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经验教训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是自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就已经在客观上决定了的。作为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一开始并不愿屈从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也不愿拿俄共（布）的卢布，但他最终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服从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同意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将党的工作置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从此，共产国际对中共采取了集权制的领导方式。从思想路线到策略方针，从联络对象到打击目标，甚至在什么时候应该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共产国际，包括联共（布）领导人，都对中共一一作出指示。这样的指导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党的领导人学到了一些驾驭政治斗争的艺术和本领；另一方面，则使党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形成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甚至迷信。在组织原则的约束下，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几乎成了“圣旨”，中共只能设法贯彻执行。甚至对于脱离中国实际的指示，也很少有自觉的、坚决的抵抗。
大革命时期，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领导。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除了直接向中共发出指示外，还派代表到中国具体指导中共的工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国际代表不正确的指导，虽曾有过抗争，（注：1924年8月，鲍罗廷同意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陈独秀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共中央也作出决议予以否认。在中共的极力反对下，“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真正发挥作用。）但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一般情况下都是尽量予以理解、消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样一种权力运作机制，必然带来不良后果，其集中表现是：中共基本上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力，不得不追随着莫斯科的指挥棒来安排党的工作。大革命后期，在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失去自主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随机处理重大事务，只能坐等千里之外的莫斯科方面的指示。当时通讯条件极不发达，信息沟通颇为困难，莫斯科方面的指示难以及时到达。而莫斯科驻华代表之间又矛盾重重、意见不一。最终导致中共中央在紧急关头束手无策，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问题曾进行过反思。这本来是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机遇，是促使党逐渐走向成熟，并学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契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反思是在维护和支持共产国际权威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党不仅并未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结论，寻找到一条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途径，反而在被动服从甚至盲从共产国际的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当斯大林等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不仅认可了这种观点，而且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将对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批判，演化成对陈独秀个人的批判。当时中国党内虽然也有人提出应该追究共产国际方面的责任，不过这种声音极其微弱。即使这种微弱的声音，也被无情压制和坚决封杀，难以起到警醒全党的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在斯大林权力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的对华决策也越来越集中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透露，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东方书记处领导人给中共的指示，首先要征得惟斯大林命令是从的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人同意，然后再送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才能发往中国。这样，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性”便越来越不容质疑、不容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听到中共领导人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有不同声音，也看不到对错误指示有坚决的抵制。
随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共产国际活动中的教条主义逐渐加强，从而导致了中共思想路线的僵化。党的主要领导人仅仅满足于在理论上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既看不清中国的实际国情，又听不进党内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拼凑大量“事实”加以诠释，以便证明“革命领袖”所批准的政策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重大因素”等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口号之下，党在“左”倾错误的泥潭中愈陷愈深，难以自拔。结果，许多革命志士流血牺牲、历尽艰辛开创的革命根据地逐渐丧失，最后不得不选择长征。
事实证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上的，是被动服从的，有时甚至是盲从的。之所以产生这种倾向，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共产国际的纪律，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由来已久的、浸入中国人思想深处的那种传统理念。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在了时代发展的前列，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在短期内就能消除的。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共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就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对于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也要俯首尊从。另外，党在现实的斗争中确实还需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从精神到物质，从理论到实践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共被动服从共产国际的不可避免性。
二
血的教训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如何正确处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深思，并对尊重共产国际是否要以牺牲中共的独立自主权为代价提出质疑，这是促使遵义会议召开的根本动力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不仅在于它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确立，而且还在于它标志着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对共产国际的迷信，开始力求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组织原则来说，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重大决策和领导人的变换仍然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诺和支持。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层中还存在着以苏联经验和国际指示为信条的教条主义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真正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毛泽东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历程的艰巨性，所以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
首先，主动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组织领导基础。红军长征后，一度断绝了与莫斯科的联系。遵义会议后，为了恢复这种联系，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离开红军部队，设法寻找联系线索。1935年8月，陈云等人辗转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明确提出“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陈云还发表了《英勇的西征》、《随军西征见闻录》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等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队伍，宣传毛泽东、朱德是“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底领袖”。陈云的报告和文章，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对毛泽东、朱德的了解。本来，共产国际就因毛泽东在根据地战绩卓著而对其怀有良好的印象。陈云的介绍无疑进一步加深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了解，《共产国际》杂志专门发表未署名文章《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称赞说：“铁的意志，布尔塞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底无限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首领毛泽东同志底的特长。”（注：《共产国际》1936年第1、2期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由于对国民党寄予过高希望，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并特派王明回国落实这一政策，而毛泽东等人却认为应该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人听取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于6月11日召开专门会议，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7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和继任者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从而为中共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
