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为文学盛世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万历论文,盛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后期”、“晚明”、“明末”等等，是人们谈论明代历史和文化时经常使用的几个概念。关于它们所指时段的起点，各人意见不一，但说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个朝代在它们所指涉的范围之内，一般没有异议。这四个朝代共70年左右，其中万历一朝长达48年，毫无疑问是所谓“晚明”的主体。本文认为，整个晚明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活动最为繁盛、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之一。因为万历一朝是整个晚明的主体，晚明的文学活动相对集中于万历年间，因此万历年间可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可与人们经常提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另外几个黄金时期如建安年间、元嘉年间、开元、天宝年间、元和年间、元祐年间等媲美。①我们在书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时，应明确这一概念，在观察眼光、分析角度、评价标准等方面做出应有的调整。
一 称万历为文学盛世的理由
虽然我们探讨的是万历年间是否能称为文学的盛世，但我们还是不得不首先讨论一下关于万历一朝的整体评价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过去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万历年间确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上对万历一朝的总体评价不高，或者说很低。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偏见。
首先，在政治上，现在人们提到万历朝，马上想起的就是清人所修的《明史》等文献中所描绘的皇帝长期不上朝理政、朝廷党争激烈、官员多缺员也不及时补充、矿监税使四出的图景。这些基本上都是事实，但《明史》等文献的描述有夸大之嫌。如万历皇帝实际上一直保持与主要大臣的沟通，矿监税使专门针对商业和矿业，波及的范围也有限。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价这些历史现象。如根据传统的君权专制政治观念，则这一系列现象固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如果从政治制度演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万历皇帝不按规定上朝理政，使皇权相对弱化、虚化，对新的政治要素的兴起、新的思想观念的萌生、新的政治运作模式的滥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朝廷中的各种政治势力可以展开博弈，官员可以自由辞职，东林党的民间议政得以兴盛起来，民间舆论力量可以影响朝政走向和政治人物的进退，人们可以公开议论和尖锐批评朝廷和皇帝，社会的政治自由度、思想自由度大大增加。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权力高度集中，而且是愈来愈集中。万历一朝开始出现逆向的变化，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是值得肯定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动向。相比之下，进入清朝以后，皇权得到极大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从当时来看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从长远看，则属于一种落后倒退。
万历朝的党争确实比较激烈。但官员结党相争是政治生活中的必然现象。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包括所谓盛世如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元和年间、北宋元祐年间等的各个朝代，党争何尝不激烈?值得注意的是，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党争，已经显示出不同于以前党争的某些特点。各个党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区的利益，而西方近代以来的党派主要就起源于代表地区、行业、阶层的组织。不是说万历年间的政治党派具有了西方近代以来政党的性质，但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说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党争已具有某些近代政党的雏形，也许并不为过。
总之，万历年间的君主怠政、朝廷党争这类历史现象，具有双重性质。从传统政治观念来看，是朝廷腐朽的表现。而从政治制度演化的角度看，又具有积极意义。政治制度的演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旧制度的腐朽，往往是新制度萌芽的前提条件。
从经济方面来看，万历年间可能是明代以至到那时为止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万历前期张居正当政，实行一系列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当时朝廷的财政盈余空前绝后。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将所有税收、徭役折银征收，大大刺激了商品交换，提高了产品的边际效应；又从而大大促进了行业分工，提高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进而又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市民队伍的扩大，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连锁性变化。
因为社会财富大大增加，无论是地主官员，还是普通市民农民，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人们在衣、食、住、行、娱乐等方面，都打破原有的禁忌，争相追求奢华。人们的消费和享乐的欲望被充分激发出来，每个人都拼命追求财富，追求享乐。可以说这是一个人欲横流、充满活力的时代。在当时的地方志、文人别集等文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这方面的记载，小说戏曲作品更给我们展现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但这些记载和描述一般都站在传统小农经济的立场，秉持“自给自足”、“节俭”等传统观念，对这些现象给予了负面评价。当时人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可以理解，现在我们仍用这种眼光看问题就未免迂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使人们过上富裕、充实、自由、快乐的生活吗?人类难道要永远停留在那种“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粗衣恶食的状态吗?生产力水平提升，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追求更富裕舒适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好呢?
