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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20多年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中国共产党与日本主要政党建立了交流关系；从80年代起中日双方设置了政府成员会议、副外长定期会议、民间人士会议和21世纪委员会等政府和民间机构；双方经贸、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广泛而多层次的人员往来频繁，大大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和交流。199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20周年，两国分别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并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推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应该说中日关系的发展总地看是好的。但是也不容否认，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以及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距，使两国在交往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摩擦、波动甚至是曲折。笔者认为，从大的方面思考，当前中日关系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对对方国家的认识问题
中日两国是近邻，相互间交往历史悠久，建交后交流频繁，应该说两国人民在理解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差距。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1988年12月中下旬，由吉林大学和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共同进行的“中日印象调查”，为人们了解中日两国人民各自对对方国家的评价情况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调查在中日两国分别进行，分“大学生组”和“成年组”。中国方面的大学生组调查的学校为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集中自答式，共1015人。其中文科56％，理科34％，其他10％）；成年组为上述大学所在地的工厂工人、乡村农民、学校和政府机关职员（随机抽样个别访问式，共1022人。其中男性57％，女性43％）。日本方面的大学生组为东北大学、东北学院大学、东京大学、庆应大学、神户大学和关西学院大学（集中自答式，共1000人。其中文科66％、理科34％）；成年组为仙台、东京和神户的市民（电话或邮寄询问，共1015人。其中男性72％，女性28％）。调查分8个问题，包括对方国家人民的印象、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现在的生活满意程度等。
在被问到“你对日本（或中国）印象如何”时，中国人比较集中的回答是，“富裕”（成人和学生组分别为93％和94％）、“现代化”（88％和95％）、“不可信赖”（34％和57％）；而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是，“贫穷”（69％和74％）、“传统”（72％和77％）、“可以信赖”（50％和46％）。
在回答“你对日本（或中国）是好感还是讨厌”时，中国成年组回答好感者为36％，讨厌者为28％；大学生组回答好感的占26％，讨厌的占44％。两个年龄组数字有些差距，但对日本持讨厌心理的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成年知识分子、文化人、艺术家、大学生中的文科学生回答讨厌的人更多。相反，日本方面半数以上的人对中国有好感（成年和大学生组分别为57％和55％），认为讨厌的只有6％。在问及“心胸是否开阔”时，60％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心胸开阔”，而中国成年组32％、大学生组60％则认为“日本人心胸狭窄”。可见中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反差。中国人对日本明显地反映出不信任感和讨厌心理。
但是，对“目前中日关系是否良好”的提问，日本方面和中国成年组中的大多数人都给以肯定的回答，中国大学生组持肯定和否定者各占一半。
调查结果发表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小的震动。亚洲调查会长、前外相大来佐武郎撰文指出，“首次日中联合进行的印象调查所取得的接近实际的数据，有许多令人认真思考之处，看来日中之间相互理解还非常不够”。他呼吁“今后要进一步交换信息，加强交流，增进了解。”〔1〕笔者想起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夏衍先生在1990年2月学会成立大会上谈到加强日本研究时所说的目前存在的“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人，日本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段话。看来有识之士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共同的。
在纪念中日邦交20周年前夕，1992年4月27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加深日中交流”的社论。社论说日本“当年的中国热已经冷却”，并列举了两组耐人寻味的例子。一组是一家旅游杂志社对1万人的问卷调查，日本人海外旅游首选的城市，依次顺序是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而风景秀丽、花费又少，对日本人最有吸引力的中国旅游名城桂林，仅为第29位。另一个是日本总理府的调查，对中国怀有“亲近感”的日本人，1980年为79％，1986年60％，1989年以后为50％多，1991年为51％，呈逐渐下降趋势，反映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在发生变化。
出现上述情况，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从大的背景方面分析，中日建交之初，两国隔绝的闸门被突然打开，两国人民长期以来渴望交往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且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由于长期阻隔，彼此缺少了解，这种快速发展含有一定的盲目性。目前中日两国在诸多领域都开展了合作，双方交往的扩大和加深，使两国人民既明白了自己也了解了对方，原来的盲目性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两国交往进一步加深的一种必然反映。
