最新取向,定位国家、产业和企业在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体系建设的方向,要促进产、学、研三者的紧密融合。可设计许多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其中框架条件最为关键。

      4.改善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政策(19)

      经济发展政策应聚焦更适合自己的具体生产环节而非整个产业,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投资。积极发展服务业,要优先发展商业服务业;推进国内服务市场自由化,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可以创造机会,增加本地中小企业加强同外资企业的联系。(20)

      关于国际贸易政策。要尽量在多边层面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协定应同本区域的生产网络协调一致;单边自由化的国家应尽量同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协调;贸易协议覆盖所有维度的市场准入;贸易政策应保持中性,确保任何公司在市场上拥有平等机会;协调甚至统一技术标准,就技术设定和认证程序等达成互认协议;贸易协议应更新原产地规则,增加细化生产过程后的国别信息;优化边境管理,尤其要推进通关流程便捷化。

      关于国际投资政策。应降低投资壁垒,尤其要提高双向投资便利程度,鼓励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投资的进入;应加强对国际投资者完成初始投资后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后续投资;加快协调现有数千个双边与区域投资协议,增进彼此之间的一致性。

      本文是政策研究报告“利用全球价值链规律促进产业升级”(刘仕国主持)的一部分,作者特别感谢中国商务部政研室提供的研究资助和各位评审专家的指导。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该定义参考了如下文献,但增加了“提升单品价值和单位产出的增加值率”等内容。Park,Albert,Gaurav Nayyar and Patrick Low,Supply Chain Perspectives and Issues,A Literature Review,pp.32-33,80-82,2013; Gereffi,G.,Who Gets Ahead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Upgrading,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Johns Hopkins Press,2002;张辉等:《全球价值链下北京产业升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94页;Humphrey,John and Hubert Schmitz,"Governance and Upgrading:Lin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 Value Chain Research",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120,2000.

      ②吴进红:《开放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51~124页。

      ③European Communiti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Bank,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2008(2008 SNA),United Nations,New York,Paragraph 1.40,5.5,6.1,6.2,6.10.

      ④Romer,Paul,"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7(2):56-62,1987; Romer,Paul,"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5),Part 2: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A Conference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ree Enterprise System,Oct.,pages S71-S102,1990; Rodreiguez-Clare,Andres,"Multinationals,Linkages,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6(4),Sep.,pages 852-873,1996; Fishman and Simhon,"The Division of Labor,Inequality and Growth",2001.Downloaded from the website http://www.ssrn.com; Alfaro,Laura and Andrés Rodríguez-Clare,"Multinationals and Linkage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conomia,Spring,pages 113-169,2004; 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第15~27页。

      ⑤产品类别的多少是由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在供给方,产品类别反映产业内的生产活动如何组织;在需求方,产品类别反映市场的需求。参见如下文献:Economic Classifcation Policy Committee,"Plans,Organizational Structure,and Procedures for Phase 1:Exploratory Effort to Classify Service Products of Initiative to Create a Product Classification System",December 2,pp.1 and 3,1998; Donnelly,William A.,"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roduct Classifications",Office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U.S.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April 8,1999.

      ⑥WIPO,Licensing Guid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WIPO Publication No.620,page 28,1977.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对“技术”的最全面和完整定义。

      ⑦Aghion,Philippe and Howitt,Peter,"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Econometrica,60(2):323-351,1992.

      ⑧http://www.qualityinspection.org/production-organization/.

      ⑨2008 SNA,Para.5.21,5.23,6.237,Chapter 14 & 28.

      ⑩Chandra,Ramesh and Sandilands,Roger J.,"Does Modern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Adequately Represent Allyn Young?",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9(3):463-473,2005.

      (11)吴敬琏:“中国市场存在5大缺陷”,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举办的“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发言,2014年4月21日。

      (12)当代上海研究所:《长江三角洲发展报告: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42~43页。相反,在水平型分工中,各分工主体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要素禀赋上,而非加工深度、技术密集度、产品增加值等。

      (13)当代上海研究所:《长江三角洲发展报告:转型发展与产业升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43~44页。

      (14)Humphrey,John and Hubert Schmitz,"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Regional Studies,36(9):1017-1027,2002.

      (15)张小蒂、孙景蔚:“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世界经济》,2006年第5期,第12~21页。

      (16)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第58~67页。

      (17)该效应有时被称为“需求的规模经济”。

      (18)Sengupta,J.,Dynamics of Industry Growth,New York; Springer,2012.

      (19)Lopez-Claros,A.,and Y.Mata,The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chapter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Index",2010.

      (20)该定义主要参照如下文献的定义:Kaplinsky,Raphael and Mike Morris,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2; Gereffi,Gary,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and Timothy J.Sturgeon,"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DS Bulletin,32(3):1-8,2001; Kaplinsky,Raphael,"Globalisation and Unequalisation: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37(2):117-146,2000; Kaplinsky,Raphael,"Spreading the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Chain Analysis?",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47(2):74-115,Cambridge Business English Dictiona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21)Ozawa,Terutomo,Institutions,Industrial Upgrading,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Cheltenham,UK:Edward Elgar,2005.

