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战略模式的审视与重新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外贸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在理论界国际贸易“引擎”说和一些国家与地区凭借外贸出口鼓励使经济发展获得成功的诱导下，中国自觉不自觉地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不遗余力地扩大外贸出口，对外贸出口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寄予过高的希望。但是，理论上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有优点，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之处，实践上施行该模式的国家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自身的特点，简单照搬国际上流行的某一模式（甚至是成功的模式），施行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不能说不有失轻率，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若忽视了这一点，则难免犯战略性的错误。
一、中国外贸出口的竭力推进
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处于国际经济系统主流之外，对外经济交流的渠道、范围、商品种类和数量都很小，进出口贸易额每年仅几十亿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过150亿美元左右。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整个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折，在对外经济上执行了坚定的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以期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提高经济结构层次。为此，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性改革，从外贸机构的设置、外贸法律法规的制定、外汇管理制度和关税制度的完善、外贸企业的培育以及进出口通关、进出口商品检查检疫程序和标准的制定等等，都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对外贸易软硬件环境。在外贸政策的促进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很快，外贸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1998年达到3239.3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15.7倍，年均递增14.76%，占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左右，成为世界第11大贸易国。在20年的外贸发展过程中，我国始终将出口鼓励放在首位，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量，一系列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外贸体制改革无不是为此而进行。虽然国家并没有明确说明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但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走的基本上就是竭尽全力为出口的路子。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外贸体制是由国家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其直属外贸总公司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制度。这样的外贸体制不利于调动各方面发展外贸的积极性，国家的进口补贴负担沉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外贸体制进行了有步骤分阶段的改革，改革方向主要是群策群力，鼓励出口，提高经济效益。1979-1987年开始实行外贸减亏增盈分成的制度，后来又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实行地区差别的外汇分成制度，鼓励出口的外贸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但仍未触动统负盈亏的积弊。1988-1990年开始实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其内容主要是核定各地方和各有关外贸总公司的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出口盈亏指标，一定三年不变；变成指标内的外汇按原来分成比例分成，超过部分的80%留承包单位，20%上缴中央；超亏自负、减亏增盈部分全部留承包单位自用；外贸总公司与其所属分公司脱钩，地方的分公司下放给地方管理；并开始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的外贸企业进行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进一步加大力度调动外贸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并改变外贸公司对盈亏不承担责任的状况，责任利开始趋向统一，中央出口补贴总额得到控制，但仍存在外贸竞争条件不平等的弊端。1991-1993年开始全面取消外贸出口补贴，使外贸企业彻底自负盈亏，并改变按地区实行差别外汇留成比例的做法，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的外汇留成比例方法，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使对外贸易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和推行代理制的轨道。
1994年以来的中国外贸体制改革是原来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和运用国外鼓励出口的实用经验和做法，与国际经济接轨，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外贸运行体制。在这方面，我国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鼓励外贸出口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采取有利于外贸出口的汇率制度。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坚持对外汇实行集中管理、集中经营的官方固定汇率。改革开放以来，与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改革相配套，外汇体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外汇留成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外汇调节市场，把市场机制引入了外汇分配领域，改变了以往“统收统支”的办法。汇率也从过去一定几年不变的固定汇率制度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由于在体制转规过程中，价格没有完全理顺，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节市场汇率，即双重汇率的局面。1994年又对汇率制度作重大改革，实现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并轨后，基准汇率比并轨前核算成本的有效汇率有所提高，使外贸出口有利可图，从而有利于调动外贸出口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既足额及时退税，又使手续方便简化。出口退税是国际贸易中一种通行的政策和做法，对出口产品全部退还各种间接税，避免了对进口国消费者的双重征税，国际上对此普遍表示接受。我国对报关离境的出口产品，根据“先征后退”、“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退还各种间接税。间接税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以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60%以上。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极大地刺激了外贸出口。
第三，设立出口商品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主要用于少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以丰补歉，自负盈亏，使出口和生产能稳定增长。
第四，实行有利于外贸出口发展的信贷政策，国家对各类外贸企业出口信贷予以重点保证，贷款规模的增长与出口的增长保持同步。
