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日本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史学界就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作了许多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是不同层次的近代化运动，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就中国洋务运动和大体属于同一层次的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作比较①，考察两者的历史背景与主观动机、主要内容与客观效果之异同，以从某一侧面展示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走上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原因。
一、历史背景与主观动机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步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又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就在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内当权的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企图通过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军事装备和生产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以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早在1860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②。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③。洋务派办洋务，其目的除了镇压人民起义外，是否还具有御外侮即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一面？应当说是有的。洋务派并非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既有妥协退让的一面，又有矛盾抗争的一面。1864年，李鸿章在上奏中就曾说：“臣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④当然，在镇压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人民大起义之前，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在镇压人民。至于在镇压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人民大起义之后，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就有所变化，御外侮及与洋商争利逐渐突出起来。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办洋务自强各项：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提出了具体办法，其目的就是为应付清政府所面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⑤。1876年，洋务派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朝廷，请在台湾筑铁路、开矿山，以达自强，也强调“台事以御外为要”⑥。清政府要员中稍有远见者也逐渐认识到“中西通商互市，……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⑦。
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日本西南诸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历史背景如下：（一）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已经进入晚期，封建制度出现危机。幕府及各藩财政日益困难，连年出现赤字。如萨摩藩1827年时藩债高达金500万两。于是，幕府和各藩大名为转嫁财政困难，常常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致使下级武士的生活水平下降。更有的下级武士被主人裁减，成为无主的浪人，失去生活来源，穷困潦倒。下级武士贫困化而不满现状，使幕末日本封建阵营发生分化，大大削弱了封建统治的力量。在此同时，幕末农民起义与市民暴动连绵不断，特别在天保年间（1830-1843年）和庆应年间（1865-1868年），形成两次大高潮，动摇了幕府及各藩的封建统治。（二）天保改革时，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日本尚未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门户。但日本与中国清朝政府的闭关锁国不完全相同。日本比较重视了解西方国家情况。特别是1720年以后，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部分地放宽了锁国政策，促进了西学在日本的传播。西学的传播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9世纪中叶开国前后，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批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主张学习西方文明的下级武士改革派。（三）1854年以前，日本国门虽未打开，但西方国家亦已多次试图入侵日本。据统计，从1816至1846年，英、美、法船舰曾11次来到地处日本西南沿海的萨摩藩。西方入侵的威胁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相结合，使各藩大名产生了强烈的“内忧外患”危机意识。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更逐渐产生了应付西方冲击、主张改革的思想。（四）鸦片战争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日本人心目中一向是东方文明中心的“天朝上国”居然被一个英吉利岛国所败，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深思：清朝政府为什么失败？日本怎样才能避免类似中国的厄运？日本许多有识之士分析了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并根据本国实际，提出了学习西方长技、加强海防建设以及改革内政等对策。如1842年，兰学家松代藩士佐久间象山提出了加强海防建设的意见书，即《海防八策》，主张制造军舰、大炮及建立新式海军为当前“最大之急务”⑧，1854年，亦即美国强迫日本开国的那一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主张⑨，类似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日本下级武士改革派竞相阅读。《海国图志》的传播对于下级武士改革派认清形势，吸取中国教训，立志改革，学习西方，起了重大作用。日本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在上述背景中，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幕末武士分化，下级武士贫困化而不满现状，使日本封建阵营发生分化…（二）西学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及其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三）日本对西方资本主义冲击的反应较为迅速。这三点是日本不同于中国之处，这些差异对日本西南诸藩改革和中国洋务运动的不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就在上述背景下，西南诸藩下级武士改革派先后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天保改革，其目的是摆脱财政危机，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以镇压人民起义并对付西方强列冲击，维护封建统治。进入19世纪50年代之后，西南诸藩进一步改革，引进西方先进军事装备、机器设备、科学技术，以增强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抗中央幕府并加强海防、抵御外侮。通过改革增强实力，以对抗中央幕府，最后进一步发展为武装倒幕，这是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与中国洋务运动全然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对后来中日两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主要内容与客观效果
中国洋务运动