从军事上看，万历前期国防相当稳固。从明初以来，蒙古一直是明王朝的主要敌人。张居正等当政期间，对蒙古恩威并用，使它不再构成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万历中期有所谓“三大征”，其中援朝征倭和平杨应龙的战争规模都很大，明朝都取得了胜利。直至万历四十六年明王朝在与满洲军队的萨尔浒大战中战败之前，明王朝的军事力量都是相当强大的。
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自由、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儒学内部，阳明心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坚持程朱学说的东林党等也势头甚盛，狂禅思想又异军突起，西方的天主教也开始在中国各地传播。全社会流行讲学，探讨学术的风气非常浓厚，学术环境相当宽松。李贽被朝廷指为异端邪说，但这并不能阻止许多文人学子、包括许多在职和退职的官员如耿定理、焦竑、刘东星、马经纶等信奉他的学说。当时一些思想家和学者标新立异的勇气和风采，令后世敬仰。
总之，万历一朝的社会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具有不同的历史观念和眼光，就会对它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我们过去对它的观察和评价，实际上受到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历史观念、政治观念、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我们现在有必要转变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把万历一朝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放在中西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比较中，对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我们不能否认这一时期政治的黑暗腐败，社会伦理道德的堕落等等。但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时期繁荣富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蕴含新的社会质素的一面。借用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话说，“那是最好的岁月，那是最坏的岁月”③。它的坏也就是它的好，它的好也就是它的坏。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状况和性质作出完整准确的评价。我们也许可以说，就整体而论，万历一朝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我们不能因为它有腐败堕落的一面，它之后不久明王朝就倾覆了，而否定它是一个盛世。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所谓盛世，莫过于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当时也确实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但它照样包含着腐败和堕落。既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杜甫《忆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一面，也有玄宗的荒嬉、李林甫、杨国忠的擅权腐败的一面，而且不久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的情况也差不多，基本上是盛世之后不久就是衰世，甚至在盛世的末尾衰世就已经开始了。放眼世界，似乎也莫不皆然，例如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波旁王朝的强盛达到高峰，不久后波旁王朝就陷入衰败。盛极必衰似乎是人类社会无法逃脱的宿命。
如果说称万历一朝整体上是中国古代的盛世之一，可能会遇到较多质疑的话，那么确认万历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盛世之一，则有更充分的理由获得更普遍的认可。
首先，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最为活跃。建安、天宝年间雅文学兴盛，但民间俗文学相对逊色；元代前期俗文学蓬勃兴起，但文人雅文学相对沉寂。万历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上层文人雅文学和下层大众通俗文学同时兴盛并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文学全面繁盛的局面，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少见的。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明代文化至万历年间已非常成熟。教育相当普及，科举考试制度吸引了广大民众读书应试，以至于原有的科举考试体制已难以容纳。从事文学活动的人数达到空前水平，表现之一是“山人”多于牛毛，北京、南京、苏州等文学艺术活动中心的诗社、文社及其他文学聚会异常频繁。④下层民间文学活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与阅读、说话、演剧、民间诗社活动等都异常活跃。
万历年间是文学现象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不同的文学流派、文学主张同时并起，角奇斗艳，互相争胜。以古典诗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形态仍然声势浩大，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王世贞在隆庆末或万历初和万历十四年分别作“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四十子”等，标榜复古派的阵容之壮。与此同时，古典诗文内部出现了追求新变的努力，李贽、汤显祖和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相继兴起，戏曲、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也迅速蔓延。这两个方面交织融汇，共同构成新兴文学形态，显示出勃勃生机。新旧两种文学形态发生激烈碰撞，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文学争论。其理论之自觉、态度之激烈、言辞之犀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万历年间文学创作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的以文人抒情文学为主，转变为文人抒情文学与大众叙事文学并重的格局。元朝时作为大众叙事文学的戏曲就在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是晚明这种文学格局的先导。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格局变得更为完整和稳定。汤显祖等思想敏锐的文人，也曾力图重新恢复古典文学的兴盛景象。在经历失败后，意识到这条路已走不通，转而自觉地从事戏曲小说创作，从而取得杰出成就。⑤有些文人还自觉地将自己的戏曲小说创作活动与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找到了新的依托和发展方向。