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思维方式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一种理论反思、批判、解构与颠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开始了“后现代转向”，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对当代的文学艺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态度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与任何影响较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一样，后现代转向所生成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既是人们对现代性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感受和体验，也是人们对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所进行的理论反思和批判，因此，当代哲学的思考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后现代理论题域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或后现代性哲学。如何看待后现代理论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与颠覆；如何从当代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走向或趋势去清理勘察后现代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如何理解后现代思想的谱系特征，使我们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有一个哲学范式上的把握，对认识理解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后现代性哲学话语之间的关系，在后现代多副面孔中识别其相似的家族血统，无疑具有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后现代范式与后形而上学思想
今天，后现代已成为描述或指认当代社会存在形态及其特征的特殊称谓。“后现代状况”、“后现代转向”，经常用来描述或指认当代社会各种文化现象。正如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后现代转向也包括后现代政治的产生、后现代认同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1] 虽然，要对后现代概念给出一个准确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后现代本身明确反对本质主义的概念界定，其理论话语的游移性、不确定性、隐喻性、延异性，形成了千座高原般的复杂思想形貌。然而，这并不等于后现代就是一个无法识别和理解的文化形态。后现代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已形成自己的谱系征相，具有相似的家庭血统，其延异的踪迹可以依稀辨认和识别。
但是，应该明确的是，用传统的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界定后现代，已然是一种失效的理路，因为，后现代在宣布本质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失效的同时，已然宣布了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来界定自身的无效。试图用本质论和实证论方法来界定后现代的突出表现在于，人们习惯于对后现代进行历史分期或历史决定论的理解。认为后现代的兴起与社会历史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对位的关系，如贝尔对于后工业社会与后现代文化的考察、詹姆逊对于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文化逻辑的分析、鲍德里亚对于信息媒介技术与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描述，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影响，这种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实质上源于机械反映论。在经济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工业现代性的批判却变种为后工业社会的表征形式；在社会决定论中，后现代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颠覆却蜕变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表达；在技术决定论中，后现代对媒体帝国主义的解构却嬗变为高科技的虚拟时尚表演。也正是在这种理解模式的驱使下，有观点认为正在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滋生后现代的社会土壤，后现代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西方文化在中国大陆的一次时尚化的理论旅行。如此看来，后现代的产生只是社会历史现象的被动反映或表征。这种简单对位的理解模式，不仅遮蔽了后现代现象产生背后的复杂历史动因，同时也遮蔽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种种缺陷与后果的批判维度、叛逆精神和超越意识。
正是为了避免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机械决定论理解，福柯明确反对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历史分期的界定，在福柯看来，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这种态度、气质和哲学生活的特征在于对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作永久的批判，对我们之所说、所思、所做进行批判。“我觉得更值得研究的是现代性的态度自形成以来是怎样同‘反现代性’的态度相对立的——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然而，我认为可以赋予康德在思考‘启蒙’时对现时、对我们自身所提出的批判性质询以某种意义。我认为，在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讨的方式，两个世纪以来仍不失其重要性和有效性。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绝不应被视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也不应被视为积累中的知识的永久载体。它应被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对我们是什么的批判，既是我们之被确定的界限作历史性分析，也是对超越这界限的可能性作一种检验。”[2]
从此意义上，我们将后现代理解为从现代性危机意识出发，对现代性危机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种态度、气质或哲学生活。基于此种理解，我们认为从哲学思维方式入手来考察后现代性问题，有助于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精神气质或哲学向度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指认出哪些理论具有现代性的谱系特征，哪些理论具有后现代性的谱系特征，更为凸显地图绘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谱系特征。
