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战略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周边国家论文,区域合作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周边安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21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边疆地区稳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六大”报告把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作为3大外交战略之一，周边外交是中国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基础。2003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充分体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本文在分析周边安全环境、经济环境的基础上，概括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特点和制约因素，阐述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战略和对策。
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陆地国界线长达22800多公里，陆地与16个国家相邻，大陆海岸线长18000多公里，有6个国家与我国隔海相望。冷战时期，我国受到来自前苏联、美国、印度等国家的军事威胁，而且，两大阵营对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使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着各种矛盾甚至冲突。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我国与巴基斯坦、朝鲜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得到巩固和加强，与俄罗斯、韩国、蒙古、中亚5国等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有了较快发展。总体来看，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周边安全环境趋于稳定。与此同时，由于亚太地区安全格局还处于调整时期，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调整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导致中国周边事态日趋复杂化，台湾问题、朝鲜半岛、中国南海主权等问题，将是对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问题。概括起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具有以下特点：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改善，区域合作发展较快。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建交；1991年与文莱建交；1992年与韩国建交。在此期间与越南、蒙古先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前苏联解体后，中国相继和独联体国家建交，特别是和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及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东北亚地区，中俄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在相关国家和UNDP的共同努力下，由单边自主开发向多边联合开发转变；东北亚区域合作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推动下，面临着向高级区域合作模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中亚地区，“上海合作组织”从原来的边境地区军事互信机制发展为政治、经贸、文化等全面合作的国际组织；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启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经确立了11个重点开发项目，交通、能源、旅游等重点建设项目开工建设，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单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条件。在南亚，中巴传统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两国政治经济交往得到加强；中印关系正在改善。但是，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存在担忧和恐惧心理，“中国威胁论”有所抬头，甚至在俄罗斯也出现了“中国威胁论”。
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签定了一系列边界协定，大部分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但领海领土纠纷仍然存在。1991年和1994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和《中俄国界西段协定》，目前只有东段的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两块地区的边界线走向尚未确定；中哈（哈萨克斯坦）、中塔（塔吉克）、中吉（吉尔吉斯斯坦）、中不（不丹）、中老（老挝）、中越（越南）边界问题也都得到圆满解决；中印先后签订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和在该地区军事领域建立相互信任措施的两个协定，为两国在边境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宁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与印度有着约12万平公里的领土纠纷，在北部湾水域和越南的疆界尚未划定，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就南沙海域主权存在严重争端，中国与日本就钓鱼岛主权存在争端。
3.总体周边安全环境明显改善，但局部安全隐患和不确定因素有增加的趋势。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周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冷战遗留问题在局部地区突现出来。一是朝鲜半岛问题，冷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局势有所缓和，2000年6月双方首脑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但南北对抗的局面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2002年，朝鲜核问题导致朝美、朝日、朝韩关系紧张，甚至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二是南亚的印巴关系起伏不定，双方关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国相继成为有核国家，使这一地区的安全隐患有所增加。
4.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但“台独”分子借助国外势力企图达到分裂祖国的险恶目的。布什上台后彻底改变了对台“模糊政策”，明确指出保护台湾的安全，试图把台湾纳入到TMD之中。美国允许陈水扁过境、日本允许李登辉在日逗留等事件，更加助长了台独势力的气焰，不仅使台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21世纪国防安全的首要问题。
5.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益突出。冷战结束以后，主权国家所面临的传统的主权和领土安全问题有所降低，相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越来越突出。90年代初，我国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抬头的趋势，“藏独”、“东突”、跨国犯罪等邪恶势力在我国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制造恐怖和分裂活动，严重影响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9·11”事件之后，世界各国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威胁的重视程度普遍提高，反对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为我国打击“三股势力”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邪恶势力不会在短期内被彻底根除，特别是这些邪恶势力与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在我国周边国家秘密活动，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6.中美关系是影响周边安全的最大变量。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采取遏制和接触战略。美国除了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10万人以上军事力量、巩固与原来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之外，还不断向中国周边国家渗透，其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首先，美国以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将其战略打击能力推进到关岛，初步形成了对中国东面海上战略遏制的“军事锁链”；其次，美国谋求与台湾建立安全合作关系，不仅为了形成从日韩到菲律宾一线“军事锁链”，而且试图通过台湾遏制中国；第三，美国向南亚和中亚地区渗透，企图在西南方向牵制中国。