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经济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关于全球经济的好消息是，在过去的20年中全球化快速发展，同时世界上几个地区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迄今为止，合理的经济政策使得高速通货膨胀极为少见。商品价格的上涨促进了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增长，以前的穷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体。
不好的消息则是，较之以前的时代，当下的全球经济似乎更不确定、不平等以及缺少治理。这部分是因为全球经济的治理没能跟上全球化和增长的发展。本文旨在考察能够改变和重新激发制度在治理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可行方法，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管理不稳定、不平等，以及解决目前困扰许多国家的对多边主义的参与不足问题。
因为次贷市场的崩溃及其对金融部门的直接影响，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的严重危机，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再次凸显。美国和欧洲都是大的经济体，它们的房地产会影响其他国家。比如，这两个地区中任何一方的缓慢增长都会很快降低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既对中国造成经济和政治问题，也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手忙脚乱地为加剧的金融危机寻找解决方案，关注的焦点就集中于全球经济制度的不足。全球经济制度在以前就没能有效地管理全球金融，它们似乎在将来也不会成为政府间加强管制努力的核心。
尽管确保全球化会使所有国家受益，但在一国内部以及各国家间，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都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是全球治理严重失败的象征。在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创建者们就曾寻求确保国家贸易的“平衡”增长，并帮助政府提高“其领土内的生产率、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在世界银行的目标中也如此写出)，也就是说，全球化被认为是能够托起所有船只的浪头。但是在当下，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极度不平等仍在延续。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仍在加剧。在1950年之前，不平等曾连续多年下降，但从1970年开始加剧，①尤其在1988-1998年间，不平等持续加剧。②联合国千年计划的数据显示，全球人口的80％生活在不平等日益加剧的国家，全球只有4％的人口生活在不平等差距得以缩小的国家。③
同样，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似乎也在扩大，④尽管人口加权研究认为结果恰恰相反。⑤但是如果将中国和印度(约占世界人口的40％)排除在外，即使这些人口加权研究也承认，国家间的不平等在强化。这一点在非洲体现得最为明显。非洲总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1980年的6％降到了2002年的不足2％。目前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因为商品价格上涨将意外所得集中于少数非洲石油和商品生产国。在许多这样的国家中，新的收入所得并没有降低贫困。
总之，全球化正在产生不均衡的影响，而当前的全球安排似乎也没能对此有所作为。富国更能意识到为有效处理这些问题而进行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它们一直尽力推动全球化的一体形式。如果不这样做，随之而来的风险将包括持续的贫困、增加的冲突以及世界某些地区的不稳定，这些已经成为地缘战略关注的焦点。
全球经济治理已落在了快速发展的全球化后面，为更好管理全球经济关系而创建的国际制度日益失去效率和边缘化。作为贸易谈判回合的论坛(多哈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也似乎未能成功。IMF和世界银行眼看着其会费捐助国离开，因为这些国家既不从IMF和世界银行贷款，也不会支付制度自身运转的费用。所有的这三个制度仍然被少数发达国家的小集团所主导，它们似乎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力量的转变。
新兴经济体认为IMF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这些国际组织深受它们的影响，而且，世界银行也由一个美国任命的总裁和美国主导的理事会所控制。他们对这些组织会像一个多边机构一样，而不是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西方七国集团(G7)或G1⑥那样行事缺乏信心。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组织的决策机构中，尽管中国、印度、巴西和海湾国家极度缺乏代表，但是他们并没有全力要求改革。他们不呼吁改革是因为其具有替代方案：他们增加自身外汇储备(因此不再需要IMF)；他们正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多边互换安排；他们寻求扩大金融的多种来源(因此不再依赖世界银行的贷款)；他们正在谋划新的多边发展倡议(比如南方银行)；其中一些国家还有自身的援助计划。实际上，新兴经济体正在降低对IMF和世界银行的需求，使这些制度在其决策中被边缘化，从而使之沦为全球合作的边缘。
(一)我们需要老式的国际制度吗？
国际公共制度(比如多边或政府间组织)的信条是其直接反映国家层次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在全球层次，对于管理市场失灵和生产全球公共物品，制度也是必要的。因为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集体行动，从而促进国际合作。如果没有制度和合作，国家将追求个体理性目标，从而导致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灾难的结果，比如全球变暖、冲突的快速扩散、传染性疾病缺乏控制或者金融危机的加深和扩散。从历史上看，这曾经发生在“全球化”的早期，即19世纪晚期全球贸易和投资全面扩张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发生是因为国际制度既不强大，也未发展成熟，从而不能促进国家间有效应对因政治恐惧而扩大的经济冲击的合作。⑦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在全球经济时代，需要不同类型的制度。
10年前，有人认为当代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政府间的合作和管制将变得不重要。权力从民族国家的流散意味着我们应该考虑全球治理的替代方案。⑧但在几年后却发生了反向的转变。在像中国、俄罗斯、海湾国家、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家都在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已获得了更有利的全球地位。他们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成为能源市场的主要行为体，他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已成为主要的投资者，至少控制了两倍于对冲基金的资源。因为这些国家积累外汇储备，他们获得了如同核武器一样的能力(确保相互摧毁)，可以制造全球货币体系的大破坏。权力转移加重了发达国家的政治忧虑和风险，他们担心俄罗斯和中国会利用他们新获得的经济力量来寻求地缘战略目标。因而，新旧强国可以在国际论坛内就这些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是非常重要的。总之，既是出于应对新的全球挑战，也是为了适应全球政治中的权力转移，多边制度都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避免误解的有力说明。比起全球治理，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更为有效和更有责任性。全球行动的逻辑必然是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家集体行动时才能达成共同的目标。