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性理论话语无疑是一个庞杂的哲学谱系族群、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思想星丛，这个相似的家族成员众多、谱系繁复，海德格尔将其指认为“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罗蒂将其指认为“后哲学文化”，哈贝马斯将其指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利奥塔将其指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詹姆逊将其指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这些指述均表明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已生成出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范式。如此众多的流派纠集混杂在一起，形成难以把捉的众声喧哗局面，其中，各种流派、各种思想不仅存在差异，且多有抵牾，时常论战争执，更让人眼花缭乱。
这种众声喧哗的混杂状态，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从整体范式上把握后现代理论话语的可能性。既然这诸多的流派和思想以其相似的家族特征纠集在一起，构成一个庞杂的谱系，就表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相通的精神气质和血统。正是这种相似相通的精神气质和血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理论范式，即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面对后现代这一如此庞杂的文化思想星丛，在我们对这一庞杂的哲学混合体进行理论梳理和把握时，暂且抛开各家各派对现代性或后现代性所进行的社会学层面的分析，也抛开文艺理论或美学中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流派的分期分界，而着重于从整个哲学范式的转换入手，对后现代性理论话语进行整体范式上的把握理解和图绘测量。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范式革命或转换上图绘出后现代哲学的复杂形貌，以标识出现代性哲学话语与后现代性哲学话语在思想范式上的断裂冲突。
斯蒂芬·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认为应该用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理论来理解“后现代转向”的真正内涵。“库恩的注意力限于科学范式，但显然可能存在一种适用于任何理论或艺术领域的范式，也适用于一般意义的文化，例如福柯试图通过他的知识概念认识现代知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当我们把术语‘后现代范式’概念化时，它既意指当代每一个实际的理论学科和艺术领域的特殊变化，也意蕴把这些变化与更大范围的世界观联系起来，因而影响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与社会，还有日常生活的价值与实践。”[3] 在库恩看来，整个科学史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有一种线性的知识连续性和积累性，情况也许恰恰相反，它以一种断裂瓦解的中断性实现科学结构的革命性转换，新范式与旧范式之间构成着对抗性的冲突、断裂、更迭、取代。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科学范式，但显然同样也适用于哲学理论和艺术领域，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文化思想范式的研究。
哈贝马斯认为，后形而上学思想主要由四种哲学思潮的转向所构成：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结构主义的解构（后现代）转向。[4] 罗蒂认为，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为建立后哲学文化做了极富开创性的工作，之后，蒯因、戴维森、赖尔、库恩、普特南、福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人从不同的路向实现着后哲学文化的转向。[5] 如此说来，后现代哲学几乎涵括了新实用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分析入手，揭示西方传统哲学在语言上的误用，宣布所有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都是假问题，从而，不仅消解了以往的传统哲学问题，也终结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将语言从其形而上学的用法中带回到日常语言的用法上来，拆解掉形而上学的语言根基。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无疑已成为后现代文化的理论重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一样，主张拆解西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这种立场亦应该纳入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已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对启蒙现代性最有力的抵抗和否定的学说，其基本运思方式和价值取向无疑具有后现代的精神气质。
后现代哲学的实质是一种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后现代理论话语所主张的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在场形而上学、反历史主义等等极富颠覆性的理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思潮。后现代性哲学话语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消解主要是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解构和颠覆。后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知性思维方式和实体本体论的拆解，是对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绝对主义的否定和消解，是对科学至上、技术统治的西方现代性文明种种症候的诊断，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蕴藏或显露的种种危机的预警和批判。后现代性理论话语认为启蒙现代性已耗尽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启蒙的现代性人类工程规划已宣告失败，现代性的地平线已渐渐隐退，后现代性的批判锋芒正在凸显，因此，他们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暴力，反对傲慢的理性主义，反对启蒙现代性理性规划的狂妄，并认为这种现代性规划已经造成现代性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病和危机。