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改变了对印度的态度，企图利用中印的漫长陆地边界和两国间的矛盾，借助印度牵制中国。同时，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向中亚5国和蒙古渗透。“9·11事件”以后，美国借阿富汗反恐战争之机，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驻军，对我国西南方向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从地缘政治来看，东亚国家处于美国和中国的夹缝之中，这些国家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另一方面，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较强，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能够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变量。中美关系呈积极和友好的发展态势，就会使中国的周边安全趋于稳定和良好；如果中美关系摩擦和纠纷增加甚至出现严重对抗，亚洲脆弱的安全机制将被打破，我国周边国家面临选择，周边关系可能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周边事态的发展取决于地缘政治因素和中美力量对比，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将使周边事态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90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周边经济环境对中国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2000年以来，中国周边经济环境有以下特点：
1.除日本以外东北亚周边国家经济好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状态。如果日本不能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很难使日本经济走出困境；韩国已经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经济进入复苏阶段，2002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1%。普京执政以后，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对内对外的首要目标，摒弃了叶利钦时代曾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东西方关系并重，积极改善同朝鲜的关系，继续发展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恢复俄蒙传统关系；1999年，朝鲜经济实现了9年来的首次正增长，经济增长率达到6.2%，2000年增长率达到1.3%，2002年朝鲜经济改革步伐有所加快，物价改革、建立新义州特别行政区以及开城工业园区、金刚山旅游开发等项目，体现了朝鲜探索经济改革的决心；蒙古国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1996年至2000年的GDP增长率保持在3.2%的水平。2001年和2002年，尽管蒙古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增长率仍维持在1.5%和3.7%[1]。
2.中亚5国渡过经济转轨的衰退期，步入稳定增长阶段。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亚5国经济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经历了第1阶段（1991-1995年）连续5年严重衰退滑坡后，1996年（第2阶段）经济恢复增长。1998年下半年，受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亚5国刚刚趋于好转的经济再次跌入谷底。1999年下半年中亚5国经济开始缓慢回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1.7%、4.4%、3.6%、9.0%和3.7%[2]。2000年以后，中亚5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得到巩固，社会经济形势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3.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面临一些困难，但仍保持增长趋势。印度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调整后，打破长期停滞状态，经济步入较快增长时期。1991年，印度开始了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除军火、原子能和铁路等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其它领域都开始放松管制，逐渐减少国家在公营企业中的股份，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逐渐放松外资进入的限制。改革后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95-1997年度连续3个年度都超过或达到7.0%。1998年以后，经济增长开始减慢，2001年的增长率只有4.0%[3]。
1996年以后，巴基斯坦受克什米尔军事冲突、亚洲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经济陷入困境。1998-1999年，巴经济增长率低，财政赤字严重，失业和贫困加剧。巴政府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附加条件，企图依靠贷款恢复经济，但收效不大。1999年10月12日，陆军总司令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府。穆沙拉夫执政以后发表了“新经济政策”，强调国家重组经济和宪政改革的6个重要领域，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2001年经济增长率达到3.3%[4]。2002年10月，穆沙拉夫总统兑现了上台时“还政于民”的承诺，大选如期进行，政局走上正轨，经济虽然面临通货膨胀、失业、财政赤字等问题，但仍保持增长势头。
4.东南亚国家经济在复苏后波动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最大，1998年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严重衰退，平均经济增长为负7.5%。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和世界银行的共同努力下，金融市场渐趋稳定，东南亚经济止跌回升并取得了3.2%的增长，标志着东南亚经济走出了衰退的泥潭。2000年东南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复苏趋势，出口稳步增长，进口大幅增加，外资继续回流，平均增长率约5.3%。然而，2001年受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东南亚经济复苏势头遭受重挫，经济增长率不到3%[5]。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影响明显，波动起伏较大。新加坡的经济基础较为牢固，其金融系统比较健全，受危机的冲击也相对较小。2000年新加坡经济强劲反弹，增幅高达10%。但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使新加坡经济急转直下，经济增长率为负2.2%；马来西亚在1999年采取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经济快速回升，当年即达到6.1%的增长率。2000年在出口旺盛、国内消费激增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经济呈现强劲复苏势头，全年经济增长率达8.3%。但是，马来西亚是个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国家，受美国和日本经济衰退的影响，2001年经济增长率降到0.5%；泰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量援助的支持下，1998年底经济已基本上稳定，1999年达到了4.2%的正增长。2001年经济形势受到外部环境的负面影响，全年的经济增长仅为1.8%[5]。
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越南、柬埔寨、缅甸受国际金融市场影响较小。越南经济在2000年走出低谷，实现了6.7%的增长率，2001年达到6.8%；柬埔寨政局渐趋稳定，近年来，柬政府通过裁减军队、减少国防开支、吸引外资、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等措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01年经济增长率为4.5%；缅甸实行军政管制，对外贸易不发达，2001年缅甸军政府宣布经济增长达到8%以上，但专家们认为增长率可能在6%左右[5]。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已经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双边和多边区域合作体系，其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合作领域多元性。由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多样性，区域合作的领域呈多元化，包括地区安全、非传统安全、消除“三股势力”、打击跨国犯罪、能源、旅游、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