(二)现有制度的危机
2007年，主要国际机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弱点。因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贸易谈判破裂，很多人宣称当前的贸易谈判“失去动力”，甚至已经“死亡”。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穷国和富国都深受其害，也再度激起人们对新兴经济体国有石油公司的活动的恐惧，但是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似乎不足以对此做出反应：它的27个成员国并不包括像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甚至在其成员国之间，它也只有有限的权威。国际原子能机构正疲于应对核扩散问题，更别说处理正日益成为全球产业的核工业的标准了，核工业所有权正在脱离原来那些富有经验和稳定的安排。
在全球金融领域，IMF也处于困境。在2006年，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将之描述为“失去控制的船漂浮在流动性的海洋上”。⑨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既面临着重要性下降的问题，也面临着失去合法性的危机。IMF的会费缴纳国已经用脚来投票，它们建立自身的储备以避免求助于基金组织。结果就是即使在自身活动范围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也正日益紧张。而且它还面临新的批评，人们认为其对最近的金融危机缺乏预警。在一个援助和支持发展承诺不断增加的时代，直到最近，世界银行仍被其主要的捐款国视为边缘机构，在过去20年间，这些捐款国在国家和国际层次创造了各种新的机构。只是在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新行长的努力下，世界银行才成功地补充了优惠贷款方式，即国际开发协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当政府在多边主义合作上遭遇危机时，几种改革方案开始涌现。我们被告知：WTO应该更加开放，为那些最穷的国家提供机会以接近非正式的谈判过程，以及增加促进它们海外贸易的援助。IMF已经将一些增加的投票权分配给了中国、墨西哥、土耳其以及韩国，但是如何让穷国在决策过程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仍有待讨论。对世界银行而言，前总裁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突然辞职使得新任总裁可以推动世界银行所需要的变革。一些人主张国际能源机构在扩大成员的同时，也要增加其权威。
所有这些建议都将扩大参与，从而增加全球制度的合法性或有效性。不过，本文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深层次的改革，本文将依次分析这三个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制度：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二、重新思考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处于全球贸易关系的中心。当前世界贸易组织正处于困境之中，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全球贸易体系中太多的国家认为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回合没能反映其利益。而且，现在它们具有否决权。之前，只有强国尤其是四国(美、日、加、欧盟)才能发号施令，现在，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集团(20国集团)已经清楚地表明，贸易谈判必须将其利益考虑其中。集团越小，组织会更加严密，其呼声也更高。
国际贸易谈判的僵局会影响所有国家。没有多边协定，小国会发现自己被迫更为快速地加入双边谈判，而它们在其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即便是最大和最具权势的国家在多边回合中也具有重要利益，它们很难同自己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达成满意的双边协定(比如美国同中国或印度)。如果没有多边协定，大国必然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同那些有意向的国家展开双边谈判，结果就是出现一系列协定，增加了这些强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营的复杂性。因为这些原因，一个多边协定是重要的，尽管其当下处于困境。
贸易谈判的障碍在于对以下问题的深度分歧：全球贸易协定应该覆盖哪些领域(哪些不应该加入)；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最能促进经济增长；贸易规则应该怎样以及在哪里被制定和执行。如果全球贸易治理要有助于解决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些问题，就必须考虑这些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一个合理的贸易协定能够缓解当前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特别在这样一个每个国家都可能转向保护主义政策的时刻，确保市场的开放；第二，一个好的贸易协定能够在降低全球不平等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和支持那些目前处于底层的共同体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机会；第三，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改革后更为强大的世界贸易组织和重新注入活力的多边主义是更好地管理贸易的必要前提。
(一)缩小贸易规则的范围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来说，WTO用以治理国际贸易的规则似乎不公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贸易谈判中，发达工业大国达成了适合它们的协定。其核心就是不平等交换。发展中国家签订条约，同意在对发达国家最有利的项目上履行承诺，而发达国家仅承诺在今后的谈判中关注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项目。
富国仍然拒绝开放自己的农产品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多数产品。欧盟利用壁垒防止其他国家农产品的进入。美国规模巨大的农业项目为农场主发放补贴，使得其他国家难以竞争。因为不能依赖于开放市场，穷国必须依赖于特殊的随意安排或者双边协定，这又被美国和欧洲所控制，并且可被用来分化和掌控。
在农业尚未自由化的同时，扩大WTO规则在其他领域上的适用范围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资源和时间。这部分缘起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战略，当时美国和欧洲推动“单一承诺”(single undertaking)，也就是成员国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这样通过扩展贸易议程，就为纳入那些过去发展中国家反对的大量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铺平了道路。
