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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在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
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这名党委书记说，如今风声紧，吃喝明显少了。有群众问：书记，今天不吃饭，明天还吃不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
“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除了跑项目、要资金“必须吃喝”外，一些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风气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作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感情交流渠道。“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也有少数干部对饭局减少表示忧虑，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说，以前整天都有人张罗吃饭喝酒，有时候确实感觉要不断请人和被人请，自己才有“存在感”。桂林一名乡镇干部说，在官场上，饭局是衡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关系广，往往会被领导评价为“能力强”，受重用。如果一个干部没有饭局，说明他没什么关系，往往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很难被领导看中提拔。
这名乡镇干部说：“现在饭局的负担少了，但心里的负担反而重了，交友圈子越来越小，今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衷心拥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吃饭由来已久，亲兄弟间还要请吃饭，何况是来了客人。“正常的公务接待还是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奢侈的大吃大喝。”
但各种接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优势”，部分体现在能够运用公款吃喝，可以混淆私人宴请和公务接待，可以小吃小喝也可以大吃大喝。这种优越感经年累月，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官场文化。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作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他们的“酒桌办事”，主要目的是“拉帮结派，跑要帽子”。
“老实干部进步难，正常干部流动难，一线干部出头难。”江苏淮安一名乡镇干部说，基层干部压力大、责任重，但提拔机会很少，正常情况下很难纳入领导视野，所以有的人就想各种办法接近领导，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喝酒。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树典型”。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公开透明，公款吃喝歪风背后，是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有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选拔中，感觉有的就是提拔了“酒肉朋友”，提拔了“小圈子”里的人。对干部来说，机遇很重要，一晃可能机会就错过了，自然会利用吃喝送礼这样的“平台”维护一些关系，在关键时候“互相关照”。
另一名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导向仍以领导意见为主，下级占的权重不高，群众所占分量更小。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酒桌就是一条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径”。
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献认为，当前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推荐，范围很小，造成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吃饭喝酒成了沟通渠道，很多在公众场合不能说的话，酒桌上都可以说，说了虽然不算数，但意思都已经到了。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
另有一些吃请，虽然未必用了公款，却同样浪费社会财富，侵蚀党风政风。
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说，近年来国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一些审批事项，缩短了部分办事流程，但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未变，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15天。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比如他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我是当地民盟成员，人头熟，跑了4个多月盖完了章，一个朋友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原来的审批变成核准，再变成备案，看起来放权了，但收费并没减少。”上海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董事长说，现在很多部门不是直接收费，而是通过服务外包。有的部门指定相关企业或公司提供服务，比如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合不合格没人管，只要交了高额服务费，就能通过审核。”
这种“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实际是行政权力滥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有一些中介专门替地方政府和企业跑项目、要经费，并从中间抽成，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也许很“合算”，但全社会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
“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酒桌办事”背后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财政、国土、建设等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大量财政资金，县乡一级为获得资金和项目，往往采用吃饭喝酒送礼等方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行政权力，公款吃喝即便风头被遏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吕艳滨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权力寻租是公款吃喝背后的重要推手，国家应抓住改革时机，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斩断“酒桌办事”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中央要下大决心，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表示，在国外，市长不会天天被请吃饭，因为市长没有多少审批权力，主要职责是服务社会和困难群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活动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国家应抓住时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真正用于服务。
其次，明确公共资源分配的标准，加强审计问责。减少政府手中资源，解决资源分配程序不公开、标准不明确以及问责力度弱等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下一步，应加大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审计，进一步消除公款吃喝的生存土壤。
第三，遏制公款吃喝，眼睛要向下，更要向上。“吃喝在基层，根子在上面”，上级掌握资源太多，给谁都可以，自由裁量权太大。在项目资金的利益驱使下，下级只能极尽所能迎合上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点监管权力资源集中的部门，从根本上切断权力寻租链条。当前，纪委明察暗访公款接待浪费问题，往往处罚接待方，事实上，接待标准更多是由“被接待”的领导决定。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要重点关注“被接待”的人。
第四，加强依法行政，用明规则遏制潜规则。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如今公款吃喝已经蔓延成为社会行为和通行惯例，酒桌成为办公桌，“酒桌办事”潜规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公开透明，用科学公平的明规则遏制“酒桌办事”的潜规则。
优化选人机制净化官场文化
受访干部和专家向记者表示，公款吃喝背后是异化的官场文化。国家应进一步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破除不良官场文化的生存土壤，既戒干部“酒瘾”，更戒除其“心瘾”。
用选拔干部的好作风选出作风好的干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芝健认为，选干部不能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容易造成干部“跑一跑”“找一找”来寻求机会。选拔干部应更多尝试顺应民意提拔干部，而不是由领导说了算。同时，在考核中应突出实绩，标准科学透明。江苏金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锋表示，扭转异化的官场文化，用人是最有效杠杆。近年来，该县把干部考核的目标、程序、实绩全部在报纸上公开，让群众参与监督，具体量化指标为实绩占60%，群众评议占20%，领导评议占20%，全程公开透明，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今年一季度，全县公款接待费用下降70%。“以前经常有干部借汇报工作请吃饭，如今这种情况几乎绝迹，因为选干部我个人说了不算，关键靠实绩。”
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校正错位的“事业观”。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认为，干部的价值观错位扭曲是当前官场文化异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天天和老板打交道，吃喝、消费、娱乐越来越向“老板”靠拢，对自己要求放松了，生活越来越奢靡，最后往往走向犯罪的深渊。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干部的三种教育，一是系统学习马列理论，二是培育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深入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净化官场文化不能“一阵风”，必须持续真抓实干，防止“水过地皮干”。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必须严厉治理“慵懒散奢”四种问题，具体执行中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肃惩戒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重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下一步，应把落实“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将“为民务实清廉”新风吹进每一个党员干部心中。
强化监督和惩戒机制
记者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9%的党政干部认为“出现公款违规消费最大的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处罚不力”。基层干部和专家指出，下一步推进公务接待厉行节约，宜切实加强监督和惩戒的机制建设。
一是重视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监督，相关制度规范宜避免“禁小不禁大、禁低不禁高”。江苏无锡市副市长赵志新认为，党的约束性纪律和制度的建立执行，最根本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其违反规定要得到比普通党员和群众更为严厉的惩罚。另外，只有单位一把手重视了，基层才会重视，反对浪费的制度才会得以执行。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公务接待违规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建议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将地区或单位“三公”消费作为年度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规定，任期内“三公”消费超标的地区或单位领导不得升迁。
二是要有牵头部门，并整合监督职能，形成监督合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顾六宝认为，应完善公务接待厉行节约的监督体系，对于如何鼓励公众监督、受理举报信息、及时展开审查、公布调查结果等，应权责明确的职能部门承担，同时应有牵头部门，比如纪检监察机关等。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化监督。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当前要调动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公务消费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日本从1994年起，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使得日本公款吃喝的现象很少。
四是加强惩戒力度，放大警示作用。社会各界认为，当前不少地区将公款大吃大喝定性为职业道德问题、思想问题或者党风政风问题，对公务接待违规违纪的处罚难有惩戒实效，“打击不力”反倒助长了公款吃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