2.合作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参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形式包括“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正式国际组织，也包括APEC、“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10+3)、“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10+1)等多边对话或论坛机制，同时也包括图们江地区开发、澜沧江—湄公河等区域开发等由UNDP协调的国际合作项目，还包括“长江中下游—日本阪神地区合作”、新欧亚大陆桥项目等以地方政府参与为主的区域合作项目。
3.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参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APE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地方政府不具有参与国际政治、安全、外交协调的权限，但可以与比邻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新疆、广西等省区地方政府都在周边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
4.中国与东盟进入全面合作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2002年在金边举行的第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为2010年前建成拥有17亿人口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确定了明确而具体的目标、范围、措施和时间表。同时，中国与东盟还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与东盟进入全面合作阶段。
21世纪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呈加速发展趋势，但中国参与周边区域合作仅有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有许多因素制约着区域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首先，朝鲜核问题、印巴矛盾、台湾问题等重大国际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未来走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重大问题更牵扯到中、美、日、俄大国关系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利益，必然会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造成难以预料的影响；其次，周边国家的巨大差异性，对区域合作有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三，各国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争端，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某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社会不安定，政策不具有连续性，都给中国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第四，部分周边国家对中国强大有警戒和恐惧心理，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必然会影响区域合作的开展。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战略与对策
21世纪，中国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把巩固和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和基础，逐步实施中国地区性大国的目标。通过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全面合作，提升中国在周边国家以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使中国在东亚地区逐步取得与经济地位一致的国际政治地位，使中国成长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以良好的周边国家关系为基础，发展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稳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在台湾问题、朝鲜半岛、印巴矛盾等问题没有妥善解决之前，与此有关的区域合作必须加以审慎考虑，切不可操之过急，以避免风险；从周边整体战略利益出发，在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对有争议的领土领海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为了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在具体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以具体部门的合作为突破口，推动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的发展。中国周边国家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经济体制参差不齐；政治制度多种多样，民族、宗教、文化差异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揽子多边区域合作机制的难度较大。但是，在打击跨国犯罪、能源、旅游等具体部门，合作潜力很大，双方合作的愿望都很强烈，容易达成双边合作协定，而且，这种双边合作协定也容易拓展为多边合作协定，欧盟发展初期就是在煤炭和钢铁产业合作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面对复杂的周边国际关系和巨大的差异性，挖掘具体部门的合作潜力，大力发展双边合作，以此为突破口，才能够把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推向更高水平。
2.在现有多边合作框架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多边区域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已经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APEC、“10+3”、“10+l”、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尽管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存在很大的差异，合作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是加强区域多边合作是符合我国长远利益的。我国应该在这些机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拓展对话与合作领域，推进多边合作机制向更高水平发展。
3.以市场为基础，以地方政府为纽带，通过构筑区域合作平台，为企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条件。面对大部分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法律制度差异较大的现实，以国家身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较大，应当以沿边省份的地方政府为纽带，加强地方政府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促进这些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企业参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提供平台，使我国内地的产业、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优势与周边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使周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实现“双赢”，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另外，地方政府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成本低、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小的特点，经济合作容易开展。目前，云南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先行先试”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4.扩大文化交流，提供适当的经济援助，提高我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通过文化交流，扩大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华文化具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和新的商业机会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中国应当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通过政府和民间途径扩大文化交流，培养周边国家的优秀青年对中国的了解，扩大中华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以文化为纽带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