第五，建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优惠利率为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等资本性货物出口提供信贷支持，促进和鼓励我国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一方面可以增加外贸出口规模，另一方面可以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第六，为出口产品提供风险担保。出口商以商业信用支付条件出口时，要承担进口商破产倒闭，资金困难，甚至赖帐等商业风险，或因进口所在国实行贸易或汇兑限制以及发生战争、暴乱等政治风险，可能使出口商不能按合同规定如期收回乃至根本无望收回贷款而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出口信用保险即为上述出口商提供风险担保，可大大减小出口企业损失。中国进出口银行保险部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两个机构承担和开展此项业务，体现了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历了长达13年的不懈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以前是恢复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我国“入世”的目的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入世”后可以享受世界贸易组织稳定的、多边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从而避免遭受歧视，为外贸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提供平等机会，使我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可以按成员国之间达成的约定关税进入成员国市场，有利于扩大外贸出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进行外贸体制改革，同时采取尽可能多的、有效的措施和政策，竭尽全力扩大外贸出口，建起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外贸出口机制。当然，我国出口鼓励的一系列行为并没有白费，努力的结果是：80年代我国进出口贸易10年中有7年是逆差，2年顺差，1年持平，但到了9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整个90年代的前9年中，除了1993年外，其余8年均为顺差。出口的扩大和外贸顺差的实现，当然并非坏事，然而这并不等于全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切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如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根本问题。
二、出口导向模式的利弊和实践
既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了竭尽全力扩大外贸出口的政策，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番考察和研究，研究它的优点和弊端，研究世界范围内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进展情况，及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特征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对我国是否应该采取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是否应该继续执行竭尽全力为出口的政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选择的外贸战略模式不外乎三种，一种是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一种是进口替代模式，这种模式的要点是重视发展民族经济，以国货的供给和消费代替其进口；另一种就是出口导向模式，这种模式有时也称为出口替代模式，核心思想是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品的出口。通常，实施进口替代模式的国家或地区被称为内向型经济，而实施另外两种模式的被称为外向型经济。所谓外向型经济，指的是以出口为龙头来带动一国或一地区的增长和发展的经济型式。对大多数国家来讲，一般指的是出口导向模式。
理论上通常认为以出口鼓励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之中，其优点比较显著。首先，为剩余商品或闲置的生产资源提供出路，扩大就业量，提高要素的利用率，给本国带来经济福利；可以使国内优势生产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更多地享受国际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其次，扩大规模经济。国外需求的扩大刺激了出口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展，于是可以更好地实行劳动分工，利用机器设备，改进生产过程和生产方法，以及进行创造发明，从而获取适度规模所带来的各种效益。每一个产业和行业甚至产品都有一个大致的适度规模，小于或大于适度规模的产品生产，其成本一般高于适度规模时的状况，因而其效益也相对较小甚至没有效益。通过扩大出口，可以使其达到适度规模。第三，在外汇收支上着眼于“开源”，能赚得更多的外汇，以支持和扩大必要的国内进口，例如先进技术、关键的短缺物资或商品。第四，便于及时掌握新信息、新知识和新技术，树立商品经济意识、竞争意识等新观念，培养新型经营管理人才。
然而出口导向模式也有以下缺陷和不足之处。第一，依赖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增加了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所左右，使本国经济发展随世界经济起伏变化而趋于不稳定，从而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其次，产品出口受到国际市场的很大限制。一方面世界市场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始终存在，只是强弱程度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产品有所不同而已，加之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能力不强，例如成本高，质量无优势等，要扩大国际市场困难重重。第三，大量出口，容易与别国展开激烈的国际市场争夺，引发与其经济摩擦，导致各种贸易战，直接影响本国出口行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第四，由于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较高等原因，出口导向模式并不见得一定会带来高的生产效率。如果为刺激出口，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实施力度过大，即企业得利、国家受损的情况，并非不会出现。
此外，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还会改变出口国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这些结构的变化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是向坏的方面变化，即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贫富不均导致两极分化，产业二元性加强；另一个方向是向好的方面变化，即区域经济分布趋向均衡，居民贫富差距缩小，传统产业技术层次得到提高，向现代化转化的速度加快，产业二元性趋向减弱。究竟向哪个方向变化，则取决于出口国家的特征和国际经济环境。
从国土面积和总人口的角度来划分，发展中国家大致可以分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和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的小国（地区）。出口导向模式对发展中大国和小国（地区）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有区别的。就发展中小国（地区）而言，由于市场总容量较小，只有采取出口导向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占领一部分国际市场，才能使产品生产达到适度规模，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否则，其经济要有大规模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全面对外开放，采取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是其唯一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大国，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容量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适度规模，而完全不依赖于国外市场需求。因此，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出口导向模式并不是其唯一选择。
一般地，发展中小国（地区）失业劳动力、剩余商品和闲置生产资源的数量都较小，只要有一定程度的出口增量，就可能使这些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发展中大国则完全不同，假使有较大的出口增量，对解决其数量庞大的失业劳动力、剩余商品和闲置资源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作用不大。无论是发展中大国还是小国（地区），扩大对外贸易都可以使它们更多地享受国际分工所产生的比较利益。但是，相对而言，发展中小国（地区）从中得到的利益更大。这是因为：对外贸易成交的价格（世界价格）总是更接近于更大经济规模的市场的初始价格，这样越是规模较小的国家（地区）其贸易前的价格越是与世界价格的差异越大，从而收益也越大。一种特殊情况是：由于一个国家经济规模之大使得贸易后的世界价格就按该国贸易前的价格加以确定，因而该大国从贸易中无所得，而与之交易的小国（地区）则得到了价格导致的全部益处。