1861年1月，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处理洋务的中央机关，洋务运动正式开始。洋务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大体上前10年为第一阶段，以“自强”活动为中心，主要内容为购买洋枪、洋炮、练洋操，以及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后20年为第二阶段，为“求富”阶段，主要内容是在继续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及交通运输事业，并建立了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近代水师。
1、第一阶段：“自强”活动。洋务运动初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向外国购买大批新式武器，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李鸿章等还聘请洋人，教练清军洋操和使用这些新式武器。1861年，洋枪队头目华尔就曾在松江教练清军1200人学会使用洋枪洋炮。1862年，洋务派又在天津、广州分别聘请洋人教练清军共1800多人。
在此同时，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他们向外国购买机器设备，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1864年1月，李鸿章创办苏州洋炮局，买下一批英国机器，试造枪炮。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外国机器生产的近代军工企业。此后，洋务派加紧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到1894年，这类企业共办19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于上海，是19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弹药、兵轮、水雷等。该局1867年时有工人500，1869年增至1300人，1894年再增至2800人⑩。局内还附设机械学堂和译馆，培养技术人员及翻译西书。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创办于福州马尾。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也是当时设备最齐全的一个造船厂。
2、第二阶段：“求富”活动。自70年代开始，洋务派提出“自强必先求富”的口号，在继续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陆续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及交通运输事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类企业共办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
与此同时，洋务派大力筹建新式海军。到1884年中法战争前夕，已建成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及福建水师三支近代海军。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覆灭，南洋水师损失严重。1885年以后，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花费巨资购买外国军舰、大炮，并先后建成旅顺和威海卫两大军港。到1888年，经过扩建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5艘。到甲午战争前夕，舰只数增至42艘，共45000多吨(11)。但在1894-1895年的中日海战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此外，洋务派还创办了各类新式学校共37所，教授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及西洋史地知识，培养翻译人员及各类洋务人才。李鸿章还曾设想改革科举制度，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教授西洋格致、测算、火轮、机器等法，从其学员中择优取仕。洋务派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年，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30人。1873、1874、1875年每年又各派30人。4年共向美国派出120人，多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也派出35人到英、法学习舰艇制造、驾驶和作战技术。至1886年，洋务派共派出留学生200多人。
如上所述，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兴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及交通运输事业，包括19个兵工厂、11个煤矿、12个有色金属矿、2个炼铁厂、4个纺织厂，拥有20多艘商船（近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364公里的铁路，以及通达全国主要省区的电报和邮政事业。洋务企业有的规模不小，如福州船政局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至1895年，该厂共制造船舰34艘。汉阳铁厂，有工人3千多，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炼铁厂，1894年投产出铁，比日本八幡制铁所投产早7年。洋务企业有的经营尚好，亦曾起了抵制外国资本的作用，如开平煤矿经营较好，明显抵制了天津市场上洋煤的进口。此外，洋务运动期间还培养了一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译介了一批西方科技书籍。
总之，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世界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排除阻力，兴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也曾起了某种促进和刺激的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使中国朝着经济和军事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第一，洋务运动搞的近代化，还说不上是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洋务派以“外须和戎”为外交路线，企图在承认西方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力保和局”；而实际上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多于对抗抵制。洋务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虽有抵制的一面，但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其办洋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采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民用工业，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因此，沿着洋务运动的方向，中国难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实现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相反，历史的事实是，洋务运动的30多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第二，就洋务运动本身的结局来看，也是失败的。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阻挠，以及洋务派本身的弱点，洋务派办洋务以“求富”、“求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国家并没有因此富强起来。到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据统计，各类洋务企业（不包括军事工业和运输电信事业）的资本数额甚少，估计约2千万两，仅等于大半个颐和园的建造维修费用，等于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1/4。而且，洋务企业大多经营管理不善，军事工业都是官办，全靠国库支撑，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产品基本上由清政府调拨各地军队使用，不计成本，因此成效不大。如江南制造总局自1867年至1904年的37年中仅造出新式大炮724门，后膛枪65300支，平均每天仅造5支。中日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陆军也遭惨败。洋务派所谓的“借法自强”宣告破产。洋务民用企业的情况也不佳，多数亏损破产，能继续维持的很少。有的被洋商兼并，如开平煤矿于1900年被英商所欺骗吞并，滦州煤矿、华盛纺织厂亦为外商侵吞；有的因被外国侵略者直接占领而停办，如漠河金矿；有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政权的压迫下，亏损累累，如轮船招商局；有的因经营不善而停办，如兰州织呢局。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日本西南诸藩改革