其次，在党内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奠定思想基础。毛泽东等人深深懂得，共产国际的集权制领导和联共（布）的“老子党”作风，以及它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瞎指挥，已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面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要使党放下包袱，解放思想，挑起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就必须打破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迷信。为此，毛泽东等人一面积极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种种问题；一面开展整风运动，有针对性地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等不良作风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0页。）。但当时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反对教条主义只能以批判王明路线作为突破口，并未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1～122页。）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虽然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并非一贯正确，但考虑到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没有公开将党的“左”、右倾错误直接与它们联系起来，而是在自己党内消除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为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党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共产国际的指导采取了辩证的分析态度，剔除了被动性和盲目性，这是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实现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步骤。同时，在处理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关系时，党的领导人又是比较冷静的，采取了相当实际的态度。这说明，在经过了十多年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党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经提高，这一进步不仅在当时有着重大意义，而且为后来党确立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三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解除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组织上的解放，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共产国际解散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党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将在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达到了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中共与共产国际组织关系的解除，也改变了中共与联共（布）的关系。此前一直若明若暗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的联共（布），此后不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共之上，而是采取了一种“建议”的方式。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受联共（布）指派来华活动的米高扬，一到西柏坡就表示自己只是“带着耳朵”来的，不再像鲍罗廷等人当年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在联共（布）与中共之间形成的“父子党”关系的痕迹，并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了国家的利益和经济发展，为了获得苏联的援助，不能不继续保持与联共（布）的原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反思，还是对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客观评价，都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中共中央当时虽然不同意赫鲁晓夫的作法，但不再刻意维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权威。从此，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反思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56年9月，毛泽东首先打破沉默，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的是“家长制”作风，而联共（布）与中共的关系则是“父子党”的关系。他认为，党的历史上所犯的三次“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有关系，“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通过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性思考，他得出了“两头好、中间差”的结论。他说：“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思。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报告。进一步完善了毛泽东关于“两头好，中间差”的提法，指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同一时期，邓小平也指出，党过去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经验本来是好的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9～260、267～268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站在另一个高度来审视那段历史，明确指出“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他强调要反对“老子党”、“父子党”、“中心党”的作风，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他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注：《邓小平文选》笫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划脚，是肯定要犯错误的”（注：《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6日。）。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紧紧把握世界变化和发展的脉博，提出了处理新时期党际关系的思路。他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6页。）在邓小平这个思路引导下，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来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
四
由于党的领导人身份不同，所以他们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有关史实的叙述、他们所持有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成为专家学者探讨这一课题的重要借鉴，甚至成为其提出某种观点的重要的、甚至惟一的依据。于是，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反思和得出的结论，以及他们处理与共产国际、联共（布）关系的态度，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对此课题的研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党的领导人敢于打破党内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迷信，对党的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和王明右倾错误与莫斯科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刻反思，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提出批评，使我国党史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进行，为广大专家学者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地研究问题，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得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结论。
比如，研究者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大量论述，分析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的指导脱离了中国实际，犯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各种条件所限，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反思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错漏和偏差。他们对史实的叙述有一些是不准确的，所提出观点也有一些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在档案资料尚嫌缺乏的情况下，在某些专家学者仍习惯于从领袖的本本中找根据的情况下，他们的叙述和结论就给党史学界和对本课题的研究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
比如，关于陈独秀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上世纪20年代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30年代李立三的《党史报告》、《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40年代周恩来的《关于1924至1926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6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陈独秀问题的多次论述，都将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归到陈独秀或者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身上，很少有人提到莫斯科方面的错误。即使提起这个问题，也是着眼于国际代表个人，而不涉及共产国际总的指导路线。党的领导人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主要在于他们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中共的程序缺乏了解。现在根据新公布的档案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绝大多数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这些指示一部分通过共产国际传达到中国，其余的则直接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出。这些指示的接收者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驻华代表，即使有陈独秀，他也只是接收者之一。也就是说，陈独秀直接从莫斯科获得的指示是很少的。然而这些指示又主要是通过陈独秀来落实的。上述这些具体情况，不仅党的中下层干部不了解，甚至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的人，也未必清楚。所以，当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后，党的领导人是认可和赞同的。另外，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起，陈独秀就一直以反面角色存在于党的历史上。在档案资料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对陈独秀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叙述和评价，不仅被一些研究者毫无保留地接受，并且形成了思维定式，乃至在有关权威部门已经改称陈独秀错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下，至今仍有人使用“右倾投降主义”来定性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错误。
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正确对待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有关问题所作的判断和结论，也存在一个首先需要解放思想的问题。
共产国际从1919年成立至1943年宣告解散，共存在了24年。这24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曲折发展的时期，也是它从被动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到基本实现独立自主的时期。这期间有过许许多多血的教训和重大失误，也有成功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和思想前提，进一步理解“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深刻含义，有着一定的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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