由于发展中小国（地区）经济规模较小，其外贸出口总量也不大，因此受世界市场容量和国外贸易保护的制约程度也较小，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和冲突也较小。发展中大国则完全不同，因为经济规模大，出口导向模式实施过程中，外贸出口量将很大，需要占领很大一部分国际市场，所以受国际市场容量和国外贸易保护的限制程度较大，与其它国家会因出口市场的激烈争夺而引起的摩擦和冲突也会较大。此外，无论大国或小国（地区），若其经济对外依赖过强，都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巨大影响，导致其经济不稳定，起伏较大。但是大国完全有条件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小国则不具备这种条件。
由于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外贸出口只能直接作用于其一部分地域和一部分人口，不可能直接影响到全部国土和人口，而且发展中大国一般区域经济和技术差距较大，其经济发达区域产品竞争能力强，往往占了外贸出口量的绝大部分。由此，外贸出口主要与发展中大国的较发达地区关系密切，其好处主要被较发达地区所得，而落后地区则往往从中得益很少。这样，出口导向模式趋向于促使发展中大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经济的二元性加强。发展中小国（地区）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一定量的外贸出口就可以直接影响到其全部地域和人口，且好处被全地域和全部人口所获得，出口导向模式趋向于促使发展中小国的区域经济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经济的二元性减弱。
综上所述，出口导向模式的好处对小国表现显著，其弊端对大国表现显著；出口导向模式的中性作用方面对大国表现为弊端，对小国（地区）则表现为优点。因此，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对发展中小国（地区）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其经济快速增长，利大于弊；对发展中大国则难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收到相同的效果。
从实践方面来看，60年代以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大力推行出口导向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出口导向模式真正成功的国家并不多，并且都是些小国（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其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不大，韩国是它们中最大者，土地面积仅9.9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4554万人(1996)。迄今为止，还未见到哪一个发展中大国因推行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经济发展获得了成功。
或许有人会讲，迄今为止还未见到有哪一个发展中大国真正推行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当然不会看到其有成功者。这种说法不可谓没有道理，但由此而足见其大国推行全面的出口导向模式确实困难重重，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对外开放力度很大，竭尽全力扩大外贸出口，可以作为一个较全面地实施这种模式的实际例子，可以对其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其实际效果。
三、中国外贸战略模式的重新定位
不能否认，外贸出口作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是一国或一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载体，它对改变我国过去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对学习新知识，接触新事物，赚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获取因国际分工而形成的比较利益，促进全国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改革开放20年接近10%的经济快速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外贸出口，主要的贡献应当功于始终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很大，以致几度形成全国性经济“过热”，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运用虐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限制投资规模和集团消费，使过热的经济“降温”。正是这种庞大的国内市场扩张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了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外贸出口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燃料，不是“引擎”。
外贸出口的扩大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首先，随着外贸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确加深了（整个90年代的前9年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30%以上，有的年份达到43.6%）。因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当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突然降临、亚洲经济增长急速滑坡时，我国对外贸易增幅也同时下降，1998年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竟出现负增长，外贸出口只略有上升，增速大幅回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续三年在趋势线下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预计约7.1%，呈逐年下降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后，我国经济增速之所以没有出现与对外贸易同样大幅度的跌落，没有出现象东南亚国家、韩国等同样的急剧萎缩，是因为我国庞大国内市场支撑的结果。
其次，由于国际市场的有限性，以及世界各国贸易保护的普遍性，我国一些行业和产品例如服装、鞋袜、纺织品等的出口规模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造成大量库存积压，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下令，缩小其生产规模，如对棉纺织品的压锭限产就是一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相关轻工行业的发展。同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例如欧洲联盟和北美发达国家等频频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
再次，与其它发展中大国相类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发展水平较低。改革开放20年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在扩大，经济二元性趋于加剧。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外贸出口鼓励和出口导向模式的推进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雄厚，生产工艺先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金融业发达，资金比较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享受了国家赋予的诸多优惠政策，但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中西部地区的区情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刚好相反，除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加富裕外，其它方面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资金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地域经济分工的状况是：东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价值大的制成品，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自然资源及其初级加工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是以农牧产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为主，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大。