随着文学总体格局的变化，文学创作的思想观念、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艺术形式、语言风格等都发生重大转变。描写的对象由理想转到现实，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扩展到普通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写作原则由唯美主义转向写实主义，语言风格由典雅精致转变为鲜活直白。总体上看，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已开启中国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进程。周作人即把晚明文学视为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先声。⑥这一转变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一般都在文体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如建安时期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对五言诗走向成熟的贡献，开元、天宝年间对古体诗特别是歌行体的继承与革新、对五七言律诗走向完善的贡献等。万历年间文体创新也取得巨大成就。作为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体的短篇白话小说和长篇白话小说，在万历年间才完全成熟。现存中国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等，起源都很早，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但只有在万历年间经过文学水平较高的文人比较认真的加工写定刊刻后，它们才达到完善，其体例、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才基本定型。在对民间长期流传的种种短篇和长篇小说文本进行整理加工的基础上，当时文人还试图模仿它们，尝试进行相对独立的个人创作。万历二十六年问世的罗懋登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可能是迄今可知的中国古代最早基本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虽然它在故事情节、叙述方式等方面，还明显存在着对已有小说的依赖和模仿，显得相当幼稚，但这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由世代累积型创作模式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模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现象。罗懋登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勇气值得肯定。在短篇小说方面，《三言》、《二拍》特别是后者中的作品，作家个人创作的成分已占较大比例，艺术技巧则相对更为完善，表明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短篇小说的艺术在晚明已臻成熟。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明代传奇、小品文创作最兴盛的时期也在万历年间。
万历年间，文学理论的探讨也取得重大突破。复古派作家如王世贞、王世懋、胡应麟等力图恢复古典诗文兴盛景象的努力虽然归于失败，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典诗文特别是诗歌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艺苑卮言》、《艺圃撷余》、《诗薮》等著作为构建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李贽提出“童心说”，袁宏道提出“性灵说”，强调主体的思想和情感的价值和地位，突破了追求情与理、意与象完美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金圣叹，他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万历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才12岁，他的代表作贯华堂刊《水浒传》评点本第三序署“崇祯十四年(1641)”，其文学活动已在万历朝之后，但从思想源流、文学评点手法等方面看，他无疑是万历朝李贽等掀起的文学思潮的殿军，他的文学思想是万历朝文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所结出的硕果。在很少有现存学术资源可以倚傍的情况下，他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佛家学说、史传文学、古文理论、诗歌理论、绘画理论、八股文理论等中采撷学术资源，凭着他的天才的领悟力、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基本构建了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他基于众生平等的观念而提出的“忠恕”“格物”“因缘生法”等说法，解决了叙事文学中虚构何以可能、何以可信这个关键问题，奠定了叙述文学、虚构文学理论的基石。⑦他关于人物性格、小说结构、叙述角度、叙述线索、叙述语言等方面的见解，也都富于创见。以金圣叹小说理论为代表的晚明叙事文学理论的创立，标志着在晚明时期，在整个中国文学已开始由古典文学形态向近现代文学形态转变的同时，中国文学理论也开始由古典文学理论形态向近现代文学理论形态转型。
万历年间，文学的传播活动非常活跃，文学作品的刊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程度。出现了主要专门编刊文学书籍的书坊主，如著名的金陵世德堂、金陵周氏大业堂、余象斗三台馆、余氏双峰堂、毛氏汲古阁等。编著者、书坊主刊书售书的商品意识、著作权意识等都开始形成。小说、戏曲的一些经典作品不断被刊刻，其他文学类书籍的编选、刊刻也非常活跃。很多具有较高文学水平和知名度的文人，也开始投入编书、刻书、卖书的行业，使文学书籍特别是通俗文学作品的编著和刊刻的水平迅速提高。最著名的自然是冯梦龙、凌濛初等人从万历末到崇祯年间对民歌、小说、戏曲作品的收集、整理、加工、创作和刊刻。万历四十四年(1616)，乌程(今浙江湖州)闵氏刊刻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以后发展至三色、四色、五色套印，与其姻亲凌(濛初)氏共刊刻了一百多种书，包括许多通俗文学作品，使此前久已存在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的套印技术得到极大发展，并产生广泛影响。因为教育更为普及，民众文化程度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增长，人们用于精神娱乐的费用增加，加上出版业、演艺业的繁荣，文学艺术的受众大大增加，大量普通市民和农民都成为文学的消费者。根据现代传播学的观念，作品只有经过传播，才能产生作用，因此文学传播对文学具有重大意义。