对穷国而言，一个过于宽泛的贸易议程非常困难，它们需要在履约上花费大量时间，如果不这样做，就要冒被采取强制行动的风险。而且，新规则的范围直接影响它们从全球化中获益的能力。
(二)对穷国不能过墙撤梯
研究增长和发展的学者一直在辩论贸易政策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繁荣的作用。尽管近年来发达工业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快速和彻底地自由化，即进一步加强对WTO规则的遵守，但这却并不是发达工业国家自身工业化和发展的道路。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都是通过实施关税和产业政策来促进快速工业化的，最近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以及越南也是如此。⑩问题的关键在于贸易的管理政策并不必然带来增长，结果也可能很糟。但是，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成功的、快速增长的国家没有采用过这些手段。因此，似乎发展中国家正被要求不能学习别的国家已经成功实施的方法，也就是说，它们被要求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进行快速工业化。
当前的贸易秩序对穷国正越钳越紧。一方面，就如农产品这样的非工业产品的市场准入而言，其或是关闭，或是要靠别国自主裁量的许可。而且新的壁垒也在建立，比如美国对巴西、中国、印度、厄瓜多尔、泰国和越南设置障碍，借口是它们卖到美国的虾过于便宜(所谓的反倾销行动)。另一方面，穷国积极推动工业化的政策则被排斥。(11)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规则，获取技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经济学家认为这将增加依附性和降低福利。(12)
公平的规则必须承认国家的不同起点。它们必须允许欠发达国家利用各种富国曾经运用过的政策加以追赶，并给予它们喘息的空间，从而使它们具有竞争能力。可用打高尔夫来类比这一道理，那就是更高的起点要让分。越细微地运用规则越要求更高质量的信息和执行。
(三)更公平地执行规则
在全球贸易规则上，世界贸易组织具有一个重要的新特征。世贸组织采纳了争端解决程序，这将不再像以前的体系那样允许强国具有否决权。相反，新的WTO将有一个上诉机构，它将做出限制性的管理，彻底改变之前成员一致的管理方式。
在理论上，新的贸易争端机制为所有国家提供了更为公平的争端裁决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在第一时间将争端提交诉讼，目前仍存在四个明显的阻碍。
第一个阻碍是政治性的。几乎没有小国准备通过提交争端来破坏同强大盟友或贸易伙伴的关系。简单地说，它们将失去太多而难有收获。它们将失去自由裁量的贸易准入、援助、军事或者地缘战略的帮助——实际上曾发生过不依赖援助的国家将争端提交WTO的事例。如果它们将争端提交WTO，而且胜利了，那么它们仅是赢得了对其强大贸易伙伴采取报复行动的权利，这样的结果对它们来说成本更高。
第二个障碍与获取导致正式争端的信息障碍有关。搜集引发争端原因的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似乎只有资金充裕的商业集团才能完成。没有这样集团的国家就不会处于有利地位。在美国和欧洲，富裕的私人公司和产业协会能设计诉讼议程，在诉讼提交WTO之前，就寻找并防御议题。准备诉讼的工作既需要付出成本，也要消耗时间，政府不会自己处理这些问题。(13)
第三个障碍在于利用争端解决机制实际提出诉讼案。根据估计，即使在2003-2004年，一个典型的提出诉案的诉讼成本大约是50万美元。(14)
最后，诉讼的第四个障碍来自诉讼发生之后。如果没有诉讼后的后续工作，对一国有利的判决只是没有结果的胜利。但是这些后续工作需要大量的政治游说和外交政策行动，正如上面提到的，对一些政府来说，这些成本是无法接受的。贸易争端的裁决并不会自动执行。大国可以迫使贸易伙伴服从，但是小国却无法迫使违背协定的大国修正其政策。如果违约国不执行裁决，诉讼国可以要求也被允许采取报复性行动。但这对一些国家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它们知道这样的报复行动会招致强大的大国对自身政治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只有较大的新兴经济体才尝试这样的行动，比如巴西曾要求对美国的专利权、知识产权和服务提供进行报复，因为美国未能遵守裁决。胜诉的小国只能寄希望于大的贸易伙伴的善意和其对国际裁决的尊重来改正政策。(15)
在存在诉讼障碍的情况下，促进规则运转的现有努力看起来仍然不足。在WTO内部，建立了有关WTO法律的咨询中心，来为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法律建议和培训。但是，这个中心也无法克服上述四个障碍。诉讼的政治阻碍也在该中心有所反映，对中心的资助部分来自富国，富国当然不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源来帮助别国起诉自己。中心并不对诉讼前确定违约行为的工作提供援助。咨询中心只对诉讼准备提供一些帮助，并不做支持争端案例的技术工作或者经济分析。(16)中心也不涉及诉讼后的执行问题。
WTO有三种方式可以促进规则运转，使得贸易规则在所有成员中得以运用。第一种与信息有关。WTO可以为所有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以便知道哪个国家违背规则。这就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从各种途径积极地搜集信息，然后积累和整理这些信息，并在成员间发布。这不仅意味着要更好地利用其他组织所搜集的信息，如IMF、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也要涉及私人和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比如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在监督过程中得到的信息，(17)这样的信息源包括网站、博客、非政府组织或者政府其他非贸易的专业机构。
WTO的第二个作用是确保所有成员具有发言权和拥有其自身权利所规定的机会。对于很多小国来说，这需要集体行动。WTO的制度框架可以从几个方面促进这一点。WTO可以提供信息，这可以帮助成员国重视需要共同行动的案例；WTO也可以提供论坛，关注共同问题的国家可以集合在一起；WTO也可以降低共同行动的物质成本；最后，WTO还能够分散行动的政治反对或者成本。
最后，通过更为集中和强化的执行机制，WTO也可以确保更公平地执行贸易规则。在小国无法执行的情况下，WTO应被赋予施加罚款或制裁的权力。
总之，在一个分散的全球经济中，贸易规则能够提供重要的共同利益和结合。但是，目前的贸易体系并没能做到这一点。为了更好地克服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不平等，纠正不公正的贸易治理，至少需要三个关键的变革：(1)限制贸易谈判的范围，抵制商业利益集团推动新议题的压力，确保在最影响穷国的议题上取得进展；(2)确保贸易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能帮助穷国工业化以及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从全球化中获益；(3)强化和扩展WTO在监督和执行贸易规则上的作用(尤其是对大国)。
三、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能够也应该在降低全球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以及为全球经济提供有效多边治理论坛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仍有待于转变IMF自身的运转和治理结构。
(一)为货币合作注入活力
一直到最近，经济学家都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委婉地描述为“稳定的不均衡”，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新兴经济(尤其是中国和亚洲)的增长使其出口越来越多的商品到其他国家，同时利用盈余来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元金融资产。这就使美国具有超常的低利率，惊人的强势美元，以及难以想象的经常项目不均衡(也就是美国的进口要远远超过向其他国家的出口)。(18)这种稳定的不均衡已经破裂，并被扩散的金融危机所取代。不均衡和货币危机都强化了对一种能够更好管理全球经济中增长、储备和不均衡的治理体系的需求。
