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田蒲与中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艾田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艾田蒲是法国极负盛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浸淫颇深。本文通过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著作的考察，简介了他对包括鲁迅、《金瓶梅》、印刷术、文献古籍及哲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独到而精深的研究，阐释了他的有机文学和总体文学观，令人惊叹又发人深省。
艾田蒲（René Etiemble，1909— 又译艾琼伯、艾金伯勒。自取华名为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当他在巴黎师范大学读哲学时，便迷恋上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并开始学习中文。他后来回忆说：“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从此，他便与中国及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踏上了与中国人民友善的漫漫征途。
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1957年，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1958年，在美国召开国际比较文学第二届会议时，当局拒签入境证，他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忠于毛泽东思想！”
70年代，他主持编译的《东方知识丛书》，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六十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等十七种中国作品。此外他还著有《耶酥会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
1976年，出版《我的毛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这是他终生热爱中国的写照。
1985年8月24日中午，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一届的年会（巴黎索邦大学）上作《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1980—1985》大会发言，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红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并祝愿在法国和在中国的中国新比较文学万古长青！
1988、1989年，他在巴黎出版了两卷集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1992年这部“研究中国对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之欧洲的影响”的巨著由笔者和许均译出〔（1）〕，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这位西方友人及其学术思想。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法比较文学研究会之聘，担任该会名誉会长。同年5月22日又来函表示他为此“十分激动”，重申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毕生“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2）〕诚如斯言，自30年代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蜇存诸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惧增，愈老愈烈。从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到唐代诗人宋代词人，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戴望舒到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画家、学者，艾田蒲始终以谦谨的态度对待，以科学、理性与友善的态度对待。他曾经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他曾说过：“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金还有一点意义的话，为什么以鲁迅、老舍、巴金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从未获奖呢？”当他看到雷蒙·格诺等法国作家编篡的《世界名作家辞典》中有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等人的名字时，他掩饰不住激动之情说：“这书有助于了解中国，真令人喜出望外！”
鲁迅，做为近现代中国进步文学的杰出代表，其鲜明的卓异之处就是他终生都保留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并不排除鲁迅对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扬弃，即采取的拿来主义态度。在艾田蒲眼里，鲁迅永远是极力主张向外国文化借鉴、并且懂得“选择那些对我们有益的东西”的“伟大先驱者”，或者称鲁迅为“至高无上的可信赖的鲁迅”。艾田蒲特别强调了鲁迅的独立人格，他曾经这样说：
这个鲁迅，我们所有的毛泽东崇拜者都丑化了他的形象，捏造说他是被称为“文化革命”的那次臭名昭著的野蛮行为的捍卫者。在中国那些难以忍受的岁月里，他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的《摩罗诗力说》在中国“开创了比较文学”。……西蒙·雷对这位世界主义者给予了公正的评价：鲁迅反对法西斯主义者蒋介石，但并未“放弃一丝一毫批评独立性及艺术家的自主权，这使他立刻与‘共产党’特派员发生了争论”。在“狱吏们”（这是他的原话）的包围下，他的伟大首先在他的“坚定的鲜明的立场”和他的“绝对的公正”，……〔（3）〕
