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派的政治
黄 江
摘 要： 当前学术界依旧盛行着一种对于德国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学理解，这一理路又因为后现代的介入而得到了强化。通过对“浪漫诗”这一早期德国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切入，进而试图厘清浪漫派所处的时代语境及其本身的政治哲学规划，最终落脚在其审美教化这一旨归上。从而以层层递进的三个部分逐步回应“反启蒙理性主义”之“文学的绝对”这种狭隘的浪漫派理解，借此以期勾勒出历来受到忽视的德国浪漫派的政治哲学维度，同时彰显出这一维度在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当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对启蒙现代性的回应与贡献。
关键词： 浪漫主义；启蒙运动；审美现代性；施勒格尔
一、对文艺学中关于德国浪漫派阐释的初步回应
虽然在国际学术界经由弗兰克（Manfred Frank）和拜泽尔（Frederick Beiser）等人的多方努力，一直以来对德国浪漫派的文艺学理解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扭转；但国内至今大抵依旧沿袭早先意识形态化的路径，将其理解为一种反动文学。① 参见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其后无论是自由派诸如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抑或是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将其归结为一种反启蒙式的“中世纪主义”。而当国内学界提及德国浪漫派时，无论受到哪种理路的影响，大抵都持有其为“反动派”这一“前见”。 本文便试图通过阐明早期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些核心问题，从而应对和驳正当前非常盛行的关于早期德国浪漫派的文艺学解释，其中尤以后现代的文艺学视角最为强势。① 自从保罗·德曼（Paul de Man）《浪漫主义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这一接续了法国后现代浪漫派解释传统（尤其是南希与拉巴尔特合著的《文学的绝对》）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在欧美文学领域，后现代范式下的德国浪漫派解释几乎形成了压倒性的态势。我们也许可以善意地认为这是一次通过文艺学的辩护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从意识形态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的努力，但目前来看，这一努力的结果依旧是灾难性的：它在本质上去除了浪漫派的政治哲学维度，抽离了他们所在的启蒙现代性语境，让他们的诸多活动都成了一场早先“未具名”的后现代文艺学预演。但假如这仅仅是一种无辜文人式的单纯辩护也就罢了，实际上，这一看似“非政治”的文艺学浪漫派解释，最终服务的依然是后现代的激进左派传统，也即是将浪漫派解释为一种“反政治”的政治浪漫派（这一借腹怀胎式的技法先前已经在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当中充分展开过了），从而为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政治介入提供一个现代的源发性思想资源。本文意在彰显早期德国浪漫主义历来被忽视的政治哲学因素与这一时期的文艺美学之间的关联。②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作者之所以单独抽出早期浪漫派来考察，并非完全支持或认同传统上对德国浪漫派的三期分化，认为有一种革命性的早期和反动的后期之别，或是所谓文艺学的早期和神学的后期。不如说小施勒格尔作为整个浪漫主义运动始终的核心人物，随着不同时期的“革命战友”一道不断地深化和拓展了他们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和应对。但一方面现如今的争论点大多集中在所谓的“早期浪漫派”之上，另一方面系统考察整个德国浪漫派运动极为复杂的嬗变也绝非一篇文论所能容纳的。
当前学界呈现出一种对浪漫派研究的不断增长的兴趣，这部分源于身处现代性之中的我们对其历史重要性不断增加的认识。第一，早期浪漫派与笛卡尔传统的主要特征——机械自然观、心物二元论、基础主义和自明主体性——相决裂，因此浪漫派代表了一种前当代的反主体哲学冲动。第二，青年浪漫派质疑了启蒙理性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非历史的绝对理性、批评的经典标准和普世价值。第三，在政治领域，他们强调爱与个体的重要性来反对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同时又质疑现代契约论背后的个人主义，试图以一种改良主义来复兴古典社群主义。同时，即便不考虑其被忽视良久的历史重要性，单就当前而言，随着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德国观念论哲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德国观念论传统与浪漫派传统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也亟须得到进一步的探明，更不用说随着先刚主持编译的《谢林作品集》的陆续出版，观念论主将之一的谢林在多大程度上是浪漫派这一经久不衰的争论又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另外，前文所提及的文艺学领域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后现代式的浪漫派理解也为这股思潮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尽管早期浪漫派与当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也必须小心地避免时代错误，尽力克服那种“前人早谓”的思维，代之以努力去真正理解它的历史特性。不论看起来如何的先锋和前卫，早期浪漫派实际上依然是启蒙之子（Kinder der Aufklärung ），在关键方面他们与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释背后所潜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有时候不经意地重现了将早期浪漫派作为针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这一历久弥新的旧式解读。
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如今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理路将浪漫派看作是一场本质上的文艺美学运动，试图借此以一种文体学的方式提出一种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文学的绝对”。然而，如果说浪漫派像席勒一样赋予了美学以首要性的地位，那也是基于政治哲学的原因。当然审美现代性的形成是一件不争的事实，对此本雅明有着相当准确的表述：