就具体问题分析，除突发事件外，自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中国方面说，影响中国人对日本良好印象的因素是中国人感觉到：1.双方在交往中，日方无长远观点，只考虑自己，唯利是图。2.对中国的四化建设日方是口头支持多，实际行动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疑虑，对中国的发展有戒心。3.日本国内一些人对以往曾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的那场侵略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反而欲盖弥彰，并对中国方面的实事求是的宣传加以指责，日本政界中的某些人对此给以支持，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日本方面分析，影响日本人对中国好感的因素有：1.中国处于改革过程中，一些旧的秩序被打破，新规章制度在制定和试行中，使人有“无序”和“不稳”之感。2.中国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因素和社会治安问题。3.大量就读生涌入日本，其中一些人非法滞留，不守规矩，甚至犯罪。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伪装难民”和团伙非法偷渡，多次被日本新闻媒体曝光，严重地玷污了中国人整体的形象。
二、关于对侵略战争的评价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疯狂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造成的惨重灾难，早已是铁证如山的历史定论，是任何人也否认和篡改不了的。正视这段不幸的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然而，日本国内总有些人试图篡改、歪曲这段历史，美化军国主义分子的侵略行径。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相关。
（一）文部省通过修定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
众所周知，1982年中日关系中曾出现过“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提出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写成“扩大殖民地的政策”，把“侵略”改为“侵攻”或“进入”。更有甚者，还把原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国际上的谴责”等表述统统删掉。文部省篡改历史事实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日本国内和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其后我外交部负责人几次约见日方，要求日本政府纠正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的错误，并对日方的种种辩解予以驳斥。在我方的严正批评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表示，虚心倾听中国方面的批评，日本政府负责纠正教科书中的错误。至此，导致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的教科书问题算告一段落。可见责任完全在日方。
事实上，文部省通过审定教科书篡改历史的做法并不是仅仅这一次。早在1957年的教科书审定时，文部省官员在“修改意见”中就提出，“关于太平洋战争，不要过多写日本的坏话”，“把日本过去进行的战争规定为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好的”。根据文部省的“修改意见”，原教科书中有的部分被删除，“帝国主义国家”改成“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侵略”被改成“向各地扩张势力，引起了与中国之间的战争”。〔2〕在1966年审定中学社会科教科书时，删掉了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给亚洲各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损失”的记述，而改写成“也有人认为，战争给亚洲各民族创造了独立的机会”，极力否认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及其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造成的灾难。
（二）内阁成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原名“招魂社”，是为纪念明治维新战争中战死的将士而建，由民间管理的普通神社。本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扩大，日本政府改靖国神社由国家管理，神社管理官由退役的陆军大将担任。人祀神社的战死者要经天皇批准，被公认为“对天皇忠诚的模范”和“为国捐躯的英雄”。每年春秋两季神社都要举行悼念亡灵的“大祭”活动，为鼓励更多的日本国民加入到侵略战争行列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战后，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被取消。目前神社内依然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止日本在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250万官兵的灵牌，其中包括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
战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吉田茂首开先河。但直至60年代末期，首相均以个人名义参拜，而且在时间的选择上极力回避“8.15”这个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以“尊重国民感情”为口实，选定“8.15”为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之日，一改过去的谨慎做法。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内阁走的更远。在日本政府召开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会”结束后，他带领内阁成员赶往靖国神社，并公开声明不是个人参拜，而是“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的正式参拜”。所谓正式参拜，就是首相不再以个人名义，而是以日本最高行政首脑的身份对包括战犯在内的战死者进行“悼念”。这一行动立即受到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和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此后的历届首相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谨慎，但以个人名义在8月15日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者不乏其人。