上述“独立性”、“自主性”、“坚定的鲜明的立场”、“绝对的公正”都是艺术真理和生活真谛的代名词。针对文革前后、中间对鲁迅的严重曲解，艾田蒲痛心疾首地称之为“不幸”，并且一再认为是所有的毛的崇拜者歪曲了鲁迅思想。因为鲁迅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这位翻译过33部外国作品的译作者，倘若为了‘洁身自好’和本民族文学的荣誉而不肯接受他所研究过的外国作家有益的影响的话，他是写不出他那名作以及《阿Q正传》的故事，名作即指《故事新编》”。〔（4）〕这里，艾田蒲仍然是基于世界一体、可以互相沟通的思想来表述自己的看法的，这其实正是贯穿艾田蒲比较思想的一条红线。
在谈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李白、陶潜等中国作品、诗人时，出于艺术家的敏感和学者的缜密，艾田蒲同样发现了中、西文化中的许多契合点。他说，“陶诗与李诗一样妙不可言。‘酷似’奥维德或塔索的诗”，并引让·格勒尼埃的一段话，说陶渊明这样一位中国诗人让人想起了贺拉斯（Horace）。《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为这部“好得出奇的译作”，“第一流的书”〔（5）〕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他说，“七星文库”发行《水浒传》使他感到无限“欣慰和喜悦”，因为这“最终给予现时代唯一充满活力的文学以一席正确的位置，这个文学具有希腊文化古老的传统，而现在又硕果累累。（当然，需得我们忘记所谓‘文化革命’这一野蛮、荒漠的时代）”。〔（6）〕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优秀的古典小说将从此跻身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成为世界人民共享的财富，因之也就纠正了一般西方人只知中国有四大发明，有紫禁城，有万里长城而不知中国也有自己的荷马史诗的偏颇。他从文化视角观照《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名著，对它们作出了全新的评价。他认为，《水浒传》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因为“英雄史诗往往反映了尚武阶层与宗教阶层之间的默契”，而《水浒》远远不是“为佛教或道教效劳”，梁山好汉打家劫舍是为平民百姓服务的，——也与西班牙式的流浪汉小说相异——因为主人公的荣誉观、宗教观、文化观迥然相异。它是根植在中国深厚的历史土壤、产生于中国文化模式之中的艺术“瑰宝”。〔（7）〕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金瓶梅》法文全译本，艾田蒲写序郑重地向法国读者宣布：“我敢担保，雷威安先生向你们推荐的并非是一部‘黄色’书，甚至也谈不上是一部淫荡的小说”、而是“一幅丝毫未加粉饰的北宋末年（即公元1112—1127年）中国社会的风俗画。”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这部名著作了多方面的考察，认为《金瓶梅》所描写的是个“死去的世界”，然而也是一个“现代的世界”：“这看来具有异国风光，超脱于欧洲及大西洋彼岸的文学标准之上的世界，实际就是我生长在其中并苦苦探索的世界；在那儿正如同我身临其境，亲眼看着宋王朝覆灭一样，我觉得欧洲就是万能的金钱和通过它来收买一切，达官贵人、商人统治的世界。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这两者的显赫威力，不再以西门庆的贿赂或其六成利息的高利贷的形式出现，而是集中体现在多国公司及与梵蒂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银行所拥有的神奇权威上，体现在喷气飞机、还有贮藏在财政金库中的巨款上……《金瓶梅》这部深刻描绘北宋王朝苟延残喘之现状的名著，难道正是‘淫书’吗？我倒忧虑地发现，书中展示了我们当今个人或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演变过程。既有公开的，也有秘而不宣的。”〔（8）〕同时，他在序言中更进一步强调了“中西文学相互产生共鸣”，并且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我从中辩识出一幅活生生的、与那位不知名的作者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同样腐败的欧洲前文明毁灭图：同样是金钱、卖淫、渎职、贪官污吏的天下，出于同样的动机，产生同样的效果。”〔（9）〕艾田蒲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辟论述和文化透视引起了我国学者的瞩目和激赏。
但是，最为引起世人瞩目，给他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于1988、1989年在巴黎出版的两卷集比较文化巨著《中国之欧洲》。在这部800余页遑幺巨著中，艾田蒲教授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其构架之庞大、史料之丰富、论析之精当，真不愧为当今中西比较文化著作中一部佳作。无怪乎它一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