总而言之，万历年间的文学活动极为活跃，文学现象空前丰富，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王世贞、汤显祖、袁宏道)、文学理论家(李贽、金圣叹)、作品(《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作品、《临川四梦》等戏曲作品，公安派、竟陵派的诗歌与小品文等)，在文体和文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要突破，在文学总体形态的演进方面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毫无疑问，万历年间首先是明代文学的盛世，是整个明代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同时也堪称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盛世之一。
二 万历一直未被确认为文学盛世的原因
万历时期应为中国古代的文学盛世之一，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罗列万历文学的种种成就，从而论证这一点，并无多大新意。有意思并值得分析的倒是，既然万历时期文学成就如此辉煌，过去人们却没有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之一，其原因何在。
第一，与清王朝对明王朝特别是万历朝的贬低有关。清王朝建立后，因为自身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以数十万文化相当落后的满族人统治数千万文化相当发达的汉人，在政统、道统、文统等方面都缺乏自信，因此，除努力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外，要对它所取代的明王朝极力贬低，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起兵，因此清王朝尤其要重新书写万历一朝的历史事实，对万历一朝进行整体贬低，为满清政权在万历年间的崛起提供合法依据。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极力描绘万历朝的种种乱相，夸大万历皇帝及其臣僚的懈怠、贪腐情形。万历年间本来是明王朝经济最繁盛、整个社会最富庶、民众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尽管各种乱相确实在滋长，但社会的繁盛不容置疑，相当于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宋代的宣和年间。而经过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学者妖魔化的描绘，在后世人的心目中，万历一朝俨然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时期。
考察清王朝统治者和御用学者书写明代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策略，可以看出他们是做过精心设计的。他们一般把妖魔化明朝的重点放在万历朝，因为如前所述，努尔哈赤就是在万历朝起兵并发展壮大起来的。将万历一朝描绘得混乱不堪，就可以证明满清政权崛起是应天顺人，符合天命。而对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他们的描述倒多有同情，多描述他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这样描写有显而易见的好处：第一，崇祯皇帝是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逼死的，渲染崇祯皇帝的悲剧，就可以将推翻明朝的责任推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身上，有利于消除明朝遗民对清王朝的抵触情绪；第二，这样描写，可显示清王朝的大度公正，反过来又可证明清王朝对整个明代历史特别是万历一朝历史书写的客观可信；第三，描绘崇祯皇帝如何宵衣旰食、力图挽大厦于将倾，最后还是身死国灭，实际上就更能说明清王朝的兴起是天命所归，非人力所能改变。
除在整体上贬低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以外，清王朝的统治者和御用文人还重点抨击万历时期的文风、学风。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狂禅学说和异端思想的发展达到高峰，对传统思想学术进行了颠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解放，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这本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清王朝出于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同时也出于贬低明王朝特别是万历一朝的需要，对明代的学风特别是万历年间这种思想解放运动百般贬低，把明人对前代学术的怀疑、批判和否定描绘成空疏不学，把万历年间以李贽为代表的创新性思想家所作的理论探讨描绘成邪说盛行。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遗民出于对明王朝倾覆的伤痛对晚明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文化所作的种种反思导源于前，清王朝通过编《明史》、《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及其他相关举措继武于后，发起了对明代特别是万历一朝学风持久不息的批判、否定、嘲笑。这种强大的围攻非常有效，反复的强调刻画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至于现在的人还陷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书写明清思想史时，常常一方面肯定晚明思想解放的巨大积极意义，一方面又沿袭清人对明人特别是万历一朝思想家的种种责难，批评后者空疏不学等等，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
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也极力贬斥。万历年间大众通俗文学的巨大成就，要么完全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外，要么因为思想内容离经叛道、语言风格通俗浅显而遭到他们的鄙视。至于万历年间的文人雅文学，清朝统治者及明末清初许多文人也评价极低。他们自然看不到李贽、金圣叹文学思想的深刻价值，看不到公安派、竟陵派文学理论和创作的重要意义。即使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他们也给予一种简单粗暴的评判，并不能理解揭示其内在本质。于是本来众声喧哗、多姿多彩的万历年间文坛，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一个榛芜丛生一无可取的文学乱世。如王夫之就曾说：“自李贽以佞舌惑天下，袁中郎、焦弱侯不揣而推戴之，于是以信笔扫抹为文字，而稍含吐精微、锻炼高卓者为咬畺呷醋。故万历壬辰(二十年)以后，文之俗陋，亘古未有。”⑧在这方面，钱谦益起了更大作用。他作为清初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和权威的文学史书写者，在《列朝诗集》等著作中极端贬斥万历年间的文学，对公安派多有微词，对复古派、竟陵派则极力丑化。钱氏既富于才藻，又心地狭隘，赋性尖刻，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他对复古派、竟陵派的刻毒攻击，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整个中外文学批评史上都是少见的。