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丛林中的生态平衡——我观当前的文坛纷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平衡论文,文坛论文,纷争论文,丛林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根关于“聪明之议”的小小导火索，终于引爆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场“战争”，原先情同手足、亲如父兄的人们同室操戈，且迅速升级。好事者“王王、张张、王张、张王”地派对，或火上浇油，或伤口抹盐，或兴风造沫，或浑水摸鱼，硬是要看个来劲儿。当事人虽然竭力控制自己仍然压抑不住内心强烈的震怒，沉寂多年的文坛终于再度翻腾起来。
如果熄下当事人噼啪燃烧的无名业火，如果拂去传媒界鼓噪起的多余的泡沫，冷静下来清醒地看一看，这场文坛纷争决非无谓之争。这场纷争涉及的问题之重大，使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在我看来，这也许是由二十年前开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造山运动”的继续，是中国当代文坛地层深处几大板块的一次冲击搅动，这是一次真实的、猛烈的、不以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痛苦但意义深远的“地壳运动”。
开始我很不理解，而且有些忧心忡忡，这些同样优秀并且如此亲近的人们为何如此愤懑震怒？现在我知道了，那也许就是原初他们曾经拥有太多的亲近的感情。这感情曾经遮掩了他们在文学观念、生活观念、社会观念上的许多分歧以及文化、教养、个性、风格上的许多差异。一旦摩擦出现，原先非常亲近的感情就会化作更加痛苦的感情、更加愁怨的感情，几乎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切肤之痛。
截止目前，这场文坛纷争实在太情绪化了，以致表层的过激言语、舆论泡沫遮蔽了它内在的深刻涵义。
就像地层深处的地壳运动一样，矛盾与差异、分歧与冲突是早就存在着的。粗略地看，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不同的创作流向大约可以区划出这样几个大的“板块”：
1、创作主体们的人生道路坎坷，社会阅历丰富，政治热情高， 意识形态性强，颇具正义感与使命感，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张文学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服务大众、推动历史。他们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创作手法更多地受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高尔基的熏陶，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真诚善良的读者，在文坛享有稳固的信誉。
2、这部分作家更看重主体人格的独立， 清醒地保持与社会大众的审美距离、批判距离，追求文学的精神品位，执着于终极价值与彼岸世界的寻觅，乌托邦式的幻想和热情多于对现实人生的认同，肩负着沉重的十字架，道远任重、曲高和寡，活得很不轻松。被他们引为同道的域外小说家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加缪、略萨、福克纳、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
3、这是一些比较起来更为年轻的作家， 因其年轻而缺少因袭的历史重担。对于他们说来，“终极的价值”与“永恒的意义”不过是子虚乌有，文学的目的是不懈地拆除与消解而不是什么寻找与重建。他们倾心于小说文体的实验，语符的选择、叙事的竞技就是文学的一切。历史没有目的，存在没有意义，人生没有彼岸，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活着就是面对荒诞。然而，精湛的技巧、精致的文体依然掩饰不住他们的虚无和悲哀，而在浓重的虚无与悲哀后面又传递出精神挣扎、灵魂呻吟的信念。
4、在这一板块中亦不乏女性作家，更具生存的柔韧性与适应性。 在这一部分作家看来，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不过是一些令人痛苦的幻影，先锋派的激进超越终究也挣不脱生活的平实平庸。真正的生活在哪里？不过就是“打扫厕所洗尿布”、“打酱油买煤气切豆腐剥葱”，就是对真实的日常琐杂生活的认同。他们有些像被现实生活“招安”了的造反派，并不十分情愿地放弃了关于生存的精神性思考，重新回归到世俗生活中，他们的文学也回到对生活的再次写实之中。这也许并非颓唐失意，而是生存的另一种智慧。
5、这一部分作家与前四类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的特点是自觉主动地与当下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认同，既反对旧体制中的僵滞保守，又厌恶知识精英们的虚无浪漫；既调侃执政的主流意识形态，又戏弄严肃的精神思考，他们更关心的是世俗的幸福与当下的功利，他们的创作已成功地纳入“商品文化”的运行轨道，他们细心周到的策划与才华横溢的操作，使他们在文化消费的浪潮中成为时代的骄子，一旦社会转型成为定局，他们便可能成为新的社会体制中的主流。
这里把当前的中国文坛划分为五大板块的作法，不免有生硬机械之感，这不但因为每一板块中的作家彼此依然存在着千差万别，还因为有一些作家显然可以横跨于诸多板块之间，还因为五大板块之间总有些割切不断的犬牙交错，还因为除了这五大板块之外可能存在着其他一些隐形的、潜在的板块……即使权且把中国当代文坛仅仅看作是这样五大板块的存在吧，那么文坛上的碰撞、震荡、崩裂、坍塌、再造、创生都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地壳内的这种深层运动，由倾斜、撞击而达成新构架新平衡，不正是文学生命活力的显现吗？现在，中国的文学已经无须再凭借外部的力量——比如行政命令或商业广告——而是仅仅依靠自己内部的力量，就可以打破旧的定势，营造新局面，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进步，对此我们应当具备清醒的认识。
说到“平衡”，也许我们把文学运动比作地壳内板块的物理运动是过于简单化了。虑及文学创作的复杂性、虑及创作主体的有机天性，文学的天地可能更像一座生机盎然的热带丛林，文学的生态更接近于自然的生态。置身于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一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的文学家们也可以看作一个“生物群落”，文学家与文学家之间以及文学家与其环境之间构成的功能体系也可以看作一个“生态系统”。