与此同时，IMF却越来越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这部分是因为IMF权威的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和其他主要货币汇率开始浮动时，IMF对汇率的正式权威就已经消失。IMF只剩下同成员国展开监管对话和报告其政策的有限能力。对于基金组织中的富裕强国(这些国家的政策对全球经济中其他国家有很大影响)，这些对话难以发挥影响。(19)IMF的权威也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出现而降低，这些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大量储备并且不与IMF发生联系。墨西哥、巴西、中国和印度(仅列举这四国)不再依赖于IMF的金融或者支持，这既弱化了IMF同这些国家对话的作用，也降低了国际基金组织通过贷款给这些国家而获得的收益。最后，全球金融的变化也使得IMF发挥作用更为困难。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体系风险，同时也降低了IMF缓解风险的能力。(20)
若使IMF发挥自己的作用，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这表明IMF除了需要治理改革之外，还要承担两项重要的任务。第一个是货币合作，或者说作为一个能够促进成员国达成有效规则以及增加储备的论坛，IMF需要成为一个有效的“协商机制”(引自IMF协定)，如果IMF可以合理组织，所有国家都会对这样的论坛感兴趣。比如，如果没有多边货币合作，许多新兴经济体将会采取高成本的“自我保障”政策。也就是说，这些经济体要拿出大笔美元用作储备，当它们面对传染性危机时，可以通过买进或者卖出本国货币来保护自己。在《2003年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对这种自我保障的成本进行了研究。替代方案就是建立全球储备体系，该体系的核心就是有一个能够为所有成员提供规则和服从保证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所有成员保有坚定的信心，也就是认为这一制度的储备就像其自身的储备一样。
作为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IMF对讨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汇率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美国愿意在IMF中同欧盟和中国讨论汇率问题，而且当美国同中国谈判汇率时，欧盟也愿意这样做。IMF应该能够促进这样的多边讨论，因为从根本上看，它就是一个俱乐部，所有成员都保证同国际货币组织一道共同促进汇率稳定，避免因自身(不公正的)利益而操纵汇率或者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在实践中，IMF并没有被成员国作为真诚讨论汇率安排的论坛。IMF的监管过程也并没有促进这一点。(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障碍就是，许多新的成员国对该组织作为一个公正监管者和协定执行者缺乏信心。很多国家将IMF看做是少数富国输出其价值和标准，并将这些价值和标准强加于人的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足就是这个多边组织不能作为一个所有国家相互辩论的论坛，所有成员也不能承诺遵守达成的协定条件。
为了将IMF变成一个所有国家之间开展货币合作的论坛，强国需要承诺改革这个组织。IMF要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上可信任的组织，所有国家都要有所承诺。
(二)指出不公，帮助国家应对冲击
对多数成员国来说，IMF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提供建议、贷款以及合作，IMF可以帮助它们应对会破坏其经济的全球市场的压力和冲击(任何单个国家都难以控制)，比如，起源于亚洲或美国的金融危机会向其他国家传递破坏性动荡。另外，因为很多国家的出口是用美元或欧元结算的，因此当美元或者欧元价值变动时，会影响这些国家的财富。全球商品市场能够将可可或咖啡价格的波动传递给那些严重依赖于这些商品的国家。贸易进入机会被突然削减，而很多国家则依赖于非歧视协定。最后，富国的援助或是难以落实，或是突然被要求新的条件，以改善政府精心设计的计划。
IMF能够在帮助国家面对这些外部冲击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IMF需要快速地从根本上更新其工具包。IMF要能为成员提供建议和支持，这些建议和支持必须是可行且经过验证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指示性的。比如，IMF在资本账户自由化上进展缓慢。因为成员国对IMF自由化的观点不信任(尤其是东亚危机之后)，IMF自己的经济学家也谨慎地检验和报告因资本账户自由化导致的脆弱性。(22)但是IMF仍然继续迫使成员国无差异地接受自由化的处方。(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了解成员国的不同看法，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和南非的实际经验，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谨慎的方法来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表明自己并不是那些具有发达和开放金融部门的政府的仆人，这些政府显然具有明显的商业原因来强力推进自由化。
与世界上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系、OECD或大银行的研究部门不同的是，IMF具有同184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工作的实际经验。这些经验应该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同其成员国共享。
IMF可以在降低全球不平等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作用的关键部分应该为政府提供可行建议，这种建议应建立在IMF其他成员实践的基础上，比如怎样更好地管理和监督他们同全球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关系，在危机时期，他们怎样更好地加以协调而不至于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三)改革IMF的治理结构
改革IMF的治理结构是使其能够成为多边体系有效部分的重要前提条件。目前已经提出了大量有关IMF的改革提议，但是其中少有提及全球经济现实正在发生的转变。全球金融稳定不再仅依赖于美国的决策或者美国与同盟国的协调，比如G7，而是同样依赖于中国和其他全球流动性持有国的决策。这意味着IMF需要重新调整，以获取那些长期认为自身在组织中代表不足的成员的信任。除非进行根本性变革，否则这些国家甚至都不会运用其已经在制度内获得的权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状况正在评估之中。更多的是关注投票权在组织内的分配方式。分配公式总是要确保大的开放经济体能得到大比例的投票权。这个分配公式已经被多次研究和修正，最近又有了一些小的调整，例如为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分配了小部分的投票权。但是，这些调整对于提高国际货币组织的整体合法性和可信性作用很小，而这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真正问题。