浪漫派以降，下述观念才渐渐居主导地位，即艺术作品本身可以在观照中被把握，无关乎它与理论或道德的关系。艺术作品面对艺术的相对自主性，或者毋宁说是它对艺术的纯粹超验的依赖性，成为了浪漫派艺术批评的条件。任务在于，在此意义上证明康德美学是浪漫派艺术批评的本质前提。① 本雅明：《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王炳钧、杨劲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页。
该方案的缺点为：由于地铁车站较宽(地下两层标准站宽约22.5 m)，造成门式桥墩跨度较大，梁高需4 m以上才能满足受力要求，这样导致结构受力不合理，对景观影响也大；车站与高架桥总宽度约43 m，占用地下空间资源较大。
即便不考虑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文学理路还得到了早期浪漫派在德国最重要的研究学者贝勒尔的强调和重申。② 参见Ernst Behler，Ironie und Literarische Moderne ，Schöningh，1997。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审美现代性中的反讽意识最为重要的作品，但在汉语学界却一直未能得到重视，它的前身是英文版的Ernst Behler，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0。在英文版第37-73页当中，贝勒尔将施勒格尔的反讽概念看作在本质上是现代的，并且强调了施勒格尔的诠释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而新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则几乎是一次贝勒尔对德国浪漫主义文艺学理解的全面复兴，考虑到“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一贯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关怀，本书中所谓的浪漫派文学式理解所蕴含的政治指涉不言自明。而其好友弗兰克一如他在谢林问题上的摇摆，在处理浪漫派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也颇为暧昧。虽然在《个体的不可消逝性》中他针对福柯等人的论断，反思了主体、人格和个体问题，但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美学导论》当中，他又不断援引后现代的论断（尤其是德里达）来印证他关于早期浪漫派的看法。
在此笔者只能简要提及早期浪漫派和后现代主义二者间的本质差异，以此厘清我们的视域。第一，早期浪漫派有着柏拉图主义的思想背景，他们相信有单一的普遍理性，在自然和历史中自我呈现的理念。后现代宣称青年浪漫派坚持真理与价值是由个体来抉择的事情，这更多是放大了浪漫派思想当中费希特主观主义的成分。第二，浪漫派对于同一性和整体性的努力与渴望，借此他们要求我们超越现代生活的基本划分（机械论范式下的原子主义社会图景），这也与后现代主义相去甚远。虽然浪漫派意识到了“差异性”，并且的确赞扬了它，但他们也相信我们应致力于将其融入更大的国家、社会与自然整体当中，而后现代主义则宣称这些差异是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 ）而致力于超越它们毫无意义。① 参见李欧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林志明审定，五南出版社，2012年。 第三，浪漫派依然是宗教性的，施勒格尔、诺瓦利斯、谢林和施莱尔马赫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始终自觉地保持并试图在整个后启蒙时代复兴这一态度，这在他们为现代世界召唤一种新的宗教神话和圣经之中显露无疑。② 这方面最卓越的研究参见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李双志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他的后续讲座“浪漫派的流亡之神”（Gott im Exil .，Suhrkamp Verlag，1988）。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态度绝非惯常认为的从理性走向神秘的反动，它背后有着十分隐秘但坚实的理性主义基础，而在过度启蒙的后现代那里，富于理性主义的神秘性早就荡然无存了。
研究样本:某院80例急诊脑出血患者。研究时间:2016年1月-2017年1月。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经某院临床病理诊断并参照《急诊脑出血疾病诊断标准》确诊。分组方式:按照患者疾病类型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40例)。基本资料:对照组患者年龄为21-72岁,年龄均值为(51.1±2.3)岁;观察组患者年龄为22-71岁,年龄均值为(58.2±2.1)岁。两组患者从一般资料方面分析,差异不构成统计学标准(P>0.05)。
二、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
洛夫乔伊在1923年写道，“浪漫主义”是“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的丑闻”。洛夫乔伊认为最好干脆放弃这样一个含糊的概念，因为学者们对它的含义所给出的描述是完全冲突的。一位学者看作是浪漫主义特有的精神实质的事物，另一位则会将其看作是它严格的对立面。洛夫乔伊注意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产生于对相同文本的相对解释，而且也是由于对哪些文本应当在一开始就被算在浪漫派名下缺乏共识。① 参见洛夫乔伊：《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载洛夫乔伊：《观念史论文集》，吴相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这篇文论是针对海姆的浪漫主义研究所发，其后艾希纳试图以晚近发现的施勒格尔文学笔记这项新材料来发展出一套囊括并修正二者主要观点的理论来解决海姆与洛夫乔伊之间的争论。参见Hans Eichner，“Friedrich Schlegel’s Theory of Romantic Poetry，”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Vol.71，1956，pp.1018-1041。另外，韦勒克在《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概念》当中对洛夫乔伊所作的回应，也与艾希纳一道，在厘清问题的同时也遮蔽了浪漫派的其他维度，共同构成了当前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文艺学理解的基础。参见韦勒克：《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概念》，载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王馨钵、杨德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有鉴于此，笔者想循着艾希纳关于浪漫诗的问题开始，来追问青年浪漫派言及浪漫诗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什么？
本文提出一种抗盲检测直扩隐蔽信号设计方法，提出基于数据分级的大信号掩盖技术，给出了波形参数设计方案，并对大信号掩盖下的机密信号解调BER的理论值进行推导.最后仿真验证了所提方案可实现机密信号的抗盲检测.同时在保证机密信号抗盲检测能力的情况下，解调损失可控制在接受范围内.未来工作将分析初始相位、扩频码等参数对信号抗截获的影响.