《中国之欧洲》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其主旨十分明确：“无非是想给陷入高卢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而难以自拔的比较学科注入一点活力，指出一个方向。”作为一个卓有远见的比较文学学者，面对西方比较文学危机，曾不止一次地向他的西方同仁大声疾呼过，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要引进东方文化，这无疑是疗治比较文学危机的一剂良方。可以说，《中国之欧洲》正是一部为比较学科“注入活力”“指明方向”之作。他认为，中西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本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印刷术为中国发明这在东方几乎是妇儒皆知的历史常识，但在西方，特别是西方文化界，这一历史事实却人为地作了令人难以置信而难以容忍的大颠倒：法国最通行的“小拉鲁斯”（Petit Larousse）词典说，德国人谷登堡（Gutenberg）在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设于德国马延省（Mayence）的世界印刷术展览馆，也明目张胆地宣称：“谷登堡在1450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并刊行了圣经。”连权威的书史专家也闪烁其词地称，印刷是“欧洲的再发明”，显然是欧洲沙文主义的论调。为了回击欧洲中心论的挑战，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和权益，敏锐多思的艾田蒲教授便投入了一场世界文化诉讼：他埋头于中国文化古籍和东方阿拉伯历史文献的考证，推倒了人类文明史一桩极不光彩的疑案，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当他将这历史真相，通过书面文字和影视媒介告白于天下的时候，在法国和西方引起了怎样的骚动啊！将信将疑者有之，谩骂诬陷者有之，而某些沙文主义批评家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他是“中国狂”，只会“咬（我）奶妈欧洲的乳头”……但是，科学一定战胜狂迷，真理必将战胜谬误，他顶住了沙文主义的狂浪，向自己的同胞慨然进言：“别提我们西方人的自尊心了！我们给予世界已经够多了，完全可以心情愉悦，充满感激地来接受，是中国人和高丽人通过蒙族人和土耳其人把印刷术送到了我们的家园。”他恳切地告诫欧洲人，“欧洲向中国人提供了不少类似服务”，可以而且应当“毫不惭愧地承认它所得之于中国的微薄的东西：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不要无视这一古老民族为人类文明所作的有益的创造，不要拒绝有用的异质文化，因为一个自信、开放的民族，不但要勇于“予”，也要勇于“受”，只有这样才能将人类文明推向前进。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旧事重提，并将当年他在这场文化诉讼中所写的考证文字，置于全书之首，目的要让世人了解，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迷狂的欧洲中心论，曾在西方文化界、学术界膨胀到何等恶劣地步，再次提醒人们，在今天西方学界，这股沙文主义遗风，也不能说已经消声匿迹，因为“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代，偏见总是无比沉重地压迫着我们，以致灭绝了绝大多数人身上那份可使他们自身得以解救的理智。”因此，推倒陈说，荡除欧洲中心论的余毒，还中国文化以历史的本来面貌，便成了一个正直严肃的比较学者的一项重要课题，这正是本书的中心主旨所在，我以为也是本书富有创见和价值所在。请看，作者在梳理十三、十四世纪中西关系时，对蒙族人西进这一令许多史学家棘手的课题，突破了以往的陈说，作出了颇有新见的评判：“在人们集体记忆里，蒙族入侵的‘可怖’与恐惧难以磨灭，可是同样残酷的威金人的侵略却早被抛到脑后，因为这些威金人也是‘白人’，然而，多血质的蒙古人的大汗却是天底下君主中最强大的一位，拥有最强大的人力与物力，且最宽厚、最为好客，当人们得知这一切时，该是多么震惊！……当欧洲看到那个比十九世纪的美洲更负盛名的帝国，是一个人种、宗教和社会阶层的‘大熔炉’时，那又是怎样的发现！……”这里不仅揭露了某些西方史学家所散布的“黄祸”谬论所掩盖下的民族沙文主义实质，而且对当时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影响给予了恰当的评价。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表明在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中，只要清除民族沙文主义迷雾，就能接近真理，对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作出正确判断。艾田蒲以扫荡“欧洲中心主义为己任，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巨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作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以赤诚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以精细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以聪慧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的努力是成功的，尽管他自谦他的劳作“微不足道”，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两卷厚重的著作，却是实实在在的。自然，在西方作家中，艾田蒲并非是第一个向高卢中心说、欧洲中心说提出诘难的人，在他之先，许多前辈，如歌德、优尔泰、莱布尼兹等，在议及中国时，就已经对此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超越与扬弃，就其超越于本民族的东方视野、世界意识而言，艾田蒲与前辈毫无二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象以往那些崇尚中国的思想家，对中国文化隔雾看花，盲目崇拜，而刻意寻求真切的了解；也不象当代一些平庸的文化史家，只满足于对既成的文化事实作一般性的考索和描述，而力图对所描绘的事实作当有的思考和评价，他高于前人和同辈的地方，似乎正在于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既充满一种激情、一种真情实感，又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既不为一种潮流所裹挟，也不为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始终以一种平静的独立的心态，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探求；既反对欧洲人出于一种优越感，藐视、曲解中国文化，也反对盲目颂扬中国文化，试图以某种形式建立中国中心论的任何努力（如他反对“四人帮”搞中国中心论，就是一个明证），始终把自己的学术视角支立在理性的科学的基础上。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他从这一文化观和批评视角看去，所谓的“欧洲中心论”，“似乎成了一种荒谬的言论”，因为“欧洲不过是世界各洲中的一洲”，它贡献于人类的，只是欧洲文明的那部分。毋庸置疑，其独特性，完全有权“让别人根据我们的文明成就加以评判”，但却没有任何理由自封“中心”，凌驾于一切文化之上。