工具理性神话与知性思维的消解
理性主义分析精神一直构成着西方文化传统思维的根基。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和发展，这种理性主义分析精神得到不断的强化。精细的区分化、可操作的控制性、直接有效的思维传统逐渐凝结为一种思维方式，固化为一种理论范式，并渗透到文化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构成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基础。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思维方式作为启蒙现代性内在动力，却逐渐变成一种统治一切的新的意识形态和统制力量。启蒙理性建立起新的神话，那就是技术工具理性所构筑的新的理性的铁笼。后现代理论话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反对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对人的训唤、宰制和型构，揭破和显露它无所不在的理性规约装置和权力统制技术。
从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哲学来源看，后现代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基础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自明性、确定性、客观性、科学性根基进行了彻底的质疑和瓦解，因而是对知性思维方式的破解。近现代西方哲学基建于科学主义精神原则的基础之上，一直努力使哲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甚至是科学的科学，为哲学寻求严格的科学确定性和客观真理性。后现代哲学反对哲学的科学化，甚至将哲学理解为一种隐喻，打通了哲学与文学互文性阅读的广阔空间，致力于模糊或消解科学和哲学的界限，瓦解了科学理性主义的自明性、确定性、客观性、科学性根基，其中体现出将知性思维方式推向极端从而走向自我否定、自我解构、自我内爆、自我崩溃的逻辑。蒯因和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实用意义，来自逻辑经验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传统。德里达和福柯都曾是著名的结构主义哲学家。他们正是从各自的哲学传统内部发动起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攻击。“结构分析以客观性、一致性、精确性和真理为目标，要求其理论享有科学地位，因为它涤除了纯主观价值判断和主观经验。与此相反，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要远比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偏激得多，他们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事实上，后结构主义强调任何社会都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例如语言、文化、实践方式、主体性以及社会本身。”[6] 蒯因指认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罗蒂破解了科学哲学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德里达以延异的解构策略把语言结构系统无限拉长从而造成结构的溃散和崩解。福柯则从透视权力与知识的隐秘共谋关系中揭破话语系统和知识结构的科学假象。这一切消解或瓦解了科学理性主义的逻辑的明晰性、科学性、证实性、确定性和客观性的根基，宣布了科学主义知性思维原则的失效和无效。
从思维方式上看，后现代哲学及其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反叛，关键的问题在于弄清知性思维方式的有效范围。逻辑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学派或哲学运动本质上是效法精密自然科学的方法，将知性思维方式推向极端从而消解掉传统哲学知性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独断和谵妄。后现代理论话语用知性思维方式破解知性思维方式的消解策略，以自我崩解或自我崩溃的方式完成了对科学理性主义知性思维的破解，诊断出形而上学教条的谵妄症候，宣告了以知性思维为根基的哲学范式的终结。
从思维方式看后现代性理论话语，可发现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的联系，从而也可对后现代哲学的基本价值态度有所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发展了对历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分析，这种分析在许多方面已经预想到了后现代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讨论了理性如何转向了其反面，生产出新的理性化的社会统治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分析了社会理性如何转变成了非理性；启蒙如何转变成了欺骗；自由和进步模式作为现代性之特征，如何转变成了统治和倒退。他们认为，启蒙理性之所以变成了极权，是因为它消灭了所有与其竞争的思维模式，使得唯独它才享有宣称真理与正确之特权。”[7]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思想各有特色，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批判理论。坚持对晚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批判，一方面使这个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或思想传统十分鲜明；另一方面也使他们的否定辩证法具有始终如一的社会主题。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人都自觉地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的高度同化能力，马尔库塞批判它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使人失去了批判的否定的思维向度；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启蒙理性的自我否定，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对个性的泯灭和吞噬，批判科学转化为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技术控制，这些批判显然已经触及到对现代文明思维方式基础的批判。阿多尔诺这位“无调哲学家”对资本主义文明主旋律的消解和抗拒，使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阿多尔诺要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更接近于后现代理论。阿多尔诺与后现代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始终不渝地捍卫着他异性、差异性和特殊性，其坚定性和精彩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后现代理论家。”[8] 从思维方式说，阿多尔诺强调非同一性、差异性、无调性，这也正是后结构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它潜在地包含着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的否定和抗拒。