根据传统的浪漫诗解释，早期浪漫派在本质上是一场反动文艺运动。这种解释最初可以追溯到海涅，他在其1835年的《浪漫派》中主张浪漫派“非中世纪诗情之复兴莫属”，而后又得到了赫特纳和格维努斯的强化。② Hettner，Die romantische Schule in ihren inneren Zusammenhange mit Göthe und Schiller ，Braunschweig，1850，p.37；Gervinus，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 ，Vol.5，Leipzig，1844，pp.589-599.而在当代，文学理路的局限和狭隘在德曼的作品中显露无疑，他将浪漫派文学的文体特征作为它的普遍世界观之明证。例如，他认为，“主客体间的辩证关系不再是浪漫派思想的核心表述”是因为“这一辩证法完全存在于一个寓意符号系统内部暂时的联系之中”。③ Paul de Man，“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in Blindness and Insigh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208.这篇作品是德曼的代表作，集中论述了后现代哲人对诸多问题的看法，对欧美文艺学界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德曼关于浪漫派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大部分说法都过于含糊且脱离语境，他对于浪漫主义的有机整体论理路的批判是以忽视它的自然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为代价的。同时他也没能看到浪漫派投身反讽而抛弃辩证法的努力背后深层的哲学意涵。
这种标准解释主张青年浪漫派的核心目的是去创造一个新的浪漫派文学和文艺批评，用以反对先前的新古典主义。施勒格尔写于1795年至1797年之间的早期著作中的证据可以来支持这种解释，这是他早期新古典主义阶段的粗略时期。那时施勒格尔用诗这个术语主要指代诗歌，尤其是各种形式的韵文，诸如抒情诗、史诗和讽咏。关键的问题是，当施勒格尔在1797年放弃了他的新古典主义并发展出他的浪漫诗概念时，他是否继续以这个意义来使用诗（Poesie ）这个术语。标准解释背后所默认的假设是当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著名的116号写下他的浪漫诗宣言这一早期浪漫派定义的经典章节时，他保留了他早期关于诗的文学概念。① 具体的论争细节可以参见Frederick C.Beiser，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1。拜泽尔十分详尽地考察了施勒格尔早期笔记中对这一概念运用当中的思想发展，发现所有体现在施勒格尔1797年笔记当中的思想发展，最终都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里变得十分明确与自觉，尤其是在他1800年的《谈诗》当中，在其中施勒格尔非常明确地得出结论说浪漫（das romantische ）不能根据某些文学类型来描述，而坚称其必须根据它普遍的美学品质来阐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施勒格尔通过确立了伴随着自然的生产力臻于人类的创造力的诗学，从而有意地打破了诗的文学狭义。② 参见Beiser，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pp.12-15。施勒格尔表示诗内在于每一个人之中，并且它还是他们“最独特的本质”（eigenstes Wesen ）和“最内在的力量”（innerstes Kraft ），甚至是“人性中无形的原力”（die unsichtbaren Urkraft der Menschheit ）。
然而，浪漫派也意识到了彻底批判的危险。在18世纪末，彻底批判所带来的一系列最麻烦的后果日益明显，现代人已经失却了他的社群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尽管浪漫派坚持了个人主义的价值，但他们也同样强调了参与和认同社群的价值。他们认为，人类在本质上是社会动物，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实现他们所特有的人性的力量，但彻底批判似乎损害了在社群当中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通过将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形式都置于批判之下，个体开始将它们作为一种非理性权威的外在形式，犹如一种对个体自律的威胁。如果个体不应当接受未经理性批判和实践检验的信念或法则，那么，看起来似乎有多少特殊的个体就能有多少个别权威的来源，这会直接导致无政府主义。借此似乎启蒙最基本的两个理想（批判与教化）相互抵触，启蒙运动的教化方案背后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它对彻底批判的承诺互相龃龉，而这二者间的张力在此还看不到丝毫的和解。至此浪漫派在18世纪末所面对的普遍问题应当显而易见了：如何可能去调和启蒙运动的教化理想与它对彻底批判的需求？
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青年浪漫派赋予浪漫诗如此宽泛的含义，显然他们的美学革命要比标准的文学解释所能梦想到的任何事物都要远大和激进得多。与其说青年浪漫派渴望用一种新的浪漫派文学来替代新古典主义，毋宁说他们想要浪漫化所有的艺术和科学，以至于也将会有浪漫派绘画、浪漫派雕塑和浪漫派音乐，并且会有一种如同浪漫派艺术般的浪漫派科学。那时所有这些艺术和科学都将被综合进一件艺术作品当中，它将不啻为一种新的现代神话，它的终极目标是去浪漫化世界本身，以便个体、社会和国家可以成为艺术作品。
在施勒格尔的早期的笔记中，他非常明确地呼吁回归古代世界中生活与艺术的统一。有些写于1797年的断片颇为值得注意，在其中施勒格尔宣告了他所谓的“浪漫的律令”（der romantische Imperativ ），这是一个对康德绝对律令明显的戏仿。这个浪漫的律令要求所有的自然与科学都应当成为艺术，而艺术也应当成为自然与科学。此外，它要求诗应当是社会的，而社会应当是诗意的，并且诗应当是道德的，而道德应当是诗意的。在诗与生活之间应当有一份契约，如施勒格尔后来所言，以至于诗变得生动而生活变得诗意。所有这些要求皆来自于施勒格尔在别处所谓的“天赋律令”：要求我们克服现代生活的划分并恢复统一性于教化（Bildung）。① 参见Beiser，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p.19。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藩篱的雄心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116号中十分明确地被构思出来：浪漫诗的目的是“使诗变得生气盎然，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意”，浪漫诗包含了诗意的一切，以至于它不仅包括了“艺术的宏伟体系”，甚至也包括了“富于创造性的孩童在质朴的歌谣中发出的叹息的亲吻”。