在自然界，一个生物群落中的生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差别，不但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你不可能想象一座丛林中只有狮子或只有兔子，果真到了那时，狮子、兔子以及整座丛林差不多也就到了末日。从生态学的立场看，差异首先是生存的前提，而且是共生的前提。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在一座丛林生态系统中，从蓝天白云、土石山泉到竹木藤萝、腐草苔藓，从鹰隼鼠兔到金龟子，直到细菌、微生物，全都相克相生、相峙相依地处于同一“有机整体”中，屎壳郎的退席或兔子们的超生都会影响到这座丛林的健康存在。我想，文学的生态系统也应当是这样的。推而广之，人类的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也应该这样。
对于“文学界”这一独特的生物群落来说，更要紧的是：一，承认差别；二，各归其位。异类并存、多元共生，让文学生态系统内部的制约机制自然地发挥效用，才能够维护文学田野上的无限生机。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残酷斗争曾经给我们即将告别的这个世纪带来太多的灾难，饱受其害的人们不该重蹈历史的覆辙。“交往、对话、和解、整合”将成为新世纪的人类精神。真理，不再存在于某个被绝对强调的局部，却有可能存在于每个局部之间充满张力的动态融合过程中，存在于每一个“不和谐的和谐”过程中。
这样讲并非无视于文学活动中的差异对立矛盾冲突，反之，恰恰正是因为有了这许多的差异和冲突，交往、整合、平 衡、谐调才成其为可能。比如，尽管我们采取最为宽容和解的姿态，前文所述文学地壳内五大板块的撞击仍然是难以回避的。
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也许至今还没有摸索到文学论争、学术论争的“游戏规则”，弄得不好，便把一盘好棋下成一盘臭棋，把生态平衡折腾成生态困境。撇开以前的种种“大批判”式的文艺论争不说，三十年代的那场“两个口号的论争”与八十年代的“现代派文学论争”，都没有争出个理论昌盛、创作繁荣。
文学丛林中应有的游戏规则，我临时想到的，至少有这样三点：
一、多元共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事实，但其中的“一元”必定须是真正的一元，而不能鱼目混珠、滥竽充数、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即使是一只蜣螂吧，也必须是一只真正的蜣螂，而不能是伪劣产品冒牌货或一只人造机器蜣螂。七十年代围绕着语言问题曾爆发过一场皮亚杰对乔姆斯基的论战，虽然一位已经是满头银丝的老人，一位是血气方刚的后生，但两位都是自己所属学科的带头人。一位是“发生认识论的大师”，一位是“语言生成理论”的巨擘。这场争论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对自身思维活动、言语活动的认识，从而把世界上心理学、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准。如若不是这样，换成《水浒传》中青面兽杨志与市井泼皮牛二的撕扯纠缠，结果便很可能是这位杨大爷一时情绪冲动挥刀砍下牛二的首级，不但滥杀了一条生灵，自己也给自己平添了许多麻烦。
二、争论的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学术分歧与人格独立并行不悖。或曰：不以朋友情谊放弃学术立场，不以见解不同损伤朋友情谊。气量的大小与眼界的广狭与人格的高低常常是一致的。
尊重自己的对手，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美德，“谩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即使对阵交兵的敌国，有风度有教养的大将们在厮杀之前也还要拱一拱手，道一声“失敬了”。当代文坛上的文化人一旦发生碰撞、一旦展开论争时，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大将风度”呢？
三、参与论争者不可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看重胜败输赢，“胜者王侯败者寇”如果不适用于政治斗争，那么更不适用于学术论争，对于一场具有学术高品位的论争来说，重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结果得出的谁胜谁败，而是双方讲清自己的“道理”的过程。论理讲道，其实要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表态艰难得多。那需要既吃透对方的观点和依据，又不断检讨深化自己的见解和发现，使相互争论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许多年来，我曾为一场“史诗”般的学术论争发生在物理学界而不是发生在文艺学界感到遗憾，那就是在现代物理学中，分别由爱因斯坦与玻尔为代表人物的关于“量子理论”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严肃性关系到人类对世界本质所作的划时代的阐释，甚至关系到“上帝的脾气”和“宇宙的起源”，即“上帝”在创世时是“精心设计”呢还是“乱掷骰子”？两军对垒，寸步不让，论战是如此激烈：面对强悍的对手，爱因斯坦日夜忍受痛苦的折磨，他急切地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实验，试图坚守严格的因果性规律以否定玻尔们的“测不准原理”。而玻尔们反倒运用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最终驳倒了爱因斯坦。争论相持了三十多年，直到爱因斯坦临终之际，他仍然拒绝全部接受玻尔的理论，而在爱因斯坦逝世之后，玻尔们要想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仍然不能绕过爱因斯坦，仍然需要继续与爱因斯坦的幽灵作战。据说，在玻尔去世的前一个晚上，他还在自己工作室的黑板上计算着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正是这样的一场论战，揭开了量子物理学的新纪元。
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为什么就不能有这样的一页呢？当然，文学论争与科学论争不完全相同，文学上的是非曲直不会像科学中那样界限分明，争论的结果也不会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互补、协调、相映成趣、相悖相成。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学艺术方面的论争就应当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更为生动的前景。在世界文坛上，布莱希特与卢卡契的那场争论，就可以作一个证明。
目前中国的这场文坛纷争，已经触动了文学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精神问题”、“价值问题”、“民族问题”、“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乌托邦问题”、“话语问题”、“经验问题”等，遗憾的是这些已经凸现出来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争论双方“文攻武卫”的气概淹没了，被一些浑身是胆的哥们儿意气搅浑了。但引发这场纷争的潜在的矛盾冲突不会消失。对这些潜在的动力机制进行一番探究，发掘出其中深蕴的时代内涵与精神内涵，这场纷争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文学史”层面上的意义。