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强调差异性、非同一性、否定性。后现代哲学显然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它对非同一性、差异性的执着，不仅是对个性和自由价值的强调，也不仅仅是为了对抗和消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同一性和均质化，而是要解构西方思想、语言和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形而上学，要解构科学理性主义、本质主义、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乃至欧洲中心主义等的西方传统思维定势，以及人在这种形而上学和中心主义传统中的困境。后现代哲学蕴含着对西方思想传统、文化传统的怀疑，也包含着对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怀疑，它刺激人们思考非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可能途径。
形而上学谵妄与本体论思维的解构
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集中在实体本体论这一主题上，“传统哲学转向现代哲学，从其思想本质来说，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现代哲学的兴起，也首先是发端于对这个本体论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和变革上面。现代哲学在反对形而上学名目下，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本体论模式，它的总的口号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在这里‘形而上学’代表着传统哲学的理性独断主义、绝对一元主义、先定本质主义和客体决定主义”。[9] 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实体本体论哲学形态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本体论思维方式的终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绝对根基，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理论形式。“两千余年来的传统哲学就其内容实质而言，可以认为就是以‘本体’为基础概念或核心内容的一种理论……‘本体论’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但表现在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占据了哲学的核心地位，还表现在它对哲学思维所发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上面。‘本体论’从古代和中世纪人们用以观察世界人生事物的特殊思维方式中而形成，转过来它又支配了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传统哲学之为传统哲学，其真正的本质就在以本体论的认识方法为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10]
由于本体论历史源远流长，要给出一个确定明晰的本体论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本体论作为一种哲学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本体论哲学预设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分离，认为在现象世界、经验世界背后隐藏着支配决定万物的超验本体，超验本体是世界存在的本原、根据和基础，现象世界、经验世界不过是超验本体世界的变相和变体，确信通过理性逻辑能够揭橥经验现象背后的超验本体。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是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终极根据、本原基础和最高本体？什么是支配经验世界的最高本体和最高根源？逻辑是如何把握或构造超验本体并成为世界的终极解释？
总之，在传统哲学中，本体论既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它的最高目的和立论前提，又是它用以研究各种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在存在论中，本体论思维表现为追求世界最高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在认识论中，本体论思维表现为追求知识最高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在价值论中，本体论思维表现为追求信仰最高统一性的终极价值。本体论因而成为传统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11]
古希腊哲学追本溯源的思考方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把某种终极物质、理念或心灵看作是全部现象的本体根据，并不同程度地设想本体的自身存在，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共同特点。其实，无论是物质、理念或心灵都是哲学反思的最高抽象而形成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其合理性上只能作为理解和说明世界的逻辑根据，而不能作为事实上的根据。西方知性思维的传统，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本体概念看作是指称外部实在的东西，从而把精神物质化、概念实体化，这就是西方当代哲学所说的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当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批判是从多个方面展开的。语言哲学认为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是由于语言的误用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混淆了形式概念和专有概念，后期的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犯了“范畴错误”，它使用的是一种“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并据此宣布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都是假问题，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总之，从语言分析的批判中揭示出实体本体论错误的根源在于抽象概念或抽象名词的实体化。当代哲学对实体本体论的批判也触及到思维方式的层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把概念实体化的形而上学看作是西方传统哲学没有摆脱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果，认为西方语言的主谓词结构把西方哲学引向了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这种思维方式把日常语言的丰富含义加以抽象和提纯，以造成单义的明确的科学概念，便于对自然或对象的控制和操作，这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或工具理性的态度虽然增加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力量，但却造成了学院化、术语化概念对存在意义的遮蔽和遗忘，因此必须摧毁实体本体论，改变哲学的思维方式。