改革IMF的困难在于没有明确的论坛来讨论改革问题。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改革问题得到重视，并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二十国集团(G20)，G20是通过加入新兴经济体、扩展G7而形成的。正是这个集团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进行的改革。但是，可能正因为它过于受到G7的影响而难以进一步推进改革。
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改革是困难的，直到目前，其他国际组织仍在羡慕IMF。IMF被描述为多边制度中的劳斯莱斯：小规模的精英雇员、有效的专家委员会、由大国选定的高级管理者以及不依赖成员国当下的财政资助。相比之下，联合国的机构总是显得混乱、笨拙以及难以管理。但是在2008年，IMF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风光，而同其关键的任务不相符合。IMF需要新的结构来接纳关键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新兴经济体决定不利用IMF作为其支持的保证力量，而是依赖于自身的储备积累或者地区协定。G7和IMF需要询问这些新兴经济体，什么样的IMF能够得到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信任？
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四项改革极为重要，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IMF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
(1)总裁
第一个焦点是组织的领导人。IMF总裁掌管理事会，并且所有高级主管和雇员都要对其负责。至今，IMF总是在同美国商议下，从少数欧洲国家中选出总裁，这是20世纪40年代IMF和世界银行成立时的约定。(25)这些国家不仅任命IMF总裁，而且在五年期满后决定是否重新任命，结果就使得组织的整体责任性偏向于有关领导人选择的少数国家集团。
近年来，每次任命IMF总裁，都小心谨慎却批评不断。这使得IMF和世界银行理事会都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考虑各自组织的领导人选择问题，并建议做出一些初步改进，不过，这些建议却并未被理事会采纳。最近，在现任总裁遴选之前，IMF理事会做出决议：在未来总裁遴选中，所有候选人不分国籍，一律平等。但为了同长期的传统相一致，这一次仍然任命了一位欧洲人。
在21世纪，如果IMF希望得到新兴经济体的信任，必须改变总裁的任命过程以及随之带来的谁将实际上控制IMF的问题。推动任命过程改革的一个显著方式就是促进遴选程序的透明，要有多位候选人，并采取鼓励在决策中协商和参与的决策规则(详见下文论述)。
(2)投票权
改革的第二个关键在于IMF内部投票权的分配。在1944年，IMF是为了要确保充满疑虑的美国的参与，因此正式的投票权要反映美国的经济主导。考虑到美国的金融资助，在投票权上给予它特别权力。同时，通过给予所有国家相同的基本投票权来强调IMF的多边主义。思考如何联系IMF目前成员的有效起点是基本投票权加上在全球货币体系中不同责任的计算公式。目前许多改革提议都注意到基本投票权已经萎缩(目前仅占总投票权的很小比例)，投票配额已经不能反映实际的经济力量。
目前所缺少的就是重新分配基本投票权以及将新兴经济体作为平等伙伴重新计算投票权的公式。正在进行评估投票比例的工作，例如执行理事会已经作了类似评估(特别强调前面提到的责任性问题)。作为IMF的监督组织，由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IMFC)现在需要更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并同意建立代表集团以有效地重新设计公式。
(3)理事会
第三个改革事关由少数执行董事组成的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设在华盛顿，负责IMF的日常活动，执行董事为执行理事会的主席。美国和其他大国政府都在执行理事会有一位代表，其他成员分成不同集团，然后选出执行董事，这些执行董事首要代表的是组织的利益，而不是选出他的那些国家。理事会的决策是建立在多数投票权上的协商一致。重要的特别决策需要特定多数(比如75％)，以确保美国的否决权。(26)
IMF是由小规模的理事会来运转的，可以有效地做出决策。但是，IMF理事会目前的工作方式可以描述为半代表制、半技术性以及部分有效的。它既不能使国家感到被代表，也不能独立于这些国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国家是独立代表自身，可以让这些执行董事直接对本国负责。而其他国家则要组成集团(选举团)，它们要由一个并不直接对自己负责的官员来代表，而这个执行董事主要对IMF负责。(27)
针对IMF理事会和决策过程，目前关键的改革是强化其代表性，而不要牺牲理事会的小规模和效率的特性。第一步应该是改变执行董事作为理事会主席的惯例。作为监督执行董事的机构，理事会应该由其成员国来担任主席。第二步应该改革决策程序，增强国家间的相互协商，并增加对各国在更一致的基础上行动的激励措施。目前当多数投票权国家同意时，理事会的决议是以协商一致达成的。具有大比例投票权的国家就不会有动机同其他国家协商，由小比例投票权国家选出的执行董事也没有动力来考虑自己的立场，也不会利用在理事会上的发言权。这一点可能比较容易得到修正。
目前IMF已经要求双多数，这改变了基金组织章程，也避免了排除某些成员或者否定其利益。双多数意味着不仅大国的投票权重要(修正案需要85％的投票权)，而且大国必须得到成员国更广泛的支持以达到60％以上成员国的同意。其他国际组织也采用双多数投票(比如欧盟部长理事会、世界银行的全球环境组织)。有效引入这种投票方式能够促进组织内部的协商和代表性。目前，IMF的G7成员占有超过40％的投票权，仅需要找到另外一个执行董事的投票就能宣称获得一致，并进而做出决策。双多数投票规则将迫使他们进一步强化成员间的联盟，以获得超过50％的成员国的同意。
改革IMF更激进的方案主张用一个高级政策制定者委员会取代执行理事会，这些政策制定者可以定期会面。这种想法的关键在于能够将各国的重量级官员带入IMF的决策论坛。但是，非常驻理事会的结果(如果没有下面第四点变化)就是IMF的日常运转仍将被美国所主导，而不具有向上的、国际化的和公共意识的远见。造成这一事实是因为，IMF设在华盛顿，美国具有否决权，英语是雇员的工作语言，美国影响高级职员的任命，在其他很多国家看来，IMF就是美国的制度。执行理事会为IMF带来一点装饰，使其具有一些多边的特征。如果将执行理事会改革成非常驻的——这是希望促进高级别国际合作的想法，还需要进行其他基本的治理变革。
(4)总部
因此第四项改革就是总部。一种改革想法是考虑将IMF总部移出华盛顿，将其安排在那些没有权力影响制度的国家的首都。这种转变是一种对作为国际组织的IMF的印象重新定位的一次性方法。
另一种想法是以不同形式将IMF的工作移交给不同的地区行为体。最明显的思考起点就是在亚洲，亚洲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地区多边互助安排——清迈倡议。随着东盟10+3(ASEAN+3)不断深化地区安排，日益明显的是，IMF在地区的作用逐渐下降。地区协定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外部标准，来决定相互间贷款的数目。从根本上，权威已经从IMF转移到了地区。
通过搜集和发布信息和标准，一个非集中的IMF将为成员国提供服务，IMF将是一个中心，也作为一个讨论和谈判全球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的多边论坛。为了这个目标，中心需要重新改组以赢得所有成员的信任。这种信任也会增进IMF作为建议者在地区受欢迎和信任的程度。
总之，更好地管理全球化需要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合作。一个多边论坛是必须的，国家可以在其中讨论汇率的共同安排和协定，以及在更为复杂的全球金融世界中避免和管理金融危机。IMF具有成为促进合作的积极的多边论坛以及成为成员国可信任的建议者的潜力，但是其治理结构必须改革。为了降低不稳定与不平等，促进多边治理，货币制度需要三步改革：(1)重新激活IMF作为一个汇率和紧急金融援助合作的协调机制；(2)重组IMF以便为其成员国提供谨慎、可信的建议，帮助国家更好地管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脆弱性；(3)改善IMF的治理(从总裁、决策、理事会的结构和运转以及IMF权威的地点等方面开始)。