⑨钱谦益虽然在死后遭到清朝乾隆皇帝的斥责，著作被禁，但在明末清初，他作为东林领袖、文坛耆宿，对整个文坛特别是东南地区文人士大夫中有广泛影响，他对明代历史、思想、学术特别是文学的一系列看法，直接影响到《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对塑造后世人们关于明代文学特别是明晚期文学的印象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与传统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有关。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奠基于孔子，而后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形成一个繁密的体系，它根本上是小农经济社会和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环境的产物。它特别关注文学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而相对忽略文学与个性、与生活的关系。它向往政治的太平稳定，而不喜欢社会的变革与多元化；力图回避和超越真实的世俗众生相，而憧憬高雅优美的理想境界；向往宁静的庄园式生活场景，而不喜欢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场景；崇尚清心寡欲、自我克制的生活态度，而抵制生机勃勃、追求享乐的生活态度；喜爱精致细腻的艺术形式，而排斥穷形尽相的写实的艺术风格。这种文学观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文学艺术观念和审美心理的影响根深蒂固。说到底，所谓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或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就是指这种在小农经济社会和专制政治体制环境下形成的文学和美学传统。虽然中国现在已步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君权专制政治体制废止也已近百年，但这种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的影响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滞后性，不会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改变而马上改变。尽管在这一百年中，中国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它们似乎已成为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仍隐藏在中华民族的意识深处，有时还藉新的思想观念借尸还魂。如近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就仍然特别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仍然特别重视对文学进行道德评价。这种状况在评价古代文学时表现得更明显。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对古代文学各种现象的评价，往往与古代人如清代人的评价基本一致，很多时候就是以古人如清代人的评价为评价。
具体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的评价，我们就没有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特别重视道德评价等等。例如对待晚明文学中描写人们的各种情欲的作品，我们虽然也肯定它们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但对它们的文学价值始终不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像《金瓶梅》这样刻露逼真地描写世俗众生相和赤裸裸的情欲的作品，我们一直不能给予充分的正面评价，不愿意给它以文学经典的地位，甚至还认为这些作品的存在是晚明文学的污点。这就势必影响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的成就和价值的总体评价。
第三，与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体制有关。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学术研究体制和大学、中学教育体制的确立，文学研究越来越职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逐步形成了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几大领域。从此研究古代文学的很少涉足近现代文学，研究近现代文学的人很少涉足古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与研究外国文学的人之间的鸿沟更深。现在这种情形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分割的格局影响到研究者对文学史上许多时段的观照。
与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相比，中国的古典文学表现骄人，而近现代文学则发育不够充分，明显逊色于西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道路坎坷崎岖，并不是连续性的，而是断续性的。它萌芽于唐宋，在元明时代特别是晚明曾达到一个高峰，此后虽然仍在发展，但遭到抑制。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近现代文学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人们一般也都把五四以后的文学，看作近现代文学的代表。近代以来，受新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元明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文学也比较重视了，但态度始终是游移不定的。观察古典文学的重点在汉魏唐宋，从中自然发现了建安、元嘉、开元、天宝、元祐等几个特别耀眼的环节；观察近现代文学的重点在五四以后，从中也自然遴选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和节点。而作为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相交错的明清文学，就相对不受重视。万历年间的文学虽然成就辉煌，但既不被视为古典文学的典范，也不被视为近现代文学的典范，万历年间自然就不可能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期或曰文学盛世之一了。
进而论之，根据这种学科划分，将古代时期的文学划属古典文学，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划属近现代文学，会对某些文学史现象造成遮蔽。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学起源甚早，发展历史特别漫长，实际上内部包含着两大传统，即古典文学的传统和近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两种文学传统的审美理想、文体特性、艺术风格等都很不一样。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这两个概念。现在的学科划分体制既然把古代时期的文学都划属古典文学，那么其中的古典文学自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古代时期的具有近现代色彩的文学则相对处于边缘。在标举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盛世时，只及诗歌、古文兴盛的时代，而不及戏曲、小说兴盛的时代，就是这种倾向性导致的结果。与此相类似，既然把近现代的文学都划属近现代文学，那么其中的近现代文学自然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近现代时期的古典文学则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如果我们打破这种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相互割裂的格局，将中国文学发展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作为古典文学和近现代文学的汇聚点的万历年间文学的地位就会得到凸显。