如同施勒格尔，诺瓦利斯也有一个激进的美学理想。浪漫化世界便是使之恢复它在现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丧失了的意蕴、魔幻与神秘。诺瓦利斯十分明确地定义了浪漫化某物对他意味着什么：“当我赋予老生常谈以深意，陈词滥调以微明，已知事物以未知的庄严，有限之物以无限的幻象时，我便浪漫化了它。”② 诺瓦利斯：《新断片》86号，载《诺瓦利斯作品选集》，林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2页。 以这种方式来浪漫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届时将会成为一个美的整体，在其中凡事各得其所独具一格。每一段相识、每一次事件之于彻底灵性的人，都将会是一部无尽小说的开始。而在他的《信与爱》当中，他更是进一步把这一理性拓展至整个国家，也即“诗意国度”。一旦我们恢复了这样一种整体论的视角和维度，我们便能非常清晰地把握到那句历来被认为极度费解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116号开头：“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
三、浪漫化世界的努力
对于校内各学生组织的新媒体，要提高队伍的专业性，只能靠定期的培训。不管是各新媒体的指导老师还是从事大量新媒体日常运行具体工作的学生，都可以实行培训准入制度。安排一些新媒体相关课程、讲座等的学习，通过考试等方式评价他们对新媒体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在现如今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和科技环境下，这种培训绝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定期培训，不断更新。
在总之完成并超越了启蒙运动和18 世纪而且奠定了19世纪的思想模式的那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中……浪漫派或可说是最能反映该运动的特征、最有代表性和将其特性表现得最生动的形式。在针对启蒙运动提出的所有抗议中，要它退场的意图可能从未表白得这样清楚，几乎是讽刺画般的清楚，如像在这种最愤怒和最彻底的抗议中。而刚刚开始的19 世纪的人之秘密，他的力量和他的弱点、他的伟大和他的可疑之秘密也从未表白得这样清楚，几乎是讽刺画般的清楚，恰如在那场奠定新基础的大风暴的这个局部现象中，而浪漫派这个现象本身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又如此迅速地被结束和埋葬了——浪漫派曾经以为自己能够以怒气和讽刺结束和埋葬启蒙运动，但它本身却被更大的怒气和讽刺结束和埋葬了。① 巴特：《论诺瓦利斯》，载诺瓦利斯：《大革命与诗化小说》，林克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
的确，关于德国浪漫主义最常见的一个观点认为它是一次针对启蒙运动的反叛，致力于守护情感的权利以反对理性的霸权。但实际上，对情感权利的守护是一场在他们之前的战斗，由18世纪中叶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 ）或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 ）运动进行了十多年。这是一场由哈曼与赫尔德所领导的战役，并由青年席勒和歌德所推广。到18世纪末早期浪漫派兴起时，这些狂飙突进者们已经发表完他们的见解，歌德已经重新转向古典主义，并且似乎有必要通过再次恢复伦理学和美学中理性的限制角色来缓和他们激烈的主张。
先前关于浪漫派的意识形态研究共同给出了关于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决裂的三个认知。第一，浪漫派批判了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代之以提倡一种社群理想，在其中个体服从于团体。启蒙思想家倾向于将社会和国家仅看作是保障个体幸福和权利的工具，而浪漫派则坚称公共生活本身就是目的。第二，浪漫派试图用审美主义来代替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有别于启蒙运动将理性作为最高权威，真理的最终标准，浪漫派将这样的权威赋予了直观和艺术感受力，因此浪漫主义经常被指控为“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第三，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派意识形态，背弃了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诸如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总之，这些研究认为，浪漫主义的社群主义、反理性主义和保守主义对立于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概括预设了一个对于启蒙运动和早期浪漫派太过还原主义的观点，仿佛前者完全等同于法国启蒙哲人的唯物主义和政治宣言，后者无异于柏林旧式启蒙思想家的专制主义和自然神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看到这些批判忽视了启蒙运动的两个根本规划：1.发展独立思考的自决权力，即独立于外部权威而发展个人的力量与个性；2.强调教育和启蒙的价值，致力于克服偏见、迷信和无知。在这两个根本性规划的参照下，无疑青年浪漫派仍然忠实于启蒙运动。尽管浪漫派严厉地批判了启蒙运动，但至少始终支持它的根本原则：彻底批判，或个体独立思考的权力，以及教化，或是对公众的教育。他们的目标是在18世纪末捍卫这两者，那时启蒙运动面临着一场非常严峻的危机，其中最为重大的恰恰是启蒙运动内在的根本性张力，即彻底批判似乎危害了它的教化理想。彻底批判似乎终究会如雅可比所言陷于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教化理想则预设了一种对于某些确定原则的保证。