      (22)宋泓:《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宁波和国内相关城市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概论”。

      (23)Salvatore,D.,"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and Growth:Advanced and Emerging Markets,Large and Small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Economies and Policy,1(1):22-32,2010.

      (24)Morone,P.,Knowledge,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Essays in Honour of Cesare Imbriani,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age 211-212,2013.

      (25)Gereffi,G.,"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48):37-701,1999.

      (26)Gereffi,Gary,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and Timothy J.Sturgeon,"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DS Bulletin,32(3):1-8,2001; Giuliani,Elisa,Carlo Pietrobelli,and Roberto Rabellotti,"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clusters",World Development,33(4):549-573,2005; Schmitz,Hubert,"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DRUID Summer Conference,2004.

      (27)Park,Albert,Gaurav Nayyar and Patrick Low,Supply Chain Perspectives and Issues,A Literature Review,2013.

      (28)Gereffi,Gary,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and Timothy J.Sturgeon,"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DS Bulletin,32(3):1-8,2001; Giuliani,Elisa,Carlo Pietrobelli,and Roberto Rabellotti,"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World Development,33(4):549-573,2005; Schmitz,Hubert,"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DRUID Summer Conference,2004.

      (29)Kaplinsky,Raphael and Jeff Readman,"Integrating SM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Towards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2001.

      (30)Gereffi,Gary,John Humphrey,Raphael Kaplinsky,and Timothy J.Sturgeon,"Introduction:Globalisation,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DS Bulletin,32(3):1-8,2011; Schmitz,Hubert,"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Recent Findings",DRUID Summer Conference,2004; Park,Albert,Gaurav Nayyar and Patrick Low,Supply Chain Perspectives and Issues,A Literature Review,Section 7.3.3,p.134,2013.

      (31)OECD,Interconnected Economies:Benefi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Preliminary version),May 28,p.220,2013.

      (32)Sengupta,J.,Dynamics of Industry Growth,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page 112,2012.

      (33)Sengupta,Jati,Understanding Economic Growth:Modern Theory and Experience,New York:Springer,page 31,2011.

      (34)Okuno-Fujiwara,Masahiro,"Interdependence of Industries,Coordination-failure,and Strategic Promotion of an Indust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ugust,1988; Rodriguez-Clare,Andres,"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April,1996.

      (35)Colantone,Italo and Crinò,Rosario,"New Imported Inputs,New Domestic Products",Centro Studi Luca d' Agliano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312,2011.

      (36)Goldberg,Pinelopi and Khandelwal,Amit Kumar and Pavcnik,Nina and Topalova,Petia B.,"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Evidence from Indi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5(4):1727-1767,2010.

      (37)Amiti,Mary and Konings,Jozef,"Trade Liberalization,Intermediate Inputs,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Indonesia",IMF Working Paper,pp.1-35,2005.

      (38)Thangavelu,Shandre M.and Toh,Mun-Heng,"Outsourcing and Fragmentation in Singapor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53(3):539-557,2008.

      (39)Jones,Charles I.,"Intermediate Goods,Weak Links,and Superstars: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w13834,2008; Ciccone,Antonio,"Input Chains and Industrialization",UP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orking Paper No.498,2000.

      (40)Lee,Jaeho and Lee,Ji-Hwan and Choi,Baeho,"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KAIST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10-008,2010.

      (41)Ozawa,Terutomo,Institutions,Industrial Upgrading,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Cheltenham,UK:Edward Elgar,page 90,2005.

      (42)Sengupta,J.,Understanding Economic Growth:Modern Theory and Experience,New York:Springer,page 41-50,2012.

      (43)Arnold,Jens Matthias,and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Gifted Kids or Pushy Parents? Foreign Acquisitions and Plant Productivity in Indonesia",CEPR Discussion Paper 5065,2005; World Bank,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and OUP(Oxford University Press),Doing Business in 2005:Removing Obstacles to Growth,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5.

      (44)Gorodnichenko,Yuriy and Svejnar,Jan and Terrell,Katherine,"Glob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Jan.1,2009.

      (45)Sutton,John,"Quality,Trade and the Moving Window;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manuscript,2007; Gorg,Holger and David Greenaway,"Much Ado About Nothing? Do Domestic Firms Really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9(2):171-197,2004; Blalock,Garrick and Paul J.Gertl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ternalities:The Case for Public Intervention",In Moran,Graham and Blomstrom(Eds.),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Development,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5.

      (16)Saggi,Kamal,"Trad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A Survey",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349,1999; Milberg,William,"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inked to Global Production Systems:What A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908225,2004.

      (47)Pisano,G.P.,and W.C.Shih,"Restoring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87(7-8),(July-August),2009; Porter,M.E.and J.W.Rivkin,"The Looming Challenge to U.S.Competitiven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March,2012.

      (48)Mayer,T.and G.I.P.Ottaviano,"The Happy Few: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European Firms-New Facts Based on Firm-level Evidence",Bruegel & CEPR,Bruegel Blueprint Series,Vol.III,2007.

      (49)刘仕国、吴海英:“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经济影响、政策启示与统计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87~96页。

      (50)UNCTAD,"Global Value Chains for Building National Productive Capacities",Note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Geneva,2006; OECD,Enhancing the Role of SMEs in Global Value Chains,OECD Publishing,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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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_全球价值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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