这种学科体制除造成古代文学研究和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割裂外，还造成了雅文学研究和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割裂。明代文学文体丰富多彩，远非建安、元嘉、开元、天宝、元祐几个时期主要只有诗歌、散文两种文体的情形可比。现有的研究分门别类，研究明代文人雅文学者很少涉足明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研究明代大众通俗文学者也很少涉足明代文人雅文学研究。各自孤立地进行探讨，见树不见林，于是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缺乏整体观照，不能形成对它的总体看法，无力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的总体成就进行总体评价，这也影响到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文学的看法。
这种学科体制将中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隔绝开来，也使人们在评价中国或外国的具体文学现象时，缺乏参照系，评价结果往往畸高或偏低。如果将晚明万历年间的政治、思想、文学与英国、法国、德国十六、十七世纪社会状况相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其间的根本性的差异，从而对晚明特别是万历时期的社会状况有更清晰准确的认识，也会发现其中颇多类似之处。近代欧洲的政治、思想、文学等等，在萌芽阶段也是相当幼稚混杂的。回过头来看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政治、思想、文学，我们的评价就会有所不同。
三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的意义
如前所述，以往研究者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也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较早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等，认为明清之际的思想具有科学的精神、具有近代思想方法、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等。稍后有傅衣凌、侯外庐等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认为晚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类似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的思想。但上述研究都侧重于历史和思想，而不是文学；且将明末与清初并提，实际上关注的重点是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为代表的实学潮流。在文学方面，许多研究论著在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时，都对有关文学现象的思想解放倾向或在文学史上的创新意义给予了肯定，但缺乏对以万历朝文学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的总体观照。近年卢兴基再次提出晚明实际上发生了一场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潮，并对晚明时期的各种文学艺术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分析，颇多新见，如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的典型等。⑩但其主旨在揭示晚明思想和文学的特质，而不是对晚明文学总体成就进行评价。而且他侧重于将晚明思想和文学与西欧的“文艺复兴”等进行横向比较，而没有特别注意将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的文学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纵向坐标上进行定位。
因此，人们至今对以万历朝为主的晚明时期文学缺乏一个总体的判断。这影响到对晚明文学特别是万历文学总体成就的估量，也影响到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各个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首先是对万历年间文学发展总体成就的一种肯定，凸显万历文学在明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这将促使我们对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给予更多的注意，并努力去思考万历文学的总体特征，从而更完整准确地把握它。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是“建安风骨”，开元、天宝年间文学的基本特征是“盛唐气象”，那么万历文学是否也存在一种基本特征呢?如果有，那又该是什么呢?“众声喧哗”?“欲望的餐宴”?抑或“情感的沉醉”?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根深叶茂，博大精深，代有发展。过去讲中国古代的文学盛世，往往只讲到建安、“三元”而止，似乎中国古代文学在最后一“元”即北宋“元祐”后，就已成强弩之末。虽然还出现了元杂剧、明清传奇、明清长短篇小说以及一些著名诗文作家、诗文流派，但它们(他们)相互之间都相距较长时间，都是散点式地存在，似乎再无时间相对集中的大放异彩的辉煌篇章。其次，这样一种文学盛世说，实际上主要只关注了中国古代的文人雅文学，重点是诗歌。而中国古代文学除文人雅文学外，还有大众通俗文学；除诗歌外，还有古文、词、戏曲、小说等等。因此这样的文学盛世说是片面的，不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面貌。如确认万历年间为文学盛世，春秋战国、建安、“三元”等和万历，分别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上古时期、上古向中古过渡的时期、中古时期、中古向近代过渡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峰，也兼顾到文人雅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脉络将因此而首尾完具，更加完整。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利于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因为它的发展历史非常漫长，实际上包含古典的文人抒情文学美学传统和具有近代色彩的大众叙事文学美学传统。