在上文所表明的这个语境当中，我们必须来重新理解浪漫派的中世纪主义。这一中世纪主义曾被解释为一种本质上的消极情绪和反动学说，在此意义上最富影响力的误读无疑是施米特对浪漫派政治学的“机缘论”判断，在《政治的浪漫派》再版前言中他说道：“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subjektivierter Occasionalismus ）。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① 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力、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更进一步的具体解释可见同书第107-136页，“浪漫派的机缘论结构”。 实际上，在耶拿浪漫派的原初灵感当中，浪漫派的主要目标是试图找到一些对抗极权主义和集权化的壁垒。② 在这个方面，浪漫派的中世纪主义实际上源自于启蒙运动，因此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对它的反动。论及启蒙运动和浪漫派之于中世纪主义的连续性，参见Werner Krauss，“Franzöische Aufklärung und deutsche Romantik，”in 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 ，Klaus Peter ed.，Meisenheim，1980，pp.168-179。
《条例》出台前，江苏省湖泊实行的是多区域、分部门的松散管理模式，湖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缺乏统一的湖泊流域水资源决策和管理机制。2008年江苏省水利厅印发了《关于增加省属工程管理单位相应职责的通知》，赋予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等厅直属单位协助做好相关省管湖泊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的职能。同年，省水利厅下发《关于加强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各有关市水利局和省属有关管理处要充分认识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的重要性，组建湖泊管理机构，加强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至2011年，省管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果施勒格尔对诗的运用在如今看起来怪诞不经，那只是因为我们有限的现代诗学视域。考虑到他的古希腊视域，诗学（poietikós ）的原意属于制作或创造某物，这个含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中具有一个核心地位，而浪漫派那一代人背后所矗立着的柏拉图父执使得这一点变得更为清晰。早至1797年，施勒格尔就已经将浪漫的概念引申至所有的艺术与科学，并且开始就自然本身来谈论诗。他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中所陈述的仅仅是一段长期思想发展的最终结论。基于这个语境来看，当施勒格尔在《〈雅典娜神殿〉断片集》116号中论及浪漫诗时，他指的不仅是文学作品，而是谈论创造性的活动，通过这个过程某物得以产生，即任何浪漫派作品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生成”，它从未完成，其毁灭自身只是为了永恒地自我创新。而创造性活动并不只是一种特定的文学创作类型，考虑到某些他归诸浪漫诗的首要特征：甚至在创作某物时它也从未失去自我批判的能力；它完全在它的对象中失去自我，却仍然拥有从它和它自己的活动中抽离的能力；它看到了限制的必要性，但却只承认那些它自我施加的限制；它从未完结是因为它特有的本质在于它的“生成”，诸如此类。显然这样的属性也适用于雕塑家、画家、音乐家或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并无理由将它们限制于文学。① 遗憾的是，拉巴尔特和南希在《文学的绝对》（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3页）中却依旧固执地认定：“文学的属性，如果人们胆敢这样说的话，文学的生成性本身被当作一部永远前所未有的大写的作品来把握和生产，这就是文学的绝对，这也是文学的独立……”这一坚定的审美自律态度暴露了他们的偏见，充分说明了后现代主义者们如此习惯于将自己习得的“审美现代性”视域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并借此去削足适履地衡量和评判历史上的诸多问题。
至此早期浪漫派的整体论便成了它对于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然而对于早期浪漫派的这一特征描述却受到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们的猛烈批评，其根据是浪漫派的叙述致力于“非闭合、不完备、不融贯、反讽和断片”。① 参见Paul de Man，“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pp.187-228；Alice Kuzniar，Delayed Endings ：Nonclosure in Novalis and Hölderli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7，pp.1-71。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们明确地拒绝了关于早期浪漫派的整体论解释，声称其忽视了它的反体系性、反基础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成分。联系先前对于浪漫诗问题的探讨，这种左派批评在本文看来只是一例失败的关于早期浪漫派的文学理解。它注重浪漫派的“论述”和“修辞”而刻意忽视了它的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而在这些领域里浪漫派的整体论理想和有机自然观昭然可见。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浪漫派写作中“非闭合”的坚持最终是基于对体系化的精神和体系的精神二者之间的一个简单混淆。浪漫派反对体系的精神是因为体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但他们依然坚定地认可体系化的精神，这是因为一个完备的体系即便不可企及，它也是一个必要的范导性的理性理想。① 参见Beiser，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 ，p.34。这一区分最早是由孔狄亚克（Condillac）所作出的。