1、天保改革：时间上比中国洋务运动早二、三十年，日本尚未开国。改革以财政为中心，兼及军政；开始向西方国家购买新式武器，至于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则尚未提上日程。但诸藩财政改革较有成效，引进西方炮术也值得注意。西南诸藩天保改革以长州和萨摩为典型。
长州藩从1838年开始藩政改革，由藩主毛利敬亲提拔武士村田清风主持。1840年，村田清风提出名为《革除流弊意见》的改革方案。改革的主要内容：（一）加强专卖制度并扩大同其他各藩的商品交流，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二）破格用人，广求人才，吸收下级武士参与藩政。（三）缓和农村阶级矛盾，灾年减免农民租税。（四）整顿武士债务，下级武士欠藩库者，分37年还清本利；欠商人者则由藩库负责偿还，但藩库只付利息，不还本，37年后了结债务。（五）财政改革，“量入为出”，增收节支，减少藩债。1842年时，已偿还旧债三万贯。（六）军事改革。村田提出“富国强兵”口号，主张采用西式枪炮，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1843年3月，长州举行西洋炮术演习，藩主亲临检阅，参加兵员多达14332人，这在当时极为罕见。
萨摩藩的改革也以财政为中心，较为突出的是实行强制种植甘蔗和红糖专卖制度及开展对琉球和中国的走私贸易，获得巨额利润。除长州、萨摩两藩外，肥前藩的改革亦较有成效。上述诸藩改革的客观结果是：促进了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财政状况好转，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下级武士改革派地位提高、影响扩大，为后来50、60年代改革及倒幕维新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日本史学界对此评价颇高。信夫清三郎认为，长州和萨摩的藩政改革“大体获得了成功……。萨、长两藩通过藩政改革，在与幕府的相互关系上，它们显著加强了作为外样大名的强藩的地位。”(12)井上清更认为，在天保改革中“走幕府‘改革’路线的都失败了，采取长州藩路线的，或多或少都获得了成功。这点就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13)
2、50-60年代的改革：1854年，美国强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日本国门被打开。此后，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面临着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在此背景下，西南诸藩继续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进一步引进西学，翻译西方书籍，开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工业技术，兴办藩营近代军用工业，实行军事改革等。如肥前藩，是诸藩中首先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1850年，该藩设立枪炮制造局。1850年秋至1852年春，先后建成日本最早的4座反射炉（金属冶炼炉），开始铸造火炮，同年又设立“精炼所”，研究理工化学、枪炮制造和蒸汽锅炉等生产技术。1858年，从荷兰进口机器，制造西式枪炮。这比中国苏州洋炮局成立早6年。1863年，该藩制成蒸汽船，比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早3年。1865年后该藩已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式后膛枪。又如萨摩藩在1857年建成集成馆，这是当时日本一个规模巨大的近代化企业，其中包括高温炼铁炉、熔矿炉、玻璃厂、陶瓷厂、农具厂，并生产煤气灯、电报机、地雷、水雷等。该藩还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1852年制成维形的蒸汽机，1855年加以改进，正式制成蒸汽机。这比1862年中国制成第一台蒸汽机早7年。同年用之于船舶，制成日本最早的蒸汽船；并进行了试航，这比中国在1863年制成第一艘轮船早8年。1856年，萨摩藩开始学习英国海军，建设近代水师。
进入60年代，西南诸藩继续改革，兴办近代军民用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实施军事改革，选派留学生出国等。萨摩藩于1865年进口英国机器，成立机械厂，制造枪炮、修理船舶并生产机器。这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同年。1866年又建成制糖厂，1867年又进口英国机器设备建成日本第一个近代纺织厂，也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一个官办民用企业。这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早13年。该厂聘请英国技术员6人，雇佣工人约200人，拥有纱绽3648个，织布机100台。从1862年起，日本幕府和各藩先后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各国学习。如1863年，萨摩藩向英国派遣了森有礼等16名留学生。这比1872年中国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学生早9年。1865年该藩又派五代友厚等留学英国。这些留学生回国后一般都得到藩主的重用。如五代友厚回国后参与了萨摩的财政改革，并积极促进对外贸易及兴办近代企业，成为倒幕派中的活跃分子。军事改革则以长州藩较为突出。长州藩在1863年由下级武士改革派高杉晋作组建新式军队“奇兵队”，由贫穷的下级武士和农民、市民组成，打破武士独占军人身份的特权，并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和练兵方法；战斗力比旧式藩兵强。1865年，长州藩由下级武士改革派大村益次郎主持进一步实施军制改革，解散旧军队，组建新军。所有藩士，不论地位多高，都不能再自己管带亲兵。新军使用西式枪炮，由大村益次郎指挥。高杉晋作和大村益次郎所实行的这种军制改革为中国洋务运动中所未见。
西南诸藩50-60年代的改革效果显著：引进西方机器生产，兴办了日本第一批近代军用、民用工业，增强了诸藩作为外样大名对抗中央幕府的实力；改革了军制，建立了下级武士改革派领导的以西式枪炮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其结果进一步增强了西南诸藩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之逐渐成为武装倒幕的基地。遭受幕府或大名迫害的改革派志士、公卿常能逃往避难。1863年“8·18”政变后，从京都被清洗的改革派志士就大都聚集到长州。
综上所述，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西南诸藩改革对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来看，前者不及后者。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使日本开始走向世界，使西南诸藩逐步发展成为倒幕基地，可以说是日本倒幕维新的必要准备。西南诸藩改革是沿着倒幕维新这一方向发展的，其意义重大。所以，井上清才认为它“指明了日本历史今后应走的方向”。是否可以认为，19世纪30-60年代的西南诸藩改革在客观上成为日本走向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前奏曲。诸藩改革与倒幕维新两者关系密切。而中国洋务运动却失败了，没有找到实现独立的近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注释：
①同时期，德川幕府和其他各藩也曾实施改革，本文因篇幅所限仅论述西南诸藩改革。
②《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272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第10页。
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第10、129页。（以下略注《洋务运动》）
⑤详见《洋务运动》（一），第40-54页。
⑥《洋务运动》（二），第352页。
⑦曾纪泽语，《洋务运动》（三），第367页。
⑧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⑨《日本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61页。
⑩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
(11)戚其章：《北洋海军历史的启示》，《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4日。
(12)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13)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第44页，1972年商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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