充分意识到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充分意识到古典传统和近代传统的不同，在认识其不同的同时又关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两种文学美学传统区分开来，不以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和评价具有近代色彩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徐渭、汤显祖、袁宏道等人的诗作，虽然外在的文体等还大体保持古典诗歌的形式，但内在精神情趣、艺术思维特征、美学追求等都已与古典诗歌有显著差别，已具有一定的近代色彩。它们追求的是主体理性精神的凸显，着力追求趣味，构思往往流走、闪断跳跃，意象语言往往精粗杂陈，以俗为雅，这些才是它们的特点和价值所在。但有些研究论著还在用所谓“情景交融”、“有意境”之类的标准和概念来观察和评价它们，显然就是隔靴搔痒了。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有可能促使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一些文学观念进行反思。比如文学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文学根本上要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文学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文学的发展并不一定与社会历史环境完全同步。政治上的太平盛世不一定是思想文学艺术的黄金时期；政治上的衰世和乱世却有可能是思想文化艺术的盛世。我们都知道这一道理，但在考察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时，又很难不受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的影响，对政治上的太平盛世则倾向于从正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对衰世和乱世则倾向于从负面去描述当时的思想文化艺术，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文化艺术史的真实面目。又比如，受小农经济和君权专制社会环境孕育的传统审美观念的影响，我们对优美的、平和的、守成型的文学艺术比较感兴趣，而不习惯于反映矛盾冲突、充满质疑挑战、因而也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文学艺术。我们一直不能对明代特别是晚明思想文化艺术的特征和价值给予合理的评价，反而在很多地方堕入清人的话语陷阱而不自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观念和标准的偏差应该得到纠正。
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万历文学内在基本精神的肯定。毫无疑问，万历文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中的大众通俗性叙事文学。在当时的文人抒情文学中，较有价值的也是倾向于摆脱传统束缚的革新派的文学。这两者之间相互呼应，内在精神有相通之处。因此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主要是一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学。它们共同的基本精神，就是对人的个性的张扬，对人类的自然情欲的肯定。过去我们虽然对这种精神所具有的思想解放倾向有所肯定，但对这种精神本身的评价却有很大保留。处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的文学，对它多了一份理解。所有人类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些最琐碎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家长里短、喜怒哀乐，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最真实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有必要抛开道德家的眼光，抱同情之理解，用一腔更温润的情怀，更细腻地观察晚明特别是万历年间文学中所描写的人间种种景象，抉发其中的意义与价值。这样说来，调整对万历文学的评价，确认万历为文学盛世，还可能促使我们要对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其意义就更加深远了。
注释：
①文学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万历朝的种种文学现象，萌生于嘉靖、隆庆年间，延续至天启、崇祯年间，有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作品的重要版本等在天启、崇祯年间才出现。但万历朝文学无疑是晚明文学的高峰，此后的许多文学现象，主要是其惯性作用下产生的余波，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呈现回归保守的倾向。因此，本文以万历朝文学作为晚明文学的代表，而在具体论述时，偶尔会涉及天启、崇祯年间的文学现象，就像人们探讨“建安文学”，会涉及曹丕、曹植等在黄初、太和年间的文学创作等一样。
②《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③狄更斯：《双城记》，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第585页、第58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⑤参见《汤显祖全集》第三册，第130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⑥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36、第43页、第52页，人文书店1932年版。
⑦金圣叹“忠恕”说、“格物”说、“因缘生法”说，见《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第四十二回回前批，第五十五回回前批。《金圣叹全集》(陆林辑校整理)第三册第20页、第四册第769-772页、第998-999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⑧见《薑斋诗话笺注》，王夫之著，戴鸿森笺注，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按察攀龙”：“经义寡稽，援据失当。瑕疵晓然，无庸抉讁。何来天地，我辈中原。矢口嚣腾，殊乏风人之致；易词夸诩，初无赠处之言。于是狂易成风，叫詉日盛。微吾长夜，于鳞既跋扈于前；才胜相如，伯玉亦簸扬于后。斯又风雅之下流，声偶之极弊也。”同书丁集中“钟提学惺”：“其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象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第429页、第5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新1版。
⑩见卢兴基著《失落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第2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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