如图3A所示，5 ℃贮藏商品鳞茎的IAA含量变化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规律：120th d时上升到一个较高点，30th d时下降，至60th d时达到最高点。此外，外层鳞叶IAA的含量在贮藏20 d以后的各个时期均比内层鳞叶的含量稍高。而25 ℃贮藏商品鳞茎的IAA含量整个储藏期间持续缓慢上升但60th d时，均低于5 ℃贮藏条件下。如图3B所示，试管鳞茎的IAA含量变化和商品鳞茎类似。
在早期浪漫派的教化理想当中还有一个新颖之处，将其与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区别开来：现代公民社会的兴起。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所处的年代，现代公民社会还只是一项启蒙哲人们普遍致力于的规划（Entwürfe ），而浪漫派们所处的世纪之交，公民社会已经成型，现代性已经开始逐步展开，浪漫派这一代人的任务变成了要去复兴和重申古典的教化理想，以此来对抗现代公民社会的某些发展趋势：原子论、异化和失范。浪漫派所执着与渴望的目的本身也是整体论的：个体在他的世界里再次感到宾至如归，他将再次觉得自己是社会和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他将在更高的意义上回到人类的童年。
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以来，行家对我批评最多的就是叙述陈旧，太实，我也认可，并且特别惶惑。实就是老实，呆板，死心眼，跟愚蠢没区别。看别人的小说，那么空灵，才气横溢，真是又嫉妒又绝望。这也是我当时借口公务缠身从写小说的圈子逃出的原因之一。再回来，是因为发现别处比此处更难待，无路可走，仍只有重操旧业。因为先天不足，又懒于学习，技艺自不会长进。再写，还不过是老一套。自然就担心能否被接受。
沈从文自视甚高，很少激赏人。如此推崇周作人，是因为他与周作人都坚持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更是因为周作人为人宽容、谦和，在平淡中至情尽礼、超然淡泊、节制内敛、与世无争，被崇拜陶渊明的京派诸人，包括沈从文，认为是“活着的陶渊明”。
具体而言，浪漫派的政治理想更多的是一种混合政体，一个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综合。③ 参见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81号，214号，369号；诺瓦利斯：《基督教和欧罗巴》，载诺瓦利斯：《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林克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98-218页。 他们的有机国家意味着一个高度分化的结构，其核心方面是它的多元主义，即存在于政体中的不仅有不同级别的政府，也有独立于中央控制的自治团体。浪漫派是产权、地方议会与行会的拥护者，通过有机国家的社团主义或多元结构，浪漫派相信他们能够打破现代性的政治怪圈，即社群生活和个人自由的悖谬。有机国家将会提供一种人性化的社群，因为它的自治团体将会确保人们对政治事务的参与并提供一个社会归属的中心。同时，它也会确保个人的自由，因为这些团体不仅是大众参与的通道，也是对抗中央政权的壁垒。
青年浪漫派同时忠诚于启蒙运动的这两项规划，对于反讽的喜爱是他们献身于彻底批判的一种表现，因为反讽要求通过无情的自我批判从而超越一切个人的信念和偏见。另外，青年浪漫派对于批判的态度尤为表现在他们对于泛神论争议的反应上，在18世纪末的德国，对于任何忠于理性的人，这都是一场真正严峻的考验。① 参见施特劳斯：《门德尔松与莱辛》，卢白羽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31-212页。 在这场始于1786年的争论当中，雅可比认为，一以贯之的理性主义必定会以斯宾诺莎主义的无神论和宿命论而告终，而拯救一个人的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唯一方法便是通过致命的一跃（salto mortale ）。然而，青年浪漫派批判了雅可比所推崇的惊险一跃。在他们看来，雅可比的重大失误在于当他看到理性威胁到他所珍视的信仰时便背弃了理性。
清朝沿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684年之前都禁止海外贸易。1684年，清政府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镇江)四处为对外通商口岸，并引用已有的内陆口岸的规定管理海关。1757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撤销其他口岸，限定广州一口通商，直到鸦片战争，一直实行单口贸易政策。关税税率大体为进口税率是16%，出口税率4%④。进出口关税税率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政府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初衷。但由于进出口规模有限、海关行政效率低下及贪污腐败盛行，关税对整个财政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