四、重新强化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处于全球发展援助体系的核心，这一逻辑无可指责。多边援助机构能够集中国家的援助资金，在理论上，这应该意味着更有效，其发展援助信息更完备、交易成本更低。世界银行应该可以让全球援助机制做得更好，可以比单个国家更为有效地让富国促进穷国的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为了更全面和更有效地发挥这样的作用，世界银行需要得到借款国和非借款国的信任。世界银行需要获得更多本土知识，需要权衡三个重要方面以总结其实际经验和建议：求安全(以及紧急援助)还是求发展(以及长期可持续项目)；对捐款国负责还是对政府所有权负责；实现现代化抑或保护环境和社会价值。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世界银行需要更为直接地强调国家寻求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制约。在世界银行内部，已经提出可能的改革方向，但是这些方向无论是在世界银行内部还是在其重要的股东中间仍处于争论之中。
(一)重新平衡世界银行的优先考虑
近年来，世界银行的一些部门努力从那些建立在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政策建议中跳出来。根植于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世界银行之前的战略一直是解除管制、自由化以及追求增长。即使世行内部和外部的学者都强调这种战略的不足，(28)世界银行仍以极不平衡的方式支持这类研究。(29)
正如最近一项独立的世界银行研究评估所指出的，重要的是，世行过于依赖这类报告，常常快速地将研究变成实际的政策。这毫无疑问会破坏对世行建议的信任。上述报告指出：“研究被用来证明世界银行的政策，常常不能对事实采取更为均衡的观点，更没有表示适当的怀疑。有利于世界银行立场的内部研究得到了极大关注，而不利的研究报告则被忽视。”(30)
从理论上讲，世界银行具有大量国家和部门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些为世行提供了无比的能力来提出实用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建议。为了实现这种能力，世行必须从最近的事件中学习。世行一直被成员国批评，缺少足够的调查，以及不能吸取其他关于增长和发展的观念。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日本曾尝试让世行研究东亚发展模式，但是其报告影响很小。(31)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来考虑，世界银行的工作仍然同美国的贸易和政策偏好以及意识形态偏好过于接近，并不能充分反映贷款国的政治经济需要。在新的投资和援助方面，世界银行有限的作用使得借款国开始转向明显不同的增长模式，比如中国、海湾国家、委内瑞拉和巴西。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世界银行对成员国进行调整和自由化的关注，使得更多全球议题和对制约发展因素的考虑被边缘化。世界银行的优先选择里并没有认真考虑通过多边努力，降低那些试图使自己融入全球市场，并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脆弱性。这些因素中的关键在于商品价格、能源价格和援助流动突然不稳定的变动以及气候变化，以及可以由IMF更好处理的议题，比如资本流动和汇率，而这些都超出单个国家的控制范围。实际上，世行一直建议小的穷国政府在面临外部压力时加快速度，这些外部压力包括：由别国危机和传染性引起的资本和投资波动；历史来看，所有价格中最容易波动的商品价格变动；(32)能源价格起伏；汇率波动；以及援助的不均衡分配。这些议题会不时地在世行内被提起，但是从来没有成为认真地进行多边考虑的内容。但是，世行在所有研究这些议题、提供潜在解决方案以及协调国际行动的制度中是独特的。
世行一直在重新改革和重新思考其研究和政策建议，以成为贷款国更可信的建议者。世行需要继续评估其借款条件，以及考虑其整理与分配信息的方式。世行需要重新定位和强调其作为多边制度的作用，对发展的国际层面和制约的挑战提出解决方案。
(二)作为一个可信赖的中间人来协调援助(33)
世界银行处于国际发展援助机制的核心，众所周知，国际发展援助机制是很多援助国通过双边而非多边努力来实行的，是分散、复杂以及混乱的。正如前面提到的，从理论上看，通过集中资源和信息，世界银行应该能够促进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大规模地降低交易成本。
但是主要的援助国比如美国、日本和英国，都坚持不依赖世界银行。相反，它们维持和扩展各自独立的援助机构和过程，援助国的各种不同要求造成了受援国政府过度扩张。援助国政府总是通过几十个传声筒对发展中国家喊话，这些传声筒既包括它们自己的国家援助机构，也包括同几个多边机构(UNDP、世界银行、IMF、世界卫生组织、WTO等)的共同特殊倡议。结果就是已经过度扩张的穷国政府还要将其大多数时间和人力用在强化和维持同这些捐款国的关系以及按照它们的吩咐行事。
即使捐款国通过世界银行进行援助，它们也会持续地利用特别要求、特别资金以及附加程序来阻碍世界银行的作用。这可以从世界银行增加的“信任基金”(trust funds)实践得到验证。这些资金是给世界银行用于特别用途的，常常被用来补充世界银行的核心工作。正如英国前政府援助官员所描述的，“我们在世界银行内建立确定优先性和原则的详尽的机制，作为捐款国，我们可以通过设立独立的财政激励来使世界银行做我们希望其做的，从而避开上述机制”。(34)
在最高层，捐款国相互讨论如何更好地协调、统一以及联合它们的援助努力。(35)据说，实际进展程度仍然不高。比如，捐款国已经同意提高其援助效率的优先领域是公共金融责任。世界银行、欧洲委员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2004年完成的联合评估报告强调了这一调整的挑战，认为存在过多的各种审计以及过高的国家内部的交易成本，而这同国际发展伙伴之间信息共享不足是互相联系的。(36)这些发现强调了对协调与所有权的讨论与实际捐款之间的鸿沟，捐款既没有相互协调，也没有同援助接受国内部的相关机构或制度相联系。
捐款国承诺协调和所有权的重要结果就是没能解决援助机构之间的竞争，在谁将领导协作和所有权的问题上，这些机构互相竞争。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为辩论的论坛。从实践的观点来看，世界银行更应该对此进行领导，因为世行正在领导削减贫困战略进程(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rocess，PRSP)，并且通过这些活动增加了自身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UNDP更适合准备领导国家发展战略和构建正式的对话机制。结果是，在某种程度上，局势更恶化了，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世界银行、IMF、UNDP以及其他双边协定的官员，似乎正在为谁在制订国家战略上起领导作用而相互争论。同时在巴黎，捐款国创设了成员间高层合作与协调的详细协定，这是国家带头制订自己解决方案的场所。
世界银行具有潜力成为讨论发展援助的优秀的多边论坛，同时也可以管理发展援助的分配收益。最近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的补充就是明确的例证，这些补充不仅是捐助国规模最大的一笔捐助，而且也包括了新的捐助国。但是，将此推动成为更为一致的关于援助的多边制度首先仍然需要获得捐助国和接受国的信任。如果捐助国认为世界银行的项目是某些股东，比如美国的政治反映，他们就会提出自己的援助计划。因为这个原因，世行内的治理改革极为关键。
(三)改革世界银行的治理
为了防止不适当的政治影响，在成立之初，世界银行援助和治理结构都有防止政治干预的制度保证。当世界银行将总部设在华盛顿之后，这些保证很快就被置于一旁，美国执行董事的同意明显成了世界银行任何一笔贷款的必要条件。(37)但是，从世界银行成立以来，它一直在转变。世界银行的资金结构不再过于依赖美国，其他国家已经成为世界银行的主要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但是，世行的治理结构却没有跟上。实际上，在改革治理结构上，世行的进展还不如IMF。下列三项具体的改革显得十分重要。
(1)行长