艾田蒲从东西文化关系的深入考究中发现到，人类任何形式的交流，哪怕是物质的贸易的交流，都是文明的交流，因为“任何东西都在一定文明中体现”，都要打上交流双方的价值观、哲学观，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的任何交流，都是某种形式的哲学交流。在《中国之欧洲》中，作者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指出：“中国人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甚或创造他们”，当景教传教士于635年抵达中国时，玄奘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国六个年头，正在西方土地上探险，“此行对中国产生的意义，并不亚于马可·波罗对我们产生的意义”。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来华的耶稣会士关心的并非只是“拯救灵魂、宣扬真理”，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轰动一时的礼仪之争的背后与“丝绸、茶叶和瓷器的贸易的百分比”，也非毫无关系；孟德斯鸠关注中国思想，着眼于他自己的政治设想；伏尔泰崇尚儒家学说，是为了与天主教教义唱对台戏；莱布尼兹吸收中国文化，是为了实现他的“宏图大略。”因此，他们在提取中国文化养分、分享中国文化价值时，往往不能不听从自己的政治使命，按照自己的文化范式，对中国文化进行重塑和变形。艾田蒲在这里揭示的，并非是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的固有的模式，实际上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在奉行一种“拿来主义”。问题不在于收纳异质文化时有无变形，而在于如何把握异质文化的真谛，分享其精髓。由于十八世纪思想家所赖以哲学思考的素材，多半是经过游历家、商人、传教士等“二传手”得来的，他们本人对实际的中国并不理解，况且他们自己又不懂中文，因此，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分享，也多半建立在误解或误读的基础上，这显然是中欧交流的早期阶段难以避免的现象。对此，艾田蒲要求读者采取历史主义的宽容态度，但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正基于此，“中国真理很少有机会照亮十八世纪的法国。”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我认为这是全书最见功力的部分。
艾田蒲终生不能忘怀的是中国做为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无论早期之翻译丁玲的《水》和张天翼的《恨》，孜孜不倦地学习中文，还是对中华苏维埃的宣传，也无论是为中国人争回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晚年真挚地、持久地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支持，无论是写作《中国之欧洲》、《孔子》，还是永无懈怠地为陶潜、李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在法国的问世奔波，艾田蒲始终是以一个友人——首先是做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身份出现的。其次他还是一个谨严、富有理性的学者，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在友谊和真理面前，艾田蒲在二者对立、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后者。再次，艾田蒲以一个世界主义者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胸怀广阔，机智而不流俗，这对无论欧洲的中心论者还是中国的国粹主义论都是一种警策与启示。
注释：
（1）艾田蒲：《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两卷集，巴黎，伽俐玛出版社1988年和1989年版。中文版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1994年出版，由许钧、钱林森译，本文引文均据于此。
（2）沈大力：《安田朴函复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同意出任该会名誉会长》、见《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0年第3、4合期。
（3）（4）转引自孟华译《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见《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年第1期（总第8期）。
（5）（6）（7）艾田蒲：《〈水浒传〉·序》，巴黎伽俐玛七星文库1979年。参见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59页。
（8）（9）艾田蒲：《金瓶梅词话·导言》法译本，巴黎伽俐玛七星文库，1985年。参见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200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水浒传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之欧洲论文; 金瓶梅论文; 鲁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