浪漫派试图调和古典的整体论理想与现代的个体价值，这在他们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核心是他们的社群理想。在根本上，这个理想可以追溯到古典而非基督教的源头，其本质上是一次对古典城邦理想的复兴，以反对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个人主义。对中世纪社群理想的喜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首先出现于诺瓦利斯的《基督教或欧罗巴》当中。浪漫派社群理想的先声是席勒的《美育书简》，代表作品为诺瓦利斯的《信与爱》，施勒格尔的《先验哲学讲稿》，施莱尔马赫的《独白》和《论宗教》。② 参见Beiser，The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German Ro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浪漫派社群理想背后的支配性隐喻是诗意的有机国家概念，这个看似含混的概念要与它的反面，即启蒙运动的“机械”国家相对照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理解。机械国家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机械国家是从上级和外部受到引导，它的动力并不来自于它本身，即个体公民；第二，机械国家是根据一幅抽象的蓝图，一个自上而下加诸它的设计而被缔造出来的。有机国家与机械国家在这两点上形成了鲜明对照：第一，有机国家是由“自在自为”的各部分所构成的，它的生命来自于自由民和自治团体的积极参与；第二，有机国家会随着时间而进化并适应于具体的语境，它的结构不是某些人为宪章自上而下强加的结果，而是自发地来自于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卡尔·巴特关于德国浪漫派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表述：
四、美育之为教化
一旦我们初步理解了浪漫派背后的政治哲学维度，通常被人们所认定的早期德国浪漫主义赋予艺术以优先性这点就必须得到重新的审视。为了避免某些非常普遍的误解，尤其是对审美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混淆，首要的是去审视浪漫派在何种意义上赋予美学以优先性。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浪漫派对美的偏爱超过了善和真，仿佛他们会选用美学价值来替代道德和政治价值。既然浪漫派用政治哲学的术语来定义美，那对他们而言这些价值就无法真正被独立和分割开来。反之，浪漫派对诗意国家的描述使得美学反倒是次要和派生的：美是和谐的个体与有机国家的外显或表现。浪漫派对美的重视恰恰是因为它的道德和政治维度，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波德莱尔或王尔德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来混淆浪漫派的审美主义。浪漫派将优先性赋予美只是在他们把美作为真和善的认识根据（ratio cognoscendi ）的意义上；他们并不认为它是善和真的存在根据（ratio essendi ）。
尽管如此，问题依旧在于早期浪漫派的政治哲学维度是如何与它对于艺术自律的信念相协调的？众所周知，青年浪漫派是康德的审美自律学说的追随者，根据这一学说，美学品质具有独立于道德准则和身体欲望的价值。因而他们强烈地拒斥功利主义美学，即使艺术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的目的。但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坚持伦理学和政治学之于青年浪漫派的优先性呢？这似乎违背了他们对于艺术自律的信念。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一件艺术品只有依靠其为纯艺术（l ’art pour l ’art ）的自律美德，它才能表现出最高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自由。一件艺术作品象征着自由正是因为它是自律的，或正是因为它并非其他外在目的之手段。青年浪漫派的审美主义处在这样一个改良主义的语境中：他们赋予艺术这样大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他们视其为教化的首要工具，使其借此成为了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关键。如果人们将要为共和国崇高的道德理想作准备，那么唯一的途径便是要通过一种美育，这将会是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先锋。那么，对此便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即浪漫派坚持艺术的自律非但不是不顾及，反倒正是基于他们的道德和政治目的，而这个悖论在席勒那里已经很明显了。① 席勒在《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中坚持了审美愉悦自成一类（sui generis ）的品质，并且批判了那些将艺术从属于道德和政治目的的人。然而他也强调了审美愉悦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对艺术的更高要求。审美愉悦包含在对我们才能的自由使用当中，而这种自由产生于并代表了更深的道德目的。恰恰是依靠这种愉悦的美德，我们才发现了自由的真谛以及人性的提高是它本身的目的。
席勒对这个矛盾的解答隐含在他关于美的定义当中，即美的本质包含在自由的显现里；而一件艺术作品具有道德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代表了自由，根据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说法，这是道德的特定基础。为了象征自由，一件艺术作品必须拥有它自己的完整性和自律，即独立于外部目的之自由。青年浪漫派赞同席勒对于政治问题的分析：教化是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决条件，是一个持久共和宪政唯一坚实的基础。他们接受了席勒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美育应当是教化的核心。依据席勒，正是且只有艺术才能统一分裂的人性力量，为之提供一个美德的模范，并鼓舞人们去行动。在《德国唯心主义最早的系统纲领》当中，它宣称诗歌应再次成为它一度在文明破晓时之物：人性的教师。
接着当我们将浪漫派的美学理想置于完整自然哲学语境之内，便能充分理解浪漫派为何致力于缔造艺术的形而上学地位。考虑到有机体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近似，当自然本身成为一件广阔的艺术作品时，按理说艺术家也将会拥有洞悉它的特权。而浪漫派的有机国家也继而在此意义上同样成为“存在巨链”上与之密切攸关的一环。结合早先我们论证过的浪漫派美学背后的政治哲学维度，最终浪漫派的美学便借此成为其自然哲学的顶点，而据说是由浪漫派所开启的审美现代性，如此看来似乎就是一个买椟还珠的结果。实际上，浪漫派试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就在于他们以美育作为臻于至善的手段。