如果说死者家属8月15日参拜神社，悼念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日本首相和内阁成员去靖国神社正式参拜，代表国家悼念在那场侵略战争中的死亡者，这就直接涉及到对那场战争的评价问题。
（三）政界中的一些人公然为日军侵华罪行翻案
日军侵华期间，侵略者在中国烧杀奸掠，制造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仅南京大屠杀就使30多万中国人丧生。但是，1990年11月10日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对共同社记者发表谈话却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南京）大屠杀”，“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此之前，他还在美国一杂志上说，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了30多万人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3〕
1994年5月3日，羽田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在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公然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把那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他认为日本的行为“目的不是侵略，而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永野的谈话随即受到中国、韩国等国和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批判。8月，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新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
日本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发表上述讲话，公开篡改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辩解，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当今日本社会中的一种思潮。在此之前的中曾根内阁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内阁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和细川内阁防卫厅长官中西启介，也在任职期间公开发表过类似言论。
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永野茂门等人作为当年侵华日军，直接参加了当时的侵略行动，他不仅不对日军的侵略行为表示谢罪和反省，反而否认历史事实，并以当事人的身份公开为侵略行径开脱罪责。这种以政府阁僚和当事人的双重身份否认历史事实的行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广泛的煽动性，特别会对日本青少年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三、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
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目前中日之间存在争端，尚未解决。钓鱼岛是指钓鱼岛群岛，它由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和赤尾屿5个岛屿以及周边若干岛礁组成，其中以钓鱼岛面积为最大。（日本方面称“钓鱼岛”群岛为“尖阁列岛”，称钓鱼岛为“鱼钓岛”，黄尾屿为“久埸岛”，赤尾屿为“大正岛”，南小岛和北小岛则与中国同名。）
（一）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钓鱼岛为台湾的附属岛屿，是我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明朝，该岛就属于中国的防卫区域。16世纪中叶，明朝嘉靖年间的文献中就有关于该岛的记载，当时中国皇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的航行路线也是以该岛为航标的。清光绪19年（1893年），由于在该岛能采集到名贵中草药，慈禧太后发布昭书，将该岛赐与盛宣怀。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被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回归祖国。由于当时美军占领日本，钓鱼岛及其海域实际上被驻扎在冲绳的美军控制。1972年美国将冲绳交还日本，该区域又为日本所控制。1969年5月联合国亚太经济委员会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该区域埋藏有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同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对与大陆架相邻的海底资源拥有并行使主权。11月，台湾方面与美国的戈尔夫石油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开发海底石油的协议。就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委托东海大学对该地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钓鱼岛北部埋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其储藏范围约相当于日本九州岛的面积。1970年6月韩国政府与美国费立普斯石油公司也签署协议，委托美国公司进行开采。1970年8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照会台湾当局：“尖阁列岛为日本领土，国民政府的措施是违反国际法的”。8月下旬，台湾立法院通过《海底石油探采条例》。9月5日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在立法院再次申明，钓鱼岛等5个岛屿为“国府”领土。10月，台外长与日驻台大使坂垣在台北就上述争端进行谈判，双方各持已见，没能达成一致。1970年12月，我国新华社发表声明严正指出，钓鱼岛为中国领土，谴责日韩台企图合作开发台湾周边大陆架海底资源的行径。1971年5月，在美日就归还冲绳达成协议，冲绳尚未归还日本之前，我国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把钓鱼岛纳入冲绳区域内归还日本的企图。同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再一次指出：“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声明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将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的施政权私自让与美国，中国政府已多次声明这是非法的，并谴责了这种行为。可见中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态度也是毫不动摇的，包括台湾当局在内都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二）日本方面的主张