世界银行行长，同IMF总裁一样，都是重要的议题。IMF在总裁遴选过程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开放度，但是世界银行仍然没有。实际上，过去两任行长的遴选都任命了美国政府官员，这就让人们感觉到世界银行紧密地同美国政治当局联系在一起。世界银行选择美国行长的最初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世界银行需要获得美国政治体系(肯定世界银行协定)和华尔街(世界银行从华尔街获得资金)的信任。但是后来，世界银行的资金和活动已经不再过度依赖美国和其他担保人，目前其资金更多来自于世界银行的净收入(来自自愿的借款国)、投资收入以及世行通过贷款投资建立的投资等级。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使世界银行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负责。实际上，确保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引它们成为世界银行的自愿借款国以及按照它们的方式成为捐款国。世界银行最近聘任中国的林毅夫作为其首席经济学家，但是，这并没有克服美国任命(再任命)行长的责任性偏见。很明显，让世界银行在全球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的第一步就是修订行长遴选程序。
(2)决策程序
世界银行的决策程序也一直没有改变。现在还没有关于加权投票、计算配额和投票权公式改革的讨论。IMF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是世界银行仍然没有。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是历史的偶然。世界银行照搬了IMF的配额结构，仅做了微小调整。但是，世界银行的任务是不同的。世界银行的重任应该反映其目标：世界银行要成为发展援助的协调者，其相应责任同捐款国密切联系。世界银行需要设立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良好的机构以评估与提出加权的投票结构，使这一投票结构与世界银行自身的活动更相关。
值得一提的是，世行优惠贷款基金(国际开发协会)补充谈判的成功。在沃尔福威茨任世行行长期间，谈判处于僵局，其继任者罗伯特·佐利克谨慎地将这个问题重新提出。中国和埃及(还有其他国家)作为新的捐助国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IDA的信心，而且这也确保了IDA资金的增长。
(3)理事会和总部所在地
理事会的作用和总部所在地是世行治理结构改革的第三和最后一个重要部分。像IMF一样，世界银行有一个常驻理事会和理事会。但是常驻理事会同IMF的常驻理事会工作方式不同。世行常驻理事会的工作都分配给委员会，通过委员会，世行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比如监督质量管理和发展效率等。质量监督的作用是重要的，因为世行使命十分广泛，其成功很难评估。世行的很多目标都是长期的，并且难于评估。世行不应该排挤私人资金，高成功率可能意味着世界银行承担了很小的风险。因为这些原因，董事会的监督作用是重要的，尽管目前对贷款的微观管理仍然多有批评。
世界银行的缺点在于，它并不是一个设定发展援助的长期议程和开展有效多边合作的论坛。无论是常驻理事会还是理事会，都没能发挥有力的议程设定作用或者成为多边合作的论坛。这一事实在于关于发展援助的多边讨论多在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进行，尽管很多人认为这个集团并不具有代表性。最近，联合国建立了一个新的论坛：发展合作论坛(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orum)。
世界银行治理结构中已经改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分散化。世界银行在一些案例中对它的国家分支授予了重要权力，使得世界银行的发展贷款和建议可以更接近受援国的优先目标。在几个例子中，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战略。在此基础上，世界银行整体的治理要素应该改革，以更好地赢得成员国信任，世界银行需要它们的合作，以为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发展援助的合作论坛注入活力。
总之，在更好地管理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经济增长上，世界银行能够也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从而确保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平等性。世界银行能够做到这一点，世行不要将其研究和优先目标仅限于更为实用的和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政策建议，也要更平衡地强调单个国家所无法影响的全球制约性因素，这包括商品价格、能源价格、援助分配的波动和气候变化。一个改革后的世界银行能够成为有效的多边合作以及对诸议题进行治理的论坛。降低不稳定和不平衡、提高多边治理、发展制度需要三步改革：(1)重新定位世界银行的研究和政策，要有更为实用和经验导向的发展政策建议，以及强调单个国家无法影响的对发展问题的全球制约；(2)进一步促进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可信任的援助协调中间人的作用；(3)改革世界银行的治理(从行长、决策机构、结构和董事会所在地开始)。
本文认为，较之以前的时代，世界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平等以及缺少治理，因此笔者强调更好的治理将降低全球经济中的不稳定和不平等，而WTO、IMF以及世界银行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注所有成员国共同需要的WTO要限制其贸易谈判的议程，集中于所有国家真正共同认可的一组目标。这将会支持国际贸易规则(以及规则的执行)，从而对于那些采取加速工业化政策的国家而言，发展的梯子才不会被撤掉。最后，WTO应该在信息发布、监督和执行贸易规则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当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和谈判权力不平等时。通过这些方式进行治理，全球贸易安排将会更好地支持稳定和发展，从而超越发达工业国家的小集团，它们一直主导贸易规则及其实施。
IMF是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多边谈判的必要论坛。在提供信息、建议和支持遭到自身难以控制力量打击的成员国方面，IMF能够发挥关键作用。但是IMF被广泛认为是美国或者G7的标准、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推广者。有效的IMF需要根本改变其结构，包括改变总部所在地，分散权威、运行与信息搜集，进行改组，以使其为有需要的成员提供可行的、经过验证的建议。IMF改革的障碍在于缺少可以信任和权威的论坛，在这样的论坛中，各国可以就改革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定。也就是说，改革后的IMF能够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而这些外部冲击会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平等。
最后，世界银行的成立就是为了支持确保全球经济所有部分的增长，以及资助确保惠及社会内部所有成员的繁荣。世界银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世界银行要同已经发生变化的全球援助、投资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相适应，就需要改革治理结构。像IMF一样，世界银行必须改革调整，从而获得主要新股东的信任，如果世界银行能成为一个可信任的多边论坛，国家就可以在其中准备谈判，并在全球发展议题上展开合作。
*本文系作者根据2008年提交给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的工作报告改就。
注释：
①Francosi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4,2002,pp.727-744.