实体本体论是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和学科帝国主义必然相关的形而上学形态。欧陆哲学的人文主义背景使它更集中地反对概念实体化、术语化的遮蔽。伽达默尔在《毁灭与解构》中指出黑格尔之后消解和融化希腊的实体本体论及其概念方式的三条道路：一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存在论走在向古希腊语言原初性回归的道路上，试图返回到西方形而上学发生的原初之地，在概念的光亮中寻找古希腊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二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之路，解释学通过恢复辩证法的会话本性，在与“历史文本”的言谈会话中，唤醒已被遗忘的存在意义；三是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之路，解构哲学用语言书写的延迟断裂解构内爆本体论概念的坚硬内核，用不断叠加的痕迹消除意义的统一性，用“延异”炸开一切指向同一性的体系聚合。[12] 德里达关于“延异”的解释和阐发最典型地表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消解策略。他从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性、随意性原则引申出他的“延异”，从延异即推迟出场引出在场和不在场的模糊断裂，进而通过对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播撒弥漫出四处流散的语言之流，使语言在播撒弥漫流散中成为无中心、无体系、无在场、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残片，从而把包括索绪尔语言学在内的意义理论彻底颠覆埋葬。
罗蒂认为，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反叛黑格尔主义，是向后哲学文化运动的关键环节，但由于他们是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坚持对逻辑和科学的盲目崇拜，因而在向后哲学文化运动中半途而废了。逻辑和科学崇拜，是后哲学文化必须消解的最后的“冰块”。罗蒂所说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哲学作为一级真理、没有学科帝国主义、没有概念帝国主义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是在偶然的机缘中、在自由的创造中自然进化的文化，没有什么指引或指导的文化，这是所谓自然主义的新实用主义。在破除了镜式哲学的客观性保证之后，在消解掉了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之后，在取消了哲学学科的特权之后，哲学成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员，它不再是提供认识基础的认识论，而是理解和沟通的解释学，这是罗蒂所说的由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向。
海德格尔用语言内涵丰富的原始性经验和存在感受消解僵死的概念的术语，伽达默尔用无主体的“本文”集合即传统取代概念性实体，德里达用涂抹、画道道的书写概念，用延异即不断伸展和拉长语言集合的策略消除意义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这些不同的拆解策略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点，其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对始源性的追求依然未摆脱形而上学神话，依然是一种基础本体论的在场形而上学；福柯也认为根源性、连续性是统治19世纪的主题话语。这种在场形而上学把意义、理解、澄明设想为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照面”，未摆脱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德里达用“延异”的策略把主体和客体都消融在语言之流中，主体是为语言之流占有的主体，客体也为符号代替或延迟出场，从而再没有对主体显现或为主体理解的意义。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两千年形而上学的质疑和批判，实质上是对胡塞尔所说的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的怀疑，是对欧洲文明根基和欧洲中心主义哲学的动摇。[13]
福柯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提供了主要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话语，中心／边缘、结构／解构、知识／权力、理论／话语等等新的概念充斥在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文献中。但德里达自己却说“延异”不是概念，而是一种消解的策略。后结构主义作为消解策略，是从结构中破解结构，用边缘颠覆中心，从而使任何话语都消失在无尽的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结构主义原是解释学的对立物，它要消除解释学无法摆脱的理解的主观性，因此它强调客观性、科学性。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分析中发现每一知识断层都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权力，每一话语系统都含有权力的运作和规范。他对性经验史、精神病史中理性与疯癫、身体与欲望的探察，对医院和监狱建制中规训与惩罚的考古，都发现了某种强制性的话语秩序，它设定了正常的规范和标准。福柯的消解策略是强调知识的断裂、非同一性和非连续性，消解掉主体自我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并宣布“人之死”、“人是一种发明”，使主体弥散于无所不在的权力空间之中。
后现代哲学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理想、神圣和崇高视为“宏大叙事”，丧失其意义的根基；把启蒙精神和近代哲学的主体原则看作是“自我主体”的幻象，主体或人消失在没有客体、没有意义的黑暗中。这种对现代文明的悲观主义看法虽然具有消除形而上学欺骗、消除任何话语系统的中心地位，从而使人面对平凡的、真实的世界和人生的积极意义，但人却不能忍受无意义的生活，即便世界没有意义人也要给世界创造出意义。德里达和福柯充分意识到西方语言固有的形而上学性质，他们并不奢望重建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语言，也并非想真的把一切意义全都埋葬，他们只是强调和显示形而上学和话语中的权力无处不在，从而使人们对之有所警觉和限制。在充分展示出形而上学话语系统的权力控制之后，人们就能一定程度挣脱和反抗本体成为整个世界的存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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