日本国内对钓鱼岛领土归属问题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钓鱼岛为中国领土。持此种观点者以民间学者为多，例如原京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井上清等。另一种观点为政府派，和目前日本政府主张一致，其中也包括一些学者。
那么，日本方面坚持对钓鱼岛拥有主权，其依据何在呢？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资料和学界研究成果，其主要依据可以归纳如下：
1.钓鱼岛为无人岛，是日本人先发现并命名。日本关于钓鱼岛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明治17年（1897年）由松井忠兵卫编纂的英文版《大日本全图》，其中标有和平山、黄尾岛、赤尾岛的位置及名称。明治14年（1881年）内务省地理局编《大日本府县分辖图》，虽然没有标明岛名，但可见日本实施县制后该区域为冲绳县管辖。另有文献记载，明治17年古贺辰四郎曾上岛打鱼和收集鸟类羽毛。明治33年（1900年），冲绳师范学校教谕黑岩上岛考察。由于钓鱼岛位于航路中好辩认，从远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岛尖部分，于是他将该岛取名为“尖阁列岛”。
2.历史上，钓鱼岛既不属于琉球王国也不属于台湾，而是国际法中所说的“无主地”。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日本最早管辖该岛，理应属于日本。明治28年，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在“冲绳下八重山群岛及其称做久场岛、鱼钓岛的无人岛修建航标，并将其编入冲绳县”的决定。翌年，冲绳县知事将其编入八重山群岛。明治35年（1902年），该地的行政区划又被划为石垣岛大滨间切登野城村。
3.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明治28年4月17日签订的《日中下关条约》（即《马关条约》）第二条第二款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中，并没有关于该岛的记载。
4.70年代以前日本管辖钓鱼岛区域时，中国方面从未就此提出异议。70年代在探明该地埋藏油气资源后，中方才提出对该地的领土主权要求。
（三）目前的状况
1972年中日邦交谈判及其发表的联合声明，双方均未触及钓鱼岛问题。1978年中方渔船在该海域捕鱼，遭到日本自卫队的拦截。时值两国准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之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日本外相园田直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将钓鱼岛问题暂时搁置，留给后人解决。
目前，中日双方尚未找到解决这一悬案的办法。中方以历史为据，坚持固有领土；日方以先占为由，主张拥有主权，双方各持已见。
中国方面有人提出，归属问题暂时搁置，双方可以先在大陆架和海底资源方面进行合作开发。这一提案还未得到响应，钓鱼岛及其海域依然在日方控制之下。
四、关于战争赔偿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疯狂对外侵略扩张，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遭受深重的灾难。日本投降后，1951年9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此后，日本开始同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谈判，解决赔偿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灾难最深重的国家。由于当时处于冷战体制，两大阵营对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在美国的旨意下，日本吉田政府无视新中国，而与台湾当局开始了复交谈判。1952年2月16日，以原藏相、曾任台湾柘植株式会社社长河田烈为团长的日本谈判代表团到达台北。日本方面准备了一个“本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关于结束战争状态及重建正常关系的条约草案”。该草案由6条组成，内容非常简单，主要是开展经济合作，包括通商、航海和航空。关于赔偿方面的内容则只字未提。台湾方面坚持不缔结和约便不能进行谈判的立场，因此日本方面的草案没能正式提出，谈判是以台湾方面的草案为基础的。台湾草案引用《旧金山和约》中关于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规定，要求日本以生产、打捞沉船等劳务方式作为弥补“中华民国”遭受的损害。日本方面则坚持，台湾不要固执赔偿观念，只要台湾不提出赔偿要求，日本保证对其提供经济援助。
对此，台湾又提出，只要台湾方面的其它要求能得到满足，可以在赔偿问题上做出让步。于是双方草拟的协议书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日本国政府宣布，对战争中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中华民国以赔偿”；台湾“决定主动放弃赔偿要求”。至此，日本谈判代表团认为台湾在实质问题上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让步，日方目的已经达到。但是日本政府对此仍不满足，要求日本代表团不得妥协，坚持交涉，直至在条文中彻底删掉关于日本有赔偿义务的字句。于是，日方向台湾提出的草案又被改成“中华民国及其国民放弃在战争中由日本国及其国民的行为而造成的一切赔偿”。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前，在美国的压力下，同年4月28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条约中写道，“为了表示对日本国民的宽厚和善意”，台湾方面“主动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力”。日本既未对那场侵略战争表示丝毫的反省和忏悔，又不承担任何补偿灾难的赔偿责任。这是典型的台湾当局屈从美国旨意、违背民心的条约。