这期间中西部地区出口比例较大，从中得益也较多。但是，出口导向模式是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品为宗旨和目的的，国家整个出口鼓励的政策是刺激制成品出口，限制初级品的出口，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专门为机电和成套设备等资本货物的出口提供贷款和风险担保而设立的。在国家外贸政策的诱导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初级品为主、制成品为铺，改变为现在的以制成品为主、初级品为辅。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利益来衡量，国家的这种出口鼓励政策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区域利益上则形成了苦乐不均的状况，因为制成品生产是东部地区的优势项目，国家出口导向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东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上升，中西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下降。如表一所示，1998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的比重均在90%以上，中、西部地区总和则不足10%。
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时间较早，而且其程度更大、进展更快，吸引了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大规模进入，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见表二），这在增强东部经济实力的同时，更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和层次，制成品生产的优势更加突出，因出口导向模式对制成品出口的鼓励，东部出口规模和比例越来越大，从中得益也更大，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良性循环：制成品出口→外汇收入增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区域经济实力增强，技术创新→制成品开发→制成品出口扩大。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在出口导向模式的作用下外贸出口比例日渐缩小，从中获益也越来越小。这实际上促进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其区域经济的二元性。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洛(Solow)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即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而且投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从而可能导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起始水平负相关，进而可能出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收敛的结果。在从1952-1995年长达44年的发展中，中国长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效用递减是存在的，但是整体上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水平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各地区经济没有趋于收敛和融合，而是出现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内部呈现出索洛增长模型的特殊现象，即东、中、西部地区按照各自不同的“中心轨迹”向前发展，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市、区经济发展趋于收敛和一致，经济地带之间相关性反而不大。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开始的，其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外贸出口鼓励政策的实施使东部地区更多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
伴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和经济二元性的加剧，其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也相应地拉大。从1985-1995年，虽然全国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绝对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从2.66倍至5.50倍不等，但是其相对水平（以全国为参照系）的变化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东部地区除辽宁省外，其它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都提高了，表现为其相对水平变化的数值为正，而中西部各省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全部呈下降态势，表现为其相对水平变化的数值为负。1985年人均收入最大的上海市是人均收入最小的甘肃省的2.96倍，到1995年扩大为4.75倍。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是0.4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全面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并不是很成功，它虽然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一般地，地小人少的小国（地区）在施行了一个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转向全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宜的，实践证明也会获得成功。但是如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应片面强调和全面推行出口导向模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因为其拥有十分庞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搞出口导向的总体战略，而且通常发展中大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本身的相对优势和特色迥然不同，因而各地区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地套用出口导向一种模式。然而，这并不是不要对外开放，不是不要出口鼓励，而是应当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和扶植出口企业的发展，并在有条件的区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积极、稳步地增加我国经济的“外向型”成份。
那么，我国既要鼓励出口、扩大对外开放，又要重视发展民族经济、立足国内市场需求，这二者的“度”如何把握？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定位在何处比较合适？答案是：基本内向型的开放经济，即总体上的“进口替代”与局部渐进的“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对外贸易战略。这个战略模式根据中国市场潜力大、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主要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的开拓，不断改善和加强经济内循环，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积极对外开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扩大外贸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外贸出口的意义不在于占领了多么大的国际市场，不是要将主要的市场需求放在国外，而是在于通过赚取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维持外汇收支平衡并有一定节余，通过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接触新事物和新观念，通过不断扩大经济外循环，提高经济内循环的规模、素质和层次，通过经济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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