在1799年，早期浪漫派圈子的领袖小施勒格尔明确陈述了他的至善（summum bonum）观，即生活中的最高价值：“至善和精一便是教化。”① 弗·施勒格尔：《断想集》37号；对比65号：“只有通过教化，真正的人才会富于人性。”（拉巴尔特、南希：《文学的绝对》，第167、170页） 早期浪漫派关于至善的立场十分明确而直接。除了施勒格尔，在《花粉》当中，诺瓦利斯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我们肩负着一项使命：我们为了人间的教化而受到召唤。”② 诺瓦利斯：《花粉》32号，载《诺瓦利斯作品选集》，第185页。
一方面，浪漫派的教化理想中有着显著的整体论特质。它强调所有我们特有的人类力量的发展，拒斥任何片面性，而所有这些力量都应当被塑造成为一个完整、和谐且平衡的整体。另一方面，浪漫派的教化理想也是个体性的，即教化也应当存在于我们与众不同的个体力量的发展之中，这种力量为我们每个人所独有。浪漫派强调每一个体都必须以他自己独特的个人方式来认识他的人性力量，而对我们所有人性力量的各自充分发展，又都将会在有机国家的审美教化当中无限趋近那一整体论意义上的至善。
在这一至高点上，通过重申古典的新柏拉图主义等式，即善的便是美的，早期浪漫派便以美学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教化理想。发展一个人所有人类共同的和个体差异的力量，将它们塑造成单一的整体，便是去创造一件艺术作品。因此，施勒格尔、蒂克和诺瓦利斯喜欢说个体应将他的生活塑造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美好的整体。如果我们将教化描述为美育，那么，我们对于浪漫派的理想便接近了一个更为准确的说法。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席勒在其著名的1795年《审美教育书信集》中提出来的，浪漫派遵循了席勒，将艺术视为人类教育的主要手段，并将艺术家看作是人性的特定典范。艺术对于席勒和浪漫派变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视其为化解现代性危机所仅有的手段。他们认为，虽然哲学不能激发行动而宗教无法说服理性，但艺术却有能力鼓舞我们根据理性来行动，他们推进了康德试图以判断力来弥合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思路。浪漫派最终寻求用艺术来替代传统宗教的角色，以此作为道德的动机和刺激物，进而发展出了一种关于现代神话、新式圣经和重建教会的理念，在艺术哲学中呼唤将来之神的再临，而今艺术家将要接管牧师的古代职能。早期浪漫派的乌托邦理想因而是一个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艺术品，这个美学整体将会是一个教化机构（Bildungsanstalt ），在这个有机的社会当中，人们将会通过他们的个性和理念间的自由交往来互相教育。浪漫派相信，若生活是一场宏大的沙龙，一次人人参与其中的长期学习，那么，国家与社会将真正地成为一件艺术作品，而此生将会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美好的”。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初步阐明，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在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早期浪漫派延续甚至激进化了启蒙运动的遗产。浪漫派最为人称道的反讽和断片肇始于通过不懈地争取一种结合了不可企及的自我批判意识的体系，从而试图跨越这一悖论。后现代主义学者们则往往只将其当作浪漫派的文学风格，从中得出了大量概括性的结论。后现代主义者们总是着眼于为何浪漫派认为我们无法拥有一个体系，但他们往往低估了浪漫派为之永恒奋斗的渴望。① 参见Paul de Man，“The Rhetoric of Temporality，”pp.187-229。德曼坚称施勒格尔将反讽看作“导致没有合题的无尽过程”，并且批评斯从狄（Peter Szondi）将反讽看作是朝向恢复统一的行为。（参见pp.219-229）可以说德曼在反讽不允许最终合题或有机整体上是正确的，但那并不意味着，如他所暗示的那样，反讽是反体系的。缺少一个终点并不蕴含着缺乏一个目的。整体和系统性依然是一个范导性的理想，一个即便我们不能达到也应力图趋近的理想。将这一抽离了政治哲学的纯粹文艺学态度蔓延至整个浪漫主义的文本研究，首推拉巴尔特、南希的《文学的绝对》，在其中，断片中反讽的无尽过程是一场“绝对的文学运作”（拉巴尔特、南希：《文学的绝对》，第12页）。
在生长发育中胎儿会受到环境因素、物理因素、病毒感染、药物等外界因素以及遗传缺陷感染，出现器官发育异常，病情较轻时会致胎儿畸形，严重时可致胎儿死亡。临床常以二维超声对胎儿情况进行检查，能对胎儿胸腹围、头围、双顶径、股骨长径等数值进行测量，并能清晰显示胎儿外形和内脏结构，便于对胎儿生长发育情况作出准确评估，确定孕龄，能对胎儿结构是否畸形进行观察，了解子宫是否发生病变以及胎盘、脐带、羊水量等功能状况，能全面诊断胎儿状态[6-8]。但二维超声检查图形无法将器官的整体结构立体呈现出来，只能对其某一切面进行显示，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9]。
当然，刨去其核心内涵上的本质追求，浪漫派的文体和纠结也的确蕴含了一种突破主体主义的后现代式展望，更不用说他们实质性地促成了审美现代性中的文艺自律。然而，早期浪漫派的政治哲学在价值上的优先性意味着一种被忽视的向度：他们将至善定义为人类的自我实现、人性的发展，同时他们坚称这一理想只有在社会和国家之中才是可实现的。经由“教化”臻于“至善”在浪漫派的整体议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它的美学、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背后的终极目的。
作者简介： 黄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复旦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和创新团队项目“西方近代哲学与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郭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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