在与台湾谈判的同时，日本与韩国也开始了赔偿谈判。但是日韩谈判明显不同于日台谈判。韩国在要求日本承认“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是非法的”，日本在进行赔偿等问题上寸步不让，因此会谈几次破裂。最后在美国政府的调解和压力下，日韩两国才达成妥协。日本承诺向韩提供3亿美元无偿援助、2亿美元有偿援助和3亿美元民间信用。1965年6月两国缔结“基本条约”。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韩，“对两国悠久历史中的不幸时期表示遗憾和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公开对被害国表示反省，这是第一次。
在此期间，日本先后与有关国家就赔偿问题也达成了一致。1954年向缅甸赔偿2亿美元，同其签订了和平条约和经济交流协定，1963年向其无偿提供1.4亿美元和0.4亿美元一般贷款。1956年与菲律宾签署赔偿协定，确认以劳务和物资方式支付菲5.5亿美元，随后两国政府早已签署、但在菲议会未被批准的和平条约始得在议会通过。1958年与印度尼西亚签订赔偿协定与和平条约，向印尼提供劳务和物资约合2.2308亿美元，还承诺为其提供4亿美元的日元贷款。1958年与越南当局签订赔偿协定与和平条约，赔偿0.39亿美元，并答应提供750万美元贷款。据日本方面统计，截止1977年，日本以直接赔偿和提供贷款等方式向11个国家和地区支付总额为15亿美元。
应该特别指出，日本的战争赔偿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美国最初的对日占领政策随之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它极力把日本纳入西方阵营体系，将其培育成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基地和桥头堡。在这种战略指导下，由美国一手操纵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关于日本赔偿的条款，以及此后日本与有关国家和地区达成的赔偿协定，对日本来说是比较宽松的。
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比较曲折，直至1972年9月两国才实现邦交正常化。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视现实、面向未来的博大胸怀。联合声明发表后，中国国内基本上没有关于战争赔偿的议论。80年代末，中日经贸和政治关系一度出现些波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国内陆续出现了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的呼声，一些人士特别是曾经饱尝日本侵略灾难之苦的人士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一些人大代表也试图提出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的议案。
在韩国，虽然韩日两国就赔偿问题已达成一致，但民间要求日本赔偿的呼声一直未断，近几年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1991年8月，旅日韩国妇女金学顺以亲身经历揭露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强制众多朝鲜妇女做“从军慰安妇”，供其军人摧残的暴行，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实际上，被强制做从军慰安妇的除朝鲜妇女外，还有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妇女，人数估计有10万至20万人。日本投降前夕，许多人被杀害，幸存者也隐姓埋名，因此很少有人知道真实情况。同年12月，金学顺及原慰安妇遗族共31人在东京地方法院状告日本政府，要求给以赔偿。韩国40多个妇女团体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事认真调查，公开谢罪，并给生存者以赔偿。日本国内的一些妇女团体和其他组织也积极支持，要求日本政府公开事实真相。起初，日本政府否认有官方参与，强调是一些民间团体所为。但有关方面收集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同时在防卫厅、外务省、大藏省等中央政府机构相继查出了127件有关二战期间慰安所设置、慰安妇募集、管制等文件和日志，证明日本政府曾直接参与了此事。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7月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认与此事有关，表示公开谢罪，并决定给受害者以补偿。
前面曾经提到，中国民间要求日本进行赔偿的呼声是在中日关系出现波折的情况下而出现的。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民众对中日友好、发展两国关系的渴望。毫无疑问，今后如果中日关系出现曲折，民间要求赔偿的呼声将会再次掀起。同时，日本方面对韩国等原从军慰安妇给以补偿一事也将会对中国方面产生影响。要求日本进行民间赔偿，决不仅仅是要求日方对受害者赔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对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再认定，是对日本国内企图歪曲历史者的有力回击。
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双方意见明显分歧，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有的属于认识问题，只要正确对待历史事实和国际公论，并不难解决；有的属于各自国内的具体问题，只要双方沟通信息，增加相互理解，加强管理，妥善协调，也是不难处理的。
以上只是从大的方面对当前中日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做一个粗线条的勾画。诚然，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绝不仅仅是这些因素，此外还有日台关系以及中日经贸合作中的一些问题，等等。在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上述不利因素还会起作用。只要中日两国恪守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的基本原则，求同存异，坦诚相待，不利因素会逐步排除，两国关系是会进一步发展的。
注释：
〔1〕〔日〕《每日新闻》1989年1月30日。
〔2〕〔日〕羽仁悦子、星野安三郎著《教科书的审定》四星社，1982年版。
〔3〕《瞭望》1990年第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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