②Branko Milanovic,"Can We Discern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9,No.1,2004,pp.21-44.
③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5,p.55.
④Lant Pritchett,"Divergence,Big Time",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522,Washington:World Bank,1995.
⑤Francosi Bourguignon and Christian Morrisson,"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⑥美国一家独大的诙谐说法。——译者
⑦Harold James,The End of Globalization: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⑧Jessica Matthews,"Power Shift",Foreign Affairs,Vol.76,No.1,1997,pp.50-66.
⑨Barry Eichengreen,"The IMF Adrift on a Sea of Liquidity",in Edwin M.Truman,ed.,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Century,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pecial Report 19,Washington.DC,2006,chapter 25.
⑩Sanjaya Lall and Morris Teubal,"Market-Stimulating Technology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Framework with Examples from East Asia",World Development,Vol.26,No.8,1998,pp.1369-1385; Robert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Industrializa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ondon:Anthem,2002.
(11)Alisa DiCaprio and Kevin Gallagher,"The WTO and the Shrinking of Development Space:How Big is the Bite",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and Trade,Vol.7,No.5,2006,pp.781-803.
(12)Ulrich Hanns,"Expansioni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Reductionist Competition Rules:A Trips Perspectiv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7,No.2,2004,pp.401-430; Judith Chin and Gene Grossma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orth-South Trade",Working Paper No.2769,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1; James Markusen,"Contract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d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orking Paper No.6448,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8.
(13)Gregory Schaffer,Defending Interests: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WTO Litigation,Washington: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
(14)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Advisory Centre on WTO Law Decision 2004/3",2008-03-26,www.acwl.ch/e/pdf/time_budget_e.pdf.
(15)Gregory Schaffer,"The Challenges of WTO Law: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y Adaptation",World Trade Review,Vol.5,No.2,2006,pp.177-198.
(16)Chad Bown and Bernard Hoekman,"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the Missing Developing Country Cases:Engaging the Private Secto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8,No.4,2005,pp.861-890.
(17)Michael Baker and David Fidler,"Global Public Health Surveillance under New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Vol.12,No.7,2006.
(18)Mohamed El-Erian,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Century,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pecial Report 19,chapter 26.
(19)Domenico Lombardi and Ngaire Woods,"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An Analysis of IMF Surveill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orthcoming 2008.
(20)Mohamed El-Erian,Reforming the IMF for the 21[st]Century,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pecial Report 19.
(21)Domenico Lombardi and Ngaire Woods,"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An Analysis of IMF Surveillance".
(22)Eswar Prasad et al.,Effect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Some Empirical Evidence,Washington:IMF,2003.
(23)IMF Independent Evaluation Office,"Evaluation of IMF's Approach to Account Liberalization",Washington:IMF,2004.
(24)Ngaire Woods,ed.,"Special Issue:Understanding the Pathways through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Impact of the IMF",Global Governance,Vol.12,No.4,2006.
(25)在高级管理职位任命上同样部分地受到这项交易的不明显影响。
(26)这些特定多数也在变化，反映了美国投票份额的逐渐降低。当美国投票权超过25％时，特定多数就是75％的投票权；目前特定多数的要求是85％，来保证美国的否决权，美国目前投票权已经降到了17％。
(27)Ngaire Woods and Domenica Lombardi,"Uneven Patterns of Governance: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IMF",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3,No.3,2006,pp.480-515.
(28)Branko Milanovic,"The Two Faces of Globalization:Against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World Development,Vol.4,No.4,2003,pp.667-683; Willian Easterly et al.,"New Data,New Doubts:Revising Aid,Policies and Growth",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Washington: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3; Dani Rodrik and F.Rodrguez,"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A Skeptic's Guide to the Cross-National Evidence",Working Paper Series Issue 7081,Cambridge: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9.
(29)比如David Dollar and Aart Kraay,"Trade,Growth and Poverty",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15,Washington:World Bank,2000; David Dollar and Aart Kraay,"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7,No.3,2002,pp.195-225.
(30)World Bank,"An Evaluation of World Bank Research 1998-2005",Washington:World Bank,2006.
(31)Dani Rodrik,"King Kong Meets Godzilla:The World Bank 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944,London:CEPR,1994.
(32)商品价格在价格变动上有时会出现50％的标准偏差，参见Kenneth Kroner et al.,"Forecasting Volatility in Commodity Markets",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1226,Washington:World Bank,1993.
(33)下面部分出自Ngaire Woods,"Power Shift:Do We Need Better Glob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London: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2007.
(34)Masood Ahmed,"Votes and Voice:Reforming Governance at the World Bank",in Nancy Birdsall,ed.,Rescuing the World Bank:A CGD Working Group Report and Selected Essays,Washington: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2006,p.90.
(35)OECD,"Harmonization,Alignment,Results:Report on Progres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High-Level Forum on Aid Effectiveness,Paris,February 28-March 2,2005; OECD,Shaping the 21[st]Century: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Paris,1996.
(36)R.Allen et al.,Assessing and Reforming Public Financial Management:A New Approach,Washington:World Bank,2004.
(37)Ngaire Woods,The Globalizers:The IMF,the World Bank,and Their Borrower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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